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上野千鹤子和北大生想到《再生缘》和《笔生花》
对于上野千鹤子和北大女学生对话，网上颇多争议，其中最突出的莫过于女性中的不婚主义者和家庭主义者的争论，这样熟悉的论调，让我想起了在几百年前的清代，发生在《再生缘》和《笔生花》这两部女性弹词作品之间的对抗。《再生缘》中的孟丽君很显然就是一个坚定的不婚主义者，她为了救父亲，女扮男装中状元，还当上了宰相，但后来为了继续在宰相的位置上坐下去，她想尽办法和所有人对抗，为的就是不嫁未婚夫皇甫少华，于是故事在孟丽君的以死抗争中结束。但在那样一个保守的时代，不是所有女性都能接受孟丽君的不婚主义，于是就有了之后的《笔生花》。《笔生花》的作者邱心如在故事的序文中提到，她写此书的目的就是因为她不满《再生缘》的婚姻观念，所以她也写了一个女扮男装的女状元姜德华，但却在姜德华为父亲平冤、建功立业之后，让她的女性身份被拆穿，脱下官袍回归家庭，从此相夫教子，不再过问家庭之外的事情。
也许有人会奇怪，为什么同一个时代会有如此不同的两种声音，但回望历史，不难发现，只要有迥异于时代的女性观念出现，就一定会有反抗传统和坚持传统两派的争论，所以如果一个时代出现了《再生缘》，那也自然会出现《笔生花》，这些都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而类似《再生缘》和《笔生花》的争论，最早可以追溯至明末清初封建社会的女性意识觉醒的时期，这个时期出现了一个标志性的人物，那就是集诗人、词人、画家、书法家于一身，与柳如是、王端淑等女性著名人物都有交游的才女黄媛介。由于父家和夫家过于贫困，又加之战乱，黄媛介不得不外出卖画以养家糊口，作为一个原本被期待困于家庭的封建女性，却走上了职业女性的道路，这无疑是对当时男主外女主内观念的莫大挑战，故时人俞右吉指责黄媛介：世徒盛传皆令之诗画，然皆令青绫布障，时时载笔朱门，微嫌近风尘之色。一句近风尘之色，不仅仅是讥讽黄媛介妇道失守，更是因为其时常在外抛头露面，直接把她和柳如是这样的妓女相比了。俞右吉之顽固，可见那时指责黄媛介的人，还是以为维护传统秩序的男性为主，但及至邱心如写《笔生花》，却是连女性也加入到了对《再生缘》的抨击中，邱心如恐怕无论如何也未曾想到，她对于传统观念的坚守，反倒使之扮演了一个维护传统秩序、为顽固男性代言的角色。
所以，究竟是因为什么，使像邱心如这样一位有才华且婚姻失意的女性，成为了一个坚定的家庭主义者？在明清时期，受大环境影响，坚持家庭主义的才女其实并不在少数，而因为坚持家庭主义而成为道德典范的才女恽珠更是成为了时人眼中的榜样，故邱心如写姜德华，或许是以恽珠这样的人作为理想自我的投射，从而实现错的不是环境，错的是我无法成为像恽珠这样的人的向内归因。然而恽珠之所以对传统家庭观念产生高度认同，并非是出于宏观视角的思虑，而是基于个人人生经验所作出的选择，也就是说，当一个人的善言善举和价值观念，能且只能在传统的家庭的话语体系得到高度赞扬时，她自然会通过维护这个体系，来赋予自己过去几十年的人生经历以意义。所以说，恽珠几乎是带着几分的清醒和十分的自尊走入到这个对女性明褒暗贬的家庭评价体系中，如果说恽珠有罪，那么她只罪在骗过了自己，而那些别有用心、把恽珠捧为道德典范的道学家们才更应该是罪魁祸首。与《笔生花》中的姜德华一样，恽珠也在她的人生中呈现出了既投身于传统家庭，又希望能够作为一个女性自我实现的割裂，而这种割裂一部分来自于她自身的矛盾，但更大一部分是自相矛盾、无法自圆其说的女性社会评价体系施加在她身上的。后世的女性提起恽珠此人，首先想起的却不是她对于传统家庭观念的完美实践，而是她花费十年编撰的那部，在女性文学发展史上具有独一无二的地位的，清代闺秀诗歌总集《国朝闺秀正始集》。传闻，在恽珠刚开始着手编写这部集子的时候，当时的女诗人们，不论名气大小，都争相把自己的诗稿寄到恽珠家里去。虽然恽珠自身是传统三贞九烈观念的宣扬者，但编选诗集时却十分公允，故因诗才而破例被她选入集子的不乏一些青楼女子和女尼，而且，在选入弘扬妇德的女性诗歌的同时，恽珠还选入了大量体现女性文人潇洒风神的诗歌，后者的数量甚至超过了前者。总观这部集子，其选入诗歌种类之丰富，使之成为了研究古代女性生活的重要史料。可见，虽然恽珠是一个家庭主义者，但因其有着能够容纳与她不同的观点和接纳与她不同选择的女性的胸怀，而使之为清代女性主义的发展，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
同样，邱心如虽然不认同《再生缘》中的婚姻观念，但她对《再生缘》中的希望女性可以参政的愿望是予以了肯定的，她甚至在《笔生花》里通过姜德华，把《再生缘》的孟丽君没有说出来的话说了出来，她说：老天既产我英才，为什么，不做男儿做女孩？这一向，费尽辛勤成事业，又谁知，依然富贵弃尘埃。
可见，《笔生花》和《再生缘》虽然在婚姻观念上不同，但它们并非是绝对对立的、非此即彼的关系，《再生缘》主张不婚主义，不意味着这部作品宣扬的一切都更为进步，《笔生花》主张家庭主义，也不意味着这部作品宣扬的一切都更为落后。
而且，即使选择不婚主义，也并非意味着可以完全脱离时代，例如《再生缘》中，也是有一些非常典型的封建社会吃人的情节的，而且还是女人通过认同男权主义来吃女人。其第三卷写道：锦筝瑶瑟俱流泪，恨杀喽啰近了身，既在山中无可奈，少不得，轮班出入尽辛勤。
这里写的是皇甫长华和她的婢女，被山寨大王所劫，因山寨大王也是朝中官员之后，落草为寇，所以皇甫长华因其贵族身份而得到礼遇，但她的婢女却被喽啰强奸了，皇甫长华对此却是缺乏同情的，她唯一只关心的，只是婢女们能不能在喽啰的威慑下，尽快前来侍奉于其左右。《再生缘》中所写的这种上层女性对于底层女性的压迫，简直到了一种可憎的地步。而其主张的不婚主义虽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这样一种对于未来有更多选择的愿景，在作者陈端生眼中，大抵也更像是上层女性的专属品。
相比之下，《笔生花》却反而呈现出了更多对底层女性的同情。其中塑造的贫苦女性慕容纯令人印象深刻，她被拐骗卖身为娼，又被鸨母灌以哑药，后来被女状元姜德华所救，留在身边做她的婢女。二人情同姐妹，姜德华后来还想办法治好了慕容纯的哑病。至少在姜德华进入婚姻之前，她对于女性在男权之下普遍的悲惨遭遇是怀有一颗悲悯之心的，而她与慕容纯之间跨越等级的女性友情，也让人为之动容。
然而，就在姜德华进入婚姻之后，她不但失去了之前对底层女性的悲悯，而且还变身为了男权主义的帮凶，为了帮丈夫纳妾，甚至不惜对其他女性极尽欺骗、讹诈、胁迫之能事，可笑的是，她所做的这一切，却都只是为证明自己是一个贤良淑德的妻子。但就是为了成为一个所谓的好妻子，她放弃了自己远大的志向，放弃了独立的人格，放弃了对弱者的怜悯，也放弃了自己曾经所拥有所坚持的美好的一切，何其可哀？
如果说恽珠能够成为女德典范，得益于她有幸处于一个幸福的家庭，那《笔生花》则让我们看到婚姻不幸的女性是何其普遍，或许连邱心如自己也意识到了，家庭主义的观念，并不总能引导一个女性在男权制度下过上幸福的人生。但即使是在婚姻不幸的情况下，旧社会的大多数女性还是坚定不移地维护家庭主义，这种维护甚至到了一种自我迫害的地步。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清代女诗人汪端。汪端是清代名震一时的才女，她以惊人的学识完成了首部由女性身份来品评男性诗文优劣的《明三十家诗选》，堪称文学史上一部开创性的巨著。然而就是这样的一个女性，也同样受困于封建社会的婚姻制度。首先是她不得不维护一夫多妻制度，接受丈夫纳妾，其次是她在丈夫死后坚持守节，而且对女性守节的行为进行褒扬。再则是她受困于社会假母职之名对女性的限制，深感自己作为女性个体对社会活动的参与缺乏正当性。汪端感受到，即使她的所作所为是为了自己的孩子，也还是有许多非议也如影随形的伴随着她。
故她写下一篇《饥鹞行》，可谓道尽了从古至今，身为母亲的事业女性内心的纠葛。诗中这样写道：
悲风萧萧掩残照，前飞冻雀后饥鹞。冻雀何局促，饥鹞太残酷。鹞兮尔本无心搏击妖鸟族，但思暮掠鸡雏朝攫肉。营巢哺子徒纷纭，众禽侧目羞为群。只能凌暴空城一冻雀，怒眸霍霍何足云。君不见，建儿腰边悬劲弩，欲射汝身充鼎俎。又不见，海青北来势如虎，玉翮排云将击汝。苍鹰肃肃横高秋，逢春亦化林间鸠。况汝爪嘴本非利，贪而好杀天所尤。南山老树蔽风雨，大可潜棲挟俦侣。野田啄粟远祸机，何必苦与鸱枭争腐鼠。
汪端不像恽珠，可以在幸福的婚姻中对女性面对的种种矛盾做到圆融自洽，相反，生活中的种种不幸遭遇，使汪端心中的矛盾愈演愈烈。就在她的丈夫去世，儿子身患重病之后，她越发相信才女薄命的传闻，在内心无与伦比的煎熬中，她终于动手烧掉了自己的一部巨著《元明逸史》，一部具有开创性的，由女性所写的历史小说就这样付与了一片灰烬。汪端的际遇是令人扼腕叹息的，但汪端的困境也是同时代无数才女的困境，把婚姻与事业剥离的割裂的女性评价体系于个人的影响，在汪端的充满矛盾的悲剧人生中，可谓是展现到了极致。
而同样的割裂也可见于主张不婚主义的女性身上，主要体现为行为与思想之间的矛盾，也就是一个女性可能做出了看似十分进步的行为，但她的思想未必足够进步。
在李清照的一篇文章中，我们可以读到非常少见的，女性对于家暴的描写：遂肆侵凌，日加殴击，可念刘伶之肋，难胜石勒之拳。
单从李清照主张和家暴自己的丈夫离婚的行为看，这个行为的确十分女性主义，但她对自己的这一行为的评价，却也十分不女性主义。同样在那篇文章中，李清照这样评价自己：责全责智，已难逃万世之讥，败德败名，何以见中朝之士。李清照虽然做出了逃离婚姻的行为，但她同样也受传统家庭观念的影响，这也体现在她的其他社会行为中，比如她在给使官的上诗里这样写道：闾阎嫠妇亦何知，沥血投书干记室。可见即使做出了不婚主义的选择，李清照对女性的定义依旧还是逃不出家庭主义的囚笼，可见，不管是不婚主义，还是家庭主义，都只是一种选择，一种处境而已。但不管是哪一种处境的女性，都处于由相同的话语体系缔造的困境之中，这个困境也既是女性主体和女性的自我实现之间的割裂。
但也有女性敏锐的察觉到了这个困境，并且把它指了出来，即使她从未做过所谓的惊天动地的进步行为。朱淑真在《自责》中写道：女子弄文诚可罪，那堪咏月更吟风。磨穿铁砚非吾事，绣折金针却有功。
朱淑真所提到的绣折金针，也是暗指封建社会男耕女织的生产秩序，她是少见的站在女性生产力的角度，来思考女性处境的女诗人。朱淑真爱诗词、爱历史、爱与人交游，生于闺阁之中，却关心底层百姓的命运，作为贵族女诗人，却行走于市井之中的，婚姻不幸，却从未放弃坚持自我。她用一生证明了，不管一位女性处于何种处境，也依旧可以持不轻向权利话语妥协的独立人格，像一个真正的人一样活着。
而在朱淑真去世一千年后的今天，在时代不断向前的浪潮中，我们可能会为了顺应时代发展而做出一些激进的行为，但不管是选择哪一种主义，都应该要落实到具体的女性身上，要让参与其中的女性能感到自己像一个真正的人一样活着，不受任何欺瞒与蒙骗，方能算其可行。
比如，我们要如何才能使被家暴的女性从家庭中逃离出来？我们要先看到一个女性被家暴是多重因素导致的，所以我们也要从几个方面来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通过底层女性的呼吁和中上层女性的努力使婚姻法往两性平等的方向进一步完善。其次，要着力于改变社会中每个人头脑中普遍存在的不平等的性别观念，予以被家暴女性更多的舆论上的包容。同时，被家暴女性自身也应该要改变其对婚姻的观念。再次，被家暴女性要自我反思，从过去的经历中成长起来，形成不依赖于他人，有独立自我的人格。只有以上三个问题都解决了，被家暴的女性才能算是从身到心，都从那个暴虐的家庭中逃离了出来。
当我们在谈论一个和女性相关的问题如何解决时，往往只看到其中一点，而忽视其他几点，使问题的提出和其解决都变得肤浅化，而无法在现实中使问题得到根本的解决。
在我看来，相比于前两点，第三点更加的落实于女性自身，却反而是许多女性主义议题中最容易被忽视的。试想，如果一个女性容易陷入困境，那么即使她不陷入婚姻的困境中，她也可能会陷入其他的困境中，如果一个女性容易陷入焦虑，那么即使她不陷入容貌焦虑中，她也可能会陷入其他焦虑中。我们只专注于一个问题，无异于再一次把女性困锁在一个地方，而不是把女性解放为作为一个人的存在。但其实我们现在所追求的一切自由，都是为了通向最终的灵魂的自由。而只有一个人明白那样的自由是怎样的，才能基于对自由的向往做出反抗，而不是用一道新的枷锁去反抗旧的枷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