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微镜下的大明 | 如果人人都有自己的道理，那到底错的是什么？

最近，一部热播的《显微镜下的大明》，将我们带回了450年前明朝百姓的市井百态。这部《显微镜下的大明之丝绢案》主要改编自原著中的《学霸必须死——徽州丝绢案始末》，而马伯庸的原著的主要灵感来源于《丝绢全书》。这本书详细的记载了明代隆庆、万历年间，徽州歙县民众因不堪官府繁重赋税之苦，上书陈情，牵动五邑民情汹汹，几乎酿成激变之“丝绢风波”的始末。如果人人有自己的立场，人人从自己立场出发，做完全合情理的选择，局面却走向解不开的死结，戏剧张力扑面而来。

《显微镜下的大明》讲述了一个很简单的故事。数学天赋极高的帅家默，偶然发现县里的“人丁丝绢税”账目有疑点，他所在的仁华县多交了这笔税，于是帅家默开始不断报案、纠错。剧中故事的起源，要从一笔每年3530两的人丁丝绢税说起。按照明朝当时的购买力计算，这笔税款足可以购买大米7278石（约合664吨）。

考虑到当时粮食价值与现代之间的巨大差异（比如现代的大米亩产是明朝的接近6倍），按照购买力折算成人民币的话大约要在2000万元以上，算得上一笔不折不扣的巨款。然而这笔税款仅仅占了徽州府当年全部赋税（128,053两）中微不足道的2.76%，以至于多缴了一百年，竟然无人发现！徽州的富庶由此可见一斑。

如果说1-4集赋予涉案各官员（势力）鲜明的性格，5-9集就充分展现他们的阶层代表性，赋予他们充足动机。有的在三言两语里道尽人物前史，有的以言行举止给出暗示，让人物从鲜明标签走向血肉丰满。

黄知府：丝绢“成案”离不开他的鼎力支持。他是中央下放地方的官员，履新时只有附郭县县令迎接，其余七县一个未到，表面功夫都懒得做，架空之势可见一斑。想要做实这个官，他需要一个抓手，新官上任的第一把火，就是被帅家默递到手里的丝绢案。

本地办案被四县联手阻止后，他暗示男主去上面闹出更大动静，在状纸里貌似无意夹带一份邸报，以“大功劳”暗示经手官员。不动声色间搅动局势，老辣得很。

刘巡按：刘巡按是那个一眼就看透黄知府暗示的人，须臾间就能把丝绢案关键与邸报里的“土地清丈”联系起来，意识到这是让张相改革在地方破局的大好机会，于是积极迎合，以丝绢案为切入点，先查账簿，再清丈土地。

他是司法官员，不涉地方政务，自然能放开手脚不受地方掣肘，但也不能在地方闹出太大的乱子，不然就会面临地方官员的联手弹劾。

范老：乡绅，致仕官员。他被宗族培养入朝做官，为官几十年苦心经营出的这张关系网，致仕后还能继续庇佑他和宗族。土地是个人利益也是宗族利益，清丈就意味着伤及这份利益的根本，任谁来改革，都要面临以范老为代表的既得利益者最疯狂的抵抗与反扑。

一手掌握最大的生产资源，一手织就关系网保护生产资源，整套系统运转下，无论谁在这片土地上做官，范老这样的乡绅不支持，轻则一无所成任满灰溜溜走，重则丢了性命声名不保。所以他上能与知府巡按谈笑风生，下能对一县之长如臂使指，还可豢养打手开赌场收高利贷，是牢牢把持地方的隐形父母官。

毛县令：有范老坐镇的揽溪县，毛县令基本就是个傀儡，暴躁的他看起来不过一介武夫，脑子转得没有其他官员快，但他有自己的为官之道。

声泪俱下的自白里，我们知道，他才是那个寒门出身、纯靠读书实现阶层跃升的人。可进入官场后才发现自己这样的官，无家族人脉照应，无宗族于地方支持，又于揽溪这种大乡绅一手遮天的地方做官，只能快速认命，选择一条屈辱的生存之道——做乡绅的爪牙。他认为想修路建桥做实事，只有这条路可走，寒门苦读所得的阶级跃升也不能有任何倒退，虽然它不过空中楼阁。

邓县令：邓县令是出身优越版的毛县令。气质和作风看，他应是世家出身，但家族势力显然覆盖不到金安府。所谓“流官”，站不住，扎不深，管不了。除了大乡绅盘踞外，世袭的胥吏也足以把他架空，八县联盟他更无力反抗。何况丝绢案也好，清丈土地也好，于他同阳县的治理而言，明显弊大于利。哪怕少有神童之名的他有着自己的骄傲，他也只能衡量利弊后低头妥协。

世家出身的他不会沦落到毛县令那般地步，但也很难在县衙内当家做主，顾虑太多是这类聪明人的通病，邓县令是世俗版妥协版的帅家默，因此格外羡慕他，且只有在与之探讨算学时，才露出几分当年的纯粹与炙热。

任主簿：任主簿能代县令之职，是这个县太穷，根本无人愿补县令缺。但他是吏，不是官，主簿已是仕途顶点，他殚精竭虑确实只为百姓。

胥吏世袭，世代在家乡当差，能为自家谋福利，也会受到故土的制约。他在丝绢案第一次开庭时卖的那份惨，全无一字虚言，才令人真正唏嘘：丝绢案那3530两税赋，哪怕只摊回万成县一个零头，也是不可承受之重，更别提重新清丈的劳民伤财。以他的认知，不动，才是对百姓最大的善。

方县令：“不动”是任主簿的结论，却是方县令的准则，“甭管对我县有利无利，本官任内最好一成不变”。

方县令也是毛县令所喷的“世家出身”，附郭县县令是劣势也是优势，劣势在于地位尴尬，夹在上官和七个县令间左右为难，优势在于好糊弄，不需像其他县令那样为做实事而举步维艰。不做节外生枝的多余事，“不动”是最好的为官之道。

但方县令是天生如此吗？他是不是一个已经被官场彻底磨灭抱负的邓县令呢？看他在做了“多余事”得到百姓拥护后激动的样子，我猜是的。但待他致仕，他又会不会是一个小“范老”呢？

这盘棋的不死不休如此合理：黄知府要抓权要立功要回中枢，刘巡按要查案要立功要迎合中枢，范老要维护宗族和地主阶层利益，任主簿要百姓不再多一厘负担，毛邓方三县令都夹在改革派与地方势力间，只能维护仕途为先。

也只有帅家默这样的极端理想主义者，才会在千万只手的摆弄下，依然执着于“事情本该如此”，成为义无反顾的破局人。

而无论为功、为权、为自保、为宗族、为百姓，局中无一人是纯粹的恶，无一人是纯粹的自私，这场戏之好看，恰在于此。

如果人人都有自己的道理，人人都算不得错，那到底错的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