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罢工夫茶几盏，欣看珠玉满琼楼”

提到工夫茶，最先想到的便是有“海滨邹鲁”之称的潮汕地区，以及连横先生所说的“茗必武夷，壶必孟臣，杯必若琛”。我们的话题也从“武夷茶”开始吧。

随着宋元两代的更迭，贡茶的制作也从建安地区，转移到武夷山。至此，真正的武夷茶才登上了历史舞台。在《武夷山志》里，就有着“建安北苑设官焙，自唐历宋，皆不涉武夷，以此山地隘，所产本无多也。初贡武夷茶者，为平章高兴”的记载。

元世祖至元十六年，高兴途经武夷，冲佑观道士以石乳奉之，饮后觉茶甚佳，便谋石乳做贡茶。献给忽必烈饮之，大悦。到了成宗大德六年在武夷九曲溪的四曲畔设皇家焙茶局，不久改称御茶园。再到顺帝至正末年，武夷茶的贡茶数额，已然近千斤。而自武夷官焙成立后，建安北苑的地位就日渐势弱了。

明初，朝廷还从建宁府进贡团茶。在洪武二十四年“废团兴散”后，就改“惟芽茶以进”了。但在明代，皇家并不重视武夷茶，所贡的武夷茶皆用在“宫中浣濯瓶盏之需”了。但武夷山的贡茶份额却更重了。茶树被摧残，令茶园荒废、茶叶减产，迫于无奈茶农只能购外山茶以顶缺额。官吏们趁机加重赋税，致使民不聊生。终在嘉靖三十六年爆发，茶农砍树毁园、四散而逃。时任建宁郡守的钱业上书请免解武夷茶入贡，“改贡延平”。至此“本山茶枯”，武夷茶被迫结束了作为贡茶的历史。（不过，明代武夷茶衰落的根本原因是制法落后。这也为松萝、天池等江南名茶的兴盛提供了契机，同时这也是清初武夷茶改制的根本原因。）“改贡延平”后，茶树得以生息，茶农也轻松了许多，有利可图了。但自明初，武夷茶从蒸青团茶改制蒸青芽茶后，就长期的停滞不前了。

“尽斫真茶”的武夷山，在清初迎来“嗣后岩茶亦渐生”的转折。顺治七年，时任崇安令的殷应寅请来黄山僧，引进松萝制法改制武夷茶。以炒代蒸，这为乌龙茶制法的出现创造了条件。到了康熙年间，武夷岩茶应运而生并渐趋成熟。

随松萝制法一块到武夷山的，还有闵老子的松萝泡法。武夷茶的工夫泡法，也源于此。从武夷山僧那里萌发的武夷茶工夫泡法，其后日渐成熟，随乌龙茶制法一同向外不断传播、完善着。

在这一过程里，闽南乌龙、台湾乌龙相继出现。同时因漳州人最早从事武夷茶的制作和出口贸易，从而影响了潮州的制茶工艺和饮茶方式，造就了潮州工夫茶今时的盛名。（值得注意的是，潮州工夫茶的出现是早于凤凰单丛的。）

茶、法皆备，不能缺了器。

而“孟臣壶”和“若琛杯”虽名满天下，但“孟臣”是谁？“若琛”又是何意？却没人说的清楚。

先说说“孟臣”。遍翻明清茶书，对于“孟臣”还是一无所知。但仍能找到蛛丝马迹，可推测惠孟臣是康熙年间的一位民间高手。至于不出名的原因，许是因为太过小众吧。（明代紫砂的体型硕大，自大彬游历江南后，方才改小。虽说是改小了，与孟臣、君德等人的“清朱小品”比，还是大了不少。）

康熙年间，闽中地区的工夫茶恰处形成时期。而惠孟臣、张君德、惠逸公等人所制的小壶映入闽粤茶人的视野，在闽中、粤东一时风靡。（“孟臣壶”在后来多有人仿制，故而存世量应为最多。但时间跨度很长，存世品真假难分。）

再聊聊“若琛”。我们熟悉的“压手杯”、“鸡缸杯”、“十二花神杯”在最初皆为酒杯。而真正意义上专用于茶的“茶杯”，根正苗红的是“若琛杯”。历史上最早提及“若琛杯”的，应是《粤游小识》一书。里面描写的若琛杯，与翁辉东先生所写的若琛杯，特征基本一致（口径不及寸、“若琛珍藏”款）。

而存世的这类小杯的底款，有“若琛珍藏”和“若深珍藏”两种，这是为何？“琛”和“深”的争议由来已久，说法各异。不过，历史上关于茶或器的传说，大多经不起推敲，杜撰者十之八九。最大的可能性是：若琛杯是康熙年间民窑生产的专饮工夫茶的小杯。而“琛”字有“珍宝”之意，所以落了“若琛珍藏”的款。至于“若深珍藏”的出现，许是工匠的谬写或商人有意为之。此后将错就错，两者皆有了。

【回过头来说，“孟臣”是谁、“若琛”何意，或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背后的人文内核。】

说完了“武夷茶”、“孟臣壶”和“若琛杯”，要聊聊“工夫茶”了。

有这样一个问题，可供思考：你觉得“工夫茶”最特别的是什么？

我想若是问我，私觉工夫茶最特别的并不在“茶”，而在闲隐、良器、妙法。

闲隐，在忙碌的生活中，留给自己几息闲时；良器，因茶择器，形成自己对茶和器的理解；妙法，辨香啜味还需适宜的冲泡表达。

（恰如翁辉东先生所言，“工夫茶之特别之处，不在茶之本质，而在茶具器皿之配备精良，以及闲情逸致之烹制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