“我觉得他在占便宜”好人被枪指着，已经是常态

这就是好撒玛利亚人法和坏撒玛利亚人法的区别：

《善良的撒玛利亚人法》（Good Samaritan laws），是关于在紧急状态下，施救者因其无偿的救助行为，给被救助者造成某种损害时免除责任的法律条文。美国联邦和各州的法律中都有相关的法律条款，有的叫《好撒玛利亚人法》，有的称《无偿施救者保护法》。

《善良的撒玛利亚人法》对于陌生人对受伤者进行紧急医疗抢救中出现的失误，一般给与责任上的赦免，对于造成的伤害不需要付法律责任。这种情形必须是在紧急事件发生现场，而且这种救助是无偿的。

《邪恶的撒玛利亚人法》(Bad Samaritan’Laws）美国法学教授Joshua Dressler发表了一篇名为“Some Brief Thoughts (Mostly Negative) About‘Bad Samaritan’Laws”的文章，其中详细介绍了美国的见危不救罪，即“坏撒玛利亚人法”。“坏撒玛利亚人法”规定了个人（具有责任能力的一般主体）于知悉他人处于遭受严重人身伤害的危险时，在其力所能及且不会遭受损害及危险的情况下，必须给予他人以合理、适度的帮助，否则就能构成犯罪。Joshua Dressler教授在文中例举了对“坏撒玛利亚人法”赞成及反对理由。赞成“坏撒玛利亚人法”是因为报应刑理论可以使“坏撒玛利亚人法”正当化。文章将报应分为两种：一种是因见危不救者的责任（罪过）而产生的报应；另一种是因不救助、不作为而造成危害所产生的报应。这种观点要求见危不救者只需具备必要的恶意（排除了意外事件等）并造成了社会危害即可被处以刑罚。需要说明的是，此处要求的社会危害是指见危不救者的不作为行为造成的危险。而文章中反对“坏撒玛利亚人法”的理由如下：1．“坏撒玛利亚人法”的罪名暗示了它是惩罚见危不救者自私冷漠的人格，偏向于主观的因素，但是现代刑法要惩罚的，是客观的犯罪行为，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坏人”；2．“坏撒玛利亚人法”将刑罚误施予无辜者的可能性很高，现实中不作为的主观原因有很多，比如不作为者没有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他没有看到被害人，或者他走神了，以上这些都是不作为者的主观意识，很难被外人所感知，如果审判人员错误认知或推断了这些要素，就很有可能对无辜者处以刑罚；3．与作为犯及现行刑法规定的不作为犯相比，“坏撒玛利亚人法”规定的不作为显得模糊、难以判断。现有的不作为犯存在着先前行为、特殊的法律关系、法律行为等客观的标准，而“坏撒玛利亚人法”所设置的救助陌生人义务以及与之相伴的刑事责任是不确定的，缺乏客观标准的；4．如要严格认真地履行该法，将花费巨大的成本用于调查与诉讼等；5．“坏撒玛利亚人法”所规定的救助义务是一种积极义务，它可能会严重限制人们的自由。刑法只规定了人不应去伤害他人，不应该强迫人们成为一个“善人”，如果制定“坏撒玛利亚人法”，就意味着对道德义务的重视超过了对自由的关注。总结Joshua Dressler教授文章的观点，其对见危不救入刑是持反对意见的。首先，从犯罪的本质来看，一般主体见危不救的不作为不具备犯罪的本质，不应用刑法来规制。犯罪的本质是对法益的侵犯，这要求犯罪行为（包括作为犯和现有的不作为犯）要对法所保护的生活利益造成侵害或引起危险。而见危不救的不作为并没有对法益造成额外的侵害或者说该种不作为并没有使得对法益的侵害加重，例如：甲故意杀害乙，被路人丙看到，丙出于冷漠的态度没有及时报案，最终乙被甲杀害。在这种情况下，丙的不作为与丙没有恰巧路过所造成的最终结果是一样的，也就是说丙的不作为没有使得结果恶化，乙死亡的结果是由甲的行为造成的，法益是由甲侵害的，没有侵害法益的丙为什么要承担刑事责任？既然说见危不救行为并没有对法益造成侵害，那么见危不救罪实际上惩罚的是见危不救者冷漠的人格，这种立法理念实际上反映出立法者刑法主观主义的基本立场。但是，我们设想一下，如果因为见危不救罪的设立，使得刑法能够将冷漠的人格作为矫正对象，进而对冷漠的人定罪量刑，那么就有可能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即立法者有可能会因为舆论或情感原因，也将懒惰、傲慢、愚蠢等一系列恶的人格定为犯罪人格而入刑加以矫正，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就会造成刑法公然侵犯人权的结果。其次，“坏撒玛利亚人法”违背了罪刑法定原则。罪刑法定原则不仅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这样的适用刑法的原则，它也是制定刑法的原则。这里“罪刑法定”的“法”不是指的刑法典或刑法规范，不是说一个行为只要被刑法典所吸收，就成为一项正当的罪名，这里的“法”指的是刑法的法理、原理，如果一项罪名不符合刑法的原理，那么即使它已成为刑法典中的条文，也是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一般主体见危不救的不作为并没有对法益造成额外的侵害，因此将其规定为犯罪违背了刑法的原理、本质，进而违反了罪刑法定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