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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生物主义 第一章 人的研究中的几个方法论问题和社会生物主义(1)两类还原法

2023-03-05 22:40 作者:23333333333cpy  | 我要投稿

生物学去解释人和社会的资产阶级哲学明显地改头换面,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在实用主义实证主义或存在主义方法论的基础上解释社会现象的传统方式已经暴露了自己的理论局限性和在思想上没有效验。例如,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在美国社会学中占统治地位的功能结构分析说的鼓吹者把资本主义社会看作是一个稳定的取得了平衡的系统,把阶级斗争和社会冲突说成是暂时的和不得人心的背离常规。但是,由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的不断深化和国际环境的尖锐化,就必须改换侵略性的帝国主义政策的思想政治支柱,明显强化生物主义的论据,以便歪曲社会矛盾和冲突的原因,把它们说成是人类生活的自然的恒久的特点。除了活跃过去的社会生物主义思想,用新的科学词汇加以刷新以外,还出现了一些新的流派,如社会动物行为主义、社会生物学、各种生物科学主义学说,这种种学说的鼓吹者都企图用现代生物学的成就作为自己的依据。
社会生物主义虽然在形式上多种多样,但就整个来说则是具有相对一致的总前提、原则和思想内容的很确定的理论。在方法论方面,这首先是还原论和人本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则是努力在理论上为现代资产阶级的这些和那些社会实践服务。

一、两类还原法

上面已经说过,在考察人的问题时的理论难处,往往与所使用的术语的多义性有关。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概念在各种不同的对人的研究的理论的范围里有不同的文义。在自然科学和对人的研究蓬勃发展的情况下,传统的概念规范常常变成保守的知识因素。除此以外,概念不严格在很大程度上还由于理论及其范畴体系不完备,由于各方面的学术对手和意识形态对手立场各异,由于问题的提法不明确,因为这些问题常常属于不同的层次和不同的理论场合。
这里应当注意一种表面上很单纯的关于人属于两个世界即生物界和社会界的思想,这种思想有时就成为引出“人的生物社会性”的结论的根据。可是,为什么就不发生例如社会性和化学性或社会性和机械性的相互关系的问题呢?要知道,人属于化学界和物理界的事实也同样是“不言自明”的,而且关于这些相互关系的问题在理论和实践方面也是相当复杂和有现实意义的。曾经深入人心的关于历史规律胜过大炮规律的论点是一个真理,但它并没有取消大炮的明显分量,或者说,历史中的化学物理因素的明显分量。现代的杀伤手段更是如此。那么,人类文明和文明承担者会在一场核灾难中毁灭,是不是会成为悲剧式地解决“物理性”和社会性问题的形式呢?绝对不是的。在我们的时代,人们充分意识到,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问题只能从完全社会性的原因和行动中去分析和估计。正是这些社会性的原因和行动决定着上述那种“非社会的”规律得到调节、实现、其悲惨后果得以防止的界限。热核反应、化学和其他反应本身并不取决于人的决定,但核弹、核炮和其他任何武器都是由人管理的。
不言而喻,在特定情况下是可以谈社会性和物理性(化学性以及在涉及建筑物耐震力问题时的地质性)的相互关系的。但是,在考察这些问题时.居于首要地位的是科学技术问题,而不是哲学和意识形态问题,因为在这些情况下,社会现象并不表现为热核、化学、大地构造学、气象学等等现象的结果。
(1)相反地,关于社会性和生物性相互关系的问题却引起了十分激烈的思想政治争论和冲突。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但主要原因可归结如下。
物质运动的生物形式和社会形式在世界的进化图景中是“近邻”:在物质的前进发展过程中,在它的生物形式的基础上产生了具有新质的现象即社会。因此,这两个现实层次的相互作用产生了复杂的一套关于每个层次在不同的社会领域的作用和地位问题。结果,就为形而上学的和唯心主义的迷误造成了认识论的土壤,这些迷误又被阶级利益巩固和加强,加入了意识形态的流通过程。这些迷误中最流行的一种就是把社会性归结(还原)为生物性,用后者取代前者。就是这种迷误,常常成为资产阶级哲学所固有的对人和整个社会现实持非历史态度的基础。
“还原法”一词显然命运不佳,因为它常常没有道理地仅仅被用来表示研究对象被极端简化、使它具有低级属性和规律的情况。这种还原论的古典标本是十七到十八世纪的机械论,机械论的拥护者企图根据力学和数学的原则和规律去说明本质上多样的自然界。启蒙时代的唯物主义尽管由于科学发展水平而具有机械论的局限性,但由于它企图对现实给以相当的说明和反对封建的教会的思想,所以无疑曾起过进步的作用。
资产阶级哲学界对还原法在方法论上的好处大感兴趣,是与现象学和新实证主义的兴起有关的。胡塞尔所制定的现象学的还原法是一套程序,这套程序一步步从考察范围中排除文化哲学传统、客观现实和认识主体,以便清洗出“纯主观性”的领域——这是知识和存在本身的实质和意义、基本的结构因素的基础。尽管在胡塞尔的还原法中也有一些与理想化技术有关的可取因素,但整个来说它是为唯心主义纲领服务的,最后终于同科学方法论问题脱离。
新实证主义的还原法(其顶点是把理论知识物理化)是与通过经验的说明来概括各种科学见解的课题有关的。知识只有在能够把它归结到经验的基础上来,比如归结成简洁的几个句子的时候才被认为是经过概括的和合理的。把知识物理化的企图的失败,是逻辑实证主义的世界观局限性和求证程序的方法论狭隘性的表现。
尽管如此,现象学的和实证主义的失败并没有取消还原法在科学认识上的价值和说明的价值。至少,自然科学家对这一点有相当明确的观点:“......这些方法(整体方法、系统方法等等)也与还原法有关系......如果不把一切不会重演的、独一无二的东西归结为经过概括的、不断重复的东西,我们便不能对对象进行研究......如果我们使研究对象不再具有不可重复性,把对象归入一些系统性的类别(分类),以模式(原型)的形式加以描述,我们就是把它们作了理想化。不这样做便谈不到科学。但任何理想化就已经是还原。因此,还原法是必要的,尽管通常意义上的还原论在方法论上是站不住脚的。”(2)持这种见解的作者们对还原法并没有严密的理解,但却明白地表示了这个研究法有加以阐明和制定的必要和需要(这无疑是由生物学的知识需要所决定的)。
总之,有不同的还原法。一个术语至少表达着两种不同的现象。“通常意义”上的还原论,亦即从机械论出发把研究对象粗鄙化和简单化,是站不住脚的,然而科学的还原论则是必需加以制定的。因此,C.B·梅恩主张把本体论的还原论和方法论的还原论区别开来(3)。这种区分有一定意义,但并不完全合适,因为这样做可能造成一种印象,好象还原论的唯一缺陷就是忽视本体独立的各层次的质的特点。方法论上的还原论是可以导致形而上学的错误的——一切都以总的哲学立场的性质如何为转移,因为具体的还原方法是在这个总的哲学立场的范围内制定和运用的。
n.B·巴热诺夫提出了一个更严格的区分科学的和不科学的还原论的标准。他认为,对物质运动(这里还应加上:组织层次)的各种形式的相互关系的辩证理解,要求承认高级形式的质的特点并承认高级形式与低级形式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在对这些运动形式的相互关系的理解方面,形而上学的片面性表现在否认高级形式的质的特殊性(把它与低级形式混同起来),或者把这个质的特殊性绝对化(这样,高级形式就与低级形式脱离)。第一种倾向通常就称之为还原论,或机械论,而第二种倾向可名之为反还原论倾向。
n·B·巴热诺夫主张严格区分还原论和机械论的概念,“正是为了(和只是为了)要把机械论理解为否认较复杂的物质结构的质的特点,较复杂的因素被‘归结为’简单的因素(同时实际上也否认较复杂事物的特点)。应当把利用较简单层次的基本规律以便从理论上引出(说明)复杂结构的质的特点的做法,同这种‘归结’的做法区别开来”(4)
科学的还原论可以通过作为基础的层次和结构的规律性来说明物质运动的各种形式和层次以及一般复杂系统的特点。这种意义的还原法是一种通用的和重要的科学认识方法。正是由于把社会现实的各种现象归结为作为其基础的经济规律,才使马克思得以创立了关于社会的科学,第一次说明了社会性事物的本质和特点。同样,由于用还原法把心理现象同高级神经活动的规律性“挂钩”,才能把心理学安放在严格科学的基础之上。不消说,唯物主义历史观完全没有因此而意味着它是把经济和非经济的社会现象等同起来(象马克思主义的敌对者企图说成的那样),而唯物主义的心理学也没有用生理的东西代替心理的东西。
保持和估计到完整的多层次的对象的质的特点,在社会的和生物的认识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在分析中运用科学的还原论不仅不会导致歪曲对象的完整性、整体性,而且完全相反,只要把还原法与系统研究方法和谐地结合起来,它就是更充分更确切地说明对象的方式。B·A·恩格尔哈尔德院士指出,恢复还原论作为生物学中的分析和说明方法的名誉,为生物科学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保证把还原论同整体论正确地结合起来,这是在今后一段时期在生命现象的认识领域中进行科学探索的战略基础,而更确切地说,对于作为一门精确学科的生物学的整个未来的发展都是如此。”(5)

P·C·卡尔平斯卡娅认为,在生物学中,“探讨生命科学各层次之间的相关规律,要求对生命现象保持整体的态度,同时也要求使用还原法作为把这种整体态度具体化的方法之一。”(6)
从以上所引的见解可以清楚地看到,并不是任何把高级的东西归结为低级的东西的做法都是还原论,因为,只要遵守一定的规则和界限,这样的归结不仅是符合心意的,而且也是必要的,它可以通过高层次现象同低层次现象之间起着制约作用的联系,去认识高层次的现象。相反地,形而上学的还原论(用“机械论”一词来表示它总嫌太窄)则是把低层次的规律性提升到较高层次的规律性级别中,用前一种规律性来代替后一种规律性。举例来说,如果把高级神经活动的生理学规律拿来当做心理学层次上的规律(这是行为主义的特点),如果用神经系统的状态这一概念排除心 智反映的概念(“等同论”),如果把生物学的原则和规律、动物行为的规则当做社会的规律来使用,那就要产生形而上学的还原论。这样做并不是借助各不同层次的规律之间在起源和功能上的联系来进行归纳或说明,而是用另一类规律来代替这一类规律。我们也就是要把这种不合理的归结叫做还原论,以避免同科学的还原论混淆。

在分析社会生物主义的方法论手段的时候,首先使我们看到的就是它力图把某些生物界的规律性向外推延到社会的规律性上,把生物性和社会性等同起来,把社会性描述为变相的生物性。在上述任何一种情况下,都是全然不顾社会历史过程的特点,而社会历史过程的作用机制则被归结为低层次的过程。这是自然科学家常有的还原论立场的表现形式,他们并不是始终都能意识到自己已经越出了本身的具体科学领域的界限,因而企图用这一领域的方法和发现来说明社会行为和社会现象。这种还原论立场也是以生物主义的论据作为武装的资产阶级哲学家和社会学家所固有的。
资产阶级学者自己常常意识不到还原论。但有时还原论就带有自觉的纲领性立场的性质。例如,美国社会学家L·埃利斯认为资产阶级社会思想走下坡路的原因在于反还原论。他认为,由于在说明社会现象的过程中忽视了生物性的因素,结果使西方的社会学发生危机,这种危机十分深刻,传统的社会学已无法从危机中脱身。他对社会生物学寄予了很大的希望,认为到二十世纪末社会生物学将完全代替社会学。
在埃利斯心目中,社会生物学的优点究竞何在呢?首先在于,社会生物学是以生物学知识为依据的还原论主张,这种主张他认为能够很有成效地分析各种形式的社会行为。埃利斯说,在社会学领域中已形成的局面,很象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代星占学和天文学争胜的局面。两个学科都为知识的积累作出了贡献,但在哥白尼革命以后,星占学就充分暴露了假科学的性质,因为它用超自然力量的作用来解释天体的运行。埃利斯认为,现在社会学同样也应当让位于社会生物学,后者是真正的关于社会的科学。社会现象应当在科学方法的基础上进行研究,在埃利斯看来,这就意味着:社会现象应当“(1)在很大程度上还原为物理的、化学的和生物学的因素……(2)脱离个人的和社会的目的进行考察”。
(7)埃利斯向还原论呼吁,这是很明显的。
埃利斯第二个呼吁即要求对社会进行“科学的”研究也很能说明问题。真正科学的社会研究是从马克思主义开始的,马克思主义证明了,物质生产、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发展是历史过程的最终的基础和原因。(8)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是通过人而在社会中起作用的,人的活动是受他们的主观目的和愿望驱使的(这些愿望不一定与历史发展的趋势相符)。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所发现的历史决定论的特点。恩格斯说,在历史中“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9)
。埃利斯在考察社会现象时极力拒绝考虑和分析个人的和社会的目的,这乃是生物主义还原论的必然结果,是直接否认社会性的事物的最重要的特点。不顾目的、愿望、理想,就可以方便地引进生物主义的决定论的原则来解释人的行为和行动,因为人的行动的动机和原因并不是理想的或预期的事态,而只不过是深藏于生物记忆中的对外界刺激因素作反应的行动机制。这种决定论也是生物主义的一个特点。这个特点在社会行为主义中有赤裸裸的、近乎荒诞的表现。
还原论的错误不仅包括把生物学规律原封不动地运用于解释社会现象,而且也包括混淆考察的层次,生物性被社会性代替,而社会性则被生物性代替,或者把生物性和社会性看作同等地决定社会现象的因素。这种方法论上的折中主义态度最后往往把社会矛盾说成是生物性因素和社会性因素发生冲突的结果。这种解释的一个例子,就是把利己主义理解为人的“天然本能”的表现,与作为社会性的表现的集体主义对立。这样把人生物化的做法的另一面,就是力求在动物的行为中找到人类规范和价值的因素。有时,在自然科学和哲学书籍中还出现“善”和“恶”的动物、“动物的利己主义”、“动物的利他主义”以及诸如此类的术语。这样的还原论是社会动物行为主义所固有的,它一方面不顾人和动物的行为的质的特点,把人类社会生物化(确切些说是动物形态化),另一方面,则把动物的群体社会形态化。
可以被用来为社会形态化作依据的,是所谓群居动物的生活方式,以及蚂蚁和蜜蜂的生活方式,它们提供了尽人皆知的动物社会行为形式的实例。因此,在动物行为学家、动物心理学家、鸟类学家的学术词汇中,对动物世界广泛使用着诸如“社会行为”、“社会生理现象”、“社会机制”(比如消除蜂房中的疾病)、“动物语言”(鱼、昆虫、鸟)等等术语。不难看出,这些概念是用来从自然科学立场分析固定的、为生存所必需的集团行为的(10),在这个意义上这种行为也可以说是“社会”机制,通过这种机制,使相对独立的个体组成的集团生活得到调节(例如交往的机制和形式,首领制和集团内部的等级制)。在这种场合,社会形态化的说法照例都是修辞性质的,这并不是把确定的生物现象塑造为社会模式的方法,而是描述个体的集团行为怎样形成和实现,以及生物群体中的个体的经验怎样以非遗传方式充实的手段。动物行为学家的“社会学的”术语本身并不是形而上学的还原法的结果或表现。只有在动物行为学的术语和理论取得了社会研究的内容,亦即被用来解释社会现象的时候,才出现形而上学还原法。
例如,著名的奥地利学者和社会动物行为主义的主要代表K·洛伦茨喜欢把人类文化的形成和功能类比为生物的行为程式,就是说,同动物在种系发生中形成并在遗传机制中固定下来的那些天生的行动模式作类比。虽然洛伦茨不止一次提出要防止把生物现象和文化现象完全等同的危险,但他自己却破坏了所能允许的类比的界限,走上还原论的路子,硬说文化传统的基础归根结底是本能的机制,他写道:“起源上的可遗传性在生物程式的发展和固定方面所起的作用,在文化的程式化方面无条件地由传统承担起来了。尽管如此,在传统的发生过程中,仍然有某些本能的机制在起着作用,换句话说,有某些在种系发生中形成了模式的机制在起着作用。”(11)洛伦茨的观点具有社会生物主义的特征,因为他把动物的行为规律向外推延到社会,认为社会起源于在遗传中被固定下来的集体行为和个体在群体中相互关系的形式。文化在洛伦茨那里具有了生物基础。
在社会动物行为学中,进攻性以及进攻性所具有的各种功能,在本能的行为方式中起着最重要的作用。英国心理病学家A·斯托尔认为,“在人中,如在其他动物中一样,进攻的冲动是一个恒量,我们不能摆脱它,它对于生存是绝对必要的。”(12)既然进攻性是人的天性的根深蒂固的特点,那么,用进攻性就可以很容易地说明它的许多社会行为,首先是可以说明社会冲突、竞争、政治斗争了。美国作家和社会学家R·阿德勒对动物行为学的这些方面研究得特别热心。他认为,“进攻性是一种爱好统治、爱好用强力或不用强力实现目的的素质”(13)
以上所举的例子(这种例子举起来是很容易的)可以说明社会生物主义者所提出的具有还原论一切特征的社会模式。不管各种生物主义观点、它们的目的或范围属于哪一类,始终都带有还原论的缺陷。这种还原论的缺陷表现在,生物学的过程和规律被说成社会的规律或社会规律的直接的基础。还原论有一个自然的补充,这就是人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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