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便写点什么(九)

那是几年前的一个五月,正是放假的时候。
“要花吗?”我指着桌子上的花束,问轮椅上的祖母。那捧花束是我的姑姑拿来的,那天,是祖父的头七,他们都要去坟上上香,而我就被留下,陪我行动不便的祖母。
“要朵白的吧。”祖母的口齿有些不清,抬起的右手也有些无力。
我还没来得及去拿剪刀,姑姑抱起那一捧花,就和父亲他们一起出门了——我只能装作忘记了这件事情,没有向祖母解释,也没有再去找一朵白花。
祖父的离去很突然,几周前我见他的时候,他还在一个驴肉摊子前面排队,排了一个小时之久。他的手里夹着烟卷,一般是哈德门或者红将军——倒不如说,我不吸烟,只记得这两种。收拾祖父遗物的时候,家里人在他的口袋里发现了一包烟,还剩下三根没有抽完。
那是个午后,我那么真切感受到双脚灌了铅的沉重,也想到了那年过年时,祖父在家族墓地中半开玩笑地指着一个位置,说这是他的位置。
那朵白花带着黄色的花蕊,似乎是朵百合花,又似乎是别的什么,我不认识花。没有给祖母留下那支花,有些时候想起这件事,会有种奇怪的感觉。
身旁人的喧闹打断了我的思考,花摊老板一手收下旁边人的钱,看了蹲在一桶花朵前的我,麻利的把花包好,递了出去。
“这个,来五支,包起来。”我指着桶里的白花“多少钱?”
“一百。”老板伸过手来,从里面利落的挑出花来“便宜点。”我说。老板上下打量了我一下,也许是几天没刮的胡子和没睡好的眼神说服了他“八十,怎么付?”“微信。”我拿出手机,扫了一下挂在旁边的二维码,利落的输入密码,给他看了一眼支付成功的截图。
老板把花扎好,递给我。
......
等我推开病房的门时,床边上围了几个年轻人,我轻轻把花放在角落,出去在走廊上,靠着墙,像是一个逃荒来的难民。我看着那些年轻人出去,手里拿着平板电脑或者打印的纸,我想他们应该不是医院的人,医院的人进病房前至少会穿上白大褂。我打开微信,发了一个表情,转身推门进去。
妻子躺在病床上,正解锁手机要看我发过去的那个表情,看到我进来,又把手机锁屏,放在身边。我坐在她旁边,不知道该说什么。我看到那些人拿来的有橘子,便随手拿起一个,剥开一个橘子,往嘴里填了一半。
妻子看着我,眨了眨眼睛,似乎还没有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
“你怎么来了?”在我把剩下的橘子塞进嘴里之前,她终于反应过来。“活干完了,所里给我放假了。”我犹豫了一下,把送到嘴边的橘子放下。这当然是个谎言,她肯定也知道这是个谎言——都在研究所里工作,知道所里不可能因为活干完了就把人放出来,而且更重要的是,活是永远干不完的。
“你回过家了?”妻子的手朝我伸过来,我把橘子放在她手心里“没有,我直接过来的。”“你回来连电脑都没带?”她有点不解的看着我。“没,东西在车上。”我又拿过一个橘子。“你...”她的表情凝固在脸上,我大概能猜到她的下一句话是——“不要命了?”
“你瘦了。”我抓住她的手腕,大拇指轻轻拂过她的小臂。我能看见她眼里的泪花在轻轻地翻滚“冷静点,要不然要多交好多医药费的。”我算是半开玩笑的一边说,一边站起来,用手抚摸着她的脸。她歪了歪头,用脸颊和肩膀夹住我的手,轻轻地蹭了几下。
语言是多余的......
对于她能把自己熬到住院这件事,我是没什么预料的,如果不是天气冷了给母亲打了一个电话,我也不知道她住院了。岳父不论我怎么询问都不肯透露,最后还是岳母悄悄告诉我,她在哪里,住几号病房,不用猜我也知道,一定是妻子让他们瞒着我。我理解她的做法,如果我是此刻躺在病床上的那个人,我也不会告诉妻子,但是我们或许都忘了,彼此作为伴侣,是决不允许这么大的事情悄悄溜过去的。
我看着她躺在床上,胸部有规律的起伏,我轻轻站起来,拉开窗帘。医院围墙外的小饭馆灯火通明,旁边的一个窗框上,挂着一个用灯管弯出来的牌子,写着“住宿”。人们行色匆匆,有的从饭馆里拎走一包盒饭,有的站在窗下,头顶笼罩着烟雾。
我想起以前给祖父带的一条骆驼牌香烟,他总要带一包在身上,不抽,但总是拿错。
医院的走廊里静悄悄的,灯牌上显示着时间,我走出去,看着漆黑的楼道。这场景我曾见过,那是另一段往事,不遥远,但是有些陌生。我看着妻子的病房,仿佛一场未醒的长梦,我带来的花束仍然放在墙角,在这昏暗的灯光下惨淡的安静着。
我总觉得此刻如果我拿着一支香烟,无疑会更符合这个场景的气氛,像是一个被浪涛击打过的水手艰难的寻找靠泊的港口。我不吸烟,便拿出手机,看着同事们发来的消息,把一些必须要我来处理的事情交代了一下——几天前我把15天的年假全部用掉的时候,主任用一种不可思议的眼光看着我,我没有解释太多,他也没有阻拦太久。
我走回病房里,坐在妻子的床边,她还在那里睡着,并不知道我拉开了窗帘,也不知道我出去转了一圈。我想起我们交往的第一个冬天,在一个小公园的亭子里,她倚靠着我,呼出的白气从我眼前飘过,我轻轻揽住她的肩膀......
我分不清哪个是梦境,哪个是现实,仿佛我们在亭子里依偎着睡了过去,会有巡逻的人把我们摇醒,问我们家长的电话是多少;仿佛我趴在实验室的桌子上,会有人把我摇醒,问我离心机配重的说明书在哪里;导师把我叫醒,问我论文改了多少;祖母喊我起床,阳光洒在白色的花瓣上......
我握了握她的手,有些凉。
我想告诉她这半年来的事情,告诉她我11月还在穿着短袖,晚上还要开空调;告诉我在那边恨不得出去扔个垃圾回来都要洗澡;告诉她我好想念家乡的馒头和烧饼;给她讲我回来的路上,高架桥边落下的闪电,暴雨时路上整整齐齐打着双闪的车流;在早上被冻醒,除了身下的区域外没有一点暖和的地方。
我松开她的手,摸了摸自己的脸,有些凉,我渐渐不能把眼前的这个人,和那个依偎在我身边人的叠到一起,就像灯光和日光照出的两个不同的影子......
......
出院那天,我又见到了那些年轻人,妻子告诉我那是她的研究生,我暗暗的有些感慨,这才毕业多久,她就当上了别人的导师。她对我说,自己在住院的时候,也能帮他们改改论文,所以也是在工作,所以我问她在干嘛的时候,她回我的那个“工作中”的表情不算是骗我。
我心里笑了笑,这家伙还是像以前那样,如同一个长不大的孩子。
“我们要个孩子吧。”回去的车上,妻子这样对我说道。她知道我一直不太想要个孩子,她也知道,更多的不是经济原因,而是我不想让我和父亲,父亲和祖父这样的家族伦理剧再继续演下去。但是我又如何反驳呢?对于一个大病初愈的人,我不太想反驳。她曾经说过人的生物学意义就是生两个或三个孩子,但平时她一直对这个意义没什么兴趣。
握着档杆的右手突然感到一阵温暖,我没有低头,但我知道一定是妻子的左手摸了上来。我轻轻扬了扬右手,让她不要干扰我开车,看着我没有声音的笑容,她收回了手“这几天想了好多事情,晚上聊聊?”我答应下来,只是说换个暖和点的地方,我实在是想念暖气的滋味。
.......
那天晚上聊了许多,从什么是家开始,聊到什么是死,什么是孩子。我从没觉得自己是个怕死的人,但那天晚上我的身体在不受控制地颤抖,妻子告诉我,依靠呼吸机的那几天,她感觉自己像是一块炽热的金属,在这个世界上烫出一个洞,身下的病床融化成岩浆一样,挂着几根丝线,牵连着她和这个世界。我想,我有一天也会这样,妻子的眼神告诉我,那一天早晚会来的,她只不过刚刚回来而已。
好像做梦一样,她说,睡过去了,这场梦就结束了,可能自己还是躺在病床上,也可能,自己就到了旅途的尽头。一年多之前,这个女人还在冷静的告诉我,我们和星尘没有什么区别......
那天晚上睡觉时我们抱得格外紧,生怕这一场梦醒来......
那是个长夜,可能是冬至,或者是冬天的其他日子。
我喜欢冬天,尤其喜欢天将明时的冬天,昏黄的路灯照进窗户,厨房的灯亮起,渐渐地,太阳亮起来,路灯熄灭,屋内的灯也不再算得上明亮。我期待着每一个这样的日出,可以静静的在被子里看着太阳升起来。我对妻子说了那个被冻醒的早上,我还说那天我格外想她,因为她的体温总是比我稍微高上那么一点。
我们走在夏夜的田野里,一片片麦浪随着夜风涌动,那一轮高高跃起的太阳,如同流火涌泄,分不清是梦,还是看到了黎明。
那个冬日的早晨,阳光照进了窗户......

某种意义上,这是一篇发癫作品
只不过发的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癫,写下来吧,最近难得有点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