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话题

 为什么秦始皇废除了上古以来沿袭不变的封建，转而选择郡县制的作为国体呢？ 

壹 国体之争

公元前221年，也就是秦王嬴政执政的第26个年头，广袤的华夏大地上第一次出现了由唯一的国家元首宰制中国版图的盛况。

在前此十年的统一战争中，秦军的铁蹄以摧枯拉朽之势将山东六国的社稷碎成一地瓦砾。

如今疆域东至大海，西极临洮，北据河套、南抵五岭的秦朝，比之从前偏安关中的秦国，大了十倍都不止。

在短短十年中打下这么大一片江山，要采用什么样的制度才能对它进行有效的管理呢？

在始皇帝召开的御前会议上，宰相王绾与廷尉李斯就这个问题爆发了激烈的辩论。

作为朝廷的首辅，王绾并没有被统一战争的迅速胜利冲昏头脑。

相反，这位老成持重的政治家以冷静的口吻提醒年轻的始皇帝：

帝国新占领的原燕国、齐国和楚国的领土，距离首都咸阳太远。

帝国的政治中心对这些新占领区的辐射能力有限，除非及时克服这一难题，否则整个帝国将不可能如臂使指般地掌握在始皇帝陛下的手中。

如何加强秦帝国对新占领区的管理？

作为问题的提出者，王绾为始皇帝贡献的解决方案是：

既然咸阳这个单一政治中心的辐射能力不足，那么就应该建立多个新的政治中心，扩散行政辐射效力，而达成这一目的的方法就是：封建。

将始皇帝的儿子们分封到各地为王，由他们代表始皇帝实施对新占领区的统治。

鉴于首辅大臣的崇高地位与威望，王绾的这个建议获得了大臣们的群起附和，除了一个冷眼旁观的例外：廷尉李斯。

就在王绾的这番高论博得满堂喝彩的时候，李斯却不顾彼此的地位悬殊，愤而陈辞，对王绾的建议展开了激烈地抨击。

李斯指出，周朝自开国以来便实施的封建制有一个原生性的致命缺陷：

天子和诸侯之间以血缘纽带建立起来的亲密联系必将随着王侯世袭而逐渐疏远。

到子孙们形同陌路，刀兵相向的噩梦就开始了。

一旦潘多拉的魔盒开启，天子不但无法禁止诸侯之间的相互残杀，甚至能否保全自己都将成疑。

因此，只有郡县制才是唯一合理的国体制度。

对这场廷辩，司马迁在《秦始皇本纪》中只是简略地记载了王绾与李斯的观点，并告诉了我们廷辩的最终结果。

但这场寥寥数笔的辩论实则具有非比寻常的意义。

它不但开启了此后十四年间秦朝国祚的勃兴与速朽，甚至预示了自汉高祖至汉武帝时期中国国家体制和行政管理方式的发展方向。

要理解这场曾经决定了中国历史命运的廷辩是非常困难的。

因为“封建制”、“郡县制”对今天的我们来说，是最熟悉的陌生词汇。

在斯大林“社会发展五阶段论”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我们，滥用“封建”这个词的外延几乎同于“美女”：只要不是男人都叫一声“美女”，只要是皇帝统治下的中国历史，一律贴个标签叫“封建”。

在我们的思维惯性中，“封建”意味着抱残守缺，而郡县制则是中国专制集权政治开始的标志。

现在，为了还原司马迁笔下这段真实的秦朝史，就让我们的故事从“封建制”和“郡县制”讲起。

贰 郡县制与封建制

在那场讨论秦朝国体问题的御前会议上，主张封建制的王绾官拜宰相，位极人臣，且有大批臣僚随声附和。

但为什么王绾的意见却最终没能敌过人微言轻、独持异议的李斯呢？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应当首先了解的是：国体的确立必须根植于国家的政治传统之上。

一个标新立异的体制横空出世般地嫁接到原来的国家结构中，必将因为强烈的排斥反应而枯死。

秦朝选择的郡县制，是跟秦人的历史传统一脉相承的。

中国历史上最早设立“县”这一级行政机构应在春秋。

之所以要设县，直接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各诸侯国对新占领区的控制能力。

比如当时的楚国，今天我们已知的楚国十七县中，有七个是灭掉毗邻的小国而设的。其余十个是利用边境上的别都或者小国的旧都改建而成，没有一个县设在楚国的腹地。

从这个特点上看，设县作为巩固军事占领的后继措施的意味相当明显。

秦国设县的历史甚至早于同样具有蛮夷底色的楚国。

春秋时期秦国最早的设县举措出现在秦武公十年（公元前688年）。

司马迁在《秦本纪》中写道，这一年，秦国向“邽、冀戎”也就是今甘肃天水邽县与冀县一代的少数民族部落发动了进攻，在占领这些地区之后，随即建立了县制。次年，秦武公又在之前讨伐西夷亳王时所夺取的领土上设置了杜县与郑县。

从这些记载看，秦国早期设立的县都是为了加强对新占领的少数民族聚居区的控制，军事性色彩非常浓。

直到公元前350年，推行变法改革的商鞅将秦国的邦畿之地整合为三十一县，县遂由原来的边境军事重镇演变为普遍的行政组织。

作为县的上一级行政机构，郡的产生同样是战争催生的结果。

当时间从春秋进入战国之后，诸侯国之间的战争愈发频繁，规模也日益扩大。由从前偶尔数万人加入的战斗演变为动辄数十万人的血腥厮杀。

在新的军事斗争形势下，原来承担着边防职能的县因为所辖兵力、物力有限，已不能有效应对敌国的大规模进攻了。

紧张的边防形势呼唤着一种新的能够在较大地区范围内集中若干县的兵力、物力并且统一调度的防御性组织，于是郡便应运而生了。

战国时诸侯国所设置的郡往往是并县而成，郡治则设于防御形势关键，地理交通便利的县。

秦国在一统天下的过程当中，设郡是随着版图的扩大而不断向新占领区推进的。

而在这个过程当中，许多熟悉秦法的军人就地转为地方官吏，保证了秦国对新设郡县的统治能力。

与郡县在疆域拓展与边境防御中发挥的巨大作用不同，秦人的封建，在秦朝建立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已经不具有地方行政管理的能力与价值了。

被封赐采邑的秦国贵族仅仅享有征收赋税的经济权力，无权干预地方行政，更不能调动军队。

最能说明这个问题的例子是：在秦王嬴政即位的第九年（公元前238年），他举行了冠礼。

这意味着二十一岁的嬴政已经成年，即将亲政。也就在这一年，嬴政之母赵姬的情人——长信侯嫪毐发动了叛乱。

可是这个权倾朝野的奸臣要是没有秦王的御玺，即便在自己的封国太原也休想调动一兵一卒。

像这样的封建诸侯，对加强地方控制又能有多大作用呢？

在王绾与李斯展开廷辩的那次御前会议上，议题是：如何加强秦朝对新占领区尤其是偏远的新占领区的管理？

从秦国建国以来开疆拓土的历史经验去分析，这个问题的答案只能是郡县制！

王绾封建诸侯的建议看上去更像是对西周建国的东施效颦。

这反映出秦朝短短十年的极速扩张让部分朝廷重臣有点儿措手不及——从来没经手过这么大的家业，不晓得要怎么才能打理得过来。

于是有了王绾这番荒腔走板的封建之说。

 幸运的是，李斯的慷慨陈词为秦朝的未来划定了正确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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