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的中国起源已被篡改——康德的种族主义是罪魁祸首

原作者：诸玄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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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提示：西方哲学（希腊哲学和欧美哲学）最初来自非西方，主要是中国；若从其挪用中国古籍和表意概念来看，它是100%的“西学中源”。这大抵是18世纪末之前的近代西方之共识，而后此种“舶来品”则被用种族色彩加以涂抹、包装，就成了“西方特产”和“希腊起源”。从此，西方中心论的哲学体系（包括“希腊哲学”）喷薄而出、喷云泄雾——更加寄生于东方而畸形膨胀。】

 

 

       直到18世纪下半期，所有西方学者都同意“哲学存在于欧洲以外的文化中”，斯宾诺莎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而莱布尼茨则将中国视为“哲学的土地”（land of philosophy）。——夏威夷大学教授珀金斯（Franklin Perkins）。

       （18世纪末的西方）中国与希腊的角色发生了互换：原先，中国一直被公认为人类智慧的发源地；现在，古希腊人被尊崇为世界最伟大的导师。——德国教育家赖希韦（Adolf Reichwein, 1898—1944）

       竟然没有人质疑苏格拉底的存在，他留下任何书面记录了吗？……像《易经》和《道德经》这样的文献，包含了许多西方哲学的核心思想。……荣格（Carl G· Jung）称，《易经》才是一本“爱智慧”的书。……然而，欧洲人则倾向于掩盖“东方赐予”。——英国哲学杂志总编科恩（Martin Cohen）

       整个希腊思想史都是通过种族主义的棱镜，而折射出来的（the entire history of Hellenic thought was refracted through the prism of racism）。——巴黎大学教授沙普托（Johann Chapoutot）

       主流西方的哲学是狭隘的、缺乏想象力的、甚至是仇外的，……陷溺于“白种人优越论”，断言非高加索人缺乏哲思；……康德是出了名的种族主义者，他宣称：“白种人独具天赋，……整个东方找不到哲学，……优雅与美德从未进入中国人的头脑”。——美国学者哲学家（B. W. Van Norden）

 

（一）概述哲学源头转换的原因和过程 

       “用中国取代‘希腊’成为（西方）古代的实体”。这是美国诗人庞德（Ezra Pound, 1885—1972）生前的呼吁。其历史背景是，在中国于1919年前后掀起反传统、弃历史的新文化运动的同时；西方知识界却相背而行——“回归东方”，包括文学艺术领域之迷恋中国文化与文字，乃至“寻根华夏”。它在相对较小的程度上再现了18世纪的“中国热”（包括“中国风”和启蒙运动）——西方在人文、科技、知识、文艺和制度以及物质文化上，全面“复制中国”。

       在17—18世纪，大多数的欧美精英都认同：欧洲文明不是“自我生成”，而主要是从中国学到的。就像伏尔泰所说：“文明、科学和学术及其发展，都是开始于古代中国；而直到最近，它们才在我们欧洲出现。”“东方是所有艺术的摇篮，西方的一切都由此而来”。亦即，法国汉学家艾田蒲的《中国之欧洲》书中所言：“中国，……数千年来对我们星球上的文化与科学作出了最大贡献的民族之一”；因而，“（欧洲）一切立法、政治、经济及社会活动之准则……，若不是从孔子那里拿来，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至于哲学，尽管西方伪造了巨量的“古典经典、名人名著”，我们亦能揭示其真相：“西方哲学”几乎100%是“华夏赐予”！而西方哲学及哲学史产生的前提，则是莱布尼茨从中国借取了六要素：（1）“表意”概念（哲学语言）；（2）自然神（自然哲学）；（3）普遍主义（抽象性）；（4）辩证法（阴阳思辨）；（5）形而上（“道”的形式）；（6）逻辑（包括“逻各斯”）。详见笔者最近论文《西方哲学的中国起源——希腊哲学是基于中国资料的近代伪造》（在西史辨伪公众号首发）。

       在18世纪末之前的近代西方，其精英几乎公认“哲学来自东方”。1687年在巴黎问世的《中国哲学家孔子》（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是西方哲学诞生的前奏，它使儒家被奉为“纯粹哲学智慧的伟大楷模”。在1700年左右，莱布尼茨与耶稣会士达成如此共识，即科学、哲学和数学以及其他人类知识均源于《易经》，而它的作者伏羲则是全人类的“哲学之父和创始人”。

       按照几位国外教授的说法，传统中国是“哲学家的实验室”，而欧洲启蒙运动则是一次她的“哲学思想实验”。所以，“莱布尼茨曾直接与几位耶稣会士联系，要他们从中国引进实践哲学。”

       最早可考的“希腊哲学”是1758年在阿姆斯特丹出版的第欧根尼·拉尔修著《名哲言行录》（法文版，介绍了200余位“哲学家”）。但它真的来自“古代”吗？倒像是出自“孔门”！因为该书中以长篇大论介绍孔子或儒学，苏格拉底的故事情节与《论语》相仿，而全篇的表达方式则都是使用新语义、新概念（“汉字表意”或“汉语密码”）。在此解释一下“希腊语”（希腊文），它的前身是出现于中古后期、源于亚美尼亚的宗教性（东正教）用语，不能表达世俗生活与现实世界。因而在17—18世纪，“希腊语是死语言（dead language）”。今天的希腊语（包括“古典希腊语”）是被改造过的升级版。

       美国北卡大学教授黑德利（John M. Headley）对1758年版《名哲言行录》的评论是：启蒙运动对儒学挪用最显著的例子，就是1758年在阿姆斯特丹出版的第欧根尼·拉尔修著《名哲言行录》；在这部关于西方古典时代的思想家列传中，能够发现长达90页是叙述孔子或儒学。通过将他（它）与西方“古典传承”相结合，建起了一座通往中华文明的桥梁，旨在把“中国”（知识）融入欧洲文明，从而使后者拥有与前者同样的自然法与文化标准。

       再来看它的时代背景：在启蒙运动的前期，出自神职学者之手的“古希腊”，被斥责为“神学附庸”，甚至亚里士多德被视为“科学革命的敌人”和“现代科学的大敌（arch-enemy）”。因而在当时，若非借势于孔子这位“启蒙运动的守护神”，“古希腊”则很难登上学术殿堂。启蒙思想家们“只认孔子或中国”！需要说明的是，今天流行的《名哲言行录》已被反复修改和充分融合，以致很难从中找到任何“中国元素”了——船过水无痕。

       有必要区分18世纪末之前和之后的“古希腊”：一是神职学者所草创，体量小，但基本上是反动的；一是它被西方中心论所扩充，其特点是“现代性”——同构于19世纪的欧美文明。

       而另一个18世纪末的分水岭则是本文的主题，那就是在哲学上“东方不亮西方亮”——欧洲中心主义及种族主义在这个时段，开始改写历史——把哲学起源从东方或中国置换为“古希腊”；并且把西方以外的人类社会，从哲学及哲学史领域扫地出门。

 

（二）西方中心论对“古希腊”的宏大建构 

       新罕布什尔大学的哲学家杜塞克（Val Dusek）说：“古希腊”在近代西方，从早期的“不值得相信”（untrustworthy）到19世纪（帝国主义时代）摇身一变，成了文明和文化以及艺术的“最高点”。为何发生这般丕变？

       美国范德堡大学的哲学家奥特洛（Lucius Outlaw）指出：从启蒙运动到19世纪，西方形成了一种支持欧洲中心主义及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它通过编造下列神话而被合法化和制度化：（1）讲述“古希腊”辉煌祖谱之“不朽西方”的故事；（2）把欧洲白人与有色人种确定为“天然的”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

       而最深刻揭露“伪希腊”（PseudoHellenic）的国外学者之一，则是埃及经济学家、法国多所名校教授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 1931—2018）。我们对其著作《欧洲中心主义》做摘录如下： “启蒙运动……赞扬‘重新发现’古代希腊—罗马。”// “即使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利用了‘古代希腊—罗马’，但是，他们的最初动机不是要虚构‘西方文明谱系’，而是为了批判教会蒙昧主义。”// “‘希腊源头’这一神话，在西方中心论的结构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它宣称，希腊是理性的哲学之母，而东方则从未臻于形而上学。”// “揭穿西方中心论历史学和它的开始于‘伪希腊’这一假谱系（fake genealogies），……后者根植于种族主义或白人中心主义。”// “与古希腊祖谱和印欧种族主义一样，基督教（古代）‘智者’也是一个被重建的神话。”// “19世纪的‘希腊热’（Hellenomania）是被种族主义和浪漫主义所合力推动的。”// “事实上，希腊—罗马的奴隶制及其的封建制，都是19世纪的杜撰。”// “……从古希腊到古罗马，再到封建制的基督教欧洲，最后到资本主义之欧美，这一“西方历史”是按照以欧洲为世界轴心的愿景，而被设计出来的。”// “‘希腊源头’是一个被西方历史学发明的神话，旨在展示从古希腊、古罗马，到封建基督教欧洲，再到近现代资本主义，这样一个进步主义的历程。”// “作为意识形态构建的产物，与现代性原则相似的‘古代’希腊和罗马，被宗教蒙昧主义埋葬于‘中世纪’——‘古代现代性’与‘新现代性’之间的中间阶段；然而，这是一个……服务于政治的荒谬说教，它反过来又奠基了西方中心论。后者宣称：回到过去，追溯到它的源头；从那儿走来，因而就有了‘文艺复兴’。……这个神话般的认知结构支撑着欧洲文明的假谱系，……却展现出一个完整的‘历史’序列。”// “由于（19世纪）欧洲资产阶级不信任、甚至蔑视基督教（圣经神话），才使‘希腊神话’（故事）急剧膨胀起来。”

       美国陶森大学的哲学家穆伦吉（John Murungi）警告：“让我们注意西方哲学观念在骗局中所起的作用，……我们需要不断提醒自己，希腊不是西方哲学的摇篮（Greece is not the cradle of Western philosophy）！”

       哪来的（古代）“希腊哲学”？要有，或是属于旧神学，或是“去宗教化”之新创。正如库马斯（K. M. Koumas）在其编译滕尼曼“哲学史”的结束语中指出：“所有19世纪早期出现的‘希腊哲学’基本上都是对……经院哲学家和其他近代哲学家（著述）的模仿。”

       西方的“历史”及历史学、哲学及“哲学史”都是开始于18世纪后期，而以前则不存在或不可信。正如美国圣母大学教授霍华德（Don Howard）所写：

       大体而言，书写历史的观念是18世纪的发明。虽然我们以前就有圣徒故事，以及讲述王子和王国的征服，但它们都是写以史诗为幌子的半幻想“历史”。18世纪诞生了现代历史观，也是第一个伟大的历史哲学的时代，人才辈出，包括博须埃、孔多塞、卢梭、伏尔泰、狄德罗、达朗贝尔、图尔盖特、孟德斯鸠、伯克、门德尔松、莱辛、赫尔德和康德。正是在这个阶段，我们第一次将历史作为一个有始有终、有物有则的故事……。究其原因，如此书写历史必须依靠……启蒙运动之世俗化；因为在“神的旨意”之外，“人”有自己的事业。…… 哲学史也走了类似（以人为本）的道路。……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的新历史拒绝宗教标准，转而支持纯粹世俗的哲学标准；哲学问题和项目都被认为是“人”自己的事，而独立于“神”的计划。世俗化是哲学史的前提，亦即，通过启蒙运动而使哲学与宗教决裂；这是18世纪末才开始的，……现代流行的“哲学”就是从中发展起来的。同时，哲学的世俗化也使得哲学能在新型大学中获得独立地位……。而“新希腊化”的世俗哲学史的形成，则有两个最重要的范本：一是蒂德曼（Dietrich Tiedeman）的《感性思辨哲学》（1791-1797，6卷）；再是滕尼曼（Wilhelm G. Tennemann）的《哲学的基础》（1789-1819，11卷）。两人都是前所未有地将宗教神学与世俗哲学分开。……由此，就出现了一些不同以往的新型“古希腊”思想家，像泰勒斯、阿那克西曼德和毕达哥拉斯；他们接近了对（非宗教）自然的理解，而区别于受到宗教教条或异域神话所影响的“旧希腊”。……因此，在这个开发“新颖而高级的希腊文化与哲学”的关头，蒂德曼的工作代表了这个伟大时代——“现代欧洲身份”诞生的时代。……作为这个过程的一部分，欧洲知识分子正在修正他们自己对其文化根源的理解。……这也是一个泛欧洲“雅利安人”族种身份被伪造的时期，亦为“印欧语系”被发明的年代。……世俗欧洲的高级文化围绕着雅利安化的“古希腊遗产”，正在建设之中 。那是一股希腊主义之狂潮，哲学史学家，比如蒂德曼，发挥温克尔曼式的头脑，运用“源头文献学”和新科学工具来发掘“真实”的柏拉图，而不再是神话和神学人物（例如说柏拉图从埃及祭司那里学到了哲学基本原则）。……蒂德曼的模型是，强调希腊哲学的独自起源，它很快成为哲学史的座右铭。……（从此）认为哲学是“古希腊”独创的观点，日益流行。……（由此可见）希腊主义更像是彻头彻尾的种族主义（Hellenism to something more akin to outright racism）。

       总之，就像加拿大人类学家阿布多（Nahla Abdo）所说：“……被塑造的‘新西方’的形象，是一个希腊理性主义、科学和世俗哲学的历史连续性之统一体；从而，展现出本质上不同于那被欧洲强权所控制的广大人类。”

  

（三）从中国文献获取哲学和“复兴希腊”

       近代以前的西方不存在“表意”（概念）文字与“历史”（真实）文献，也就没有“文明”可言；其传说中的教会内外的“古代智者”，都仅仅是荒诞虚名而已。只有依靠唯一真实的中国古籍为之充实概念或哲理之内涵，“他们”才有可能“去神还俗、变废为宝”和“以假乱真、窃据殿堂”。而耶稣会士在这方面则是劳心焦思、劳苦功高。

       加拿大神学家罗纳根（Bernard Lonergan, 1904—1984）说：殖民之始就有了探索之旅，远涉中国及世界的耶稣会士成为“欧洲的校长”（the schoolmasters of Europe）；“他们掀起了希腊与拉丁研究的复兴运动，也带来了非基督教文化的挑战。”

       卡罗琳（Caroline M. Northeast）著《巴黎耶稣会士与启蒙运动》写道：“耶稣会士的哲学成就是找到了一个典范，那就是孔子的自然法，伴随着简明而无宗教干扰的形而上学……。”

       美国历史学家蒙格罗（David E. Mungello）指出：耶稣会士成功地将儒学作为一种哲学呈现出来，这种哲学非常符合17、18世纪欧洲的文化需求。……在那时的法国，孔子的教诲被启蒙运动中的反基督教思想家所接受，并被视为一种令人钦佩的哲学……。（儒家）自然神论……成为启蒙思想家的典范。……德国的莱布尼茨，在儒家哲学中发现了普遍真理，从而印证了他自己的研究。

       英国的坦普尔爵士（Sir William Temple, 1628—1699）提出：“可以在中国的知识和见解中找到古希腊文明的种子。”耶稣会士正是这样做的。根据几位汉学家的研究：白晋（Joachim Bouvet, 1656—1730）和他的耶稣会士同人不懈努力，在《易经》中找到了有关《圣经》的隐藏信息〔引者按：原始《圣经》都是迷信故事，而无哲理内容；后者全靠耶稣会士使用中国资料为之填补，也就有了今天的版本〕。……于是，《易经》就成为重建“真实古代”的关键。……白晋和傅圣泽（Jean-FranGois Foucquet, 1663—1739）共识：中国古代文献包含着神圣智慧和神启预言，……只有通过它们（《易经》等）才能重建（泛西方）“古代”。（因为）古代中国……属于整个早期人类社会，……她是（普世性）“神启的逻各斯的知识库”。〔是“宇宙终极知识”的来源。〕……《易经》卦爻的发明者伏羲则是这些“古代圣哲”的原型：以诺、赫尔墨斯、阿努比斯、托特和琐罗亚斯德……。（确切地说）伏羲，在古埃及和希腊被称作赫尔墨斯、在希腊化的亚历山大被称作托特，在希伯来被称作以诺……。《易经》或伏羲的神性智慧已经幸存下来，并且为毕达哥拉斯、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主义所分享……。

       莱布尼茨还注意到，他正在复兴的毕达哥拉斯—柏拉图主义观点与东方理学和道教元素之间存在相似之处。他赞扬中国人持有完整和有机的自然主义观点……。莱布尼茨借用了龙华民（Niccolò Longobardo, 1559—1654）的部分解释，……将基督教或柏拉图三位一体，视为太极、理和气；太极代表第一动力原则，理是思想和本质的知识，气是精神（意志与爱）。……继陆若汉（Joao Rodrigues）和其他耶稣会士之后，龙华民相信，世界上所有哲学只有一个共同来源。……在龙华民之后，白晋和基歇尔（Anathasius Kircher）都努力通过中国资料来获取普世性的古代知识。……为了证明亚里士多德对前苏格拉底的解读的准确性，龙华民提议对利玛窦的古代儒学的评述，进行有效改编；……由于中国资料本身呈现出一种形而上学，它与亚里士多德对前苏格拉底的解读相一致。……龙华民明确地将中国资料整合到“古代神智”（Prisca Theologia）之中，以证明中国古代哲学与前苏格拉底一元论之间的等同性，从而也证明了宋明理学注释作为古代智慧指南的可靠性。……龙华民推断，既然毕达哥拉斯在哲学上继承了琐罗亚斯德，后者正是伏羲；那么，毕达哥拉斯的例子就证明了……中国资料可以在重建西方古代知识方面，发挥作用。……（进而）龙华民认为：“很容易从中国古书中恢复毕达哥拉斯的数理知识，后者在伟大的西方已经丢失了！”……因此，借助于中国的数学命理学来重构毕达哥拉斯，这或许是值得的。……龙华民还从宋朝邵雍的数学命理学中找回了毕达哥拉斯的这一理论。

       在白晋看来，中国古代遗产不仅属于她自己，也是全世界的，它尤其反映在毕达哥拉斯—柏拉图主义哲学中。……《易经》数理学是个开放系统，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不限于毕达哥拉斯—柏拉图主义，还包括古老和永恒的普世知识与宗教真理。……伏羲的“原智慧”存在于后来的“世界哲人”的名下，包括苏格拉底、毕达哥拉斯学派和柏拉图主义者。……通过分析伏羲与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的数理之间的对应关系，白晋认为它们来自同一个系统。他进一步查明了卡巴拉的数字奥秘，并因此将中国古代哲学与柏拉图和希伯来哲学联系起来，将它们视为造物主的共同启示。

 

 

（四）中国主角被“希腊”窃据的悲欢离合

        在西方，“中国”从17—18世纪的文化与学术的榜样和主轴，到之后不仅被“希腊”取而代之，而且还被判定为“野蛮民族”。对这“物换星移、昨是今非”的情景，德国教育家赖希韦（Adolf Reichwein, 1898—1944）感慨道：儒家文化理想是用“美德”作为伦理基础，而宗教性则几乎被彻底抛弃。（17世纪后期）孔子及中国经典的第一批译本在欧洲问世；启蒙思想家们惊奇地发现：“……在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儒家以同样的方式思考同样的问题，进行同样的斗争。”……启蒙运动只认孔子及中国（典范）。……18世纪头几十年，耶稣会士在利用中国文化“启蒙欧洲”上，取得了丰硕成果。……他们从不厌倦地致力于“东土取经”。正如其中一位神父所说：……1700年是转折点——欧洲学术界倾心于中国〔希望“在欧洲的土地上建立中国式的学术”〕……每个人都敬佩这个既古老、又睿智的民族。……孔子成为18世纪启蒙运动的守护神。……那个激荡的年代，在政治理论方面，就像在几乎所有的学科领域一样，“中国”总是成为辩论的基石（焦点和标准），又像是一个令人不安的幽灵。欧洲人或多或少逐渐地接受了中国人的观念，并且把它当作范式。……回到启蒙思想家与中国古典哲学之间的第一个连接点——莱布尼茨，他最先认识到中国文化对西方智力发展乃至关重要。他的单子学说在许多方面酷似中国人关于“宇宙”的思想。……莱布尼茨和中国圣人一样，相信现实世界是统一的，是一个不断扩大、逐步发展的精神存在之世界。……莱布尼茨很早就沉浸于中国哲学。……在1687年的一封信中，他提到不久前在巴黎出版的“中国哲学王”孔子的著作，说自己已研读了它。……1697年，莱布尼茨写道：“这种新的中国哲学，得力于它所使用的‘通用语言’（表意文字、普遍概念）。”……；再者，中国的“自然宗教”（自然哲学）是最重要，蕴含最高真理。……而沃尔夫则非常明确地把哲学与儒家的世界观等量齐观，……（他）怀抱中国古代智慧。

       在19世纪中叶，汉学家鲍蒂尔（G. Pauthier）抱怨，“中国”出了问题；因为在之前的莱布尼茨时代，人们对中国哲学领域极感兴趣，而今则几乎无人关注之。“我们正在把中国人当作野蛮人。但几个世纪以前，当我们的高卢和日耳曼祖先还是森林部落的时候，中国人就已拥有高度文明了；而现在对于他们，我们从心中激起深深的蔑视。”另一方面，“古代”希腊—罗马……正在从废墟中重新崛起；它出现于1770年代的欧洲，恰逢“中国风”开始由盛转衰。于是，随之（古希腊）普鲁塔克取代孔子，（西方）总的文化方向也改变了。甚至，学者们试图寻找“中国文化的希腊起源”。例如，哥廷根大学教授迈纳斯（Christoph Meiners）于1778年写道：“……先进的希腊知识和文化向中国传播，不仅极有可能，而且毋庸置疑。”迈纳斯坚信，“真正照亮地球上黑暗区域的希腊人，在其照亮西欧和北欧之前就已经照亮了东亚”。他还特别指出，阿拉伯人在其获得希腊智慧宝藏之后，不久就让中国人分享之。如此见解在当时很流行，以致在18世纪最后几年，哈盖尔（Joseph Hager）的“中国观”则独木难支、回天无力；他论证了“古希腊”的崇拜……来自中国〔哈盖尔有一句名言，即“古希腊、古罗马有太多东西抄袭了中国”！——引者〕。就这样，中国与希腊的角色发生了互换：原先，中国一直被公认为人类智慧的发源地；现在，古希腊人被尊崇为世界最伟大的导师。……“你怎么会相信，在作为欧洲先师的希腊人能够阅读之前，未开化的东方民族就产生了诗歌和年鉴，并拥有完整的宗教与道德呢？你怎么竟认同，早在亚历山大之前的几百年，中国人就能够使用书籍（书面语言）来表达崇高、真实、华贵、雄辩和庄严，以及哲学思想呢？……”（在我看来）如果以前的欧洲人对中国的无限钦佩，被认为是荒谬的；那么，此时的他们，对她不加评判的鄙夷，难道是合理的吗？！

       美国社会学家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 1929—2005）一针见血地指出：欧洲人从把中国奉为榜样和模式，到鄙视为“永远停滞不前的民族”。为什么会发生如此突然的变化？工业革命的到来和欧洲殖民主义在亚洲的斩获，这两点已促使他们的世界观被重塑。即便不是编造所有的“历史”，也至少是发明了一种虚假的普世主义。到19世纪下半期，不仅“世界历史”被整个地改写，而且也打造出一个西方中心论的社会科学体系。

 

（五）种族主义开发出正统哲学和哲学史

       美国哲学家克里奇利（Simon Critchley）谴责：“从‘古希腊’到现代北欧，从柏拉图到其反面的尼采……这一哲学故事，已被接受为合法叙述；……（然而）它是被发明的另类“传统”，亦为哲学中的种族主义或帝国主义逻辑！”

       “重新发明欧洲”，波士顿学院的克鲁克斯（K. Seshadri-Crooks）说：“（19世纪初）西方华丽转身，变成了根源于‘古典希腊’的理性、世俗性、进步性、人文主义和个人主义，……以此来确保欧洲中心主义。”

       “哲学被重新发明为希腊源流”（Reinvention of Philosophy as Greek），这是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教授贝尔纳斯科尼（Robert L. Bernasconi）文章的标题，他在文中指出：“……‘哲学体系开始于古希腊、并且仅在西方传统中发展起来’这一说教，是18世纪末被制定的，它突然代替了长期以来的共识：……东方起源。”

       确切地说，所谓的“希腊哲学”和以它为开端的“哲学史”，是在18和19世纪之交被西方中心论之种族主义武断设置的。再介绍三位学者的评论如下：

第一、南非哲学家埃蒂伊博（Edwin Etieyibo）：

       非欧洲哲学在西方哲学史上的作用已被抹杀。帕克（Peter Park）揭示，在18—19世纪之交，西方哲学的历史被篡改了。……而在此之前，西方哲学的起源不在西方〔古代哲学可能开始于中国〕；……大多数历史学家都认为哲学来自东方；这一直是西方的主流观点，直到德国于18世纪初修订它的学术大纲为止。……如此篡改归因于种族主义。……排他性的西方“正典哲学”开始于1780年代。也就是说，到18世纪末，欧洲哲学界才开始宣称“哲学起源于古希腊”。

第二、德国哲学家博恩斯坦（Thorsten Botz-Bornstein）：

       反启蒙运动的赫尔德（Johann G. Herder, 1744—1803）鼓励哲学转向欧洲中心主义……。到1800年，哲学作为一个纯希腊源流的学科正式成立；由此，西方哲学课程就定型了，并且延续至今。……为什么发生这件事？……因为滕尼曼（Wilhelm G. Tennemann）挑战这一长期观念，即……从东方借取的哲学思想。……他试图证明，哲学纯粹是希腊式的，而从未受到欧洲以外的影响。……早期的“科学种族主义”学者迈纳斯（Christoph Meiners）主张，亚洲和非洲必须被排除在哲学史之外。

 

第三、美国蒙大拿州立大学教授弗洛里（Dan Flory）：

       之前，大多数欧洲思想家都认为哲学起源于欧洲以外。……从18世纪末开始，主要受新兴的种族理论的推动，一群权威学者开始激烈主张“哲学起源于古希腊”；因为这与他们所接受的如此观点是一致的，即白人比其他地方或有色人种要优越。 ……在18、19世纪之交，哲学（包括它所派生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由西方独创或发明的观念，构成了白人种族至上论的前提之一。随着欧洲人逐渐意识到自己是全球力量的中心，他们断言是自己发明了哲学和科学，而其他民族则不胜任之；这不啻为一个强有力的证据，说明欧洲的全球优势是乃当之无愧。……（但实际上）大多数近代早期的欧洲学者则认为，哲学首先出现在东方。托马斯·霍布斯在1651年说……“哲学并非诞生在希腊或其他西方地区”。 ……18世纪中叶，伯克利（George Berkeley）赞同“……哲学大部分来自东方民族。” ……这也是17—18世纪主流西方的共识。……18—19世纪之交发展起来的“科学人种学”，对哲学起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决定了流行至今的“希腊哲学”与西方哲学史是如何被设计和编写的。……康德和迈纳斯这两位思想家成为“哲学源头远离东方”的关键人物。……他们受到了大卫·休谟把哲学史与人种学挂钩的启迪。……休谟的臭名昭著的种族等级说（《论民族性格》1753年）……直接影响了康德。……（然而）休谟的种族主义立场与他先前承认“中国开拓了一些科学”，似乎自相矛盾。

 

 

（六）以康德为代表的种族主义哲学家

       在18和19世纪之交，种族主义者塑造了西方中心论的哲学及哲学史——起源于“古希腊”的西方单线发展模式，其代表人物如下：

 ……迈纳斯 → 康德 → 康德主义者〔蒂德曼 ＋ 腾尼曼〕→ 黑格尔……

       康德于1780年代站在种族主义的立场上，破天荒地声称“不仅是哲学、而且整个科学都是古希腊人发明的”。得克萨斯大学副教授帕克（Peter Park）阐述：最早以“希腊”为发源地和排除非欧洲之贡献的哲学史，是一些学者按照康德的思路创作的。……康德不仅仅追随迈纳斯，而其还参与了后者的种族主义项目；甚至，康德首倡“以肤色作为种族的标志”，深刻地影响了迈纳斯。……迈纳斯声称哲学起源于……希腊城邦爱奥尼亚。……从18世纪末开始，与其欧洲种族优越性一致，迈纳斯重新设定了西方文明的希腊血统。……他让我们看到了哲学中的种族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之相辅而行。……滕尼曼同意迈纳斯的观点“哲学起源于希腊”，希腊人发明和发展了哲学，而所有其他民族则都不胜任之；希腊哲学传给了罗马人和现代欧美，这种传承……就成了哲学史。……如果一个东方国家拥有科学，它只能是通过分享希腊人或另一个白人国家而达成。……滕尼曼对哲学史的研究方法符合康德的原则，后者决定了哲学史的组织和内容。

       美国马里兰洛约拉大学教授戴维斯（Bret W. Davis）介绍：的确，在18世纪末之前（西方），大多数近代哲学史学家都认为“哲学首先出现在东方”。直到19世纪出，这一见解仍被阿斯特（Friedrich Ast）等著名哲学家所持有……。“欧洲垄断哲学”的做法，可追溯到一个默默无闻的德国学者迈纳斯（Christoph Meiners, 1747—1810）；这位半被遗忘的人类学家所提出的种族主义证据，首先被康德所采用，再被黑格尔所继承。……康德宣称 “整个东方都找不到哲学”，他提出令人震惊的种族主义理由，即“只有欧洲的白人种族才有哲学”。接着，康德学派的哲学史学家蒂德曼（Dieterich Tiedemann）和腾尼曼（Gottlieb Tennemann），分别于1791年和1798年，在他们的哲学史著述中排除了对非西方的讨论。……上述学者不仅开发出一个西方中心论的哲学体系，而其把它定义为欧洲人的独特禀赋。 

       “西方哲学是如何变成种族主义的？”这是曼彻斯特城市大学教授斯特里克兰（Lloyd Strickland）文章的标题，文中写道：从康德开始，西方哲学界就将非西方的思想家从历史中抹去。根据康德的说法，人类被分为四个不同的种族，其能力和价值水平依次下降：（1）白人拥有所有的天赋和能力；（2）亚洲人可以接受教育，但不具备哲学所需的抽象概念；（3）非洲人可以接受教育，但只能作为仆人；（4）印第安人，他们根本不能被教化。也就是说，只有欧洲白人才能进行哲学思考。因此，哲学出现在欧洲、而非其他任何地方，这并不令人惊讶。……卡鲁斯（Friedrich August Carus）在他的《哲学史》（1809年）中很快发展出了康德种族主义的“变体”，即古希腊人是无与伦比的“创造性天才”，这就是为什么哲学在那里（而不是在其他地方）发展起来的原因。 ……于是，“哲学起源于希腊”很快就成了一种常识。……而西方之外的任何思想则都不符合真正的哲学标准。……再者，黑格尔先是粗暴地对待东方思想，说它不配在哲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而后，虽然他不否认东方及其思想的贡献，但仍将其视为哲学的雏形，而不是真正的哲学。

 

       “（应该）谴责人们所熟悉的‘欧洲中心’思维模式以及促成‘正统哲学’的种族主义……。”肯塔基大学副教授奥尼尔（Joseph D. O'Neil）批评：从康德到黑格尔期间的狭隘意识形态机制，人为地拒亚洲于哲学史之门外。……帕克（Peter Park）认为，尽管不尽相同，康德、黑格尔和许多其他的哲学史家都是被种族主义之哲学人类学，决定性地培养出来的；究其原因，他们都被臭名昭著的迈纳斯的种族主义作品所浸淫。……他们将中国和印度的思想排除在“哲学”之外，……淡化、贬低或排斥之前所盛行的哲学之“东方起源”或“中国起源”的观点。

 

（七）德国性“古希腊”：从启蒙运动到浪漫主义

       进一步说明“古希腊”的生成（三阶段）：18世纪前约占总量的10%，神职学者是始作俑者，其内容基本上是反动的；18世纪约占10%，启蒙学者试图利用如此“异教历史”来批判教会；之后约占80%，西方中心论及种族主义全面而系统地伪造之，其内容是进步的和“现代性”的。换句话说，大部分的“西方古典”以及在1855—1860年间开始设计的“文艺复兴”，都是19世纪西方成就的写照或变体。

       “作为启蒙思想家重构的产物，‘古希腊’基本上是个完美性与非写实的版本。”英国埃塞克斯大学的凯利（Shawn Kelley）说：启蒙运动对古代的“重建”，是反对教会和暴君的政治斗争的一部分。……构筑一个有价值的高贵祖先——“古代”希腊和罗马之“历史”。而启蒙运动的历史叙事则是塑造“西方”的第一步。由此，启蒙运动给欧洲创造了一笔（非宗教）世俗文化遗产：它从希腊和罗马开始，在中世纪的宗教黑暗时期继续发展，而来到现代——启蒙与理性的欧洲。……上述启蒙时代的古希腊—罗马观，又被19世纪的西方知识分子再次更新……；其主要贡献者是德国思想家赫尔德、温克尔曼、歌德和洪堡。……德国需要重建古代，以便能够创造一个真正的德国身份。讲德语的知识分子在这条道路上引领向前：重新认识和定义希腊人、罗马人以及两者的关系。这是因为：这种对“古代”的重新配置（reconfiguration），成为德国人创造其民族身份的必要环节。……“古希腊”成为神话般的西方诞生地——西方独特而深刻的命运的归宿地，……也成为现代西方的欲望和渴望的宝库……。

       密歇根大学的兰布罗普洛斯（Vassilis Lambropoulos）批评：“（19世纪）受过教育的德国人都认为自己是现代‘古希腊人’——古典文化的继承者。如此编造历史就使‘古典希腊’的构建成为可能。……贝纳尔提到‘偷来的遗产’（Stolen Legacy）——‘希腊哲学’的作者不是古希腊人！”

       这是按照现代形象伪造的“过去”！麻省理工学院的波洛克（Emily R. Pollock）著《起源故事：德国的“古希腊”》，写道：在作家、艺术家和哲学家的共同努力下，德国构建的“古希腊”已经成型；他们通过艺术和学术以及哲学思想的表达，创造了西方“古代世界”的形象。……这一为了现代而滥用“古希腊”的冲动，可被描述成德国民族主义的“怪癖痴迷”。莫斯特（Glenn W. Most）批判，这是一个时间颠倒的“古希腊”，德国人应该抹掉它的现代元素，而回归“原本性”〔正如美国北卡—夏洛特大学教授维根（Greg Wiggan）所说：“将（具有现代性特质的）‘希腊哲学’置于西方学术中心的起点，是西方中心论的‘历史错位’。”〕……此乃现代想象力之杰作，犹如“穿着古代长袍的德国人”。……18世纪末以来的德国，理想主义与希腊主义结合在一起，创建了博物馆和研究院以及考古学，推广“古典”及其相关知识。……德国人与想象中的“希腊先辈”之相关性，促成了狂热民族主义的“德国身份”。……但无论如何，被构建的“古希腊”成为德国民族效仿的精神典范，并从中获得种族优越感；以致到了1930年代，德国精英已准备好利用乌托邦的希腊理想，而投身于种族主义（冒险）事业上。

       美国天普大学教授蒂贝布（Teshale Tibebu）诟责：“……（19世纪）不加评判地滥用欧洲中心主义所构建的‘古希腊历史’，来作为西方文明的基础。”

       悉尼科技大学的哲学家托尼·弗莱（Tony Fry）讽刺：“……这是西方中心论的‘事实’，即哲学起源于希腊；因此，哲学之城始于古代雅典。但这是一个小说般的虚构，……乌托邦幻想的投射！”

       希腊克里特大学的历史学家维拉索普洛斯（Kostas Vlassopoulos）批评：“古代”希腊城邦（文明）是一个西方中心论历史观的比拟，旨在服务于构建自己的（现代）社会和政治意识形态；……希腊的过去已被滥用，并且被重新配置成欧洲中心主义之“文化”。……“希腊历史”是19世纪浪漫主义的铸型，而其“古代城邦”研究则是进化论与东方主义的产物。

       从审美的角度来看，所谓的“古希腊”实际上是19世纪浪漫主义的杰作。正如门皮尔（Manos G. Mpirēs）所说：“希腊版本的目的是对古代价值观进行理想化的重建……。因此，它被认为是欧洲浪漫主义的共同倾向……。欧洲人用一种普世美学的精神来充实之，这就是今天通常所说的浪漫古典主义。”

       美国哲学家洛夫乔伊（Arthur Lovejoy, 1873—1962）说：“浪漫主义及其审美皆起源于中国（“中国风”）。”它在19世纪产生了“古典四伪”：一是上述的德国性或现代版的“古希腊”（从文学到哲学）；二是“雅典古城”（始于1834年）：依靠新古典的图纸把一个小村落变为“朝圣地”；三是“文艺复兴”（始于1855年）：将19世纪的愿景与条件放置到14—16世纪的意大利；四是“希腊语”（始于1834年）：用源自亚美尼亚的东正教希腊语的形式，包装从启蒙运动到浪漫主义的西欧新词（实际上是“汉字表意”或“汉语密码”），来冒充“自古相传”。

 

结尾：“古希腊”是为了取代“中国起源”而被发明的

       援引澳大利亚邦德大学教授李瑞智（Reg Little）的论述，作为本篇的后序：《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一书的作者约翰·霍布森指出：……现代西方篡改了“起源”，以假乱真，患上了“精神分裂症”（虚构与事实相冲突）。……西方原本是依靠东方——主要是中国——的思想，改造其社会，奠定了知识基础；然后又将东方定性为“不文明”，把它变成帝国主义“文明使命”的牺牲品。……（西方中心论）造成了种族隔离式的、起源于希腊的知识垄断。……“古希腊”典范与思想是被用来证明欧洲文明的连续性和优越性，……这就淡化了中国对启蒙运动的贡献。……（另一方面）按照它的普世价值知识观的神话，欧美文明被视为受到“古希腊”启发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产物……。（然而）“希腊知识遗产”和由此而宣称的“西方优越性”，……只是一个营销神话，颇为脆弱。……深入探讨启蒙运动，是否能发现“希腊传统”是谬误，就像基督教的早期王国那样是被发明（编造）的，旨在创造欧洲认同和崇高精神……？后者对于欧洲人奋发图强和征服世界都是必要的……。如果这样研究，“古希腊”对于启蒙运动的作用则大大降低。……的确，将西方思想及思维方式归因于“古希腊”这一常识，很可能是一个基于信仰的发明。

       总而言之，西方历史上既无历史学也无哲学。从17世纪由传教士将儒学引进欧洲之后，开始有了哲学的概念，其所指就是儒学。到了18世纪80年代，以康德为代表的欧洲种族主义者在构建西方中心论的过程中，开始将来自中国的哲学观念穿上了古希腊的马甲，以古希腊充当古典哲学的发祥地，伪造出了西方中心论的核心内容——古希腊哲学。并由此出发，顺流而下，伪造了西方哲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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