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一项发现

弗拉基米尔·沃伊诺维奇

一位著名的苏联天文学家向我讲述了如下这个故事。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他在一个科学研究所工作，做实验，用望远镜观察超新星，却想不通它们是怎么形成的。我或许没把问题描述准确，天文学家们也可能把我当成笑柄。首先，我希望我的大多数读者都不比我更了解天文学；其次，此处问题的重点是，凭借所有的专业知识，这位科学家却没能理解关于星星的任何基本原理。

有时，他会被在一所邻近的实验室工作的同事从望远镜旁拉开。他来看望这位天文学家，并同他讲些悄悄话，是有关遗传学和控制论这两个科学领域的人正在遭遇的麻烦的。在这些领域被宣布为资产阶级伪科学以后，遗传学家和控制论学者就在媒体和会议中遭受迫害，被解除工作，更顽固的人则直接被丢进了大牢。

天文学家会聆听所有这些新闻，尽管他感到它们令人极为不悦，并想到：“感谢上帝，我不是一名遗传学家或控制论学者，而是研究天文学，自从伽利略的时代起就没有人宣布它不合法，现在也没有人胆敢说它是伪科学。”

然后他又会把眼睛贴到望远镜上，观察星星，把观测结果记录在笔记本上，但某种东西，某种重要的东西，一直在躲避他。

而他那位邻近的实验室里的同事则会一再地前来，跟他讲关于清理居无定所的世界主义者的运动的新闻，那些世界主义者大多是犹太人;后来他又跟他讲了医生的阴谋和医生被捕的新闻，据报道，那些医生加入了一个名为“关节”的国际犹太资产阶级组织，依照其指示，意图暗杀一些苏联领袖，包括斯大林本人。

这些消息都在电台和报纸上得到了确认，自然而然，天文学家对这些消息感到不悦。但他依然认为他可以从正在发生的事情中脱身，因为他个人除了天文学以外，对其他事都不感兴趣;他不是犹太人，也没有加入国际组织。目前没有人来抓他，他继续领着对于一名年轻科学家而言优渥的薪水，继续观察着星星，但还是无法想通最关键的问题。

与此同时，地球上发生了一件难以理解的事情。1953年3月，不朽的斯大林死了。

不久就突然发生了解冻，既有字面意义上的，也有比喻意义上的。

就在斯大林逝世一个月后，在春日里一个美好的早晨，这位科学家正准备出门去工作。他走到外面，跨过水坑，在去搭有轨电车的路上看到围栏上贴着一张真理报。

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是什么，是共产党的出版物还是国际资产阶级组织“关节”的出版物？报纸报道称，针对医生们的指控都是不实的，犯人们的证词都是通过苏联法律严格禁止的粗暴侦查程序获得的。

科学家戴着眼镜读完了全文。他摘下眼镜，把脸凑近报纸，又读了一遍。

接着，突然间，他感到一块石头从心中卸了下来。他意识到，发生在遗传学家、控制论学者、世界主义者和医生们身上的一切都和他有着再直接不过的关系，即使他不是遗传学家、控制论学者、犹太人、医生，也不是阴谋家。

就在这时，他在等的有轨电车停靠了下来，但他已经没有了挤上车去的想法，因此他就步行去工作。那会儿是春天，雪融化进了水塘，太阳闪闪发光，遮蔽了其他所有的星星，无论是新的还是旧的，还是超新星。他开始思考那些星星，突然间，他顿悟了，或者就像人们说的那样，他想到了个好主意，他理解了这些年来一直在躲避他的东西：这些星星的类型，它们的形成原因，还有它们活动方式的成因。换句话说，他在他的领域里得出了一项重大发现。我不打算详细地描述这个发现，因为我对它了解得不多，但那些了解的人认为它具有极高的价值。

由于那项发现，这位天文学家成为了苏联科学院及许多外国学会的成员：他还收到了一大笔钱，但那不是重点。

这个故事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和许多其他科学家讨论了这个故事，他们都同意我的观点，即：社会中的任何进步都对科学，哪怕是一个离现实生活最为遥远的科学分支，有着直接而有益的影响。

赫鲁晓夫心不在焉的短暂解冻在知识活动的各个领域都带来了立竿见影的成果。在科学领域，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发射和第一名宇航员的升空都为此提供了最有力的证明（巧合的是，此事是在从斯大林的监狱中释放的火箭设计师谢尔盖·科罗廖夫的领导下发生的。

解冻时期后新的意识形态镇压、对异见者（包括许多科学家）的迫害，同样对科学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尽管许多科学家从未也从没想要成为异见者——尽管他们或许衷心地为苏联服务——但总体的心理氛围和压抑的气息无法不反映在他们的工作上。顺便一提，太空领域的惊人成就和解冻是在同一时间终止的。过去15年里，苏联一直在发射使用同一种设计的航天器。如今，它用宣传取代真正的进步，把捷克人、印度人、女人轮流送上太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