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取所需：二战时期德军对苏联民众的认识演变和政策转向

第二次世界大战对全世界、各民族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发生的无数事件、史实，兴起的诸多思潮、话语，时至今日仍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政治价值，受到国际史学界的广泛关注和研究。然而，国内史学界更愿意投身于与抗战史相关的史料和话题的研究和论述，对其他国家和地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情况和历史则相对了解较少、研究不深。

笔者无意在此探讨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也没有能力对这一现象提出任何有价值的建议或看法。笔者只想强调，既然“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中国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论断已经被广泛记载入中国的中小学生教材，成为了被我们普遍认同的常识，中国的研究者们就应当更着重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球性和世界性，在研究中贯彻马克思主义的高尚的国际主义精神，客观公正的探明世界各民族国家在这场伟大的反法西斯战争中发挥的作用、付出的牺牲、彰显的问题、得到的教训，这样才能更好的体现和突出中国人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贡献与重要性，更有力的提升和强化中国史学界的国际地位与影响力。

具体到本文涉及的话题，关于纳粹德国的民族意识，国内学界有两篇对二战时期德国民族主义的研究，但均集中于说明民族主义思潮在德国国内的流变与影响，未能深入探讨德国对其他民族的舆论认知及其所带来的影响后果。至于二战时期德国对其他民族和地区的具体政策待遇方面，国内学界有研究者曾考察过纳粹德国的外籍劳工问题，但除此之外就再无其他建树，未能就纳粹德国对战俘处理、被占领地区的统治、其他民族的民族政策等一系列专题建立起系统的学术体系。结合笔者在对相关研究进行学术回顾时所观察到的情况，总体而言，可以认为，对于二战时期关于纳粹德国和苏德战场的诸多基本事件史实，国内史学界仍处于“一片空白”的状态，很多历史解释和叙事逻辑很可能仍在因袭苏联史学界的观点，至于更进一步的细节性的研究考证则更无从谈起。

在二战结束不久（1945.9.24），时任战略情报局（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后转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多诺万（William Joseph Donovan）向国防部提交了一份题为“苏德战争的政治影响”的报告，生动而详尽的描述了二战时期纳粹德国各方对苏联的不同认识。通过对相关原始文献的解读和分析，本文将揭示当时苏联民众对德国、德军的真实态度，以及随着苏德战争局势的不断发展，苏联志愿者们如何在德军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并最终反推德国改变了其原有的对苏政策。本文的写作即立足于该原始档案而成。

一、苏联民众对德国入侵的早期反应

在德国的入侵开始时，德军被大多数苏联人誉为“解放者”。苏联人民丝毫不惧怕德国人，大部分留在了原本的村庄和城镇，根本没有从德国侵略者手中逃离的意图。苏联政府疏散被德国威胁的地区的居民的努力遭到阻挠，且在很大程度上注定会失败，因为普通民众根本对苏联政府毫无好感。大部分情况下，只有共产党员和苏联官员才会选择撤离。只有在德国军队尚未逼近的情况下，苏联当局才能成功地迁移走工厂里的工人与机器。斯大林要求销毁农业收成和生产库存的命令遭到农民们的强烈抵制，根本无法执行，而相应的焦土政策被认为是一种歇斯底里，反而加剧了苏联人对这个“独裁者”的仇恨。

而与我们以往的刻板印象相反的是，德国士兵受到了苏联人民的亲切欢迎。尽管他们的生活水平普遍很低，但苏联民众还是为德军献上了鲜花、水果和牛奶。其中许多人把希特勒当作救世主，民众期望他拯救贫穷的苏联人，为他们创造更光明的未来。德国士兵经常被要求提供《我的奋斗》的俄语版本，而希特勒的反犹太政策尤其受到苏联人民高度认可，因为大多数苏联人认为犹太人应对苏联体制的所有问题负责。他们认为斯大林只是犹太人手中的工具，并相信德国宣传的“真相”，即斯大林娶了卡冈诺维奇（Lazar Moiseyevich Kaganovich）的女儿。

起初，苏联的爱国主义宣传对民众的影响非常有限，且被大多数俄罗斯人认为是肮脏的政治伎俩。这是因为，普通苏联民众的思想和情感更多地受到经济因素、而不是政治宣传和爱国观念的指导。他们不在乎被哪个政府统治，只要能让他们有更好的生活条件即可。斯大林将这场战争转变为“一场保卫祖国的神圣战争”的尝试在一开始是完全失败的。尤其是在红军中，列宁、斯大林和其他苏共领导人的纪念碑或雕塑完全没有崇高和神圣的感觉，经常被人民摧毁。一旦被德军俘获，苏联平民和士兵很愿意主动提供所有军事信息，根本不需要对他们施加审讯。有时，苏联人甚至会为自己的飞机坠毁而喝彩。似乎没有人相信苏联获胜的可能性。每个人都相信，随着斯大林体制的崩溃，德国将迅速取得胜利。莫斯科被攻陷将是意料之中的事。这种态度主要是由于苏联体制在五年计划过程中给人民带来了难以置信的生活困难和物资匮乏。在斯大林体制中，他们最痛恨的是被当作纯粹的物体或机器。他们坚信，德国人会把他们当作人来对待，并会把人的权利还给他们。他们坚信德国人的正义感和人性。  

在农村，普通苏联农民们迫切希望废除令人厌恶的集体农场。他们恢复个人财产所有制的要求是自发的。集体所有制糜烂之极，以至于他们不再相信这种体系会有变好或改进的可能性。农民没有意识到，他们的低生活水平和低收入并非是集体制度的恶果，而是对农业征收极高的间接税的产物。这对苏联工业的建立是不可或缺的，但却极大的损害了苏联农民的    积极性和感情。农民们不清楚该如何重新分配土地，但他们对德国组织化人才的信心是无限的，他们相信德国人有能力解决他们的土地问题。  

在城镇地区的群众也很愿意与德国人合作。工匠和店主希望个体企业重新开业，并恢复私有财产所有制。苏联人民甚至已经预先准备满足德国的一切要求、做出巨大的牺牲，以为推翻斯大林制度做出贡献。他们确实意识到，战争时期的德国将无法满足他们对生产工具、服装等生活消费品的强烈需求。然而，苏联民众确信，德国将在战后供应这些货物，并帮助解放了的俄罗斯发展轻工业。

苏联普通民众之所以对德国能力持有如此惊人的信心，是因为两国在18-20世纪一直保持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在苏德战争爆发前，数以万计的德国工程师、工头、商人和办事员已经在俄罗斯定居。与这一数字相比，在俄罗斯的其他欧洲公民人数很少。苏联人并不完全喜欢德国人，但他们尊重德国人的正直和效率。俄罗斯有一句谚语：“德国人发明了猴子”，意思是德国人可以完成一切。

考虑到上述描述中苏联人对本国政府的态度，我们可能会认为苏德战争的爆发会立即导致苏联内部的自我革命。然而，苏联的监察管理体系以及苏联本身的广阔庞大有效的阻止了任何内生的动乱与反对。相应的，从客观的角度来看，德国曾有过一个前所未有的、利用苏联内部局势的机会。但希特勒及其负责的顾问们是否充分意识到了这种情况？如果是，他们是否决心接受苏联人民提供的合作？

二、纳粹德国高层对苏联民众与德占苏联区的不同认识

（一）希特勒及其亲信的观点

希特勒并不是因为意识形态的原因而对苏联发起进攻。他的目标与其说是摧毁苏联这一政治体系，不如说是消灭俄罗斯的潜在力量。此外，他还想利用苏联西部丰富的粮食供应和原材料，使德国不再需要海外进口。希特勒的第三个目标是安置德国过剩的人口。他曾构想过，要将一部分德国农民安置在乌克兰肥沃的土地上，另一部分则作为统治阶级安置在北高加索地区。总的来说，希特勒打算在胜利后将苏联西部的大部分地区变成德国的殖民地。

希特勒相信上述目标是可以实现的，而苏联将在短时间内被闪电战击败。他的意图是推进著名的AA线，即从阿尔汉格尔斯克（Arkhangelsk）到阿斯特里坎（Astrekhan）。他相信，在占领了这些领土后，战争很快就会结束，因为由于失去了这一地区，苏联将失去重要的人力资源、原材料和大部分工业产地。在他看来，与苏联所囊括的其他国家达成和平是不必要的。在希特勒的规划中，三支德国的机械化军队将守卫AA线，保护包括被其占领的苏联西部在内的欧洲免受亚洲入侵。有理由怀疑这一“机械化长城”的构想是受到罗马和中国的启发。

希特勒的思想中没有与苏联人民进行政治和经济合作的空间。在他眼里，他们只是剥削的对象。尽管日后有各种各样的军事上的失利，但他一直坚持自己的观点，即只有通过军事手段才能获得胜利。直到最后一刻，希特勒都拒绝向战败国和被占地区的各民族、各势力作出任何政治让步。他坚持认为，所有政治决定都要推迟到德国完全军事胜利后，以免他失去了自主决策的自由、而德国也因此被窃取了胜利的果实。同样的，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希特勒拒绝了所有旨在与法国等其他国家达成某种程度协议的提案。

除希特勒外，希姆莱和党卫军对苏联充满了种族偏见。他将苏联人民视为第二阶级种族，并组织了臭名昭著的宣传活动，声称苏联人是与成吉思汗时代想要摧毁欧洲文化的“亚洲蛮子”同源的种族。而希特勒忠实的喉舌戈培尔则通过传播有关苏联暴行的新闻和谣言，尽力营造一种对苏联人民、尤其是对那些少数民族的仇恨和恐惧的氛围。通过一切可用的手段，戈培尔努力使对苏联的战争成为一场日耳曼民族的全民战争，并克服德国人传统上的亲俄情绪。他试图让德国人相信，野蛮的苏联为征服欧洲做好了准备，而希特勒通过他的预防性战争将欧洲从蛮族入侵的恐怖中拯救了出来。在这种倾向的影响下，党卫军会因为蒙古-亚洲的外表射杀或饿死苏联战俘。而穆斯林则因为行割礼而被党卫军当作犹太人处决。

（二）纳粹德国各级管理机构的观点

而对于希特勒之下的纳粹各级管理机构，希特勒本人的意见有时并不能完全消弭他们之间的分歧。这是因为，希特勒的一贯政策是在他的党羽之间分配责任，因为他一直担心将过多的权力集中在一个人手中。此外，希特勒从不召开内阁会议，而通常在听众面前下达命令，故许多部长和领导人习惯于根据自己的想法解释希特勒的命令和意见。其结果是，纳粹德国的管理机构变成了一个权能重叠不明、命令各不相同的缺乏一贯性的行政系统。

具体到对苏政策上，尽管德国为被其占领的苏联领土而专门成立了东部被占领土部（Occupied Eastern Territories），并任命阿尔弗雷德·罗森堡（Alfred Rosenberg）为部长，但相关的权责实际上被许多纳粹的高层当局所分担，而他们对对苏政策的看法远非一致。起初，被占领领土的整个行政机构都由军事政府控制。虽然在原则上，被占领领土的一切行政管理应当逐渐移交给文官政府，但事实上，这一地区始终处于军事管理之下，而军事政府在任何意义上都不隶属于罗森堡的部门。因此，这一地区的公共安全、为德国招募劳工和修建道路等行政领域的事务完全不受罗森堡管辖。四年计划委员会（Four Year Plan Board）以及农业部和军火部都提供了对被占领领土进行经济开发的指导原则，这进一步削弱了罗森堡的权能。其中，“四年计划”委员会只关心尽可能多地挤出原材料和农产品，而不关心这种剥削性的政策必然会对民众的心理产生负面影响。这些官员无法理解实现农民快速去集体化愿望的首要重要性，他们阻碍了将集体农场转变为合作社的承诺，没能向农民逐步归还私人财产。此外，个别罗森堡手下的执行专员经常会抗命不遵，以他们有权直接向希特勒报告为借口拒绝执行罗森堡的命令。

（三）罗森堡的观点

东部被占领土部的工作效率进一步受到了以下事实的阻碍：罗森堡本人性格软弱，对苏联的认识也很混乱，无法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罗森堡出生于波罗的海的偏远地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一直住在莫斯科，对苏联怀有强烈的怨恨。虽然他同意希特勒的观点，即作为一个大国、苏联必须被消灭，但他与希特勒在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上存在分歧。他赞成将苏联的少数民族发展为一系列边境国家的计划，以降低苏联的影响力。在罗森堡看来，这些少数民族必须是德国与俄罗斯人作战的盟友。在他的计划中，在德国宗主国统治下，一系列的小的自治邦国分布在从波罗的海延伸至黑海、里海和乌拉尔海的广大地区，它们将是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白鲁塞尼亚、乌克兰、鞑靼国，高加索联邦、哥萨克集团和突厥斯坦。然而，他对这些边境国家地位如何的看法相当模糊和混乱，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大英帝国概念的影响。在罗森堡看来，英国在印度的殖民模式似乎是被占领的东部领土最适合的管理形式。在他的宣言中，他从未承诺苏联少数民族完全独立，只是非常含蓄地谈到了德国控制下的自治和自主。

支持苏联少数民族建立自己国家的想法可能并没有被德国人认真的讨论和执行，但至少也不是空想。在18-19世纪里，所有苏联领土上的少数民族都受到了俄罗斯的迫害，并在1917年十月革命时试图夺回他们的独立；其中一些民族甚至成功地组建了独立国家。然而，从长远来看，波罗的海三国是唯一能够抵抗苏联红军、捍卫独立的国家。不同的少数民族之间的民族感情并没有得到同等的发展。民族主义的薪火已经点燃，但只有在有能力的民族主义者手中，它才可能“燎原”，就像19世纪的欧洲一样。在某种程度上，少数民族的反俄态度是基于对苏联体制的仇恨和经济原因。他们希望通过组建独立国家来摆脱苏联的束缚，获得更好的经济条件。事实上，在苏联红军中，少数民族逃兵的比例很高。对人口和战俘的调查清楚地表明，少数民族对苏联宪法所赋予他们的虚构权利并不满意。在所有苏联式宣传的新瓶中，他们只看到了沙俄镇压方法的旧酒。在苏联体制下，赞成赋予少数民族实际地位的人数相对较少，而且大多数是会从中获益的人。沙皇和斯大林尚未成功地将不同的民族同化在一个基于自由意志和民族平等原则的的国家或联邦中。苏联的少数民族希望德国支持他们争取独立或高度自治的斗争，而罗森堡相当模糊的承诺自然让他们不满意。由于希特勒反对所有政治让步，罗森堡只在1943年秋天才成功地授予了三个波罗的海地区和白鲁塞尼亚地区非常有限的自治权。

（四）德国外交部的观点

德国外交部的里宾特洛甫（Ulrich Friedrich Wilhelm Joachim von Ribbentrop）是一个唯唯诺诺、阿谀奉承的人。他总是试图找出或猜测希特勒可能的意见，以确保提供符合希特勒心意的建议。当他提出自己的意见时，这仅仅是因为他希望这能提高他的个人声望。因此，在1942年春，他与罗森堡就外交部和东部被占领土部的权限发生了冲突。他宣布，罗森堡的权限仅限于管理被占领的领土土，外交部必须处理有关苏联未来和外交政策的所有问题。

里宾特洛甫得到了前德国驻莫斯科大使冯·德·舒伦堡（von der Schulenburg）伯爵的支持，他正努力阻止德国对苏联的一系列野蛮的统治政策。除了因为对德国人的一系列不人道行为感到极度厌恶外，他还坚信只有在苏联人自己的大力帮助下、苏联才能被击败，因此战争必须转变为内战。在他看来，德国必须在被占领的苏联领土上建立地方自治政府，并支持逐步组建一个反苏联的俄罗斯政府，还当为少数民族提供充分的代表权。他认为，德国必须承认这些政府是盟友，并相应地赋予它们以完全的自治权。德国必须郑重声明，她对苏联没有领土要求。舒伦堡伯爵坚信，能让德国从与苏联的不必要的战争中取得成功的唯一途径是帮助包括俄罗斯在内的所有不同的苏联国家通过自决权建立自己的独立国家。然后，它们应该共同加入在德国的领导下、建立在平等和自由合作基础上的欧洲联盟。如果在这一过程中，苏联内部的向心力量战胜了分离势力，无法将苏联分割成若干个民族国家的话，他甚至设想要构建一个新的、让苏联少数民族重新获得相当自治权的俄罗斯联邦国家。与希特勒和罗森堡的观点相反，他认为，俄罗斯民族必须在俄罗斯的新结构中发挥主导作用。

舒伦堡的想法与希特勒的殖民计划完全矛盾。因此，在这一点上，希特勒最终决定，与苏联有关的所有政治问题都属于东部被占领土部的职权范围，外交部必须避免一切干涉。尽管如此，舒伦堡伯爵仍在继续宣传他的思想，他的观点尤其受到了德国国防军的赞赏，因为他们的实践经验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三、德国国防军和苏联民众的互动与合作

当德国士兵与苏联人接触时，他们很快就意识到戈培尔等人的宣传与事实不符。苏联人民对德国士兵的热烈欢迎有助于建立彼此友好的气氛。有许多观察结果使德国士兵非常沮丧。他们学会了尊重苏联妇女，认为她们高尚的道德水平足够作为他们的榜样。他们惊讶地发现，每个小村庄都有一所设备相对较好的学校。除了非常贫穷的白鲁塞尼亚北部外，在被德军占领的其余的苏联地区，德军士兵们受到了当地农民亲切的对待。尤其是在乌克兰和北高加索地区，苏联民众通常会用伴随着手风琴曲调的俄罗斯歌曲和舞蹈，俄罗斯芭蕾舞、戏剧、歌剧和歌舞杂耍等表演来款待他们，让这些士兵们对苏联文化的高标准和苏联人民的才能充满了普遍的热情和钦佩。

在没有任何上级命令的情况下，基层部队开始自发地接受苏联民众提供的合作。普通士兵对这种合作的必要性有一种本能和真诚的感觉。这是一个渐进但稳定的演变。俄罗斯战俘或平民一开始充当侦察兵，后来在部队厨房帮忙，驾驶马车，在军事车间工作，并最终得以被招募为志愿军。他们会获得食物、衣服和工资，具体情况由各军事单位自行决定。这些志愿者之所以越来越受到德军前线部队的欢迎，是因为他们能够忍受俄罗斯气候的艰苦，也是因为他们有特殊的蒙混过关的才能。

因此，德军允许越来越多的苏联志愿者加入，以弥补其由于战损而造成的兵员不足。后方被派往作战部队的德国士兵很快被俄罗斯人取代。最终，苏联志愿者带着弹药和机枪出现在了苏德战场的前线。这些志愿者们广泛的经受住了战场的考验，并以值得尊敬的态度得到了德国国防军的广泛认可。其最终的结果是，一项组建完全由俄罗斯志愿者组成的部队（下称“苏联籍德军”）的计划应运而生，并让原苏联的军官负责指挥。德军中许多相互间独立行动的师、军和集团军心照不宣的进行了这项试验。除了在那些总会出现的例外之外，这些苏联籍德军最终被证明是成功的。大多数苏联籍德军被用来守卫桥梁、火车站、食品和弹药库，并将物资运送到前线。其中一些苏联籍德军甚至会在前线与苏联红军对战、而不被担心会投降或倒戈。1941年至1942年冬季作战的经历使德国士兵们产生了一种直观的信念：他们已经迷失在俄罗斯广袤的平原上，只有在俄罗斯人的帮助下，他们才能征服这片广袤的土地。德国国防军仍然希望招募更多的苏联志愿者，用以强化他们的作战能力。

渐渐地，国防军也卷入了德国的对苏政策问题之中。德国当局在被德国占领的苏联领土土上采用的残酷殖民方法导致了当地游击运动的广泛发展，并开始对志愿军的战斗精神产生负面影响；而前线部队正在为这一错误付出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一群充分认识到这一问题的总参谋部军官在军队中开始发声，并受到舒伦堡伯爵的政治观点的强烈影响，决定采取行动。然而，他们知道，他们的目标相当于德国政策的彻底改变，必然会遭到希特勒及其党羽的强烈抵制。这个团体的杰出领导人，施陶芬伯格（Major Count Stauffenberg）和阿尔滕斯塔特（Lt. Col. von Altenstadt）认识到，目标无法一蹴而就、但可徐徐图之。他们的意图是使苏联志愿者们成为军队的重要而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从而成为足以改变德国对苏政策的有力杠杆。他们认为殖民地的剥削政策增加了反德游击队的实力，从而对志愿军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从而影响了整个军队的战斗效率，因此他们希望迫使希特勒屈服。通过一切可能的手段，他们促进了在德国部队中广泛使用苏联志愿者、建立苏联籍德军。关于志愿者的权利、义务和待遇的指南也开始传播。根据罗森堡的少数民族政策，国防军开始大量组建由高加索人和中亚人组成的部队。在军队的坚持要求下，战俘的待遇得到了很大改善。苏联少数民族的战俘甚至得到了与德国士兵相同的口粮。

1942年夏天，当志愿军部队的建设如火如荼时，希姆莱等纳粹高层告诉希特勒前线发生了什么，并指出志愿军问题可能会带来非常深远的政治后果。希特勒被激怒了，试图阻止苏联志愿者的进一步增加。他立即禁止组建新的志愿部队，并下令现有的志愿部队只能在后方进行后勤工作和打击游击队。军队拒绝服从这一命令，理由是他们无法将游击队与正规军区分开来。
面对既成事实，加上外交部的不断请求，希特勒最终放开了对苏联志愿者参军的限制。从此以后，希特勒不再重视德国部队中的苏联志愿者问题，也不干涉此事。因此，德军总参谋部趁机命令东部前线的每个师在其人员构成中至少包括10%至15%的苏联志愿者。此外，德国部队被允许用苏联志愿者填补其兵员缺口。由于这一规定，许多被正式称为“德军”的部队实际上由超过50%的苏联人组成。

四、德国对苏政策的转向与尝试

1942年夏天，由德国陆军自行负责，在军政府管辖的苏联地区开始了大规模的政治实验。军队打算证明，通过基于平等、居民自愿合作和地方自治的行政管理，可以获得比德国原有的殖民方法更好的结果。新占领的北高加索地区为这种试验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前驻莫斯科武官科斯特林（Koestring）将军同意担任北高加索陆军集团的专家顾问。

新政策立即开始实施。原本强行招募外籍劳工的做法被禁止。士兵们得到了严格的命令，要表现得像在一个盟国一样，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和人民财产。陆军报纸上的传单和文章向士兵介绍了地理、风俗习惯，以及当地民众的反苏态度和合作意愿。士兵们被特别提醒，德国军队期望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将当地民众视为平等的人。当地自治政府立即与德国顾问建立了联系。工匠和店主的私人倡议得到了促进，中小企业重新建立。德国的专家们召集当地的农民一起制定可行的计划，以实现迅速的去集体化。一系列联合讨论成功地找到了在保留集体制度明显优势的同时满足农民对私有财产的热切渴望的方案。农民们意识到，简单地恢复原本的土地制度是不可取的。德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前农业武官席勒先生（Herr Schiller）在新土地宪章的制定过程中发挥了主导作用。由于对苏联农业结构有着深刻的了解，他仔细研究了苏联农民的非集体化思想。新的土地宪章规定将在合作和集体化的基础上逐步归还私人财产。农民要合作进行某些耕种过程，如播种和收割，而大部分农活由农民自己负责，最后的收获成果归个人所有。

北高加索地区的新政策产生了惊人的效果。这个地区被绥靖了。原本频繁的游击队运动消失了，德军所需的农产品也得到了稳定的供给。同样的经验也发生在军事政府领导下所试验的其他地区。与此同时，德军中的苏联志愿者人数已经增加到50万左右。志愿者们经受住了考验。1943年春天，在斯大林格勒战役失败之后，随着苏联红军反守为攻、且苏联对德国的宣传战、舆论战的攻势不断加强，德军决定根据这一新政策的制定和志愿者问题，发起一场决定性的政治攻势。

科斯特林将军此时被任命为所有苏联志愿者问题的总顾问，在德国高层做出重要的政策转向之前，他决定采取他所称为“小步快走”的方针，步步为营，不断的为苏联志愿者争取权利。他的第一个目标是给予苏联籍德军与德国士兵完全相同的权利和待遇。他想让苏联志愿者们成为一群吃饱穿暖、在德国找到了自己的第二故乡的雇佣兵。他的第二个目标是提高俄罗斯劳工在德国的地位，使他们与其他外籍劳工享有同等的条件。他非常清楚，这些改进绝不可能完全取代政治平等。然而，他确信，这些改善将极大地鼓舞所有苏联人的士气，因为他们对受到人道和体面的对待非常敏感。

科斯特林将军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实现了他的第一个目标——苏联籍德军的完全平等。面对各种反对意见，他指出，如果拒绝平权，陆军、海军和空军中的25万苏联志愿者的战斗力和忠诚性都无法再予以保证。他指责所有反对他的人都破坏了志愿者们的战斗精神，因此也破坏了德军的战斗精神。他冷静地提醒反对者，对待苏联人的每一个错误都必须用德国士兵的鲜血来补偿。在他的努力下，苏联志愿者们最终获得了与德国军官和士官相同的军衔编制，甚至可以授予铁十字勋章。志愿者及其家庭的物质状况得到了改善，他们获得了与德国军队同等的工资、补给和津贴。在德国、意大利和法国为这些志愿者开设了专门的休假场所，志愿者可以在那里度过假期。与此同时，不同语言的报纸、著名论文和书籍的出版也大幅增加，甚至希特勒基金都开始被分配给一些苏联剧院和综艺团体。

直到战争结束前，德国国防军仍试图改善苏联劳工在德国的地位，但收效甚微。然而，这个问题至关重要，因为苏联志愿者们抱怨他们在德国的亲人受到了恶劣的待遇。科斯特林将军立即开始利用给予志愿军完全平等的权利的案例，作为对主张继续将俄罗斯劳工视为二等人民的纳粹党人的一个绝妙的回击。这意味着一个非常荒谬的情况：一方面，志愿者被赋予了与德国士兵相同的权利，另一方面，他们的亲属受到了与波兰人、梅毒病人和犹太人一样的恶劣待遇。科斯特林将军曾举过以下例子作为说明：来德国度假的俄罗斯志愿者发现他与他的亲属和同胞被营地和铁丝网隔开。他不能带妻子去德国餐馆或是科莱玛，因为俄罗斯平民不允许经常光顾此地。虽然他肩上戴着德国军官的肩章，胸前戴着铁十字勋章的荣誉，但他的亲属却因身上那二等人必须佩戴的袖章而备受歧视。他的妻子虽然嫁给了一名德国军官，但得到的口粮很少，仍然不得不挨饿。由于罗森堡的少数民族政策，高加索人、突厥斯坦人和哥萨克人最近已经摆脱了这些歧视，这一事实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情况的荒谬性，因为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将高加索人和突厥斯坦人视为奴隶阶层、有色人种，是被他们征服和开化的野蛮人。科斯特林将军不断警告说，对苏联籍劳工的糟糕待遇将产生最灾难性的后果，会对苏联志愿者们的战斗精神造成最严重的影响，决不能再继续下去。科斯特林将军认为，俄罗斯劳工完全应该得到与德国人同等的地位，或者至少与其他的外籍劳工一样的待遇。

“小步快走”的方针被证明是完全成功的。在科斯特林的不断索取要求下，德国的对苏政策步步改善，苏联籍志愿者和劳工的待遇得到了显著的提升。而直到战争结束，苏联籍德军仍保持较高的忠诚程度：哪怕在战争的最后一年，这一群体产生逃兵的月百分比也从未超过2%。（失踪也会被当成逃兵。）苏联籍德军在后方的补给和运输部队以及德国部队的辅助部队中的工作尤为出色。苏联籍德军总是比其他欧洲轴心国的士兵们更骁勇善战，也非常愿意接受德国的严格和秩序。北方集团军群的一份官方报告说，从列宁格勒撤军的行动之所以没有出现人员和战争物资的重大损失，其主要原因就是苏联籍德军的顽强作战。

结语

今天，我们都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是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全面胜利。德军战败，苏联一路反攻，最终攻克了柏林。但，在诸如“伟大的卫国战争”这类华丽而宏大的政治叙事之下，被掩盖和忘却的是如本文所呈现的这般真实而复杂的历史面向。我们无法准确估计，在苏德战争中，德军中究竟有多少苏联志愿者；也无法一一查明，在战争结束后，这些苏联志愿者们究竟何去何从。这其中的每个个体的独特经历，尤其是那些被德军授予军衔和荣誉的苏联人的命运境遇，都值得史学工作者们大书特书，足以成为关于苏德战争、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乃至于关于个体命运如何因时代的潮流而浮沉漂泊的独特注脚。受制于笔者现有的材料程度和研究水平，笔者尚不能在这一问题上取得进一步的进展，因而，笔者将其留置于此，以待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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