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化」與「西化」有何不同？】

（節錄自台灣大學王世宗教授《現代世界的形成——文明終極意義的探求》第十一章〈現代化與反現代化：東西對立與新舊衝突問題〉）
　　對許多人而言，「現代」無法以客觀絕對的標準加以定義，它是在文明的接觸、比較與競爭之下才見分曉的。從近代東西世界的接觸經驗來說，西方文明顯然呈現較高的競爭優勢和支配力量，於是視西方為「現代」而東方為守舊落後的想法，便自然地流行。
　　這種看法將「現代化」視為「適應時勢」的成功，故西方的勝利為「適者生存」（‘survival of the fittest’）而非「優者生存」（‘survival of the best’），近代的西盛東衰可能僅是歷史的偶然而不具深義；此說不深思此時代性是否具有恆久與超越性的價值，也就是傾向認為「現代」是時間意義上的當代，而不肯定「現代性」具有文明的終極性意義。
　　對這類觀察者，西方既是引領潮流的主力，現代化即可謂為西化；識時務者為俊傑，萬物變動不居，時勢常改，無須執著傳統或文化本位。一般大眾與從政者多持此見，成為東方社會處理現代化問題的主流觀點。
　　另一方面，對於將「現代化」視為文明最終目的、而「現代性」具有超時空意義的人而言，現代化絕非技術層面的西化，而是文明性質或文化性格「止於至善」的改良和定型。
　　如此，現代化是否等於西化，對於東方學者便造成極大的困擾——兼有心理負擔與學術疑慮；此種困擾因（一）西方在當代的競爭優勢，和（二）東方文明表現西方中古性的事實，而更沈重。
　　「歐化」（Europeanization）觀念的存在早於「西化」（Westernization）但二者無殊，而推展「西化」的動機是「現代化」（Modernization）一詞發明的背景。
　　十九世紀的歐洲自視為「進步」與「現代」，「現代化」對其而言即是「歐化」，不必諱言；於此，「歐洲」乃文化的概念，而非地理的疆界。
　　但當美國、日本乃至俄國現代化時，「歐化」一詞難免顯得偏狹侷促，令非歐洲人士不快，於是「西化」之說取而代之，成為「開化」的代稱；在此，「西方」一詞同樣是文化的定義，而非空間方位的界定。
　　待至二十世紀中葉，號稱不由西化而可富國強兵的蘇聯在二次大戰後展現其霸權實力，加上西方列強的亞非殖民地紛紛獨立，並積極謀求富強之道，因而「西化」也成為薄弱與討厭的說法。於是乃有「現代化」一詞的出現，一方面其適用性大增（實為無限定義），二方面其字面上不涉東西文化優劣的比較（價值中立色彩），故可去除亞非人民的反感 。然蘇聯果真是不經由西化而達到現代化（或蘇聯果真已經現代化），以及現代化果真不同於西化，便成為學者激辨的問題 。
　　以動機論認定西方帝國主義者採用「現代化」一詞以代「西化」者，自然是認為現代化等同西化；但即使不持此動機論者，或超越此辯論而賦予「現代化」全新意涵以有別於「西化」者，亦常無法在理論之外，具體而實際地指出「現代化」之路如何不同於「西化」之道。這是東方世界面對現代化問題時普遍感受的困境，它顯示區別「現代化」與「西化」的論辯常出於情感認同。
　　其實，「現代化」不同於「西化」的論戰本身，正好說明二者相去不遠，不能截然二分——若然則不能引發廣泛注意也不消費時爭執其差異——因此只能在理念上與細微處辨白，而在學術界（而非政界與工商界）成為爭議性的課題。
　　如此，就實際作為而論，現代化是否即為西化的問題，現在的重點不在於西方是否在「後殖民」（post-colonial）時代仍帶有侵略東方的陰謀，而是東方世界如何看待自身傳統文化的現代性價值，以及在強烈的全球化趨勢（明顯為西化傾向）下，如何高度自主地建構一個的足以長久延續的文化體系，不論它是新的或舊的、東方式的或西方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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