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 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但是，市场总是在扩大，需求总是在增加。甚至工场手工业也不再能满足需要了。于是，蒸汽和机器引起了工业生产的革命。现代大工业化替了工场手工业；工业中的百万富翁，一支一支产业大军的首领，现代资产者，代替了工业的中间等级。
　　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世界市场使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这种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工业的扩展，同时，随着工业、商业、航海业和铁路的扩展，资产阶级也在同一程度上得到发展，增加自己的资本，把中世纪遗留下来的一切阶级都排挤到后面去。
　　

.....

资产阶级日甚一日地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它使人口密集起来，使生产资料集中起来，使财产聚集在少数人的手里。由此必然产生的结果就是政治的集中。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现在已经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统一的民族。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我们已经看到，现代机器的已经达到极高程度的改进的可能性，怎样由于社会中的生产无政府状态而变成一种迫使各个工业资本家不断改进自己的机器、不断提高机器的生产能力的强制性命令。对资本家来说，扩大自己的生产规模的单纯的实际可能性也变成了同样的强制性命令。大工业的巨大的扩张力——气体的膨胀力同它相比简直是儿戏——现在在我们面前表现为不顾任何反作用力在质量上和数量上进行扩张的需要。这种反作用力是由大工业产品的消费、销路、市场形成的。但是，市场向广度和深度扩张的能力首先是受完全不同的、力量弱得多的规律支配的。市场的扩张赶不上生产的扩张。冲突成为不可避免的了，而且，因为它在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炸毁以前不能使矛盾得到解决，所以它就成为周期性的了。资本主义生产造成了新的“恶性循环”。

　　事实上，自从1825年第一次普遍危机爆发以来，整个工商业世界，一切文明民族及其野蛮程度不同的附属地中的生产和交换，差不多每隔十年就要出轨一次。交易停顿，市场盈溢，产品大量滞销积压，银根奇紧，信用停止，工厂停工，工人群众因为他们生产的生活资料过多而缺乏生活资料，破产相继发生，拍卖纷至沓来。停滞状态持续几年，生产力和产品被大量浪费和破坏，直到最后，大批积压的商品以或多或少压低了的价格卖出，生产和交换又逐渐恢复运转。步伐逐渐加快，慢步转成快步，工业快步转成跑步，跑步又转成工业、商业、信用和投机事业的真正障碍赛马中的狂奔，最后，经过几次拼命的跳跃重新陷入崩溃的深渊。如此反复不已。从1825年以来，这种情况我们已经历了整整五次，目前(1877年)正经历着第六次。这些危机的性质表现得这样明显，以致傅立叶把第一次危机称为crise　pléthorique［多血性危机］，即由过剩引起的危机时，就中肯地说明了所有这几次危机的实质。［①］在危机中，社会的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剧烈地爆发出来。商品流通暂时停顿下来；流通手段即货币成为流通的障碍；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一切规律都颠倒过来了。经济的冲突达到了顶点：生产方式起来反对交换方式。

工厂内部的生产的社会组织，已经发展到同存在于它之旁并凌驾于它之上的社会中的生产无政府状态不能相容的地步。资本家自己也由于资本的猛烈积聚而感觉到这一事实，这种积聚是在危机期间通过许多大资本家和更多的小资本家的破产实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部机制在它自己创造的生产力的压力下失灵了。它已经不能把这大批生产资料全部变成资本；生产资料闲置起来，因此，产业后备军也不得不闲置起来。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可供支配的工人——生产和一般财富的一切因素，都过剩了。但是，“过剩成了贫困和匮乏的源泉”(傅立叶)，因为正是这种过剩阻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变为资本。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生产资料要不先变为资本，变为剥削人的劳动力的工具，就不能发挥作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资本属性的必然性，像幽灵一样横在这些资料和工人之间。唯独这个必然性阻碍着生产的物的杠杆和人的杠杆的结合；唯独它不允许生产资料发挥作用，不允许工人劳动和生活。因此，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暴露出自己无能继续驾驭这种生产力。另一方面，这种生产力本身以日益增长的威力要求消除这种矛盾，要求摆脱它作为资本的那种属性，要求在事实上承认它作为社会生产力的那种性质。

　　猛烈增长着的生产力对它的资本属性的这种反作用力，要求承认生产力的社会本性的这种日益增长的压力，迫使资本家阶级本身在资本关系内部可能的限度内，越来越把生产力当作社会生产力看待。无论是信用无限膨胀的工业高涨时期，还是由大资本主义企业的破产造成的崩溃本身，都使大量生产资料不得不采取像我们在各种股份公司中所遇见的那种社会化形式。某些生产资料和交通手段一开始规模就很大，它们，例如铁路，排斥任何其他的资本主义经营形式。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这种形式也嫌不够了；国内同一工业部门的大生产者联合为一个“托拉斯”，即一个以调节生产为目的的联盟；他们规定应该生产的总产量，在彼此间分配产量，并且强制实行预先规定的出售价格。但是，这种托拉斯一遇到不景气的时候大部分就陷于瓦解，正因为如此，它们就趋向于更加集中的社会化：整个工业部门变为一个唯一的庞大的股份公司，国内的竞争让位于这一个公司在国内的垄断；例如还在1890年，英国的制碱业就发生了这种情形，现在，这一行业在所有48个大工厂合并后转到一个唯一的、统一管理的、拥有12000万马克资本的公司手中了。

　　在托拉斯中，自由竞争转变为垄断，而资本主义社会的无计划生产向行将到来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计划生产投降。当然，这首先还是对资本家有利的。但是，在这里剥削变得这样明显，以致它必然要崩溃。任何一个民族都不会容忍由托拉斯领导的生产，不会容忍由一小撮专靠剪息票为生的人对全社会进行如此露骨的剥削。

　　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无论有或者没有托拉斯，资本主义社会的正式代表——国家终究不得不［①］承担起对生产的领导。这种转化为国家财产的必然性首先表现在大规模的交通机构，即邮政、电报和铁路方面。

　　如果说危机暴露出资产阶级无能继续驾驭现代生产力，那么，大的生产机构和交通机构向股份公司、托拉斯和国家财产的转变就表明资产阶级在这方面是多余的。资本家的全部社会职能现在由领工薪的职员来执行了。资本家除了拿红利、持有剪息票、在各种资本家相互争夺彼此的资本的交易所中进行投机以外，再也没有任何其他的社会活动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起初排挤工人，现在却在排挤资本家了，完全像对待工人那样把他们赶到过剩人口中去，虽然暂时还没有把他们赶到产业后备军中去。

　　但是，无论转化为股份公司和托拉斯，还是转化为国家财产，都没有消除生产力的资本属性。在股份公司和托拉斯的场合，这一点是十分明显的。而现代国家也只是资产阶级社会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外部条件使之不受工人和个别资本家的侵犯而建立的组织。现代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它越是把更多的生产力据为己有，就越是成为真正的总资本家，越是剥削更多的公民。工人仍然是雇佣劳动者，无产者。资本关系并没有被消灭，反而被推到了顶点。但是在顶点上是要发生变革的。生产力归国家所有不是冲突的解决，但是它包含着解决冲突的形式上的手段，解决冲突的线索。

　　这种解决只能是在事实上承认现代生产力的社会本性，因而也就是使生产、占有和交换的方式同生产资料的社会性相适应。而要实现这一点，只有由社会公开地和直接地占有已经发展到除了适于社会管理之外不适于任何其他管理的生产力。现在，生产资料和产品的社会性反过来反对生产者本身，周期性地突破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并且只是作为盲目起作用的自然规律强制性地和破坏性地为自己开辟道路，而随着社会占有生产力，这种社会性就将为生产者完全自觉地运用，并且从造成混乱和周期性崩溃的原因变为生产本身的最有力的杠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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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们把上述的发展进程简单地概述如下：

　　一、中世纪社会：个体的小生产。生产资料是供个人使用的，因而是原始的、笨拙的、小的、效能很低的。生产都是为了直接消费，无论是生产者本身的消费，还是他的封建领主的消费。只有在生产的东西除了满足这些消费以外还有剩余的时候，这种剩余才拿去出卖和进行交换；所以，商品生产刚刚处于形成过程中；但是这时它本身已经包含着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萌芽。

　　二、资本主义革命：起初是工业通过简单协作和工场手工业实现的变革。先前分散的生产资料集中到大作坊中，因而它们就由个人的生产资料转变为社会的生产资料，这种转变总的说来没有触及交换形式。旧的占有形式仍然起作用。资本家出现了：他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当然就占有产品并把它们变为商品。生产已经成为社会的活动；而交换以及和它相伴随的占有，仍旧是个体的活动，单个人的活动：社会的产品被个别资本家所占有。这就是产生现代社会的一切矛盾的基本矛盾，现代社会就在这一切矛盾中运动，而大工业把它们明显地暴露出来了。

　　(a)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相分离。工人注定要终身从事雇佣劳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相对立。

　　(b)支配商品生产的规律日益显露出来，它们的作用日益加强。竞争不可遏止。个别工厂中的社会组织和整个生产中的社会无政府状态相矛盾。

　　(c)一方面是机器的改进，这种改进由于竞争而变成每个厂主必须执行的强制性命令，而且也意味着工人不断遭到解雇：产生了产业后备军。另一方面是生产的无限扩张，这也成了每个厂主必须遵守的强制性的竞争规律。这两方面造成了生产力的空前发展、供过于求、生产过剩、市场盈溢、十年一次的危机、恶性循环：这里是生产资料和产品过剩，那里是没有工作和没有生活资料的工人过剩；但是，生产和社会福利的这两个杠杆不能结合起来，因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不允许生产力发挥作用，不允许产品进行流通，除非生产力和产品先转变为资本，而阻碍这种转变的正是生产力和产品的过剩。这种矛盾发展到荒谬的程度：生产方式起来反对交换形式。资产阶级已经暴露出自己无能继续管理自己的社会生产力。

　　(d)资本家本身不得不部分地承认生产力的社会性。大规模的生产机构和交通机构起初由股份公司占有，后来由托拉斯占有，然后又由国家占有。资产阶级表明自己已成为多余的阶级；它的全部社会职能现在由领工薪的职员来执行了。

　　三、无产阶级革命，矛盾的解决：无产阶级将取得公共权力，并且利用这个权力把脱离资产阶级掌握的社会生产资料变为公共财产。通过这个行动，无产阶级使生产资料摆脱了它们迄今具有的资本属性，使它们的社会性有充分的自由得以实现。从此按照预定计划进行的社会生产就成为可能的了。生产的发展使不同社会阶级的继续存在成为时代的错误。随着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消失，国家的政治权威也将消失。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自由的人。

列宁《国家与革命》

一 生产集中和垄断

　　资本主义最典型的特点之一，就是工业蓬勃发展，生产集中于愈来愈大的企业的过程进行得非常迅速。现代工业调查提供了说明这一过程的最完备最确切的材料。

　　例如在德国，每1000个工业企业中，雇用工人50人以上的大企业，1882年有3个，1895年有6个，1907年有9个。每100个工人中，这些企业的工人分别占22人、30人、37人。但是生产集中的程度要比工人集中的程度大得多，因为在大企业中劳动的生产率要高得多。蒸汽机和电动机的材料可以说明这一点。拿德国所谓广义的工业（包括商业和交通运输业等在内）来说，情况如下：在3265623个企业中，大企业有30588个，只占0.9%。在1440万工人中，它们的工人占570万，即占39.4%；在880万蒸汽马力中，它们占有660万马力，即占75.3%；在150万千瓦电力中，它们占有120万千瓦，即占77.2%。

　　不到1%的企业，竟占有总数3/4以上的蒸汽力和电力！而297万个小企业（雇佣工人不超过5人的），即占总数91%的企业，却只占有7%的蒸汽力和电力！几万个最大的企业就是一切，数百万个小企业算不了什么。

　　德国在1907年雇用工人1000人和1000人以上的企业，有586个。它们的工人几乎占总数的1/10(138万），它们的蒸汽力和电力几乎占总数的1/3(32%)。下面我们可以看到，货币资本和银行使极少数最大企业的这种优势变成更强大的而且是名副其实的压倒优势，就是说，几百万中小“业主”，甚至一部分大“业主”，实际上完全受几百个金融富豪的奴役。

　　 在另一个现代资本主义先进国家北美合众国，生产集中发展得更加迅猛。美国统计把狭义的工业单独列出，并且按全年产值的多少把这种企业分成几类。1904年，产值在100万美元和100万美元以上的最大的企业有1900个（占企业总数216180个的0.9%)，它们有140万工人（占工人总数550万的25.6%)，产值为56亿美元（占总产值148亿美元的38%)。5年之后，即1909年，相应的数字如下：3060个企业（占企业总数268491个的1.1%)，有200万工人（占工人总数660万的30.5%)，产值为90亿美元（占总产值207亿美元的43.8%)。

　　美国所有企业的全部产值，差不多有一半掌握在仅占企业总数百分之一的企业手里！而这3000个大型企业包括258个工业部门。由此可见，集中发展到一定阶段，可以说就自然而然地走到垄断。因为几十个大型企业彼此之间容易达成协议；另一方面，正是企业的规模巨大造成了竞争的困难，产生了垄断的趋势。这种从竞争到垄断的转变，不说是最新资本主义经济中最重要的现象，也是最重要的现象之一，所以我们必须比较详细地谈一下。但是，我们首先应当消除一个可能产生的误会。

　　美国的统计资料说：在250个工业部门中有3000个大型企业。似乎每个部门只有12个规模最大的企业。

　　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并不是每个工业部门都有大企业；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发展到了最高阶段，有一个极重要的特点，就是所谓联合制，即把不同的工业部门联合在一个企业中，这些部门或者是依次对原料进行加工（如把矿石炼成生铁，把生铁炼成钢，可能还用钢制造各种成品），或者是一个部门对另一个部门起辅助作用（如加工下脚料或副产品，生产包装用品，等等）。

　　希法亭写道：“联合制把各种行情拉平，从而保证联合企业有更稳定的利润率。第二，联合制导致贸易的消除。第三，联合制使技术改进有可能实现，因而与‘单纯’企业,<即没有联合的企业>相比，能够获得更多的利润。第四，联合制使联合企业的地位比‘单纯’企业巩固，使它在原料跌价赶不上成品跌价的严重萧条<营业呆滞，危机>时期的竞争中得到加强。”

　　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海曼写了一部描述德国钢铁工业中“混合”（即联合）企业的专着，他说：“单纯企业由于原料价格高、成品价格低而纷纷倒闭”。结果是：

　　“一方面剩下几个采煤量达几百万吨的大煤业公司，它们紧密地组成一个煤业辛迪加；其次，是同它们有密切联系的、组成钢铁辛迪加的一些大铸钢厂。这些大型企业每年生产40万吨钢，采掘大量的矿石和煤炭，生产钢制品，有1万个住在工厂区集体宿舍中的工人，有的还有自己专用的铁路和港口。这种大型企业是德国钢铁工业的典型代表。而且集中还在不断地发展。某些企业愈来愈大；同一工业部门或不同工业部门的企业结合为大型企业的愈来愈多，而且有柏林的6家大银行作它们的靠山和指挥者。德国采矿工业确切地证实了卡尔·马克思关于集中的学说是正确的，诚然，这里指的是用保护性的关税和运费率来保护采矿工业的国家。德国采矿工业已经成熟到可以被剥夺的地步了。”

　　这就是一个诚实的（这是一个例外）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势必得出的结论。必须指出，他把德国似乎看得很特殊，因为德国工业受到高额保护关税的保护。但是这种情况只能加速集中，加速企业家垄断同盟卡特尔、辛迪加等等的形成。特别重要的是，在自由贸易的国家英国，集中同样导致垄断，尽管时间较晚，形式也许有所不同。请看赫尔曼·莱维教授根据大不列颠经济发展材料写的专着《垄断组织——卡特尔和托拉斯》中的一段话：

　　“在大不列颠，正是企业的巨大规模和高度技术水平包含着垄断的趋势。一方面，由于集中的结果，对每一企业必须投入大量资本，因此，新企业在必要资本方面面临着愈来愈高的要求，这就使新企业难以出现。另一方面，（我们认为这一点更重要），每个新企业要想同时集中所造成的那些大型企业并驾齐驱，就必须生产大量的过剩产品，而这些产品只有在需求异常增加的时候才能有利的销售出去，否则这种产品过剩就会使价格跌到无论对新工厂或各垄断同盟都不利的程度。”英国和那些有保护关税促进卡特尔化的国家不同，在这里，企业家垄断同盟卡特尔和托拉斯，多半是在互相竞争的主要企业的数目缩减到“一两打”的时候才产生的。“集中对产生大工业垄断组织的影响，在这里表现得非常明显。”

　　在半个世纪以前马克思现写《资本论》的时候，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认为自由竞争是一种“自然规律”。官方学者曾经力图用缄默这种阴谋手段来扼杀马克思的著作，因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所作的理论和历史的分析，证明了自由竞争产生生产集中，而生产集中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导致垄断。现在，垄断已经成了事实。经济学家们正在写大堆大堆的著作，叙述垄断的某些表现，同时却齐声宣告：“马克思主义被驳倒了。”但是，英国有句谚语说得好：事实是顽强的东西，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你都得重视事实。事实证明：某些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差别，例如实行保护主义还是实行自由贸易，只能在垄断组织的形式上或产生的时间上引起一些非本质的差别，而生产集中产生垄断，则是现阶段资本主义发展的一般的和基本的规律。

　　对于欧洲，可以相当精确地确定新资本主义最终代替旧资本主义的时间是20世纪初。在最近出版的一本关于“垄断组织的形成”的历史的综合性著作中，我们看到有下面几段话：

　　“我们可以从1860年以前的时代里举出资本主义垄断组织的个别例子；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现在极常见的那些形式的萌芽；但是这一切无疑还是卡特尔的史前时期。现代垄断组织的真正开始，最早也不过是19世纪60年代的事。垄断组织的第一个大发展时期，是从19世纪70年代国际性的工业萧条开始，一直延续到19世纪90年代初期。”“如果从欧洲范围来看，60年代和70年代是自由竞争发展的顶点。当时，英国建成了它的那种旧式资本主义组织。在德国，这种组织同手工业和家庭工业展开了坚决的斗争，开始建立自己的存在形式。”

　　“大转变是从1873年的崩溃时期，确切些说，是从崩溃后的萧条时期开始的；这次萧条在欧洲经济史上持续了22年，只是在80年代初稍有间断，并在1889年左右出现过异常猛烈然而为时甚短的高涨。”“在1889-1890年短促的高涨期间，人们大力组织卡特尔来利用行情。轻率的政策使价格比没有卡特尔时提高得更快更厉害，结果所有这些卡特尔差不多全都不光彩地埋葬在‘崩溃这座坟墓’里了。后来又经过了5年不景气和价格低落的时期，但是这时笼罩在工业界的已经不是从前那种情绪了。人们已经不把萧条看成什么当然的事情，而认为它不过是有利的新行情到来之前的一种间歇。

　　于是卡特尔运动进入了第二个时期。卡特尔已经不是暂时的现象，而成了全部经济生活的基础之一。它占领一个又一个的工业部门，而首先是占领原料加工部门。早在19世纪90年代初，在组织焦炭辛迪加（后来的煤业辛迪加就是仿照它建立的）时，卡特尔就创造了后来基本上再没有发展的组织卡特尔的技术。19世纪末的巨大高涨和1900-1903年的危机，至少在采矿和钢铁工业方面，都是第一次完全在卡特尔的标志下发生的。当时人们还觉得这是一种新现象，而现在社会上则普遍认为，经济生活的重大方面通常不受自由竞争的支配，是一种不言而喻的事情了。”

　　综上所述，对垄断组织的历史可以作如下的概括：(1)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是自由竞争发展的顶点即最高阶段。这时垄断组织还只是一种不明显的萌芽。(2)1873年危机之后，卡特尔有一段很长的发展时期，但卡特尔在当时还是一种例外，还不稳固，还是一种暂时现象。(3)19世纪末的高涨和1900-1903年的危机。这时卡特尔成了全部经济生活的基础之一。资本主义转化为帝国主义。

　　卡特尔彼此商定销售条件和支付期限等等。它们彼此划分销售地区。它们规定所生产的产品的数量。它们确定价格。它们在各个企业之间分配利润，等等。

　　德国的卡特尔在1896年约有250个，在1905年有385个，参加卡特尔的企业约有12000个。但是，大家都承认，这是缩小了的数字。从上面引用的1907年的德国工业统计材料可以看出，单是这12000个最大的企业，就集中了大约占总数一半以上的蒸汽力和电力。北美合众国的托拉斯在1900年是185个，在1907年是250个。美国的统计把所有的工业企业分为属于个人的和属于合伙商行、公司的。后者在1904年占企业总数的23.6%，在1909年占25.9%，即1/4以上。这些企业的工人，在1904年占工人总数的70.6%，在1909年占75.6%，即3/4；产值分别是109亿美元和163亿美元，即占总产值的73.7%和79%。

　　一个工业部门的生产总量，往往有十分之七八集中在卡特尔和托拉斯手中。莱茵-威斯特伐利亚煤业辛迪加在1893年成立时，集中了该地区总采煤量的86.7%,到1910年则已经达到95.4%。这样造成的垄断，保证获得巨额的收入，并导致组成规模极大的技术生产单位。美国著名的煤油托拉斯（美孚油公司），是1900年成立的。“它的资本是15000万美元。当时发行了1亿美元的普通股票和10600万美元的优先股票。1900-1907年，每年支付的优先股票的股息分别为：48%、48%、45%、44%、36%、40%、40%、40%，共计36700万美元。1882-1907年的纯利为88900万美元，其中60600万付股息，其余的作为后备资本。”“钢铁托拉斯（美国钢铁公司）所有企业的职工，在1907年达210180人。德国采矿工业中最大的企业盖尔森基兴矿业公司在1908年有46048名职工。”钢铁托拉斯在1902年就生产了900万吨钢。它的钢产量在1901年占美国全部钢产量的66.3%，在1908年占56.1%。它的矿石开采量，在1901年占43.9%，在1908年占46.3%。

　　美国政府专门委员会关于托拉斯的报告中说：“它比竞争者优越，是因为它的企业规模大，技术装备优良。烟草托拉斯从创办的时候起，就竭力在各方面大规模地采用机器来代替手工劳动。为此目的，它收买了与烟草加工多少有关的一切发明专利权，在这方面花费了巨额款项。有许多发明起初是不适用的，必须经过在托拉斯供职的工程师的改进。在1906年年底设立了两个分公司，专门收买发明专利权。为了同一目的，托拉斯又设立了自己的铸造厂、机器厂和修理厂。设在布鲁克莱恩的一个这样的工厂有大约300名工人；这个厂对有关生产纸烟、小雪茄、鼻烟、包装用的锡纸和烟盒等等的发明进行试验，在这里还对各种发明进行改进。”“其它托拉斯也雇有所谓技术开发工程师，他们的任务就是发明新的生产方法，进行技术改良的试验。钢铁托拉斯给那些在提高技术或减少费用方面有发明创造的工程师和工人以高额奖金。”

　　德国的大工业，例如近几十年来获得巨大发展的化学工业，也是这样组织技术改良工作的。到1908年，生产集中的过程已经在这个工业中造成了两大“集团”，它们也都按自己的方式逐步走向垄断。起初，这两个集团都是由两对大工厂组成的“双边联盟”，各有资本2000-2100万马克：一对是美因河畔赫希斯特的前行东……颜料厂和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卡塞拉公司；另一对是路德维希港苯胺苏打厂和爱北斐特的前拜尔公司。后来，一个集团在1905年，另一个集团在1908年，又各同另一个大工厂达成了协议。结果构成了两个“三边联盟”，各有资本4000-5000万马克，而且这两个“联盟”已经开始“接近”，“商定”价格等等。

　　竞争转化为垄断。生产的社会化有了巨大的进展。就连技术发明和技术改进的过程也社会化了。

　　从前是各个业主自由竞争，他们是分散的，彼此毫不了解，他们进行生产都是为了在情况不明的市场上去销售，现在则完全不同了。集中已经达到了这样的程度，可以对本国的，甚至像下面所说的，对许多国家以至全世界所有的原料来源（例如蕴藏铁矿的土地）作出大致的估计。现在不但进行这样的估计，而且这些来源完全操纵在一些大垄断同盟的手里。这些同盟对市场的容量也进行大致的估计，并且根据协议“瓜分”这些市场。他们垄断熟练的劳动力，雇用最好的工程师，霸占交通路线和交通工具，如美国的铁路、欧美的轮船公司。帝国主义阶段的资本主义紧紧接近最全面的生产社会化，它不顾资本家的愿望与意识，可以说是把他们拖进一种从完全的竞争自由向完全的社会化过渡的新的社会秩序。

　　生产社会化了，但是占有仍然是私人的。社会化的生产资料仍旧是少数人的私有财产。在形式上被承认的自由竞争的一般架子依然存在，而少数垄断者对其余居民的压迫却更加百倍地沉重、显着和令人难以忍受了。

　　德国经济学家克斯特纳写了一本专论“卡特尔与局外人斗争情况”的著作，所谓“局外人”就是未加入卡特尔的企业家。他给这本着作取名为《强迫加入组织》，其实，如果不粉饰资本主义，就应该说是强迫服从垄断者同盟。单是看看垄断者同盟为了这种“组织”而采取的种种现代的、最新的、文明的斗争手段，也是大有教益的。这些手段有：(1)剥夺原料（“...强迫加入卡特尔的主要手段之一”）；(2)用同盟方法剥夺劳动力（即资本家和工会订立合同，使工会只接受卡特尔化企业的工作）；(3)剥夺运输；(4)剥夺销路；(5)同买主订立合同，使他们只同卡特尔发生买卖关系；(6)有计划地压低价格（为了使“局外人”即不服从垄断者的企业破产，不惜耗费巨资，在一段时间内按低于成本的价格出售商品。）；(7)剥夺信贷；(8)宣布抵制。

　　现在已经不是小企业同大企业、技术落后的企业同技术先进的企业进行竞争。现在已经是垄断者在扼杀那些不屈服于垄断、不屈服于垄断的压迫和摆布的企业了。下面就是这一过程在一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意识中的反映。

　　克斯特纳写道：“甚至在纯粹经济的活动方面，也在发生某种转变，原先意义上的商业活动转变为投机组织者的活动。获得最大成就的，不是最善于根据自己的技术和商业经验来判断购买者需要，找到并且可以说是‘开发’潜在需求的商人，而是那些善于预先估计到，或者哪怕只是嗅到组织上的发展，嗅到某些企业与银行可能发生某种联系的投机天才<?!>...”

　　译成普通人的语言，这就是说：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这样的程度，商品生产虽然依旧“占统治地位”，依旧被看作全部经济的基础，但实际上已经被破坏了，大部分利润被那些干金融勾当的“天才”拿去了。这种金融勾当和欺骗行为的基础是生产的社会化，人类历尽艰辛所达到的生产社会化这一巨大进步，却造福于……投机者。下面我们会看到，那些对资本帝国主义作小市民式的反动批评的人，怎样“根据这一点”而梦想开倒车，恢复“自由的”、“和平的”、“诚实的”竞争。

　　克斯特纳说：“由卡特尔的组成引起的价格长期上涨，至今还只有出现在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方面，特别是煤、铁和钾碱等方面，而在成品方面则从来没有过。随之而来的收益的增加，同样也只限于生产生产资料的工业。对此还要作一点补充：原料（而不是半成品）加工工业不仅因组成卡特尔而获得高额利润，使那些进一步加工半成品的工业受到损失，而且它还取得了对这一工业的一定的统治关系，这是自由竞争时代所没有的。”

　　我们作了着重标记的几个字，说明了问题的实质，这个实质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很不愿意并且很少承认的，也是以卡 ·考茨基为首的当代的机会主义辩护士所竭力支吾搪塞、避而不谈的。统治关系和由此产生的强制，正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阶段”的典型现象，正是势力极大的经济垄断组织的形成所必然引起而且已经引起的结果。

　　我们再举一个说明卡特尔如何经营的例子。凡是可以把全部或主要的原料产地抓在手里的地方，卡特尔的产生和垄断组织的形成就特别容易。但是，如果以为在无法霸占原料产地的其它工业部门中不会产生垄断组织，那就错了。水泥工业的原料是到处都有的。但是在德国，就连这个工业也高度卡特尔化了。水泥厂联合成了区域性的辛迪加，如南德辛迪加、莱茵-威斯特伐利亚辛迪加等等。规定了垄断价格：成本为180马克的一车皮水泥，售价竟达230-280马克！企业支付12-16%的股息，而且不要忘记，现代的投机“天才”除分得股息外，还能使大量的利润滚进自己的腰包。为了从如此盈利的工业部门中排除竞争，垄断者甚至使用各种诡计：散布谣言，说水泥工业情况很坏；在报上登匿名广告说，“资本家们！当心，别在水泥业投资！”；最后是收买没有参加辛迪加的“局外人”的企业，付给他们6万、8万、至15万马克的“出让费”。垄断组织在一切地方用一切办法为自己开辟道路，从偿付“微薄的”出让费起，直到像美国那样“使用”炸药对付竞争者为止。

　　用卡特尔消除危机是拼命为资本主义涂脂抹粉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无稽之谈。相反，在几个工业部门中形成的垄断，使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所特有的混乱现象更加厉害，更加严重。作为一般资本主义生特点的农业和工业发展不相适应的现象，变得更加严重了。卡特尔化程度最高的所谓重工业，尤其是煤铁工业的特权地位，使其余工业部门“更加严重地缺乏计划性”，正如论述“德国大银行与工业的关系”的最佳著作之一的作者耶德尔所承认的那样。

　　资本主义最无耻的辩护士利夫曼说：“国民经济愈发展，就愈是转向更带冒险性的企业或国外的企业，转向需要长时间才能发展的企业，或者转向那些只有地方意义的企业。”冒险性的增大，归根到底是同资本的大量增加有关，资本可以说是漫溢出来而流向国外，如此等等。同时，技术的加速发展，又使国民经济各部门不相适应的因素、混乱和危机的因素日益增加。同一个利夫曼不得不承认说：“大概在不久的将来，人类又会碰到技术方面的一些也会影响到国民经济组织的大变革”...如电力、航空...“在发生这种根本性的经济变动的时候，通常而且照例会有很厉害的投机事业发展起来...”

　　危机（各种各样的危机，最常见的是经济危机，但不是只有经济危机）又大大加强了集中和垄断的趋势。我们知道，1900年的危机，是现代垄断组织史上的转折点。关于这次危机的意义，耶德尔斯有一段非常值得注意的论断：

　　“遭到1900年危机的，除了各主要工业部门的大型企业以外，还有许多在今天说来结构上已经过时了的‘单纯’企业（即没有联合起来的企业），它们是乘着工业高涨的浪头浮上来的。价格的跌落，需求的减少，使这些‘单纯’企业陷于灾难的境地，这种情况，大型的联合企业或者根本没有遇到过，或者仅仅在极短的时期内碰到过。因此，1900年的危机引起的工业集中，其程度远远超过了1873年的危机。1873年的危机虽然也起了一种淘汰作用，使一些较好的企业保存下来，但是在当时的技术水平下，这种淘汰并没有能够使那些顺利地度过危机的企业获得垄断地位。长期地占据这种垄断地位的，是现在的钢铁工业和电力工业中的大型企业（因为它们的技术复杂，组织分布很广，资本雄厚），而且垄断程度很高；其次是机器制造业以及冶金工业、交通运输业等某些部门的企业，不过垄断程度较低。”

　　垄断正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新阶段”的最新成就。但是，如果我们不注意到银行的作用，那我们对于现代垄断组织的实际力量和意义的认识，就会是极不充分、极不完全和极其不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