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那些哲棍子、精分棍子：别玩哲学了
“被迫给予抽象和匿名的制度以信任，这辩证地导致了对个性化关注的需求：‘我有自己的精神分析学家’，‘我有自己的辅导师’……”（420页）
这个“抽象和匿名的制度”是什么呢？
波普社会学（pop-sociological）研究了这种“抽象的、匿名的制度”对个人生活的支配。
“首先是标准的、波普社会学的老生常谈：这些老生常谈是有关今日非人化的‘风险社会’，及其匿名、抽象、不透明、支配个人的制度。”（421页）
在这样的“风险社会”当中，在这样的“抽象的、不透明的、匿名的制度的支配下”，个人无法融入其象征空间，无法理解其生存处境，无法获得其社会联系。
而精神分析恰恰提供了一个基本幻想，即社会的有意义性，社会的可理解性，也就是精神分析“重构”了人的“社会联系”，重新把人的生存的极端无意义性的维度整合进象征秩序当中。精神分析是逃避现代性的创伤性内核的一片港湾。
但问题在于，这种将精神分析用来“重构社会联系”的实践已经是一种最无奈的逃避性的举措了。如果说它有什么作用的化，那就是维持着人的精神“正常”运行，不至于崩溃；因此，这种对社会联系的重构并不是精神分析的实践路径；因为如果精神分析不能走向一种资本主义的批判，那么它就不可能拥有一种真正严肃的实践维度。
“精神分析不只是精神分析：它构成或重构社会联系，而社会联系正在经历或许自工业革命以来史无前例的重建期。”（420-421页）
我们的任务不正是把握：
1. 这种“社会联系”究竟发生了怎样的重构？
2. 精神分析的实践维度究竟在哪里？也就是说，怎样用精神分析来 “重构”这种“社会联系”，也就是重塑社会关系？具体来说，精神分析反抗资本主义的维度究竟在哪里？可以明确的一点是，精神分析的实践必须是反抗资本主义、批判资本主义的实践——一种真正的、严肃的批判。这是一种导向行动的精神分析，而不是导向治疗的精神分析。
“其次是精神病医师发挥的伪个性化作用——提供‘富有同情心的垫子’，即（重新）构成社会联系，或者不如说，（重新）构成社会联系的外貌，因为正如米勒自己的描述所表明的那样，个人生活继续由匿名的、不透明的制度支配。对此我们无计可施，（殳年：齐泽克的这种悲观主义——“对此我们无计可施”——恰恰是任何行动者都必须加以拒斥的姿态——绝对不是无计可施的。）它是我们晚期现代性（late modernity）的宿命。”（421页）
伪精神病学、伪“精神分析学”提供了一个社会联系的基本幻想，提供了一个“避风港”，能够使主体在不直面被匿名的制度所支配的情形下继续被抽象的制度所支配。这恰恰是对“晚期现代性的宿命”，现代社会不可化约的、无法理解的创伤性内核的逃避。但是，齐泽克在此也暴露了其哲学的唯心主义色彩，他在这种复杂的抽象性面前让步了——“对此我们无计可施，它是我们晚期现代性的宿命”——也就是说，这种抽象性、匿名性、生存空间的无意义性在根本上是无法被消除的，因而也是无法被理解的，在此，齐泽克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一种悲观主义的不可知论当中，而背离了最基本的唯物主义的路线。而真正的精神分析学，即导向行动的精神分析学，有着最基本的唯物主义的底色。
那么米勒呢？米勒更是精神分析学的背叛者，他想要把精神分析学变成维护既存社会秩序的铆钉。尽管在学识上、意识上、观念上，米勒或许继承了拉康的衣钵，但是毫无疑问，这是个可耻的背叛者。
“精神分析学家的聆听之耳，不论是否合格，都是‘风险社会’必不可少的‘富有同情心的垫子’……”（《视差之见》420页，米勒给法国国会议员的一封公开信）
米勒的可耻之处不仅表现在他想要精神分析学家去充当那个温柔善良、富有同情心和人道主义关怀的“聆听者”的角色，还表现在他并不关心这样的精神分析师“是否合格”，而这就为无数的“伪精神分析师”和江湖骗子的大行其道开辟了道路。很显然，正如齐泽克所揭示的那样，法国精神分析师的抗议活动，归根结底是这样的抗议：抗议这个精神分析师组成的共同体为什么没有从当下的社会危机中分一杯羹。通过出卖这样的劳动，即“富有同情心”地（殳年：实际上是极其残忍和吃人的行径）劳动，他们为统治阶级提供这样的服务——通过对社会中的个体进行精神分析治疗，来维持当前的统治秩序；这样的劳动当然有相应的报酬。齐泽克相当尖锐地揭示了这一点：
“隐藏在法国精神分析学家大规模抗议行动后面的，正是这个，而不是任何社会-批判之维（socio-critical dimension）。他们对国家提出的要求是：‘为什么你不让我们从这场危机中大赚一笔？’”（《视差之见》，421页）
那么，齐泽克是怎样的呢？这帮“精神分析学家”丑陋可鄙的姿态当然暴露无疑，他们通过给主体提供一种社会联系和象征空间的意义性的基本幻想来赚钱，来维持一种“社会联系的外貌”，那么齐泽克是怎样的呢？很显然，他陷入了一种拜物教式的否认：“我知道，目前需要的不是我现在写的这种绕着弯子的著作，现在迫切需要一种切中（胡塞尔意义上的切中）关键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需要对具体的社会问题加以政治-经济学的分析，然而我仍然相信，这些问题是无法回答的，复杂的、抽象的、不透明的‘风险社会’是无法被理解的。”
“当然，追问是否可以采取措施去改变那些匿名、不透明的制度的无可争辩的统治，是无人禁止的，只是无人追问而已，只是这‘不成问题’而已。”（《视差之见》，421页）
齐泽克当然意识到这非但不是“不成问题”的，反而是目前，直到我们今天，最迫切、最需要有人研究的问题。齐泽克在他的《视差之见》里呼唤一种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他的确做出了很多具有建树的、伟大的工作，然而他也仅仅是在呼唤一种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这种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并没有在《视差之见》当中实际上地、现实性地形成，更没有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在我们当今的时代实际上地、现实性地产生。齐泽克终究只是抬起手遥遥地、模糊地指了一下前方的道路，便无力地垂下，摇摇头，摆摆手，背过身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