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胡琏（8）

1939年初，胡琏率部挺近湖南，准备参加湘北会战，保卫长沙。

       此时，全国面临新的军队编制调整，旅一级的建制撤销了。他这个旅长自然也就没了当头，开始任步兵指挥官作为过渡。陈诚为他找好了新位置。此时的11师，彭善已经升任军长，师长是与胡琏关系密切的原33旅旅长叶佩高。据台湾史政编译局编写的战史记载。叶佩高尽管不是黄埔出身，但是在1926年曾经在黄埔做过辎重科的教官，所以也算是老资格的黄埔系。所以他在11师的威望很高，只不过由于他的特长是后勤，打仗临场指挥方面并不是特别出色（和平时期看，不是大问题，但是在上个世纪40年代的中国，谁能带领大家活下来，就是大本事），胡调走以后尽管叶接受了胡的军事思想，但由于本身专长所限，后期并没有什么特别出彩的战绩，反倒是后勤与训练搞得有声有色。这个时候，一纸调令，副师长由胡琏接任。从此，胡琏返回11师。

       胡琏到达11师之后，迅速得到了11师广大官兵的认可。为什么呢。这还要从国民党的腐败说起。按理说仗打到了这个地步，前后方协同，一致杀敌还嫌不够，怎么能发国难财呢。可偏偏就是有些人视此为捞钱的绝好机会。在剑桥民国史中查到许多类似的例子。胡是如何赢得11师的认可呢。只用了一个办法，钱。当时的11师处于武汉会战后的休整中，老兵基本上不多了，新兵没人带，战斗力属于直线下降类型。20世纪的战争和传统战争不一样，不能用人数的多寡来衡量。当时11师的具体人数已经无法考证，但根据台湾史料记载，各主力师缺员在三成以上的数据估算，至多不超过6000人，扣除后勤及技术兵员，一线战斗兵不过3、4000人，步枪3000只左右。可就是这几千人枪，依然处于缺吃少穿的地步。好在叶佩高本来就是后勤出身，靠着他的关系，被服口粮等后勤物资还算是勉强够用。

       这个时候，胡琏来了。据他们的老下属，被俘的杨伯涛回忆，他当时是上校参谋主任，胡琏来到11师后，迅速利用叶师长的关系找到了后勤兵站，用两个象牙摆件和宝石鼻烟壶（出处不详，大概率是苏南游击时期的战利品）换来了子弹7万发。而当时，11师全师备弹不足11万发。后来才知道，当时战区为了协调补给，仅在各地兵站就囤积了各类枪弹2000万发以上。国军真的缺弹药吗，不缺。但为什么不发呢。因为兵站要指望着手里的存货吃饭。兵站的理由是物资转运基本靠民夫，民夫的口粮和驮马的饲料粮根本就不够，要求他们自筹，兵站怎么自筹，靠山吃山呗。略略一想，也没什么不对，可事情不能不细琢磨。既然民夫的口粮和驮马饲料粮都不够，那这2000万发各类枪弹是飞到兵站里去的吗。如果不是，为什么不按照规程直接拨发部队，兵站统筹报告即可，还要先送到兵站呢。所以说，腐败成这样，国民党的失败是必然的。而同一时期，我党的纯洁和品德高尚是绝无仅有的。

       胡琏办这个培训班，严格意义上讲，还是叶佩高开得好头。叶这个人本来就是教官出身，所以对军官教育抓地比较紧，也推荐了一大批11师的基层军官去中央军校进修。客观上提高了11师的整体指挥能力。有些史料上提出11师干部教导大队是由叶设立的，这是不对的，至少在18军军史和叶佩高的个人纪念专集中都提到过，11师干部教导大队起源就是来自于这次短期培训。创办者就是胡，只是因为这个人与我们属于敌我矛盾，我们不愿意过多的宣传他，所以就做了些技术处理。

       胡琏在会上讲了什么呢，据叶的日记和他的个人传记记载，胡琏主要谈了两点，一点是日军吃什么，我军吃什么。另一点是日军的单兵携行装备解析。之所以讲这两点，叶提出这是他的功劳，因为他是辎重出身，所以专门搜集了这方面的资料，胡琏新官上任，说要讲两句。叶怕胡琏提起罗店的那次卖队友，怕有不好的联想，就让他讲了讲辎重问题，叶本来的想法是就是一次见面会。没想到变成了一期培训班。

        胡琏在这次培训班上，先让人搬来了以前缴获的日军单兵装备整体，当场过秤，一共是40斤6两。上述回忆录内容均按民国时期标准计重。其中弹药负重14斤4两，衣被负重12斤2两，工具杂物负重8斤9两，水壶满水2斤6两，粮食3斤5两。这3斤5两粮食是多久的供给呢，两日份。平均一天1斤10两左右。主要是稻米和一部分腌肉和味增。注意，这是稻米，不是熟透的大米饭。如果把这些大米都做成大米饭，如果稻米数量是三分之二，可以出6斤左右的大米饭。平均一天吃3斤，加上副食是3斤9两，如果吧友是80后以前的话，就知道在粮食放开供应前，建筑工人和煤矿工人粮食定量最多，一个月42斤，平均一天1斤4两。他们从事的是重体力劳动，也缺乏副食，但是普遍反映这个定量可以吃饱。由此可见当时日军的伙食。

        我军呢，粮食平均一个人1天只有13两不到，几乎没有副食，只有少许盐。即便全部折算成糙米，就是那种不经过细磨的大米，大约能出2斤大米饭。仅仅相当于日军的一半，尽管我军的负重少于日军，约28斤。这种条件下，我军在体能上想和日军一对一的拼，想都不要想。

       叶记载，胡琏说完后，军官反应不一，一方面有人说胡在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也有人说胡说的对，仗确实不好打。总之思想比较混乱，这个时候，胡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既然没有鬼子吃得多，又要和鬼子打，那就只能学会偷懒了。胡提出，要求11师各营连按照要求减轻单兵负重，同时学习红军作战特点，利用布条裹着草打草鞋，胡提出的要求是，国军单兵负重减少到22斤以下，几乎减少四分之一。这下军官们可炸锅了，要知道，单兵携带装备那是陆军部规定的，也会按照这个标准配发，当然是不是实发就不好说了。这一下子压缩这么多，还过不过日子了。胡琏举了119旅在江边与日军机动部队周旋的例子，他认为这个负重完全可以做到。军官们不信，为此胡琏专门调了两个连，做了几次负重越野随后进入阵地构筑工事，两个连效率明显不同，其中负重28斤的连甚至没有完成土工作业。胡琏此时也举出了罗店的例子，这下，一个反对者也没有了。就在诡异的气氛中，11师完成了轻装。

       第二件事是分析日军单兵装备，直到这里，11师的基层军官才算是彻底服气了。胡琏的方法很简单，他先随便拿出一种装备来，询问军官该种装备何时能够用到，并且在什么情况下他会用到，待军官解答后，胡琏随即做出补充，当所有日军装备解析完毕后，11师军官突然发现，对于日军的战术和可能采取的打法，他们居然都能掌握了八九不离十。同时，他们发现这个新来的副师长，几乎研究到了日军的每一个战术动作，甚至对于该种战术动作所能够影响的范围都能估算出来。

       会议到此结束，胡琏按照这两项要求，给他的军官提出要求，要求所有军官按照日军可能做出的所有战术动作设计作战方式，这就是我们现在进行兵棋推演的模型啊，主要是根据地形和日军可能的动作设计工事和火力点。胜利者可以吃到腊肉拌饭，失败者当天没肉吃。这在当时是了不得的伙食。到了培训后期，11师各个营团在构筑工事后都会互派军官到对方工事前做模拟攻击推演，并且用一天的伙食打赌。

       上面这种“第11师的历史和传统”的教育的培训班，本意是加强团队精神、提高战斗力。但是由于胡琏这个能打的副师长的原因，虽然卖队友的名声不好，但是总不会卖自己人，所以在部队里面引起了11师应由黄埔出身的学生才能带领的呼声重新滋长起来（也有史料称是胡琏串通下面几个团长，要把叶挤走，但是我个人认为不太可能，因为叶对胡很提拔，叶和胡的矛盾，主要是战争年代，大家都不想死、想找个能把大家带着活下去的原因，就像“团长”里面的死啦死啦，虽然路子野，但是能把部队宁成一股绳、带领大家活下去）。既然有矛盾，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投票由谁来指挥，可惜的是，站队结果是31团团长罗贤达、32团团长林映东，33团团长曹金轮青一色支持胡琏，3:0 。眼看着这么一个结果，师长叶佩高寒了心。干脆找到陈诚，说明了调出11师的想法。随后，被调到了54军任参谋长。11师官兵满心欢喜，终于有个能打仗的官担任师长了。毕竟当师长的能打仗，当兵就能少死人。结果，一纸调令，13师师长方靖转任11师师长。此时第11师被调往湖北战场参战，奉命暂受第2军节制。

       多说一句叶佩高，为数不多的海南籍将领，身为武将，却有文人风范，热衷于教育事业，抗日战争初期，驻军于湖南岳阳时，在当地创办一所中学。滇西抗战时收复腾冲后，在腾冲创办大同职业学校；抗日战争胜利后，叶佩高奉命调回海南岛接收日军投降，在其家乡文昌县读文村创办叶茂小学的同时，在铺前镇筹办儒初中学(文北中学的前身)，为人民教育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晚年隐居美国，享年87岁。

       再回到胡琏，还是上校副师长，等于没挪地方。而方靖随后找到胡琏，说出了真实的原因。压制胡琏的不是别人，正是他非常尊重的那些黄埔老学长们。这些老学长们大多都处于少将和上校的位置，基本上也都是师长或者军长，而当时的11师属于国军主力部队，是最容易出彩的地方。这些老学长知道胡琏的本事，但又受不了一个小学弟比自己还能出风头，打胜仗。所以不约而同以卖队友为名，压制胡琏的升迁，即便陈诚也无可奈何，只得将方靖推过来顶缸，就是考虑方靖这个人有贵族范，为人大度，属于挨骂笑呵呵，背后也不会捅刀子的性格，同时还是个中将，各方面都合适。这才由他接了位子。

       胡琏知道真相后，受到了很大的打击，一度消极到想放弃军职，解甲归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