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史才之难尚矣，游、夏，圣门之髙弟，而不能赞《春秋》一辞。自秦汉迄今千数百岁，若司马迁、班固、陈寿、范蔚宗者，方其著书之时，岂不欲曲尽其善，而传之无穷，然终亦未免后人之诋斥。至唐独称刘知几，能于修史之外，毅然奋笔，自为一书，贯穿古今，讥评前载。观其以史自命之意，殆以为古今绝伦，及取其尝所论著，而考其谬戾，则亦无异于前人，由是言之，史才之难，岂不信哉！必也编次事实，详略取舎，褒贬文采，莫不适当，稽诸前人而不谬，传之后世而无疑，粲然如日星之明，符节之合，使后学观之，而莫敢轻议，然后可以号信史，反是，则篇帙愈多而讥谯愈众，奈天下后世何。我宋之兴，一祖五宗，重熙累洽，尊儒敬道，储思艺文，日以崇广学校，修纂文史为事，故名臣缀缉不绝于时，前朝旧史，如《唐书》洎《五代实录》皆已修为新书，颁于天下。其间惟《唐书》自颁行迨今，几三十载，学者传习，与迁、固诸史均焉。缜以愚昧，从公之隙，窃尝寻阅新书，间有未通，则必反复参究，或舛驳脱谬，则笔而记之，岁时稍久，事目益众，深怪此书抵牾穿穴，亦已太甚，揆之前史，皆未有如是者。推本厥咎，盖修书之初，其失有八：一曰责任不专、二曰课程不立、三曰初无义例、四曰终无审覆、五曰多采小说，而不精择、六曰务因旧文，而不推考、七曰刋修者不知刋修之要，而各徇私好、八曰校勘者不举校勘之职，而惟务茍容。何谓责任不专？夫古之修史，多出一家，故司马迁、班固、姚思廉、李延寿之徒，皆父子论撰数十年方成，故通知始末，而事实贯穿不抵牾也。惟后汉东观群儒，纂述无统，而前史讥之。况夫唐之为国几三百年，其记事亦已众矣，其为功亦已大矣，斯可谓一朝之大典，举以委人而不专其责，则宜其功之不立也！今《唐史》本一书也，而纪志表则欧阳公主之，传则宋公主之，所主既异，而不务通知其事，故纪有失而传不知，如胶东郡公道彦等纪书降封县公而传乃郡公之类，传有误而纪不见，如《朱宣传》叙天平节度使止有四人，而纪则有七人之类，岂非责任不专之故欤。何谓课程不立？夫修一朝之史，其事匪轻，若不限以岁月，责其课程，则未见其可。尝闻修《唐书》，自建局至印行罢局，几二十年，修书官初无定员，皆兼莅它务，或出领外官，其书既无期会，得以安衍自肆，茍度岁月，如是者将十五年，而书犹未有绪，暨朝廷讶其淹久，屡加督促，往往遣使就官所取之，于是乃仓猝牵课，以书来上，然则是书之不能完整，又何足怪，岂非课程不立之故欤。何谓初无义例？夫史之义例，犹网之有纲，而匠之绳墨也。故唐修《晋书》，而敬播、令狐德棻之徒先为定例，盖义例既定，则一史之内，凡秉笔者，皆遵用之，其取舍详略，褒贬是非，必使后人皆有考焉。今之新书则不然，取彼例以较此例则不同，取前传以比后传则不合，详略不一，如中宗纪前与诸帝纪不同，诸帝纪亦自详略不同之类，去取未明，如皇太子改名并诞节名及上寿皆不书，而上尊号则书之类，一史之内，为体各殊，岂非初无义例之故欤。何谓终无审覆？方新书来上之初，若朝廷付之有司，委官覆定，使诘难纠驳，审定刋修，然后下朝臣博议，可与未可，施用如此，则初脩者必不敢灭裂，审覆者亦不敢依违，庶乎得为完书，可以传久。今其书颁行已久，而疏谬舛驳，于今始见，岂非终无审覆之故欤。何谓多采小说，而不精择？盖唐人小说，类多虚诞，而修书之初，但期博取，故其所载，或全篇乖牾，如代宗母吴皇后传之类，岂非多采小说而不精择之故欤。何谓务因旧文，而不推考？夫唐之史臣，书事任情者多矣，如吴兢书魏齐公事，可以推知，当日史臣，书事与夺，止在其笔端，又如辛云京自立，而传止称其朝命，李德裕执政，增修其父吉甫美事之类，安可悉依徇而书。今之新书，乃殊不参较，但循旧而已，故其失与唐之史臣无异，如太宗放死囚三百九十人、义阳宣城公主四十不嫁之类，岂非务因旧文，而不推考之故欤。何谓刋修者不知刋修之要，而各徇私好？夫为史之要有三，一曰事实、二曰褒贬、三曰文采，有是事而如是书，斯谓事实；因事实而寓惩劝，斯谓褒贬；事实褒贬既得矣，必资文采以行之，夫然后成史。至于事得其实矣，而褒贬文采则阙焉，虽未能成书，犹不失为史之意。若乃事实未明，而徒以褒贬文采为事，则是既不成书而又失为史之意矣。新书之病，正在于此。其始也不考其虚实有无，不校其彼此同异，修纪志者，则专以褒贬笔削自任；修传者，则独以文辞华采为先，不相通知，各从所好，其终也遂合为一书而上之，故今之新书，其间或举以相校，则往往不啻白黑方圆之不同是，盖不考事实，不相通知之所致也，斯岂非刋修者不知其要，而各徇私好之故欤。何谓校勘者不举校勘之职，而惟务茍容？方新书之来上也，朝廷付裴煜、陈荐文同吴申钱藻，使之校勘，夫以三百年一朝之史，而又修之几二十年，将以垂示万世，则朝廷之意岂徒然哉！若校勘者，止于执卷唱读，案文雠对，则是二三胥吏足办其事，何假文馆之士乎！然则朝廷委属之意重矣，受其书而校勘者，安可不思，必也讨论击难，刋削缮完，使成一家之书，乃称校勘之职；而五人者，曾不闻有所建明，但循故袭，常惟务喑嘿，致其间讹文谬事，历历具存，自是之后，遂颁之天下矣，岂非校勘者不举其职，而惟务茍容之故欤。职是八失，故新书不能全美以称朝廷纂修之意，愚每感愤叹息，以为必再加刋修，乃可贻后，况方从宦巴峡，僻陋寡闻，无他异书可以考证，止以本史，自相质正，已见其然。意谓若广以它书校之，则其穿穴破碎，又当不止此而已也。所记事条丛杂无次，艰于检阅，方解秩还朝，舟中无事，因取其相类者，略加整比，离为二十门，列之如左，名曰《新唐书纠谬》，谓擿举其谬误而已，肤浅之见，乌足贻之同志，姑投之巾笥，以便寻绎而备遗忘云。

• 咸林吴缜序

进新唐书纠谬表

臣缜言︰准尚书省札子节文，资政殿学士、太中大夫、守吏部尚书兼侍读胡宗愈奏，“昨蒙恩命，侍读迩英。窃虑将来当次读《唐书》。按，《新唐书》乃欧阳脩、宋祁据旧史所撰，脩与祁皆当世名儒，所撰《唐书》，亦杂采诸家异说，脩撰帝纪、表、志，而祁为列传。各据所闻，商略不同，故其所书事迹，详略先后，不免或有差误。窃见左朝散郎、前知蜀州吴缜撰成《新唐书正谬》，分二十门，是正差误。伏望圣慈指挥下本官，令缮写进呈。取进止。”三省同奉圣旨，许脩写投进者。唐家新史，久模印以颁行；蜀地鲰生，忽著书而窃议。迩臣建请，睿旨俯从。祗奉诏文，伏深兢惕，臣缜诚惶诚惧顿首。

臣窃惟唐室最近圣朝，著纪者将三百年，传世者凡二十帝。其国家兴衰之迹，及君臣治乱之端，贤人君子功名德业之□成，元恶大奸祸败破亡之明鉴，简编丛伙，淑慝混淆，讫于末年，未有完史。暨五季天福之际，有大臣赵莹之徒缀缉旧闻，次序实录，草创卷帙，粗兴规摹，仅能终篇，聊可备数。斯盖时异光华之旦，人非宏杰之才，辞采不足以发挥幽潜，书法不足以耸动观听，纪述取舍，乖戾舛差。我仁宗皇帝所以临文咨嗟，当宁感叹，思成书于盛际，冀垂宪于永年，申命名儒，博招时彦，访朝绅之撰述，发策府之秘藏，无使逸遗，悉归采掇。讨论润色，积十有七年；删削增多，成二百馀卷。然而篇第浩博，事条猥并，刋脩之官既分，编集之员不一，好尚各异，责任靡专。记事止于笔端，定论出于言下，曾不参考，了无适从。善恶多相异之辞，纪、传有不同之事，虚实详略，年月姓名，阙漏复重，抵牾驳杂。既布传之已久，但习用而莫知。臣虽至愚，常切私愤，从吏之暇，披卷以寻。岁月寖深，瑕颣愈见。恭惟仁祖，可谓圣时，集当世之名臣，成前朝之大典，期示万载，自为一家，岂容方来复有异论？臣是以夙夕兴念，启处不遑，欲昧死以开陈，愿据文而刋正。方将具稿，已睹奏封。敢谓皇帝陛下曲赐允从，许令写进。纶言炳耀，贲私室以生光；管见迂疏，渎宸聪而增惧。自量不韪，难逭严诛，仰丐睿慈，特垂矜贷。其上件文字，初名《新唐书正谬》，寻以未尝刊正，止是纠擿谬误而已，遂改为《新唐书纠谬》。凡二十门，为二十卷。已脩写了毕，谨随表附递，上进以闻。臣缜诚惶诚惧，顿首顿首，谨言。绍圣元年九月日，左朝请郎、前知蜀州军州事、臣吴缜上表。

一曰以无为有

代宗母吴皇后传

《肃宗章敬吴皇后传》云：“后幼入掖廷，肃宗在东宫，宰相李林甫阴谋不测，太子内忧，鬓发班秃，后入谒，玄宗见不悦，因幸其宫，顾廷宇不汛扫，乐器尘蠹，左右无嫔侍，帝愀然谓髙力士曰：‘儿居处乃尔，将军叵使我知乎？’诏选京兆良家子五人，虞侍太子，力士曰：‘京兆料择，人得以借口，不如取掖廷衣冠子，可乎？’诏可，得三人，而后在中。因蒙幸，忽寝厌不寤，太子问之，辞曰：‘梦神降我，介而剑，决我胁以入，殆不能堪。’烛至，其文尚隐然。生代宗为嫡皇孙，生之三日，帝临澡之，孙体挛弱，负姆嫌陋，更取他宫儿以进，帝视之不乐，姆叩头言非是，帝曰：‘非尔所知，趣取儿来！’于是见嫡孙，帝大喜，向日视之，曰：‘福过其父！’帝还，尽留内乐宴具，顾力士曰：‘可与太子饮，一日见三天子，乐哉！’后性谦柔太子礼之甚渥。”

• 今案《本纪》，代宗以大历十四年崩，时年五十三，是岁己未，推其生年，实开元十五年，丁卯岁，而李林甫以开元二十年方为宰相，且案林甫本传，其未为相之前，亦无谋不测以倾东宫之事，此其证一也。又案开元十五年，太子瑛尚居东宫，至二十五年，瑛始废，二十六年六月，肃宗方为太子，是岁戊寅，则代宗已年十二矣，此其证二也。且肃宗既为太子，其宫室之内，汛扫廷宇，整饬乐器，宜各有典司，玄宗既临幸其宫，则主者当扫洒整饬以为备豫，岂有乘舆方至，而有司恬然不加严饬除治以俟之者乎？就如肃宗诚忧林甫构扇不测，则怀危惧，不过中自隐忧而已，何豫于掌洒扫、典乐器之人而亦不举其职欤？此其证三也。代宗既于玄宗为嫡长孙，而又生之三日，玄宗亲临澡之，其事体亦已不轻，彼负姆者遽敢率尔取它儿易之，上欺人主，下易皇孙？静寻其言，有同戏剧，虽人臣之家，亦不至是，况至尊之前乎？此其证四也。由是言之，则《吴后传》中所言虚谬可见，盖出于传闻小说，增饰之言，不足取信于后世也。

李吉甫谋讨刘辟

《李吉甫传》云:“迁中书舎人。刘辟拒命，帝意讨之未决，吉甫独请无置，宜绝朝贡以折奸谋。……髙崇文围鹿头未下，严砺请出并州兵，与崇文趋果、阆，以攻渝、合，吉甫以为非是……请起宣、洪、蕲、鄂强弩兵，捣三峡之虚……崇文惧舟师成功，人有鬬志。帝从之……由是崇文悉力，刘辟平，吉甫谋居多。”

• 今案《杜黄裳传》云：“刘辟叛……唯黄裳固劝不赦。”又《严绶传》云：“刘辟叛，绶建言：‘天子始即位，不可失威，请必诛。’”由是言之，刘辟之叛，杜黄裳、严绶亦皆请必诛，非独吉甫请无置，此其证一也。又《严绶传》云绶为河东节度使，刘辟反，绶请“选锐兵，遣大将李光颜助讨贼。”平之。又《髙崇文传》云崇文讨刘辟，“西自阆中出，郤剑门兵，解梓潼之围……鹿头山，南距成都一百五十里，扼二川之要，辟城之，旁连八屯，以拒东兵。崇文破贼于城下……明日，战万胜堆，堆直鹿头左，使骁将募死士夺而有之，下瞰鹿头城，凡八战皆捷，贼心始摇。大将阿跌光颜【即李光颜也】……后期惧罪，请深入自赎，乃军鹿头西，断贼粮道。贼大震，其将……仇良辅举鹿头城降……遂趣成都，辟走，追禽之。”又案《严砺传》，刘辟反，时砺为山南节度使，今《吉甫传》乃云“崇文围鹿头未下，严砺请出并州兵”，且鹿头距成都止一百五十里，并州之兵与李光颜是时已皆在其行久矣，今乃始云“围鹿头未下，严砺请出并州兵”，无乃太后时欤？此其证二也。且《严绶传》自刘辟初反，绶即建请自河东选兵遣将助讨贼，今此乃以为山南节度使严砺，即其误可知，此其证三也。且鹿头之距成都才一百五十里，而果、阆、渝、合，皆在成都五七百里之外，今崇文既已围鹿头，则其城乃必争之地，而贼方危破之秋，是不可缓顷刻而退尺寸之际也，今乃云崇文“围鹿头未下，砺请出并州兵，与崇文趋果、阆，以攻渝、合”，如此则是鹿头将拔，贼势已败，而砺乃始建请出并州兵，吉甫方欲起宣、洪、蕲、鄂强弩，不唯其时日已太迟缓乖牾，而其所指又皆舍近而之逺，殊非兵家攻取之要，此昭然可见其谬，其证四也。吉甫既以起并州兵入蜀为非是，而请起宣、洪、蕲、鄂强弩兵，捣三峡之虚，使崇文惧舟师有功而悉力，然案诸人传，则并州之兵，自初伐叛，即与崇文偕至，卒以成功，而宣、洪、蕲、鄂之兵，不闻有自三峡进者，而辟亦就禽然，则吉甫所谋，竟无毫发之效，其证五也。案《杜黄裳传》云：“刘辟叛……唯黄裳固劝不赦……专委髙崇文。凡兵进退，黄裳自中指授，无不切于机。崇文素惮刘澭，黄裳使人谓曰：‘公不奋命者，当以澭代。’崇文惧，一死力缚贼以献。蜀平，群臣贺，宪宗目黄裳曰：‘时卿之功。’”由此言之，平刘辟者，实黄裳之力，今反归功于吉甫，此其证六也。夫黄裳以宰相而当伐叛之任，书之其传固其宜矣，而吉甫以一中书舎人，乃欲多有其功，就使其实，且犹未可，而况于虚乎！然则此吉甫数事，本皆无有，而今史之所述如是者非它，盖其子德裕秉政日，尝重修《宪宗实录》故吉甫之美恶，皆增损而不实，若此之事，乃重修之时，史官求书吉甫之美而不可得，于是窃取黄裳之事，依仿而为之尔。故其事大抵相类，然不顾其间参错抵牾，考其实则无有，今新《书》又因以为实而书之，无所刋正，岂朝廷重修之意哉！

刘兰拒却颉利

《刘兰传》：“贞观十一年，为夏州都督长史，时突厥携贰，郁射设阿史那模末率属帐居河南，兰纵反间离之，颉利果疑，模末惧，来降，颉利急追，兰逆拒却其众。”

• 今案《太宗纪》：“贞观四年……三月甲午，李靖俘突厥颉利可汗以献”。又《突厥传》：“贞观八年，颉利死”于京师矣。今《刘兰》乃谓贞观十一年颉利尚存于本国；且又考突厥本传，亦无模末来降而颉利急追，刘兰拒却之事，此可验其事皆虚也。

马璘击溃史朝义兵

《马璘传》云：“从李光弼攻洛阳，史朝义众十万阵北邙山，旗铠照日，诸将冘疑，未敢击，璘率部士五百薄贼屯，出入三反，众披靡，乘之，贼遂溃。光弼曰：‘吾用兵三十年，未见以少击众，雄捷如马将军者！’”

• 今案李光弼及史思明传，邙山之战，思明主其军，非朝义也，此其误一也。又案《帝纪》：“上元二年，二月……戊寅，光弼与思明战，败绩”，而《光弼传》亦云官军大溃，则此安得有贼遂溃之谓哉？此其误二也。此盖《马璘传》一偏之说，夸大其功，若考其实，则虚谬自见矣。

裴巨卿窦孝谌无传而云有传

《裴守真传》云：“子：子馀……耀卿、巨卿，别有传。”；《昭成窦皇后传》云；“曾祖：抗、父：孝谌，自有传。”

• 今案裴耀卿、窦抗则已有传，而巨卿、孝谌则无之。

二曰似实而虚

放死罪囚三百九十人

《刑法志》云：“贞观六年，亲录囚徒，闵死罪者三百九十人，纵之还家，期以明年秋即刑；及期，囚皆诣朝堂无后者，太宗嘉其诚信，悉原之。”又《太宗纪》云：“贞观六年……十二月辛未，虑囚，纵死罪者归其家……七年……九月，纵囚来归，皆赦之。”

• 今案《太宗纪》：“贞观四年……天下断死罪者二十九人”，是举天下一年止断死罪二十九人，何其少也！今六年十二月，太宗躬自虑囚，而京师死罪系者已三百九十人，又何其多也！举京师一月以推一年之数，不亦又多乎哉？以京师一年之数而推天下之数，则可胜言哉！四年之距六年未逺也，而多寡如是之辽邈，愚谓此盖出于史氏归美太宗之故，而实则不然也。夫太宗聪明仁智之主也，兴义兵除暴乱，救民于涂炭之中，而措之仁寿之域，天下之人欣然如获再生而见父母，其心方安生而乐业，向善而畏罪。故即位才四年，天下死罪，岁止二十九人，此其效也。自四年至六年，太宗求治之意宜未怠也，政亦四年之政，民亦四年之民，何其善恶薄厚遽有殊绝，不啻百倍之逺哉？况京师乃风教之所先及者，而死罪尚如此之多，则夫幽荒遐僻，蒙化未孚者，又将奈何？愚谓此三百九十人，乃录囚之时，举京师轻重系者之数，非实皆死罪也。太宗以其盛冬缧系，故矜而纵之，使明年就刑，如期既至，则怜而宥之。以四年天下死罪之数而推此，则事理人情较然明甚，若谓三百九十人实皆死罪，而太宗释之，事必不然也。况死罪，法之极者，其数又如此之多，其间必有巨奸极蠹，众所仇疾，其情至重而为政者所宜亟去者，亦有过误愚懦，穷迫株蔓，其情至轻而为政者所宜矜贷者，是二者，狱事之所常有，讵可一概论哉？今也抵是罪者仅四百人，其间岂无等差？一旦不问其情之轻重，举而释之，以太宗之聪明仁智，必不为也！以是观之，其理岂不甚明哉！而史臣皆以死罪书之者，盖欲归美于太宗，故夸大其数，以见其仁心感人之至云尔。自是秉笔者，但知传其文，不复推其实，后之学者，亦相承而未悟，故白居易元和中为诗犹云“死囚四百来归狱”，盖亦取信于史而已。然则脩新《书》者固宜辨析，其事使昔之史臣归美，而今之史臣纪实之意，两得其真，如是乃称脩史之职也欤！

义阳宣城二公主四十不嫁

《孝敬皇帝传》云：“义阳、宣城二公主，以母故幽掖廷四十不嫁，弘闻眙恻，建请下降，武后怒，即以当上卫士配之，由是失爱……弘奏请数怫旨。上元二年，从幸合璧宫，遇鸩，薨。”

• 今案义阳、宣城二公主，皆高宗女，而萧淑妃所生也。高宗以贞观二年戊子岁生，而孝敬皇帝以上元二年乙亥岁薨，自戊子至乙亥，则高宗才四十八岁，尔何縁有四十岁之女乎？此当日史臣之过也。推原其意，盖止欲甚武氏之恶云尔，然殊不顾事过其实，遽书于史。后之秉笔者，又不能推穷其实，止袭其误而载之。自吴兢、刘知几脩纂以来，迨今已数百年，而新《书》又不为之讨论详究，绌其信实，但从而粉泽文饰之，岂脩史之意哉！

郑𬘡作相时事皆不实

《郑𬘡传》云：“宪宗即位，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始，卢从史阴与王承宗连和，有诏归潞，从史辞潞乏粮，请留军山东。李吉甫宻谮𬘡漏言于从史，帝怒……召学士李绛，语其故，且曰：‘若何而处？’绛曰：‘诚如是，罪当族。然谁以闻陛下者？’曰：‘吉甫为我言。’绛曰：‘𬘡任宰相，识名节，不当如犬彘枭獍与奸臣外通。恐吉甫势轧内忌，造为丑辞以怒陛下。’帝良久曰：‘几误我！’先是，杜黄裳方为帝夷削节度、强王室，建议裁可，不关决于𬘡，𬘡常黙黙。居位四年，罢。”又《李绛传》云：“时议还卢从史昭义，已而将复召之，从史以军无见储为解，李吉甫谓郑𬘡漏其谋，帝召绛议欲逐𬘡，绛为开白乃免。”

• 今案《宪宗本纪》元和四年二月丁卯，𬘡罢相，至三月乙酉，成德军节度使王士真方卒，其子承宗自称留后，十月辛巳，承宗始反，是月朝廷命吐突承璀为将以讨承宗；而《卢从史传》云：“丁父丧未官，即献计诛王承宗……由是夺服，领泽潞……讨贼”且既云从史父丧未官，而献计诛承宗，朝廷因命复领泽潞讨贼，则是亦皆在三月王士真死而承宗自立之后也。然则𬘡当是时已去相久矣。《𬘡传》所述，与帝纪及年表并诸人传皆不相符，其证一也。又案李吉甫以元和二年正月为相，而三年九月出为淮南节度使，至四年三月王士真死，承宗自立，十月，承宗反而朝廷讨之，自后从史方有与承宗连和之事，是时吉甫乃在淮南，何由得谮𬘡漏言？其证二也。又至五年四月从史方贬死，六年正月吉甫方再入相，是时𬘡已去相将二期矣，其年月及𬘡、从史、吉甫之所在事状，皆参差不相符，其证三也。又《李绛传》云“时议还卢从史昭义，已而将复召之，从史以军无见储为解，吉甫谓𬘡漏谋，帝欲逐𬘡，绛为开白乃免。”其说与《𬘡传》又已不同，且所谓“还卢从史昭义，已而将复召之”者何也？岂谓从史既夺服，复领昭义之后，朝廷方欲复召之欤？方宪宗元和之初，天下节度使如从史者，朝廷有无故而可以轻召者欤？以从史及孔戡、裴垍、乌重胤、吐突承璀等传，与韩愈、杜牧等集而考之，则从史复领昭义之后，其势可复轻召欤？且𬘡、绛二传，述漏谋之因，既已不同，则其事何可复信？此盖李绛之门生故吏，撰集绛事者，务多书其事，以为绛之美，然皆参错不实，其后史臣为𬘡传者，既无事可纪，故又取绛事而载之，展转相因，则愈失其真，其证四也。《𬘡传》又云“先是，杜黄裳方为帝夷削节度，强王室，建议裁可，不关决于𬘡，𬘡常黙黙，居位四年，罢。”案黄裳以永贞元年七月为相，至元和二年正月罢，𬘡以永贞元年十二月为相，至元和四年二月罢后，𬘡犹居相位二期始罢，使黄裳方当国，而事不关决，𬘡常黙黙，遂先黄裳罢去，以是为𬘡之贬，可也。今黄裳既已先𬘡罢，而𬘡犹居位，复为谁而黙黙如是者又二年乃始罢去？史笔若此，不亦太近诬乎？其证五也。由是言之，《郑𬘡传》自为相之后，止此二事，后人读之，似皆有实可信，及以纪、传参考，则全不可用，今列其事如右，且又为旁行编年瘗次，陈之于后，庶览者了然易见云。　（图表见此处）

张九龄谏而太子无患

《张九龄传》云：“武惠妃谋陷太子瑛，九龄执不可，妃宻遣宦奴牛贵儿告之曰：‘废必有兴，公为援，宰相可长处。’九龄叱曰：‘房幄安有外言哉！’遽奏之，帝为动色，故卒九龄相而太子无患。”

• 今案《太子瑛传》载九龄谏时，已为中书令，而《宰相年表》：“开元二十二年五月戊子……九龄为中书令”，二十五年，太子竟废死，然则当议废太子时，九龄已为相久矣，安得云卒九龄相哉！且九龄以二十五年而太子竟废死，则是终不免祸，安得云太子无患哉！此二者皆无其实也。

刘潼治蜀南诏不敢犯边

《刘潼传》为西川节度使，“时李福讨南诏，兵不利，潼至，填以恩信，蛮皆如约。六姓蛮持两端，为南诏间候，有卑笼部落者，请讨之，潼因出兵袭击，俘五千人，南诏大惧，自是不敢犯边。”

• 今案《南诏传》潼为西川节度使之时，即懿宗咸通七年八年之际也，当是时南诏方强，南冦安南，西扰成都，至咸通十年，又自沭源入冦嘉州，由此言之，则南诏何尝不敢犯边乎？潼传中止云南诏少戢，不敢轻冦边可也，以为自是不敢犯，则非其实也。

三曰书事失实

降封宗室郡公纪书为县公等事

《太宗纪》云：“武德……九年……十一月庚寅，降宗室郡王非有功者爵为县公。”

• 今案《胶东郡王道彦传略》云：“高祖初，封义兴郡公，例得王”，于是唐始兴，务广支蕃镇天下，故从昆弟子，自胜衣以上，皆爵郡王。太宗即位，举属籍问大臣曰：“尽王宗子于天下可乎？”封德彛曰：“汉所封惟帝子，若亲昆弟，其属逺非大功不王，如周郇滕、汉贾泽尚不得茆土，所以别亲疏也。先朝一切封之，爵命崇而力役多，以天下为私奉，非所以示至公。”帝曰：“朕君天下以安百姓，不容劳百姓以养己之亲”，于是疏属王者，皆降为公，唯尝有功者不降，故道彦等，并降封公，由是言之，则道彦等，其初所封皆郡王也。太宗即位后所降封，皆郡公也。如《本纪》贞观八年书道彦胶东县公，及旧书《道彦胶东郡公传》云：“于是宗室率以属疏降爵为郡公”是也。今《本纪》所书，乃云为县公者，盖旧史《本纪》其误如是，而新书不加考证，承误而书，故遂失其实矣。今新《书》道彦本传之首，犹书为郡王，亦误也。又案，此降封宗室，乃武德九年十一月事，是岁八月甲子，高祖初逊位，自称太上皇，而太宗新受禅位，即才三四月耳，而封德彛所对，遽指高祖为先朝，此又史臣书事之甚误者也。

陆贽李晟传幸梁州事

《陆贽传》云：“李怀光有异志，欲怒其军使叛，即上言：‘兵廪薄，与神策不等，难以战。’李晟宻言其变，因请移屯，帝遣贽见怀光议事，贽还，奏怀光冦奔不追，师老不用，群帅欲进辄沮止其谋，此必反，宜有以制之，因劝帝许晟移军……又建遣李建徽、阳惠元与晟并屯东渭桥，托言晟兵寡不足支贼，俾为掎角，怀光虽不欲遣，且辞穷无以沮解，帝犹豫曰：‘晟移屯，怀光固怏怏，若又遣建徽等俱东，彼且为辞，少须之。’晟已徙营，不阅旬，怀光果夺两节度兵，建徽挺身免，惠元死之，行在震惊，遂徙幸梁”。又《李晟传》云：“后数日，怀光并建徽、惠元兵，惠元死之，是日帝进狩梁”。

• 今案《本纪》云：“兴元元年……二月甲子，李怀光为太尉。怀光反，丁卯，如梁州……三月，李怀光夺鄜坊京畿金商节度使李建徽、神策军兵马使阳惠元兵，惠元死之。”；

• 《韩游瑰传略》云：“李怀光叛，诱游瑰为变，游瑰白发其书，帝曰：‘卿可谓忠义矣！’对曰：‘臣安知忠义，但怀光误臣，使震惊乘舆，后持臣自解。’帝嘉其诚，从问计欲安出”，游瑰说帝以邠及灵武、河中、振武、潼关、渭北守，请分其兵，罢怀光权，“帝美其言，会怀光诱复至，浑瑊得书，稍严卒以警，游瑰不知，发怒嫚骂瑊，帝疑有变，即日幸梁州。”；

• 又《李怀光传》云怀光“遣将赵升鸾谋于奉天，升鸾告浑瑊曰：‘怀光遣逹奚承俊火乾陵，使我为内应，以胁乘舆！’瑊白发其奸，请帝决幸梁州，帝令瑊戒严，未毕，帝自西门出。”；

• 又《严震传》云:“怀光与贼连和，奉天危蹙，帝欲徙跸山南，震驰表奉迎”，遣五千兵至，帝大喜，翌日发奉天。

• 然则此三者之传，其事状皆不相逺，大抵始因怀光与贼通而欲为变，奉天既已危蹙，故议幸梁州，会怀光间诱复至，浑瑊严警而游瑰骂瑊，时严震兵既已到，今贽、晟《传》乃以为因怀光夺二人兵，行在震惊，是日遂幸梁，则失其实矣！盖以《本纪》言之，则幸梁与夺兵不同日，其误昭然也，其阳惠元止是神策军兵马使，而贽《传》兼李建徽，遂谓之两节度，亦误也

宪宗子棣王彭王信王同封失实

《十一宗诸子传》内宪宗子《棣王惴传》云：“大中六年始王，与彭、信二王同封。”〈【彭王，名愓；信王，名憻，一名𢗙，其𢗙字恐误，有说，见别篇】〉

• 今案《本纪》大中“六年……十一月，封弟惴为棣王”即无彭、信二王同封之事，而大中三年《纪》云：“十一月己卯，封弟愓为彭王”，咸通元年《纪》云：“七月，封叔𢗙为信王”。然则彭、信二王，未尝与棣王同时受封，明矣。

王勮传以寿春等五王降封入阁为出阁

《王勮传》：“长寿中为鳯阁舍人，寿春等五王出阁，有司具礼仪，忘载册文，群臣已在，乃悟其阙，宰相失色，勮召五吏执笔，分占其辞，粲然皆毕，人人嗟服。”

• 今案《寜王宪传》云〈【宪初名成器】〉：“文明元年，武后以睿宗为皇帝，故宪立为皇太子。睿宗降为皇嗣，更册为皇孙，与诸王皆出阁，开府，置官属。长寿二年，降王寿春，与衡阳、巴陵、彭城三王同封，复诏入阁。”〈【此三王同封之文，当作四王，盖史氏误，不载临淄郡王一人耳，其说见别篇】〉

• 又案《武后纪》：“长寿二年腊月……丁卯，降封皇孙成器为寿春郡王、恒王成义——衡阳郡王、楚王隆基——临淄郡王、卫王隆范——巴陵郡王、赵王隆业——彭城郡王。”

• 然则《王勮传》所谓“长寿中寿春等五王”事，即此是也，推考《纪》、《传》，乃是五王降封而复入阁，《勮传》以为出阁，则失其实也

张锡为相日数

《张锡传》云“韦后临朝，诏同中书门下三品，旬日，出为绛州刺史”。

• 今案《睿宗纪》，张锡以景云元年六月壬午，同三品，至七月壬戍，贬绛州刺史，乃四十日，非旬日也。

辛云京京杲二传书事失实

《辛云京传》云：“……加代州都督、镇北兵马使。太原军乱，帝恶邓景山绳下无渐，以云京性沈毅，故授太原尹”。

• 今案《肃宗纪》云：“宝应元年……建卯月……癸丑，河东军乱，杀其节度邓景山，都知兵马使辛云京自称节度使。”以《传》言之，则朝廷所命也，以《本纪》言之，则云京自立也，二者何所取信哉？以唐藩镇事状考其实，乃云京自立之后，以军中之情，请诸朝耳！故《邓景山传》云“……众怒作乱，景山遇害……肃宗以其统驭失方，不复究验，遣使喻抚其军，军中请云京为节度使，诏可。”此盖唐中叶已后，藩镇大抵皆然，今史氏于云京《本传》，乃为之委曲隐避，不复言因乱自立，然则当时史官，于云京兄弟为有私矣！试又举其事以验之，夫仆固怀恩之祸，其始岂非云京很忌激触之所致欤？而又结谋中人，表里间构，以成就怀恩之叛逆者，实云京为之根柢也，而《本传》但书其美，曾无一言以及此，此其一验也；又云京从弟京杲，为湖南观察使，以贪赃残暴而致王国良之乱，且嗣曹王皋，贤者也，而京杲陷害之〈【此二事见于《嗣曹王皋传》及《西原蛮传》】〉，又以私怒而杀部曲〈【此见于《李忠臣传》】〉，凡此等事，皆不见于京杲《本传》，此其二验也。是则当时史臣，有私于辛氏兄弟，岂不信哉！今新《书》但袭旧史而载之，不加刋正，亦编修之一失也。

崔圆辞大学士

《李泌传》：“贞元……三年，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俄加集贤殿、崇文馆大学士、监脩国史，泌建言学士加‘大’，中宗时，及张说为之固辞，乃以学士知院事，至崔圆复为大学士，亦引泌为让而止”。

• 今案《明皇帝》及《肃宗本纪》，天宝十五载〈【是岁丙申】〉六月，剑南节度使崔圆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至乾元元年〈【是岁戊戌】〉五月罢，而崔圆《本传》亦与纪同，其《传》末云：“大历中，卒。”案大历止于十四年〈【是岁己未】〉，而李泌以贞元三年方为宰相〈【是岁丁卯】〉，设若崔圆以大历十四年卒，至李泌拜相之年，崔圆卒亦已九年矣，何縁乃云“至崔圆复为大学士，亦引泌为让而止”乎？且又此乃李泌议学士不可加大，而方辞朝命之词，既而殊不言朝廷之听否，乃遽述崔圆为相日之事，疑此一句颠倒错乱，其间脱字必多，全不可考。

王播进献

《王播传》云：“自淮南还，献玉带十有三，银碗数千，绫绢四十万，遂再得相云。”

• 今案播之再为相，乃太和元年，文宗初即位之数月也，时帝新即位，有意太平，方以恭俭为政，故《庄恪太子传》云：“帝承宝历荒怠，身勤俭率天下”，观《本纪》自帝即位之初，其所行简俭省约之事，皆可以概见，无容因播进献之多，遂命为相，况文宗虽中常之主，然方其新即阼，锐于为治，必不至于是也。案《播传》，穆宗时领盐铁，敬宗时，“以王涯代使，播失职，见王守澄方得君，厚以金谢，守澄乘间荐之，天子有意复用播”，遂复领使；

• 又案《李景让传》云：“宝历初，迁右拾遗，淮南节度使王播以钱十万市朝廷欢，求领盐铁……”；又《独孤朗传》云：“王播赂权近，还判盐铁”；又案《播传》云：“文宗立，就进检校司徒。太和元年，入朝，拜左仆射，复辅政。”，而《文宗纪》云：“太和元年……六月癸巳，淮南节度副大使王播，为尚书左仆射、同平章事”，此盖播当敬宗时，以贿赂遗权幸，又以献于朝，方敬宗荒侈而得其贡奉故，复其盐铁使名，既而文宗即位，权近之臣，久甘其赠贿，故言之于帝，帝。新登阼，未知其实，遂自淮南召还，使复辅政，如是而已，若谓文宗因其献玉带、银碗、绫绢而命为相，此则近诬也，带碗绫绢之献，乃敬宗时，其所得，止是再领盐铁，其云自淮南还及再得相，皆记事者误也。

郭英乂代髙适

《班宏传》云：“髙适镇剑南，表为观察判官……郭英乂代适，表雒令。”

• 今案《郭英乂》及《崔寜传》云永泰元年，严武卒，众请英乂为节度使，朝廷用英乂，乃拜剑南节度使，其事甚明，此云英乂代适，则误矣，代髙适者，严武，非英乂也。

节愍太子诛武三思事

《中宗本纪》：“景龙元年……七月辛丑，皇太子以羽林千骑兵诛武三思，不克，死之。”

• 今案《节愍太子》及《武三思传》，其三思父子皆已为节愍所诛，止是太子之众自溃，故太子被害耳，不得谓之诛武三思不克也，当云以羽林千骑兵诛武三思，已而众溃，死之，如此乃尽其实。

四曰自相违舛

王瑰恭宪太后弟乃以为惠安太后弟

《宦者·杨复恭传》云：“王瑰者，惠安太后之弟也”。

• 今案《后妃传》懿宗凡二后，一曰惠安皇后王氏，一曰恭宪皇后王氏。《惠安传》则不载有弟瑰事，至《恭宪传》则载弟瑰事甚详，且又述其被害事，与《复恭传》正合，然则，瑰乃恭宪弟，非惠安弟也。

以三月二日为中和日

《方技·桑道茂传》云李泌病笃，以三月二日中和日强入见，不能歩，归而卒。

• 今案李泌请以二月朔为中和节，帝悦；又案《本纪》泌以三月甲辰薨，是岁正月甲辰朔，而《邺侯家传》以为三月二日寒食，而泌力疾赴内宴，不能歩，归而卒，然则泌以三月二日甲辰寒食日薨，而《道茂传》以为中和节日则误也。

太宗纪享年差三岁

　　《太宗本纪》：“贞观二十三年五月己巳，皇帝崩于含风殿，年五十三。”今案《虞世南传》叙太宗语曰：“吾年十八举义兵，二十四平天下，未三十即大位。”且太宗以隋炀帝大业十三年起义兵，是岁丁丑，而太宗自谓年十八，则是庚申岁生。又《太宗纪》云：“大业中，突厥围炀帝雁门，诏书募兵赴援，太宗时年十六往应募”。案隋书纪，突厥以大业十一年围炀帝于雁门，是岁乙亥，而太宗年十六，则亦是生于庚申岁，以二者推较，则太宗以庚申生无疑矣。贞观二十三年，岁在己酉，自庚申至己酉止，是五十年，而本纪以为年五十三则误也。

杜佑所终之官与桑道茂传不同

　　《桑道茂传》云：“杜佑终于司徒”。今案佑传，以太保致仕而终，非司徒也。

明皇帝公主数多一人

　　《公主传》：“明皇帝二十九女”。今案其名数，乃有三十人，即不知其总凡之误邪？名数之误邪？然修书而至于如此，亦可谓疏谬矣。

穆宗纪始封与宪宗纪异

　　《穆宗纪》云：“始封建安郡王，进遂王”。今案《宪宗纪》，元和元年八月丁卯，进封子延安郡王宥为遂王【即穆宗也】。《穆宗纪》以为建安，《宪宗纪》以为延安，二者必有一误。

建王已改名而薨时犹书故名

《穆宗纪》：“长庆元年五月丙辰，建王审薨。”今案《十一宗诸子传》云宪宗二十子内《澧王恽传》末云：“初，恽名寛、深王察、洋王寰、綘王寮、建王审，元和七年，并改今名。”则是寛以下，其名皆改从心，故审改名恪，而《本传》书为建王恪也。既于元和七年【壬辰】改为恪，至长庆元年【辛丑】薨时，犹书为审，其误可见也。

谓八王史失其薨年而自有薨年可见者

　　《十一宗诸子传》内宪宗二十子，宋云：“凡八王，史失其薨年。”今案所谓“八王”者，深王悰、琼王恱、沔王恂、婺王怿、茂王愔、衡王憺、澶王㤝、荣王㥽也。然案《僖宗纪》广明元年八月：“癸卯，荣王㥽为司空。是月，㥽薨。”则是此一王薨年亦自可见，而本传亦谓史失之者，误也。

谓九王史逸其系胄而自有系胄可见者

　《宣宗诸子·通王滋传》末云：“济、韶、彭、韩、沂、陈、延、覃、丹九王，史逸其系胄云”今案《昭宗纪》，乾宁四年韩建所害九王内，彭王名惕，即宪宗子，沂王名禋，即昭宗子。此二王举其名而考其传，则皆见系胄，安得一概云史逸之也？

韦云起尝为麟州刺史而本传不载且是时未有麟州

　　《裴寂传》云：“麟州刺史韦云起告寂反。”今案《云起传》，云起未尝为麟州刺史，亦无告裴寂反之事。且又按《地理志》，麟州乃开元十二年始置，则方武德时，固未有麟州也。

虞世南传及天文志叙星变灾异事与纪志不同

　　《虞世南传》云：“贞观八年，进封永兴县公，会陇右山崩，大蛇屡见，山东及江淮大水，后星孛虚危，历氐馀百日。帝访群臣，世南曰······”云云。又《天文志》云：“贞观八年，八月甲子，有星孛于虚危，历玄枵，乙亥不见。” 　　今案《帝纪》“贞观八年七月，陇右山崩。八月甲子，有星孛于虚危”。《五行志》云：“贞观八年。七月陇右山摧。”又云：“八年七月，山东江淮大水”又云：“陇右大蛇屡见”凡此所云，即虞世南传及天文志所书之事也。其大节如山摧蛇见、大水星变，虽已仅同，至于间有违舛，则不能使人无疑。何者，如《世南传》云：“星孛虚危，历氐馀百日”。而《天文志》云：“甲子星孛于虚危......至乙亥不见”则止十二日尔，此一可疑也。自氐至虚危，凡历大火、析木、星纪、玄枵四辰，即未知十二日之间，果能遍历欤，此二可疑也。又云“星孛虚危，历玄枵”，夫虚危即玄枵之次，今云“孛虚危”，又云“历玄枵”，此三可疑也。以是观之，则志传必有误者矣。

李源年七十四而传以为八十

　　《李源传》略云：“源八岁家覆，俘为奴，转侧民间。长庆初，年八十矣。御史中丞李德裕表荐源绝心禄仕五十馀年”。今案《明皇帝本纪》天宝十四载：“十二月丁酉，安禄山陷东京，留守李憕死之”。是岁乙未，而源年八岁，则是生于天宝七年戊子也。至长庆元年辛丑，止七十四岁尔。其长庆尽四年甲辰，又历敬宗宝历元年乙巳，二年丙午，文宗太和元年丁未，源始八十岁。然则既云“八岁家覆”，又云“长庆初年八十”，此二者必有一误。况德裕为中丞，正长庆时，时源实未八十矣。

王同皎李多祚传讨二张处所与桓彦范及皇后等传不同

　 《王同皎传》云：“兵趋长生殿太后所。”《李多祚传》亦同。今案《桓彦范传》云：“时武后处迎仙宫之集仙殿。”又《武后》及《张易之传》皆云“迎仙院”，未知孰是。

独孤懐恩献后之弟而以为侄

　　《独孤懐恩传》云：“元正皇后弟也。懐恩之幼，隋文帝献皇后以侄养宫中。”今案元正皇后即髙祖之母，而《髙祖纪》云：“隋文帝独孤皇后，髙祖之从母也。”由此言之，则元正后与隋文献后乃姊妹，而懐恩则弟也，安得谓之侄哉？

张𬸦贬官年世相逺

　张荐传略云：“𬸦字文成。证圣中，天官侍郎刘奇以𬸦及司马锺为御史。开元初，御史李全劾𬸦多口语，讪短时政，贬岭南。武后时，中人马仙童陷黙，啜问文成安否，答曰：‘近自御史贬官。’曰：‘国有此人不用，无能为也’”。

今案武后证圣元年乙未，明皇帝开元元年癸丑，相去一十九年，而𬸦仍为御史，此已可疑。且又𬸦既于开元初以御史贬官矣，何縁复云武后时？马仙童曰：“近自御史贬官。”欤此一节前后乖舛。全不可考。

本纪书浑释之死与传不同

　 《浑瑊传》云：“父释之，有才武，从朔方军积战多，累迁开府仪同三司，试太常卿、宁朔郡王。广德中，与吐蕃战没”。今案《代宗纪》：“广德二年二月辛未，仆固懐恩杀朔方军节度留后浑释之。”又《释之本传》云：“李光弼保河阳，释之以朔方都知兵马使为禆将，进宁朔方节度留后。仆固懐恩之走，声为归镇，释之曰：‘是必众溃。将拒之’。其甥张韶曰：‘彼如悔祸还镇，渠可不纳’。释之信之，乃纳懐恩。懐恩已入，使韶杀释之，收其军......”纪传所载如此，而与《浑瑊传》不同，未知孰是。

杜求仁传舛误

《杜求仁传》云：“求仁与徐敬业举兵，为兴复府左长史，死于难。”今案《徐敬业传》，求仁为匡复府右长史，与《求仁传》不同，未知孰是。

贤妃徐惠为齐聃姊又为姑

　　《徐齐聃传》云：“高宗时，姑为帝婕妤”。子坚传末又云：“齐聃姑为太宗充容，仲为高宗婕妤。”今案《后妃传》云：“太宗贤妃徐惠，太宗召为才人，再迁充容，卒赠贤妃。”、“惠之弟齐聃、子坚，皆以学闻，女弟为高宗婕妤。”然则徐齐聃在本传则为贤妃、婕妤之侄，而坚为侄孙。在贤妃传则齐聃乃贤妃、婕妤之弟，而坚乃侄也。未知何者为是。

萧至忠传叙萧德言世次未明

　　《萧至忠传》云：“祖德言，秘书少监”。今案《宰相世系表》，德言乃至忠之曾祖，其世次甚明。又德言传，亦谓至忠为曾孙，此必可信。今至忠传止以德言为祖，则误也。

徐州戍兵庞勋等擅还

　　《康承训传》云：“咸通中，南诏复盗邉武宁兵七百戍桂州，六岁不得代。列校许佶、赵可立因众怒，杀都将，诣监军，使丐粮铠北还”今案《崔彦曾传》云：“初，蛮冦五管陷交趾，诏节度使孟球募兵三千往屯，以八百人戍桂林。旧制，三年一更，至期请代。而彦曾亲吏尹戡、徐行俭贪不恤士，乃议廪赐乏，请无发兵，复留屯一年。戍者怒，杀都将王仲甫，胁粮料判官庞勋为将，取库兵剽湘、衡，虏丁壮，合众千馀北还”然则《康承训传》以为“武宁兵七百戍桂林，六岁不得代而作乱”《崔彦曾传》则以为“八百人戍三年请代，以复留一年，故怒而作乱”。此二者所载不同，未知孰是。

诛张昕三传各异

　　 《高固传》云：“李懐光反，使邠宁留后张昕将兵万人先趣河中。固在行，乃伺间入帐下，斩昕首以徇。拜检校右散骑常侍、前军兵马使”。 今案《杨朝晟传》云：“李懐光反，韩游瑰退保邠宁，贼党张昕守邠州，大索军实，多募士，欲潜归之。朝晟父懐宾为游瑰将，夜以数十骑斩昕及同谋者，游瑰遣懐宾告行在。德宗劳问，授兼御史中丞。”又案《韩游瑰传》云：“懐光檄假游瑰邠州刺史，欲因张昕杀之。游瑰既失兵，不知所图，有客刘南金说之，游瑰驰入，邠说昕，昕不听。游瑰移疾不出，阴结其将髙固等。游瑰伏甲先起，高固等应之，斩昕首以闻。”且张昕之死，不过止在一人之手，又其先必有主其谋者。今此则不然。在《高固传》则以为固伺间斩昕；在《杨朝晟传》，则以为杨懐宾以夜斩昕；在《韩游瑰传》，则以为游瑰伏甲先起，而高固应之，乃斩昕。其主谋及致杀者果在何人？为史如此，使后人何？

刘禹锡得志时三事与别传皆差

　　《刘禹锡传》云：“王叔文引禹锡及柳宗元与议禁中，所言必从。擢屯田员外郎，判度支盐铁案。颇慿藉其势，多中伤士。若武元衡不为宗元所喜，下除太子右庶子······”今案《武元衡传》云：“为御史中丞，顺宗立，王叔文使人诱以为党，拒不纳。俄为山陵仪仗使。监察御史刘禹锡求为判官，元衡不与，叔文滋不悦。数日，改太子右庶子。”然则元衡下迁庶子，乃以忤叔文、禹锡之故，非为柳宗元不喜。此其事与《禹锡传》不同者一也。又云：“御史窦群劾禹锡挟邪乱政，群即日罢”。今案《窦群传》云，德宗时迁侍御史。至顺宗时，群不附王叔文，欲逐之，韦执谊不可而止。宪宗立，转膳部员外郎，兼侍御史知杂事。然则当王叔文、禹锡等党方盛时，群亦未尝罢御史。此其事与《禹锡传》不同者二也。又云：“韩皋素贵，不肯亲叔文等，斥为湖南观察使。”今案《韩皋传》云：“入拜尚书右丞。王叔文用事，皋嫉之，谓人曰：‘吾不能事新贵从弟曅以告叔文，叔文怒，出为鄂岳蕲沔观察使。’”观此，则皋所忤者叔文及其一党之人，不独止禹锡而已。此事当载之《叔文传》中乃可，非《禹锡传》之所当书也。且皋之出，自为鄂岳蕲沔观察，又非湖南，此其事与《禹锡传》不同者三也。噫如禹锡者，因非良士，而又朋附小人，窃弄威柄。方其得志之秋，朋党构扇，变故易常，妄相进擢，既不卟天下之望，宜为正人之所疾恶。意其当日施为恣横者，不止此数事而已。然当时史臣不能摭其信实之事，笔之简策，止掇拾微末一二，且又差舛不同，不惟无以见其过恶之迹，而又使后世疑其事之不然，此最为可惜也

张巡用兵人数误

　《忠义·张巡传》赞云：“以疲卒数万。”今案巡所用战兵止数千，不满万人，赞之所云误矣。

王焘等世次不明

　　《王圭传》及《酷吏·王旭传》皆云焘及旭乃圭之孙。今案《宰相世系表》，则二人皆圭之曾孙，未知孰是。

裴寂字不同

　　 《裴寂传》云：“寂字玄真。”今案《宰相世系表》，则字真玄，未知孰是。

刘审礼传与表不同

　　《刘审礼传》云：“子殆庶。”又云：“易从为彭城长史。”今案《宰相世系表》：“殆庶、易从为汉州长史。”未知孰是。

虢王子次序不同

　　《虢王鳯传》云：“七子，次子茂融。”今案《宗室世系表》，鳯止六子，而茂融第四，未知孰是。

馆陶公主所尚不同

　　 《酷吏·崔器传》云：“曾祖恭礼尚馆陶公主。”今案《公主传》，高祖女真定公主嫁崔恭礼，又馆陶公主下嫁崔宣庆。今器传乃云“恭礼尚馆陶”，未知孰是。

崔良佐传误

　　《艺文志》崔良佐《三国春秋》注云：“良佐，深州安平人，日用从子。”今案《崔日用传》，乃滑州灵昌人，而又《崔元翰传》述良佐云：“与日用从昆弟也。”此二传乡里宗族与《艺文志》不同，未知孰是。然以《宰相世系表》考之，则良佐乃日用之再从侄。以是言之，则从子者是，而从昆弟者误欤？

武攸暨传年号误

　　《武攸暨传》云：“中宗时拜司徒，复王定。延秀之诛，降楚国公，景龙中卒”。今案《武延秀传》，延秀以韦后败时，与安乐公主同斩，则是景龙四年六月中事也。是岁六月壬午，韦后弑中宗。甲申，改元唐隆。庚子，临淄王以兵诛韦氏及安乐公主、武延秀等。甲辰，睿宗即位。七月己巳，改元景云。由是言之，延秀既诛之后，何縁复有景龙年号乎？

两传载周贽安太清不同

　　 《李光弼传》云“河阳北城之战，贼众奔败，禽周挚。”今案《史思明传》云：“时周贽以后军屯福昌，骆悦恶其贰，乃杀贽。”【贽、挚虽不同，其实一人也。】且周贽已为光弼所禽，何縁复从思明领军屯福昌，而为骆悦所杀欤？又《光弼传》云：“安太清袭懐州，守之······光弼令郝廷玉由地道入懐州，得其军号，登陴大呼，王师乘城，禽太清、杨希仲，送之京师，献俘太庙。”《侯仲庄传》亦云“禽安太清。”今案《史思明传》云：“使安太清取懐州以守，光弼攻之，太清降。”又案《哥舒曜传》亦云降安太清、光弼、《仲庄传》言禽，而《思明曜传》言降，未知孰是。

郝玭马璘传不同

　　 《郝玭传》云：“贞元中，为临泾镇将。尝从数百骑出野，还，说节度使马璘曰：‘临泾扼洛口，其川饶衍，利畜牧。其西走戎道旷数百里皆流沙，无水草，愿城之，为休养便地’玭出，或谓璘曰：‘玭言信然。虽然，公所以蒙恩大幸，以边防未固也。上心日夜念此，故厚于公。若用玭言，则边已安，尚何事为’璘遂不听。”今案《马璘传》云：“徙泾原节度使，大历八年，吐蕃内冦，璘与浑瑊击破之，十二年卒于军，是岁丁巳”。今玭传云，贞元中说马璘，而贞元元年岁在乙丑，则是时璘卒已九年矣，玭安得与璘有言哉？此可疑者一也。案璘传云，在泾八年，缮屯壁为战守具，令肃不残，人乐为用，敌不敢犯。今《郝玭传》所言乃如此，则正与《璘传》相反。此可疑者二也。案旧书玭传则云：“临泾地居险要，当敌要冲，白其帅，帅不从”则是旧史未尝以为马璘，未审新书何由指以为马璘？此可疑者三也。

苏定方传误

《苏定方传》云：“至恒笃城，欲杀降人取赀。定方一不取，太宗知之。”今案本纪，此乃高宗显庆元年九月事，今云太宗，则误也。

江夏王道宗李靖等传不同

《江夏王道宗传》云：“助李靖破敌，亲执颉利可汗。”今案李靖及突厥传，禽颉利者，张宝相也。而《道宗传》以为道宗亲执，未知孰是。

刘澭入朝纪传不同

　　 《德宗本纪》贞元八年：“十一月，幽州卢龙军节度使刘济及其弟瀛州刺史澭战于瀛州，澭败奔于京师。”今案《澭传》云：“澭，怦次子，济母弟。怦得幽州，病且死，澭辄以父命召济于莫州，济嗣总军事，故德澭之让，以为瀛州刺史，有如不讳，许代已。久之，济自用其子为副大使，澭不能无恨，因请以所部为天子戍陇，悉发其兵千五百驰归京师，无一卒敢违令者。”其事与《纪》全异，未知何者为是。

孔戢传误

《孔戢传》云：“初，父死难，诏与一子官，补修武尉，不受，以让其兄戡。”今案死难者，《巢父传》则以戣、戡、戢为从子。又案《宰相世系表》，戣、戡、戢实巢父兄岑父之子，是则非巢父之子审矣。今戢传，乃指巢父为父，则甚误矣。

刘弘基殷开山传误

《刘弘基传》云：“讨薛举，战浅水原，八緫管军皆没，唯弘基军战力矢尽，为贼拘，仁杲平，乃克归。”《殷开山传》云：“从秦王讨薛举，会王疾甚，卧营，委军于刘文静，诫曰：‘贼方炽，邀速战利，公等毋与争，粮尽众枵乃可图’开山锐立事，说文静曰：‘王属疾，忧公弗克济，故不欲战。今宜逗机制敌，无专以贼遗王也。请勒兵以怖之’遂战析墌，为举所乘，遂大败，下吏当死，除名为民。”今案析墌，城名也。《殷开山传》及《地理志》以为析墌，而薛举及《仁杲传》则以为高墌，未知孰是。今以纪传考之，薛举自唐得长安之后，至于仁杲降太宗之时，与唐兵前后凡五战，虽纪传多不载其地名，然徐参考，亦可参见。自高祖初入关，义宁元年，举入冦扶风，为秦王所破，此第一战也。【此不书于《高祖纪》，而见于《高宗纪》，并举本传。】武德元年六月，举又冦泾州。秦王西讨，屯于高墌。王卧疾，而长史刘文静、殷开山等观兵于高墌，为举所大败，死者十六，大将慕容罗睺、李安逺、刘弘基皆没。王还京师，举拔高墌，将趋长安而病死。此第二战也。【此见于《高祖太宗纪》及《薛举传》。】是年八月辛巳，举卒。己丑，秦王复西讨，屯于高墌，相持六十馀日。九月，甲寅，秦州揔管窦轨及仁杲战，败绩。此第三战也。【此见于高祖《太宗纪》。】又与长平王叔良战于百里细川而执刘感，此第四战也。 　　

五曰年月时世差互

韦弘景封还诏书事一以为宪宗一以为穆宗

　　《韦弘景传》云：“迁给事中。驸马都尉刘士泾赂权近，擢太仆卿。弘景上还诏书，穆宗使喻其先人昌有功，朕所以念功睦亲者。弘景固执。帝怒，使宣慰安南，由是有名。”今案《刘士泾传》云：“迁太仆卿。给事中韦弘景等封还制书，以士泾交通近幸，不当居九卿。宪宗曰：‘昌有功于边，士泾又尚主官少卿已十馀年，制书宜下’。弘景等乃奉诏。”此二传一以为穆宗，一以为宪宗，一则云弘景固执帝怒，使宣慰安南，一则云弘景等乃奉诏。二说殊不同，未知其孰是。且又《士泾传》云：“弘景等即不知馀人为谁”此皆舛误之甚者也。

魏谟罢相差四年

　　《魏谟传》云：“大中十五年，以平章事领剑南西川节度使。”今案《宣宗纪》，大中十一年二月辛巳，魏谟罢。又《宰相表》云：“大中十一年二月辛巳，谟为检校戸部尚书、平章事、西川节度使。”二者不同，或者本传以为十五年者误欤？

李诉平蔡州差一年

　　《李诉传》云：“于时元和十一年十月己卯，师夜起，黎明雪止。诉入驻元济外宅，蔡吏惊曰：‘城陷矣’。元济请罪，梯而下，槛送京师。”今案《宪宗纪》，元和十二年十月癸酉，克蔡州。又韩愈《平蔡碑》云：“十二年八月，丞相度至师。十月壬申，诉用所得贼将，自文城因天大雪，疾驰百二十里。用夜半到蔡，破其门，取元济以献。”然则《宪宗纪》《新书》正得其实，而《诉传》以为元和十一年十月己卯，则大误矣。

阎立本为中书令差一年

　　《阎立本传》云：“咸亨元年，官复旧名，改中书令，卒。”【立本初以总章元年为右相，本中书令也。】今案《宰相表》，则咸亨二年立本方为中书令，未知孰是。

武惠妃薨差一年

　　 《杨贵妃传》云：“开元二十四年，武惠妃薨。”今案《玄宗纪》：“开元二十五年，四月乙丑，废皇太子瑛及卾王瑶、光王琚为庶人，皆杀之。十二月丙午，惠妃武氏薨。”又案《惠妃传》及庶人瑛等，先死而后薨。既瑛等皆二十五年死，则妃之薨无由却在二十四年，其理甚明。然则《杨贵妃传》所云差一年矣。

王志愔传幸东都差一年

　　《王志愔传》云：“开元九年，帝幸东都，诏留守京师。京兆人权梁山妄称襄王子谋反。”今案《玄宗纪》，开元九年并无幸东都之事，而十年正月丁巳如东都。九月，京兆人权梁山反，伏诛。志愔传所云九年者，误也。

王求礼传久视二年大雪误

　　 《王求礼传》云：“久视二年三月，大雨雪。”今案《本纪》，久视止有元年，至次年正月丁丑改元大足，至十月改元长安，则是久视无二年三月矣。且又案《本纪》及《五行志》，长安元年三月亦无大雨雪，止是《五行志》云：“久视元年三月，大雪。”疑《求礼传》所云即此事，而误以元年为二年尔。

武后问狄仁杰求奇士其年误

　　《张柬之传》云：“长安中，武后谓狄仁杰曰：‘安得一奇士用之？’”今案《本纪》及《狄仁杰传》，仁杰以圣历三年九月薨，是年岁在庚子，【即久视元年也。】而长安元年岁在辛丑。由是言之，《柬之传》云长安中，必误也。

岑羲为同三品年误及官称不同

　　《岑羲传》云：“迁秘书少监，进吏部侍郎。帝崩，诏擢右散骑常侍、同中书门下三品。睿宗立，罢为陕州刺史，再迁戸部尚书。景云初，复召同三品。”今案《睿宗纪》云：“景云元年六月壬午，韦皇后弑中宗，矫诏立温王重茂为皇太子。以刑部尚书裴谈、工部尚书张锡同中书门下三品；吏部尚书张嘉福、中书侍郎岑羲、吏部侍郎崔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表》亦同。即无中宗崩，而羲以右常侍为同三品之事。六月甲辰，睿宗即位。至七月丁巳，羲罢为右散骑常侍。先天元年正月，以戸部尚书始同三品，盖自景云元年【即景龙四年庚戌岁也】六月温王即位，改元唐隆。是月睿宗即位，己巳大赦，改元景云。至二年【辛亥】，先天元年【壬子】正月，羲始为同三品。然则非景云初，乃先天初也。纪及表又云“羲曾为中书侍郎”，而本传无之，亦脱漏也。

窦懐贞传误

　　 《窦懐贞传》云：“俄与李日知、郭元振、张说皆罢为左御史大夫，逾年复同中书门下三品。”今案《睿宗纪》，景云二年【辛亥】十月，窦懐贞罢。先天元年【壬子】正月乙未，左御史台大夫窦懐贞同中书门下三品。则是止三数月耳，非逾年也。或曰，史家止谓改岁则为逾年，非谓过一期也。愚曰：唯《新书》之例不然，故不得不疑而辨之。案《杜元颖传》谓穆宗即位不阅岁，而元颖至宰相。且穆宗以元和十五年闰正月即位，次年长庆元年二月元颖入相，斯亦可谓逾年矣。而本传以为不阅岁，又云“甫再期，出为西川节度使”，葢谓仅及二周，而元颖以长庆元年二月为相，至三年十月罢，凡二周岁，馀八月，而本传以为“甫再期”今窦懐贞自罢相至复同三品，虽曰“改岁”而止三四月，又安得遂以为逾年哉？

常山王承乾卒纪传差一年

　　《常山王承乾传》云：“贞观十七年，废为庶人，徙黔州，十九年死。”今案《本纪》，贞观十八年十二月壬寅，庶人承乾卒，与本传差一年。

惠昭太子薨年纪传不同

　　《宪宗纪》元和四年闰三月：“丁卯，立邓王宁为皇太子。”【即恵昭太子也】；六年十二月：“辛亥，皇太子薨。”今案《穆宗纪》云：“元和七年，惠昭太子薨。”而《惠昭太子传》云：“李绛等建言立皇太子。帝曰：‘善’。以宁为皇太子。册礼用孟夏雨不克。改用孟秋，亦雨，冬十月，克行礼。明年薨，年十九。”以是推之，《宪宗纪》，惠昭以元和四年立，六年十二月薨，而《穆宗纪》云“元和七年薨”，已为舛错。今《惠昭本传》又云“冬十月，克行礼，明年薨”，则是元和四年受册成礼，而五年薨，愈见乖异，不知何者为是。然要之，李绛尝上言曰：“陛下受命四年，而冡子未建，于是乃立太子。”则是元和四年立之无疑。但薨年则纪传交互，为难考尔。

孝敬皇帝年差一岁

　　《孝敬皇帝传》云：“弘奏请数怫旨。上元二年，从幸合璧宫，遇鸩薨，年二十四。”又《高宗纪》：“上元二年四月己亥，天后杀皇太子。五月戊申，追号皇太子为孝敬皇帝。今案《燕王忠传》云：“王皇后废武后子弘，甫三岁。”又《髙宗纪》：“永徽六年十月己酉，废皇后为庶人”。是岁乙卯，而弘三岁，则是以癸丑生，至上元二年岁在乙亥，薧止是二十三年，不得云“二十四”也。

章懐太子传年误

　　《章懐太子传》云：“上元元年，复名贤。”是时皇太子薨，其六月，立贤为太子。今案《髙宗纪》及《三宗诸子传》并云皇太子以上元二年薨，独此传以为元年，盖误也。

庆王琮薨差一年

　　《十一宗诸子传》云：“奉天皇帝琮······天宝元年，改节河东。十载薨······”【琮本封庆王】今案《玄宗纪》云：“天宝十一载，五月戊申，庆王琮薨。”恐本传之误也。

张浚死差一年

　　 《张浚传》云：“迁左仆射致仕，居洛长水墅。王师范起兵青州，欲取浚为谋主，不克。全忠胁帝东迁，浚闻曰：‘乘舆卜洛，则大事去矣’。盖知其将篡也。全忠畏浚，构它镇兵，使张全义遣牙将如盗者，夜围墅，杀之，屠其家”，实天复二年十二月【是岁壬戌】。今案《昭宗纪》，天复元年【辛酉】十月，朱全忠犯京师。十一月壬子，昭宗如鳯翔。戊辰，全忠犯鳯翔。自是全忠围鳯翔至天复三年【癸亥】正月，王师范取兖州。甲子，昭宗幸全忠军。己巳，昭宗至自鳯翔。十二月丙申，朱全忠杀尚书左仆射致仕张浚。由此观之，则天复二年十二月，昭宗尚在岐下，为全忠所围未出，亦未有卜洛之事，王师范亦未起兵。然则《本纪》所书三年十二月丙申杀浚，为得其实，而本传云二年十二月者，误也。且又浚以三年既死，而昭宗以四年迁洛。今观《浚传》所书，则似迁洛之后，浚方被杀，此盖传中文。

肃王薨差一年

　　《肃王详传》云：“建中二年薨。”今案《德宗纪》：“建中三年十月丙子，肃王详薨。”与传差一年。

武攸暨传年次误

　　《武攸暨传》云：“天授巾，自千乘郡王进封定王。长安中，降王寿春。中宗时，拜司徒，复王定。”今案《武承嗣传》云：“中宗复位，侍中敬晖等言诸武不当王，帝柔昏不断，才降封一级。三思王德静郡攸暨寿春。”然则攸暨之降王寿春，乃中宗神龙时事也。而传以为长安中，则误矣。

啖助传赞误

　　《儒学啖助传》赞云：“呜呼！孔子没乃数千年。”今案孔子以鲁哀公十六年壬戌岁卒，距嘉祐五年庚子进新书之岁，止一千五百三十九年。又案啖助以大历五年庚戌岁卒，止距孔子之卒，才一千二百四十九年。今乃云孔子没数千年，无乃误欤？

懿德太子传误

　　《懿德太子重润传》云：“大足中，张易之兄弟得幸武后，或谮重润与其女弟永泰郡主及主婿窃议，后怒，杖杀之，年十九。”今案《重润传》首云：“重润生，髙宗喜甚，乳月满，为大赦天下，改元永淳。”而是年岁在士午。大足止有元年，岁在辛丑，则是重润年二十，谓之十九，则误也。

上官昭容传误

　　 《上官昭容传》云：“西台侍郎仪之孙，父廷芝，与仪死武后时。”今案《上官仪传》云：“麟德元年，坐梁王忠事下狱死，子廷芝亦被杀。”又《本纪》麟德元年：“十二月丙戌，杀上官仪。”《武后传》云：“麟德初，后召方士为蛊，宦人发之。帝怒，召上官仪草诏废后。后讽许敬宗构仪杀之。”然则武后以麟德元年造蛊，是年杀仪。方是时，髙宗尚亲政，武后止居中宫，后二十年方有临朝称制事，则当麟德初，不得谓之“武后时”也。

江夏王道宗传误

　　《江夏王道宗传》：“高宗永徽初，房遗爱以反诛。长孙无忌、禇遂良与道宗有宿怨，诬与遗爱善，流象州，道病薨，年五十四。”今案道宗本传云：“裴寂与刘武周战度索原，寂败，贼逼河东，道宗年十七，从秦王讨贼。”且裴寂与刘武周度索原之战，即武德二年九月介州姜宝谊死之之战是也。【此战见于《裴寂》《姜宝谊》《刘武周传》《髙祖本纪》武德二年中】，是年岁在己卯，时道宗年十七，则是生于隋仁寿三年癸亥岁也。而房遗爱之诛，在永徽四年癸丑岁，自癸亥至癸丑，正五十一年尔，不得云年五十四也。

突厥传叙永安王孝基误

　　《突厥传》云：“武德四年，颉利率万骑与苑君璋合，冦雁门，执我使者。帝亦囚其使与相当。由是冦代州，败行军总管永安王孝基。”今案《永安王孝基传》云：“武德二年，刘武周冦太原，夏人吕崇茂以县应贼，诏孝基为行军总管攻之，工部尚书独孤懐恩、内史侍郎唐俭、陕州总管于筠隶焉······会尉迟敬德至，与崇茂夹官师，遂大败。孝基及筠等皆执于贼，谋亡归，为贼所害······晋阳平，购尸不获。”又案《本纪》武德二年十月：“壬戌，刘武周冦晋州，永安王孝基及工部尚书独孤懐恩、陕州总管于筠、内史侍郎唐俭讨之。是月，夏县人吕崇茂反。十二月，永安王孝基及刘武周战于下邽，败绩【此乃“战于夏县”，而误作“下邽”，已有说见别篇。又孝基及于筠等四人被执，正在此战，而纪漏书，亦见别篇。】······三年二月甲寅，独孤懐恩谋反，伏诛。【案《懐恩传》：“懐恩初谋反，而敕令讨武周，既而四人败，被执。俄而秦王破武周于美良川，怀思逃归，而谋反事败，遂伏诛。”】四月壬戍，秦王世民及刘武周战于洺州，败之。武周亡入于突厥，克并州。”由是言之，永安王孝基在武德三年四月，刘武周未破败之前已被害矣，何縁四年犹为行军总管，而与突厥战乎？此盖误也。

太宗薛举相持六十馀日事

　　《太宗纪》云：“武德元年，薛举冦泾州，太宗为西讨元帅。七月，太宗有疾，诸将为举所败。八月，太宗疾间，复屯于髙墌城，相持六十馀日。已而举死，其子仁杲率其众求战，太宗按军不动。久之，仁杲粮尽，太宗曰：‘可矣’乃遣总管梁实栅浅水原，仁杲将宗罗睺击实，太宗率兵出其后，罗睺败走，太宗追之，至其城下，仁杲乃出降。”今案《髙祖纪》武德元年：“六月癸未，薛举冦泾州，秦王世民为西讨元帅。七月壬子，刘文静及薛举战于泾州，败绩。八月辛巳，薛举卒。己丑，秦王世民为西讨元帅，以讨薛仁杲。十一月己酉，秦王世民败，薛仁杲，执之。”然则薛举以六月癸未冦泾州，至八月辛巳卒，共五十九日耳。若自七月壬子举败刘文静后，至八月辛巳止三十日耳。今《本纪》乃云“八月，太宗疾间，复屯于髙墌城，相持六十馀日，已而举死。”参较《髙纪》前后，无复有与举相持可及六十馀日之处。

吐谷浑传贞观九年误

　　《吐谷浑传》云：“其王慕容伏允拘天子行人赵德楷，贞观九年，诏李靖等为西海道行军大总管击之。”今案《本纪》，其吐谷浑执赵德楷，及命李靖等六总管伐之，皆贞观八年十二月事，非九年也。

六曰官爵姓名谬误

纪书团练使崔灌而传乃观察使崔瓘

　　 《代宗纪》大历五年：“四月庚子，湖南兵马使臧玠杀其团练使崔灌。”今案《崔瓘传》云：“瓘，博陵人，以士行脩谨闻，累官至沣州刺史······大历中，迁湖南观察使。时将吏习寛弛，不奉法，瓘稍以礼法绳裁之，下多怨。别将臧玠、判官逹奚觏忿争，觏曰：‘今幸无事。’玠曰：‘欲有事邪？’拂衣去。是夜，以兵杀觏。瓘闻难，惶惧走，遇害。”此即纪所书者，而不同如此，盖《纪》误也。

天策上将乃书为上将军

　　《禇亮传》云：“初，武德四年，太宗为天策上将军。”今案《高祖纪》：“武德四年十月己丑，秦王世民为天策上将，领司徒。”又《太宗纪》云：“髙祖以谓太宗功髙古官号不足以称，乃加号天策上将，领司徒。”又《宰相表》云：“武德四年十月己丑，世民加司徒、天策上将。”又《唐俭传》：“太宗曰：‘天策长史，不见上将击贼耶？’”然则其官止是天策上将，非上将军也。

纪云矍璋而传乃瞿章

　　 《昭宗纪》乾宁四年：“五月壬午，朱全忠陷黄州，刺史矍璋死之。”今案《杨行宻传》云：“汴将朱友恭、聂金率骑兵万人与张崇战泗州，金败。瞿章守黄州，闻友恭至，南走武昌栅。行密遣将马珣以楼船精兵助章守。友恭次樊港，章据险不得前，友恭凿崖开道，以强弩丛射，杀章别将，遂围武昌。章率军薄战，不胜，友恭斩章，拔其壁。”然则书为“矍璋”者误也。

史思明朱泚传各有敬釭许季常

　　《史思明传》云：“思明又遣敬釭击兖郓。”又云：“思明大怒，召许季常，将诛而释之。”今案朱泚僭即皇帝位，以敬釭为御史大夫，许季常京兆尹。斯二人名姓皆同。然史思明之乱，至朱泚建中之变已二十五六年矣，二人者果存而助乱欤？或者姓名偶同欤？其误记欤？不可得而知，脩史家亦当定其去取也。

目录著王𬘭而传乃王琳

　　 《目录·第一百三十·烈女传》有“王𬘭妻韦。”今案其传，乃“王琳妻韦”也，未知孰是。

封道言名不同

　　《公主传》：“髙祖女淮南公主，下嫁封道言。”今案《封伦传》，乃名言道，未知孰是。

杨昢名不同

　　 《外戚传》杨国忠四子：“暄、昢、晓、晞。”又云：“昢尚万春公主。”《贵妃传》亦同，其字皆从日。今案《公主传》及《宰相世系表》，其“昢”字皆从月，盖误也。

王抟名不同

　　《王𬘭传》：“其孙抟，字昭逸。”今案《宰相世系表》皆作“搏”，未知孰是。

梁武孙名误

　　《宰相世系表》内叙梁武孙云：“统五子：欢、誉、登、𧫣、䛓。”今案表内有“察”字而无“登”字，盖“登”当作“察”也。

嗣郯王戒丕字误

　　《顾彦晖传》云：“乾宁四年，华洪率众五万攻彦晖，【王建之将也】取渝、昌、普三州，壁梓州南。帝仍遣左谏议大夫李洵论止，建拒命。帝以嗣郯王戒丕镇凤翔，徙茂贞代建，皆不奉诏。”今案《本纪》，乾宁四年六月，贬王建为南州刺史，以李茂贞为剑南西川节度使，嗣覃王嗣周为鳯翔陇右节度使。茂贞不受命。嗣周及茂贞战于奉天，败绩。况嗣覃王嗣周、嗣延王戒丕，纪传中载之多矣，唯此传乃作“嗣郯王戒丕”，误也。

武德四年封越王元茂误

　　 《髙祖纪》：“武德四年四月甲寅，封子元方为周王，元礼郑王，元嘉宋王，元则荆王，元茂越王。”今案《髙祖诸子传》云：“周王元方，武德四年始王，与郑、宋、荆、滕四王同封”，正谓此也。今纪内书元茂封越王，而传乃是滕王，已见差舛。而又《髙祖》诸子中无名元茂者，以是推之，实纪误也。当书云“元懿滕王”为是。况传中自周王元方已下，皆有次序，载其名。故徐康王元礼初王郑，韩王元嘉始王宋，彭思王元则初王荆，郑惠王元懿始王滕。凡此皆有根源，一一可考。而纪之所书，殊无据依也。

信王憻名纪传不同

　　 《懿宗纪》：“咸通元年七月，封叔𢗙为信王。八年十二月，信王𢗙薨。”今案《十一宗诸子传》，宪宗二十子无名𢗙者，止有信王憻，咸通八年薨。既封于信而又薨，年与传相符。则此信王𢗙即憻无疑。但纪传名不同，必有误者。

昭宗子裕纪书为祐

　　《昭宗纪》：“大顺二年六月丙午，封子祐为德王。”今案《昭宗诸子》，德王名裕，不名祐也。况乾宁四年立为皇太子时名裕，即可见此误也。

王茂章误作彦章

　　《杨行密传》云：“天祐二年，王彦章、李德诚拔润州，杀安仁义。”今案《田𫖳传》云：“行密遣将王茂章攻润州”，又云：“行密使王茂章穴地取润州。”参校诸传，当作“茂章”为彦章者误也。

辛云京官误

　　《仆固怀恩传》云：“史朝义退守莫州，于是都知兵马使薛兼训、郝廷玉、兖郓节度使辛云京会师城下。”今案《肃宗纪》云：“宝应元年【壬寅】，建卯月癸丑，河东军乱，杀其节度使邓景山，都知兵马使辛云京自称节度使。”又《代宗纪》云：“广德元年【癸卯】，正月甲申，史朝义自杀。”今《仆固怀恩传》载云京等会师于莫州城下，正是宝应元年、广德元年冬春之际。又按《辛云京传》，云京自为河东节度使之后，未尝移镇，卒于太原，亦未尝为兖郓节度使。况云京新得太原，必不敢轻出会师讨贼，此盖误书也。

朗陵王父子名皆未明

　　 《太宗诸子传·蜀悼王愔传》末云：“子璠嗣王，武后时谪死归诚州。神龙初，以朗陵王祎子褕嗣。”今案朗陵王即郁林王恪之子也。【恪亦太宗子】《恪传》云：“四子：仁、玮、琨、璄。玮早卒，中宗追封朗陵王，子𥙆出继蜀王愔。”由是言之，此《蜀王传》所云“以朗陵王祎子𥙆嗣”，当作“以朗陵王玮子袨嗣”也。况开元中有信安王祎，即琨之子，而朗陵之亲侄，无容与伯父同名，以此益见朗陵王祎当作玮字也。然《三宗诸子传》内，《许王素节传》末云：“乃以嗣蜀王褕为广汉王。”以《宗室世系表》考之，盖𥙆本名䄖也。

吴大瓘名不同

　　《柳晟传》云：“授学于吴大瓘，并子通玄。”今案《吴通玄传》，其父乃名道瓘，未知孰是。

杨子琳作杨惠琳二事

　　《刘昌裔传》云：“去入蜀，杨惠琳乱，昌裔说之，惠琳顺命，拜泸州刺史，署昌裔州佐。惠琳死，客河朔间，曲环方攻濮州，表为判官。为环檄李纳，剀晓大谊。环上其藁，德宗异之。”今案《宪宗纪》，永贞元年十一月，夏绥银节度留后杨惠琳反。元和元年三月，杨惠琳伏诛。自反至伏诛，止四五月耳，中间未尝有顺命事，此其一也。且惠琳之乱在夏州，而此传乃云，去入蜀说惠琳，既顺命拜泸州刺史，地里全不相属，此其二也。既惠琳死，乃与曲环檄李纳，而环上其藳于德宗。按《德宗纪》，建中二年八月，平卢节度使李正已卒，子纳自称留后。贞元八年五月，平卢节度使李纳卒，子师古自称留后。皆德宗之世也。至宪宗世，惠琳反时，平卢节度使乃李师古，而纳死已久矣，时又不相值，此其三也。曲环自建中三年为邠陇节度，其后改陈许，至贞元十五年卒。当惠琳反时，环死已久矣，无复与李纳攻战事，此其四也。且曲环攻李纳时，乃德宗之初，而惠琳反在宪宗之初，相距二十四五年，曲环又已死，何缘先述惠琳死，然后方及曲环攻檄李纳事？如此则颠倒错乱，无复次序，此其五也。由此观之，此非杨惠琳，乃杨子琳也。

　　案《代宗纪》大历三年七月：“泸州刺史杨子琳反，陷成都，剑南节度留后崔寛败之，克成都，子琳杀夔州别驾张忠。”又案《崔宁传》云，宁攻郭英乂，英乂走灵池，为韩澄所杀。于是剑南大扰，杨子琳起泸州讨宁，诏宰相杜鸿渐为西川节度使，往平其乱。鸿渐入成都，乃表子琳为泸州刺史以和解之。又数荐宁，朝廷因授宁西川节度使。大历三年，宁入朝，杨子琳袭取成都，帝乃还宁于蜀，未几，子琳败。子琳者，本泸南贼帅，既降，诏隶剑南节度，屯泸州，杜鸿渐表为刺史，宁入朝，留弟寛守成都。子琳乘间起泸州，以精骑数千袭据其地。寛战力屈。宁妾任素骁果，既出家财募士，设部队自将以进，子琳大惧，会粮尽且大雨，引舟至廷乘而去，收馀兵沿江而下。诸刺史震栗，僃饩牢以飨士。过黄草峡，守捉使王守仙伏兵五百，子琳前驱至，悉禽之，遂入虁州，杀别驾张忠，城守以请罪。朝廷以其本谋近忠，故授峡州刺史，移沣州镇遏使。后归朝，赐名猷。此乃杨子琳乱蜀之本末，正与《代宗本纪》相符，又与《昌裔传》时世事状相应。盖《旧史》止书为杨琳，而修《新史》者遂误以为惠琳，故其时世年月，皆参错颠倒，前后不合。以子琳考之，则与纪传年世事理皆符同，其误昭然矣。今《新书》误以子琳为惠琳处凡二，此刘昌裔并《戴叔伦传》，其误皆同也。

　 　　《戴叔伦传》云：“师事萧颖士，为门人冠。刘晏管盐铁，表主运湖南，至云安，杨惠琳反，驰客劫之，曰：‘归我金币，可缓死’。叔伦曰：‘身可杀，财不可夺’乃舍之。嗣曹王皋领湖南、江西，表在幕府。”今案《刘晏传》略云：代宗立，领度支、盐铁、转运、铸钱等使，拜吏部尚书，平章事，使如故。罢为太子宾客，领东都、河南江淮转运、租庸盐铁常平使。《代宗纪》云：“广德元年【癸卯】，正月癸未，京兆尹刘晏为吏部尚书、平章事，二年【甲辰】正月，罢。”《宪宗纪》云：“永贞元年【乙酉】十月，夏绥银节度留后杨惠琳反。元和元年【丙戌】三月，杨惠琳伏诛。”《曹王皋传》：“皋以建中元年【庚申】为湖南观察使。李希烈反，【建中三年壬戍岁十月也】为江西节度使。”由此推之，刘晏之管盐铁，今且以广德元年癸卯为始，至永贞元年乙酉，已四十三年矣。虽曹王皋为江西节度使之时，自广德癸卯计之，至建中壬戍亦二十年，岂有主运而四十三年不罢之理？且叔伦主运在代宗初，而惠琳反在宪宗初，此时不相值一也。惠琳之反在夏州，而叔伦主运在湖南云安地里，声势何由相接？此地不相近，二也。以此见决，非杨惠琳明矣。案《代宗纪》，大历三年七月壬申，泸州刺史杨子琳反，陷成都，剑南节度留后崔寛败之，克成都，子琳杀夔州别驾张忠。又《崔宁传》叙子琳自成都败，收馀兵沿江而下，遂入夔州城守，以请朝廷，授峡州刺史。其本末与《叔伦传》相应，且正当代宗之初，刘晏管盐铁之际。此盖亦杨子琳而误为惠琳也。

以公主字为封号

　　 《杨贵妃传》云：“每命妇入班，持盈公主等皆辞不敢就位。”今案《诸公主传》，睿宗女玉贞公主字持盈外，不见有封持盈者。夫以公主之字而遂为封号，称之可乎？就使当日时俗所称，然史家亦当考正之也。

程昌裔名不同

　　《杨贵妃传》云：“十载正月望夜，妃家与广宁主僮骑争阛门，鞭梃讙竞，主坠马，仅得去。主见帝泣，乃诏杀杨氏奴，贬驸马都尉程昌裔官。”今案《公主传》乃程昌胤也，未知孰是。

张去奢去盈不同

　　《公主传》：“玄宗常芬公主下嫁张去奢。”今案《肃宗张皇后传》，其尚常芬公主乃张去盈，非去奢也。未知孰是。

郭潜曜姓不同

　　《公主传》：“玄宗临晋公主下嫁郭潜曜。”今案《孝友传》，乃郑潜曜，而其父万钧亦尚代国公主，证据甚明。为郭姓者误也。

南昌公主

　　《公主传》：“髙祖女南昌公主，下嫁苏勖。”今案《苏勖传》乃云南康公主，未知孰是。

张说字误为锐字

　　《礼仪志》，开元十四年，通事舍人王岩上疏，请删去《礼记》旧文，而益以今事，诏付集贤院议。学士张说以为《礼记》不刋之书，去圣久逺，不可改易，而唐贞观、显庆礼仪注前后不同，宜加折衷，以为唐礼。乃诏集贤院学士右散骑常侍徐坚、左拾遗李锐及太常博士施敬本撰述历年，未就而锐卒。萧嵩代锐为学士，奏起居舍人王仲丘撰定为一百五十卷，是为《大唐开元礼》。

今案《艺文志》，《开元礼》一百五十卷注云：“张说请修贞观、永徽五礼，为《开元礼》，命贾登、张烜、施敬本、李锐、王仲丘、陆善经、洪孝昌撰集，萧嵩摠之。”又按《张说传》，说为集贤院学士，知院事，常典集贤图书之任。开元十八年卒。又案《萧嵩传》，嵩以开元十四年以兵部尚书领朔方节度使，徙河西节度使，以破吐蕃功，授同中书门下三品。十七年进兼中书令。自张说罢宰相令缺，四年，嵩得之。又案《玄宗纪》，开元十一年四月，张说为中书令，十四年四月罢。十七年六月，萧嵩兼中书令。以是言之，方初脩《开元礼》之时，即张说总领。至十八年说卒，即萧嵩摠之。盖皆以见任宰相或旧相总之也。况萧嵩名位素崇，当开元十四年已为兵部尚书、节度使，而李锐乃其属官，嵩岂容下与锐为代乎？此盖是说卒，嵩代说为学士，而误以“说”为“锐”，于是义理皆不明也。

雍王毕王房各有景误

　　 《宗室世系表》，雍王绘之曾孙有庐国公、相州刺史景，误。今案毕王璋之曾孙亦有蔡国公景，误。此二人止是三从昆弟耳，无縁如此同名。按《江夏王道宗传》云：“子景恒封庐国公、相州刺史。”然则雍王房之“景”误，非也，当为“景恒而封庐国”。

范云仙等官误

　　《武后本纪》云：“长寿二年一月，杀内常侍范云仙。三月，杀白润府果毅薛大信。”今案《后妃传》则云“监门卫大将军范云仙、白润府果毅薛大信”，未知孰是。

苏光荣名不同

　　《孟元阳传》云：“韩全义败五楼，列将多私去，独元阳与神策将苏元策以所部屯溵水。”今案《韩全义传》云：“讨吴少诚而师皆溃，退保五楼，贼移屯逼之，乃与监军英秀等保溵水，不能固，又入屯陈州。是时唯陈许将孟元阳、神策将苏光荣守溵水。”又《吴少诚传》亦云神策将苏光荣，而《韦弘景传》亦有苏光荣者为泾原节度使。然则名“光荣”者是而为“元策”者误矣。

鹿晏弘名误

　　《田令孜传》云：“复光部将鹿景弘。”今案下文及《僖宗纪》，中和三年皆曰“晏弘”，然则此“景弘”字误也。

牛勖名不同

　　《田令孜传》云：“复光部将鹿景弘、王建等以八都众二万取金、洋等州，进攻兴元，节度使牛顼奔龙州。景弘自称留后。”今案《僖宗纪》中和三年：“十二月，忠武军将鹿晏弘逐兴元节度使牛勖，自称留后。”《纪》以为勖，《传》以为顼，未知孰是。

鱼朝恩传脱字

　　《鱼朝恩传》云：“以左监门卫军知内侍省事。”今案监门卫军疑不成号，当是将军也。

李训仇士良两传各载鱼弘志名不同

　　《李训传》云：“顾中尉鱼志弘。”《仇士良传》云：“志弘右卫上将军，兼中。”今各以本传上下文考之，如《李训传》云：“弘志使偏将攻之”。《士良传》云：“与右神策军中尉鱼弘志挟帝还宫”，又云“与弘志议更立”，又云“弘志韩国公”，又云“士良弘志愤文宗与李训谋”，又云“祸原于士良弘志。”又案《武宗纪》，亦书为“鱼弘志”，然则其人名“弘志”审矣，而传或书为《志弘》，使后世何所取信乎？

马举官及名纪传不同

　　《懿宗纪》：“咸通九年庞勋反。十二月，前天雄军节度使马举为南面招讨使，泰寜军节度使曹翔为北面招讨使。”今案《康承训传》云：“诏以马士举为淮南节度使、南面行营诸军都统，以陇州刺史曹翔为兖海节度、北面都统、招讨使。”与本纪所书名及官号有不同。又案《令狐绹传》，马举本左卫大将军，遂代绹为南面招讨使，亦不言为前天雄节度使，且又一名“举”，一名“士举”，莫知孰是。

卢坦传误书吴少诚

　　《卢坦传》云：“坦为东川节度使。初，坦与宰相李绛议多协，坦出半岁而绛罢。吴少诚之诛，诏以兵二千屯安州。”今案李绛罢相在元和九年二月，则坦之出镇东川，乃八年秋冬之交也。又案《宪宗纪》：“元和四年十一月，彰义军节度使吴少诚卒，其弟少阳自称留后。九年闰八月，彰义军节度使吴少阳卒，其子元济自称知军事，是后始相继命将诛讨。”然当元和八年、九年，则少诚之卒已久，朝廷未尝有诛少诚之事。今此云“吴少诚之诛”，误矣，当云“吴元济之诛”也。

范阳王蔼名不同

　　《鲁王灵夔传》云：“子蔼为范阳王宗室。”《世系表》亦同。今案《本纪》，垂拱四年九月，杀范阳郡王霭。蔼、霭不同，未知孰是。

东莞郡公融名不同

　　《虢王鳯传》云：“次子茂融，宗室。”《世系表》亦同。今案《邢文伟传》云“东莞公融”，《本纪》垂拱三年亦作“东莞郡公融”，皆无“茂”字，未知孰是。

袁朗传袁粲名误

　　《袁朗传》云：“自滂至朗凡十二世，其间位司徒、司空者四世。淑、𫖮、察皆死宋难，昂着节齐梁时。”今案袁朗之先仕宋而死于国难者，有淑、𫖮、粲三人，然未尝有名察者，则此言“察”乃“粲”字之误也。

苏弘轸名不全

　　 《郑从谠传》云：“河东节度使康传圭遣大将伊钊、张彦球、苏弘轸引兵拒沙陀，战数负，传圭斩轸以徇。”今案上文云“弘轸”，而下文止云斩“轸”，即不知轸姓苏弘邪，或脱误邪？

李氏表有知古二名

　　《辽东李氏世系表》内，两世之间有名“知古”者二人，必有误者。

王琚王同皎等传周璟名不同

　　《王琚传》云：“琚义其为，即与周璟、张仲之等共计。”今案王同、皎、武三思传，皆作“周憬”，未知孰是。

宰相李藩世系表脱误

　　 《宰相世系表·李氏南祖表》内有承为山南东道节度使，弟名晔，子名潘。今案本表之末注云：“南祖宰相有藩。”又《李藩传》云：“其先赵州人，父承，仕为湖南观察使，藩相宪宗。”而《李承传》云：“赵州高邑幼孤，其兄晔养之，仕历山南东道节度使，终于湖南观察使。”此即李晔、李承、李藩之世次，今且据《传》为正。《传》称“兄晔养之”，今《表》中晔乃为承之弟，其误一也。藩既承之子，今《表》止作“潘”，其误二也。藩相宪宗，以例当有“相宪宗”字，而此不载，显是脱漏，其误三也。

仇甫姓不同

　　《艺文志》杂史类中郑言《平剡录》一卷，注云：“裘甫事。”今案《本纪》：“咸通元年正月，浙东人仇甫反，命安南经略使王式为浙江东道观察使以讨之。八月己卯，仇甫伏诛。”《王式传》亦作仇甫，唯《艺文志》作裘甫，未知孰是。

苏定方传与突厥传不同

　　《苏定方传》云：“俟斤懒独禄拥众万帐降。”今案《西突厥传》，以为“懒独禄”，未知孰是。

突厥传季髙迁姓误

　　 《突厥传》云：“武德八年，颉利攻灵朔，于是张瑾兵屯石岭，季髙迁屯太谷。”今案《突厥传》云：“武德五年，进击忻州，为李髙迁所破。”又李髙迁自有传，则此为“季”字者误也。

突厥传李靖传不同

　　《突厥传》：“颉利子叠罗支”今案《李靖传》，作“叠罗施”，未知孰是。

何重霸名纪传不同

　　《武宗本纪》开成五年：“十一月，魏博节度使何进滔卒，其子重霸自称留后。”今案《进滔传》，其子乃名“重顺”，未知孰是。

髙祖纪书封德彝左仆射误

　　《高祖本纪》武德九年七月：“癸巳，封德彝为尚书左仆射。”今案《宰相表》乃是右仆射，况是月卒卯，方命萧瑀为左仆射，至此止隔两日尔。而德彝本传亦止云拜右仆射，且云是时瑀为左仆射。然则德彝此拜，实右仆射，而高纪书为“左”，则误也。

唐俭传误书官

　　《唐俭传》云：“武德初，进内史舍人，迁中书侍郎，为刘武周所虏。”今案《髙纪》云：“武德二年，内史侍郎唐俭讨刘武周。”又永安王孝基及《独孤怀恩传》皆云内史侍郎。又《百官志》云：“武德三年，改内书省曰中书省，内书令曰中书令。”然则俭在武德二年，则当止是内史侍郎，未合书为中书侍郎也。

髙祖纪书长孙顺德官误

　　 《高祖纪》：“武德四年左骁骑卫大将军长孙顺德。”今案十六卫止有骁卫，未尝有骁骑卫。又按《突厥传》，亦止云左骁卫大将军长孙顺德，然则此“骑”字实“衍”字也。

髙祖纪封子为蜀王名不同

　　《高祖本纪》云：“（武德）六年四月壬申，封子元璹为蜀王，元庆汉王。至八年十二月辛丑，徙封元璹为吴王，元庆陈王。”今案子名元璹，而封蜀王，使民吏若何称之？虽“璹”字亦有寿音，然恐难户晓，终似未安。其可疑者一也。又案此高祖子也，遍寻本传，则二十二人并无名元璹者。此可疑者二也。案《霍王元轨传》云：“武德六年始王蜀”，与豳、汉二王同封，后徙吴，与此《高纪》所书封徙皆同，又云“贞观十年徙王霍。”今以《纪》考之，武德六年王蜀，及八年徙封吴者，皆名元璹，而贞观十年徙封霍者则名元轨。然则元轨初名元璹，后改为元轨欤？若然，则是传漏载其改名一事矣。至于名璹，而封蜀一事，讫未可晓。或者止名元轨，而《高纪》误以为元璹乎？设若果误载，则又安得六年、八年皆误欤？此二者虽不可得而考，然要之元璹、元轨在纪传不脱，则误必有一者矣。【又案：《旧唐书》纪武德六年，虽不载元璹初封蜀王等事，然《八年》亦书云“十一月，改封蜀王元轨为吴王。”其名止是元轨，不作元璹，已自与《新书》不同。由是观之，疑《新书》之误也。】

长平王传薛仁杲传不同

　　《长平王叔良传》云：“薛仁杲内史翟长孙以众降。”又云“委事于长孙，乃克安。”今案《薛仁杲传》，作“内史令翟长愻”，未知孰是。

七曰世系乡里无法

尝见前史所载，凡父祖子孙同书而别传者，必各于其传中略相称引其官及名，或所仕之朝，及乡里世系之次，以见其家世所承。善恶晓然相属不绝，非独使览者易于考见，亦所以示奖劝而为风教之助也。自迁、固以来，此法未之有改，若不略加叙述，则其子孙属不复联，殆如路人，后世必有疑之者。故昔人尝有以萧望之为何之宗者，而注家深明其不然，以为史所不述，后人安从而知之？是盖后世唯史之信，舍史则不敢以为据故也。秉史笔者，其可不重其事而忽之乎？今之《新书》，此例虽不敢废，然而为法不一，其门亦有当书而不书者，傥后世考寻而不得其说，必不免有二萧之疑，则其为史氏之病岂小哉！且又其间有虽旁宗别派，而犹时有叙述者，若其父祖子孙，世系相承，皆有声迹，列于诸传，安可不明加称引，使后人开卷而可见乎？今略取《新书》所述父祖子孙，或旁支逺裔，虽别《传》而互相称引，得前史之体者，及有为法不一，当书而不书者，条列左方，以见其未有定式云。

新书称引父祖子孙别传例

　　《王方庆传》末云：六世孙玙，别传；《王玙传》云：方庆六世孙。

　　《李吉甫传》末云：次子德裕，自有传；《李德裕传》云：元和宰相吉甫子也。

　　《徐文逺传》云：孙有功，自有传；《徐有功传》云：国子博士文逺孙也。

　　《刘迺传》云：子伯刍，别传；《刘伯刍传》云：兵部侍郎迺之子。

　　《张荐传》末云：子又新，别有传；《张又新传》云：工部侍郎荐之子。

　　《柏良器传》末云：子耆，别传；《柏耆传》云：父良器，为时威名将。

　　卢怀慎子奕，奕子杞，杞子元辅。其传各相称引，世次历然可见。如此者甚多，难以遍举。今粗条数传如右以见例。例即如是，则馀人当从一法也。

新书称引旁支逺裔别传例

　　《崔日用传》云：滑州灵昌人；《崔元翰传》云：父良佐，与齐国公日用从昆弟也。

　　《李邕传》云：扬州江都人；《李鄘传》云：北海太守邕之从孙。

　　《崔玄𬀩传》云：博陵安平人；《崔戎传》云：玄𬀩从孙也。

　　《严震传》云：梓州盐亭人；《严砺传》云：震从祖弟也。

　　《陆贽传》云：苏州嘉兴人；《陆扆传》云：宰相贽族孙。

　　《令狐德棻传》云：宜州华原人；《令狐楚传》云：德棻之裔也。

新书父祖子孙别传以例当书而不书者

　　李素立李承李藩传 　　《李素立传》云“赵州高邑人。”《李承传》云“赵州高邑人。”《李藩传》云“其先赵州人，父承仕为湖南观察使，有名于时。”今案素立生休烈，休烈生至逺，至逺生畬，畬生承，承生藩。自素立至藩六世皆有名迹，别为三传，而曾无一语相叙述，以为父某、祖某、子某别有传。虽藩传云，父承仕为湖观察使，有名于时，然终不明言见于别传，必不免后人之疑也。

　　孟简传 　　孟简，德州平昌人。曾祖诜，武后时同州刺史。今案孟诜在《隐逸传》自传云“汝州梁人也。”然则平昌，孟氏之望，而梁则所居之地。今《简传》即不本汝州梁之所居，而但书其望，又不于诜字下云“见《隐逸传》”，止云“武后时同州刺史。”则似简与《隐逸传》之孟诜，殊非亲属矣。

　　陆长源传 　　陆长源者，吴人，字泳祖。馀庆天宝中为太子詹事，有清誉。今案馀庆在《陆元方传》后，自有传。今《长源传》不言其别传，则其失与李承《孟简传》同也。

　　李景让为憕孙又似曾孙 　　《李彭传》云：“从天子入蜀，后憕数年卒。”【彭即憕之子也】有孙景让、景庄、景温别传。今案《李景让传》云：“景让，赠太尉，憕孙也。”然以《彭传》言之，则似景让等乃彭之孙，而憕之曾孙也。在《景让传》则云憕孙，颇为难明矣。

　　张镒为后胤五世孙又似曾孙 　　《张镒传》云：“国子祭酒后胤，五世孙也。父齐丘，朔方节度使、东都留守。”今案《张后胤传》末云：“孙齐丘，历监察御史、朔方节度使，终东都留守。子镒，别有传。”以《张后胤传》言之，则镒乃后胤之曾孙，非五世孙也。

袁朗乡里

　　 《袁朗传》云：“其先雍州长安人。父枢，仕陈为尚书左仆射。”今案朗之先，出于后汉司徒滂，而《后汉书·灵帝纪》：“光和元年二月癸丑，光禄勲陈国袁滂为司徒。”【滂字公喜，《魏志》字公熙】此袁滂为陈国人，而初见于汉史甚明者也。至其子涣，仕魏为郎中令，本传亦云陈郡扶乐人。至涣曾孙瑰，仕东晋，本传亦云，陈郡阳夏人，瑰族孙湛仕宋，本传亦云陈郡阳夏人。其后湛之一族如淑、洵、濯、𫖮、觊、粲、昂、彖、君正、敬、宪、枢、朗，凡累世皆仕江左，无入北为官者，至陈亡，朗始仕隋耳。故昂尝自称陈国贱男子。然则朗之先世，皆本诸陈国，未尝迁徙。今新史乃云其先雍州长安人，未审自何得之，岂非失其实欤？且自后周平江陵，隋平建邺，南朝士人过江而北，仕者众矣。故唐初此族尚多，如殷开山、虞世南、禇亮、姚思廉、王方庆、颜师古、陆德明之徒皆是也。而《新书》皆本其先里，使后世有考焉。

崔行功乡里

　　 《崔行功传》云：“恒州井陉人。兄子玄𬀩，别有传。”今案《玄𬀩传》，则云博陵安平人，二者不同，未知孰是。又案《宰相世系表》，崔损亦行功族也，而《损传》亦云“系本博陵”，无乃博陵者是耶？或者系望博陵，而实则恒州耶？不可得而知。然史家止当考案，从一不可，二者皆存而无辩也。

八曰尊敬君亲不严

杨隆礼尝避讳改名而传不载

　　《杨慎矜传》云：“父隆礼，历州刺史，善捡督吏，以严办自名。开元初，为太府卿，任职二十年，年九十馀，以户部尚书致仕卒。”今案《宰相世系表》，载“隆礼”为“崇礼”，此盖隆礼以开元时避明皇帝讳，以崇易隆，理亦当然。而史家遗落其事，止书旧名，此其失也。或者谓此乃史之小疵，亦不足云。愚以为不然。夫史之作，岂独止于劝惩而已哉？其笔削取舍，必使后世有考焉。方开元时，君父即名隆矣，为臣子者亦名隆，而无所迁避，岂尊君严上之谓哉！今隆礼既尝易名，而史不载，使后世不知者，或归罪于隆礼，或遂援之以为说，此实史氏之深责，岂止小疵而已哉！况韦思谦尝避讳而以字行，王绍、陆质亦尝避讳改名，而史皆载于传。以例言之，则隆礼之传，其失昭然矣。

诞节名及上寿仪纪传皆不载

　　《礼乐志》云：“千秋节者，玄宗以八月五日生，因以其日名节，而君臣共为荒乐。当时流俗多传其事以为盛，其后巨盗起，陷两京，自此天下用兵不息，而离宫苑囿，遂以荒堙，独其馀声遗曲传人间，闻者为之悲凉感动。”盖其事适足为戒，而不足考法，故不复著其详。自肃宗以后，皆以生日为节，而德宗不立节，然止于群臣称觞上寿而已。今案《唐会要》云：“开元十七年八月五日，左丞相源乾曜、右丞相张说等表，请以是日为千秋节，著之甲令，群臣常以是日献万寿酒。”又宪宗元和十五年七月诏云：“朕诞辰奉迎皇太后宫中上寿。”又文宗太和七年庆成节，是日，上于宫中奉迎皇太后，宴乐，群臣，诣延英门上寿。是盖人主因其诞辰，感其亲生育劬劳之恩，不敢同之常日，于是为之宴乐，以致其爱敬之心焉。

　　为臣子者，又喜其君父生于是日，愿其享无疆之祚，亦相率奉觞献寿，以致其祝延之诚焉。是皆出于臣子之情，而饰以礼文，故后世不可得而废者也。是以累朝沿袭，未之有改。且上寿之礼尚矣，古人每有吉庆喜乐之事，则上寿于君亲，以致其诚意。《经》所谓“称彼兕觥。万寿无疆。”则其比也。如汉高祖、车千秋、东方朔止偶因一事，而犹且为之，况当君亲诞育之日，臣子若恬如平时，不少致其诚敬，则人情礼意，其可安乎？由是言之，因诞日立节名，上寿酒，亦臣子奉君亲之礼耳，未可遽削而不著也。且天宝之乱，盗起兵兴，而唐遂衰，其所以召之者，盖有由矣。刑政垂戾而任用匪人也，非以立千秋节也。使当时不立节名，不上寿、不宴乐，亦未免乎盗起而唐衰也。其后肃宗，文宗以至武、宣、懿、僖、昭、哀八朝，各尝立诞节，名亦不闻其召乱迨，其亡也，亦不自诞节起。然则史之所书，使后世可以为戒者，在乎刑政之得失，任用之贤否尔。立诞节而上寿宴乐，以致臣子之情礼者，非所以为戒也。徒使后世有司欲考按故事，则返区区乎求之于他书，是未可谓善为史者也。又按《唐会要》，自肃宗以后，有代、德、顺、宪、穆、敬，六朝皆不立诞节名。今《志》以为独德宗不立，亦未知其孰是。

裴守真耀卿传次序

　　今案裴耀卿，守真之子也。而《耀卿传》居第五十二卷，《守真传》居第五十四卷，次序如此，于义无乃未安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