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丽战争

（一）蒙丽战争是1231年到1273年大蒙古国（1271年建国号为大元）征服高丽国的战争，1219年蒙古协助高丽平定转进高丽的反蒙契丹遗民，并与高丽结成“兄弟之国”的关系，此后蒙古连年遣使向高丽索取岁贡，1225年因蒙古使臣著古与被杀而使两国关系中断。1231年窝阔台所派的蒙军以杀使事件为由入侵高丽，先后展开七次战争（窝阔台时期3次，贵由时期1次，蒙哥时期2次，忽必烈时期1次），高丽起初难以抵挡蒙军，不得已向蒙古称臣。1232年因不堪蒙古的压迫而迁都江华岛，地方官民转移至山城或海岛，长期抵抗蒙军。虽曾取得射杀蒙古主帅撒礼塔等战果，但最终力不能支，高丽王室于1270年投降蒙古，离开江华岛。而三别抄为首的高丽反蒙势力继续在珍岛、耽罗岛（济州岛）坚持抗战，到1273年被彻底消灭，蒙丽战争结束。蒙丽战争后高丽的国体被保留，并成为蒙元的“驸马国”，直到1356年才摆脱蒙元的控制与干涉。1206年统一漠北诸部的蒙古乞颜部领袖铁木真被尊为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并开启对外扩张，先后向西夏、金朝、西辽、花剌子模等国开战，取得一系列军事胜利。此后经窝阔台、贵由、蒙哥、忽必烈等几位大汗统治时期蒙古的兵锋不仅及于整个东亚大陆，更征服中亚、西亚和东欧的广大地区。学者萧启庆指出：“蒙古人征服世界的背后则有一股宗教性的狂热，相信自身乃系承受‘长生天’之命，‘倚恃长生天的气力’而建造一个世界帝国。”因此不放过与蒙古接壤的任何一个国家。对于归顺蒙古的国家则施加“六事”（纳质、助军、输饷、括户、置驿、君长亲朝或设达鲁花赤）的苛刻义务，将其置于蒙古的严格监视下，成为蒙古的仆从国。1212年在辽东反金复辽的契丹人耶律留哥归顺蒙古，蒙古势力开始进入辽东。1215年蒙古木华黎派兵攻取金之东京（今辽宁辽阳）等30多座城池，归属蒙古之仆从政权——耶律留哥的东辽国，但辽东沿海及鸭绿江沿岸尚为金军所据，金朝派到辽东的宣抚使蒲鲜万奴也拥兵自立，建立东夏（大真、东真）政权，于是辽东陷入碎片化格局。1216年东辽将领耶律厮不不满其主耶律留哥亲蒙而自立，杀死蒙古使团300余人，称帝于澄州（今辽宁海城），国号大辽，年号天威，不久被部下杀害。其后耶律金山自称大辽收国王，年号天成，先后被蒙军和金军击败，于八月派将领耶律鸦儿、耶律乞奴率军数万攻入高丽。随着契丹反蒙势力转进高丽，高丽也由此进入蒙古的视野。高丽王朝自开国以来就相继称臣于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北宋、辽朝、金朝，并先后与契丹、女真等北方民族爆发战争，最后以鸭绿江下游及千里长城与金为界，到1216年契丹入侵为止高丽边境百余年无战事。在高丽内部自1170年爆发武臣政变以来高丽王权旁落、政局动荡，进入武人当国的“武臣政权”时期。1196年武人崔忠献夺取政权，建立四代世袭（崔忠献、崔瑀、崔沆、崔竩）的崔氏政权，使高丽国内的秩序获得稳定。在对外方面随着蒙古入侵金朝、金宣宗南迁汴梁，高丽和金朝也断绝使节往来，仅以金朝的辽东行省为纽带保持关系。

（二）高丽面对辽东乱局时深知金朝已衰，逐渐疏远金朝，宁肯给蒲鲜万奴借粮八万石也不愿给金朝借粮，1224年更是鉴于金朝衰微而停用金朝年号。随着金朝的没落及高丽与金朝关系的断绝，高丽的外部失去保护屏障，以后只能单独面对契丹遗民及蒙古的入侵。1216年契丹反蒙势力入侵高丽前夕高丽执政者崔忠献自诩国富兵强，不以为意，契丹入侵后也只派老弱士兵抵抗，留下精兵守护自家。结果契丹军大破郑叔瞻统帅的高丽军，蹂躏高丽北部，威胁高丽都城开京（今朝鲜开城）。1217年七月以来出征契丹的前军兵马使金就砺在朴达岘等地击败契丹军，一度将契丹人赶到高丽境外的曷懒甸，与此同时西北面兵马使赵冲也击破骚扰高丽的黄旗、黑绀等辽东乱军。同年十一月契丹得女真兵，又从高丽东北南下，金就砺等战败，契丹军甚至打到杨州（今韩国首尔）。1218年七月高丽高宗任命赵冲为西北面元帅、金就砺为西北面兵马使，负责围剿契丹军，九月在洞州（今朝鲜黄海北道瑞兴郡）取得胜利，契丹领袖耶律喊舍退保江东城（今朝鲜平壤直辖市江东郡附近），此后高丽久攻不下。在此期间高丽发生开京僧兵哗变及崔光秀自称高勾丽兴复兵马使谋叛等内乱，反映出崔氏政权统治下浮动的人心。这次契丹反蒙势力对高丽的入侵可以说是蒙丽战争的预演，一方面使高丽蒙受惨重损失，另一方面显示出高丽军力的羸弱，对付契丹遗民尚且吃力，更难以抵挡如日中天的蒙古。高丽与蒙古也通过这场契丹遗民的入侵而开始接触，高丽从蒙金战争之初就直接见识蒙古人的凶悍。1211年高丽熙宗派到金朝的使臣金良器在金中都附近的通州遭遇蒙古兵，中箭身亡，9名随从也被杀。此后高丽也不断接到蒙金战争的情报，深知蒙古于夷狄最凶悍。1218年成吉思汗应耶律留哥的要求，派哈真、札剌领兵一万人征讨东辽的反蒙契丹人。当时辽东大部已被金朝收复，蒙古军便借道东夏，蒲鲜万奴被迫服从蒙古，并派完颜子渊率两万人助战。蒙古进入高丽前先派四十余人从海路叩关于高丽定州（今朝鲜咸镜南道定平郡），要求两国修好、共剿契丹，然而高丽朝廷却怀疑是契丹遗民的同党冒充蒙古人而便于入侵高丽，于是没有理会。十一月哈真、札剌、完颜子渊等从曷懒甸进入高丽东北部，攻破和、猛、顺、德四州，直指江东城。但因天降大雪，粮道不继，遂停止进军。派通事赵仲祥和高丽德州进士任庆和于十二月初一日去见赵冲，要求马上送粮并协助蒙古，平定契丹后两国约为兄弟。高丽方面听说后三军皆沮色，赵冲派金就砺与知兵马事韩光衍会晤哈真，接受蒙古调遣，并送粮1000石。1219年正月十四日高丽、蒙古、东夏三国联军攻破江东城，耶律喊舍自杀，结束契丹遗民反抗蒙古、入侵高丽的动乱。另一方面蒙古要求将约为兄弟的国书送到开京并得到高丽国王的回信，而高丽上下慑于蒙古威名，为之震动，怀疑其真实性，没有立即回复。哈真大怒，赵冲不断辩解，以缓其怒。

（三）1219年正月十三日高丽高宗所派的閤门祇候尹公就、中书注书崔逸来到札剌行营，送来“结和牒文”，在江东城陷落后哈真、札剌、赵冲、金就砺就结下“两国永为兄弟”的同盟。蒙古也派蒲里帒完赴开京报聘，高丽高宗于正月二十四日在大观殿接见蒲里帒完等人，穿毛衣、配弓矢的蒙古使者径直走上殿阶，从怀中掏出国书，握着高宗的手递给他。高宗猝不及防，大惊失色，左右侍臣也惶恐不敢靠近，临行时高丽赠送给他们金银器、绸布、水獭皮。蒙古约定每年遣使十人左右来高丽，高丽则献上土特产。二月哈真撤军，留下41名东夏人在义州学习高丽语，等蒙古人再来，蒙丽关系就这样建立起来。蒙古和高丽虽名义上是“兄弟之国”，但实际上无异于君臣之国的关系。高丽一面主动对蒙古称“臣”，一面也对蒙古加紧防备。就在1219年秋蒙古和东夏就兵临镇溟城（今朝鲜元山）城外，镇守东道的蒙古皇太弟国王铁木哥斡赤斤及合真、札剌派宣差大使庆都忽思等11人及东夏使者9人督促高丽缴纳“岁贡”，高丽遂向蒙古进献土特产（可能是粗绸布等物）。翌年九月蒙古使臣堪古若、著古与来高丽，高丽再次进献土特产。1221年七月蒙古派山术歹（山木䚟）来高丽，告知蒙古伐金的战果，高丽国王奉表陈贺，托蒙古使臣带回。八月著古与又奉铁木哥斡赤斤之命来高丽，正式规定“国赆”的项目：獭皮一万领、细绸三千匹、细苎二千匹、绵子一万斛、龙团墨一千丁、笔二百管、纸十万张、紫草五斛、荭花、蓝笋、朱红各五十斛、雌黄、光漆、桐油各十斛。并将高丽之前应付蒙古所给的粗绸布扔给高丽国王，除此之外蒙古还向高丽索要女子、会汉语者、诸般名手匠人、青丝、绫走丝等，对高丽来说是难以承受的苛刻负担。1221年以后蒙古连年派著古与等使者督责高丽进献“国赆”，1224年正月东夏派人来高丽，告知已与蒙古断交，因此同年十一月来高丽取“国赆”的著古与便不由东夏、而由处于金朝影响下的婆速路入境高丽。1225年正月从高丽收缴“国赆”的著古与在渡过鸭绿江后被杀，其后又有蒙古使臣来高丽探明情况，又被杀死，蒙古方面认为是高丽派人杀的【后来高丽辩解称是金将于加下（于哥下）派人伪装成高丽人杀的著古与，其后的使臣又被伪装成高丽人的东夏士兵杀死】，于是蒙丽关系断绝。但此时蒙古更多精力放在西征及灭金、夏的战争中而无暇东顾，而高丽也放松对蒙古的警惕，没有做好充分的防备，再加上当时辽东多股势力冒充蒙军骚扰高丽，以致后来蒙军入侵时高丽朝廷还不太相信。1230年蒙古大汗窝阔台正式命侍卫（火儿赤）撒礼塔以杀使事件为借口东征高丽，然后再平定背叛蒙古的东夏。在征高丽前撒礼塔先与耶律薛阇（耶律留哥之子）等扫荡金朝在辽东的势力，使辽东完全处于蒙古的控制之内，高丽也直接暴露在蒙古的威胁之下。1231年八月撒礼塔率耶律薛阇、蒲桃、迪巨、唐古、王荣祖、吾也而、移剌买奴等将领渡过鸭绿江，正式拉开蒙丽战争的序幕。

（四）蒙丽战争第一阶段的时间为1231年八月至1232年正月，即第一次蒙丽战争，这个阶段是蒙古与高丽正面交战的阶段。蒙军攻克高丽四十余城，并在安北城外击溃高丽三军，包围高丽国都开京，最后以高丽向蒙古投降并称臣告终。1231年八月蒙军渡鸭绿江后所面对的第一个高丽军事据点就是咸新镇（今朝鲜平安北道义州郡），镇守咸新镇的是曾与哈真等盟约的赵冲之子赵叔昌和全僩。撒礼塔按照蒙古的战争习惯先要求赵叔昌投降，并警告不投降就会屠杀全城军民。赵叔昌和全僩决定投降蒙古，随后赵叔昌被蒙古带去，招降朔州宣德镇（今朝鲜咸镜南道定平郡）。高丽麟州（今朝鲜平安北道新义州）人洪福源也率1500户编民投降蒙古，并助蒙古攻高丽。降服咸新镇后蒙古军兵分三路南下，前锋由蒲桃等率领，走西线沿海要道，途经铁州（今朝鲜平安北道铁山郡），要求被俘的瑞昌县郎将文大招降，文大对城内反复说：“假蒙古兵也，且勿降！”遂被蒙古所害。铁州防御使李元祯和判官李希勣也坚持抵抗半个月左右，到八月二十九日城破，李元祯和李希勣将妇女儿童关进仓库里烧死，然后自杀，其余城中军民都被蒙军屠杀。九月十日兵临高丽陪都西京（今朝鲜平壤），但没有攻克，于是下黄、凤等州，直逼开京。撒礼塔率主力亦沿西线南下，速度较慢，沿途取龙、宣、郭等州，直逼高丽北部重镇安北都护府（今朝鲜平安南道安州市）。另一路偏师走东线内陆要道，进攻龟州（今朝鲜平安北道龟城市），遭到守将朴犀和金庆孙的顽强抵抗，一个月都未能攻克，被迫停止攻击。接着攻慈州（今朝鲜平安南道顺川市），亦遭到当地守将崔椿命的抵抗而未果。1231年九月二日高丽中书门下省的大臣在武臣政权领袖崔瑀家中召开会议，决定任命大将军蔡松年为北界兵马使，出动三军抵御蒙古，并征发诸道兵马，马山、冠岳山的草贼五千余人也加入官军序列。九月九日出征，行至洞仙驿（今属朝鲜黄海北道黄州市），遭遇蒙军八千余人，高丽军在李子晟、李之茂等人力战之下击退蒙军，入驻安北府。十月初一日蒙古的招降使者到平州（今朝鲜黄海北道平山郡），被平州人关押上报，高丽朝廷派殿中侍御史金孝印将他们带到开京，至此高丽朝廷才确信来的是蒙古兵。同时咸新镇副使全僩密请高丽朝廷给他送船，以便他反抗蒙古后乘船逃回开京，高丽朝廷派金永时等30人送船到咸新镇。全僩将留守的蒙军屠杀殆尽，然后将居民转移到薪岛安置，后来在携家乘船回开京途中淹死。十月二十一日驻扎安北府的高丽后军阵主大集成（太集成）中了蒙军诱敌出战之计，强迫三军出城迎战蒙军，被蒙军歼灭大半，残军溃退城中，高丽将军李彦文、郑雄、右军判官蔡识等人战死。

（五）随后高丽军派北界分台御史闵曦和兵马判官员外郎崔桂年去见安北城外的撒礼塔，撒礼塔要求高丽能战则速战，否则速降，并嫌两人官小，要求派大官来谈判。 十一月二十二日高丽朝廷派五军兵马增援，十一月二十八日蒙军前锋袭占平州，屠杀全城官民，尽烧人户，鸡犬不留，以报复囚使之辱。翌日蒙军前锋就从平州抵达开京宣义门外，蒲桃屯金郊驿，迪巨屯吾山，唐古屯蒲里。蒙军前锋在礼成江沿岸焚烧庐舍、杀掠人民不可胜计，开京为之惊扰汹汹。当时精兵都是崔瑀的看家私兵，守护开京的都是老弱兵，崔瑀不得不派闵曦和内侍郎中宋国瞻出城犒劳蒙军。十二月初一，蒙军前锋完成对开京四门的包围，并进攻高丽国寺——兴王寺。高丽朝廷对此束手无策，君臣思所以捍御之计，仓惶罔知所图，但把膝环顾，长太息而已。于是在十二月初二日再派闵曦犒劳蒙军并求和，蒙古方面同意，并派使团22人进入开京，与此同时驻扎安北的撒礼塔也派阿儿秃、洪福源等三人到开京招降。高丽高宗在大观殿接见蒙古使者，并向蒙军将领馈赠金銀器、绸紵布等物。由于蒙方要求“大官人”去议和，于是高宗又超授宗室始兴伯王侹（高丽显宗之子平壤公王基的六世孙，同时也是高宗的表兄兼舅侄）为淮安公，于十二月五日命他偕宋国瞻到安北府的蒙军主帅撒礼塔军前请降。由于王侹能吃蒙古酒食，让撒礼塔很满意，撒礼塔要求解释清楚杀使事件，并索要马二万匹、童男女数千人、紫罗一万匹、水獺皮一万领及军士衣服。高丽只能答应，并派赵叔昌将寄给窝阔台的表文传达蒙古使者，辩解杀使事件。在此期间蒙军继续进攻高丽广、忠、清等州，所过无不残灭，但也遭到僧人牛本所率领的奴军抵抗（牛本后被杀）。接着高宗在内殿宴请蒙古使者，并向蒙古使者和将领赠送黄金、白金、襦衣、马匹等大量财物。1232年正月在安北府的高丽三军投降之后高丽派人偕蒙古军官招降龟、慈两州，龟州被迫出降，但慈州守将崔椿命始终拒绝出降。正月十一日蒙军班师，留下契丹人都旦等72名达鲁花赤镇守高丽。四月十二日高丽派上将军赵叔昌、侍御史薛慎赴蒙古上表称臣并进贡金银酒器、罗绢绫紬等物，第一次蒙丽战争结束。蒙丽战争的第二阶段的时间为1232年至1260年，即第二至六次蒙丽战争。这一阶段中高丽朝廷迁都江华岛、地方官民迁到山城和海岛，以躲避蒙古。并且不再派遣三军正面迎战蒙军，而是向各山城派遣“防护别监”，通过“别抄”军（特种部队）及民众以守城战和游击战的形式坚持抵抗。蒙古则对高丽实施焦土作战，逼迫高丽“出水就陆”、国王亲朝。期间因蒙古主帅或大汗死亡或生病等因素导致战事多次中断，最后以高丽太子王倎代父亲朝蒙古、高丽东北部并入蒙古告终。

（六）高丽投降蒙古后必须履行蒙古所规定的“六事”义务，蒙古在高丽任命都旦为首的72名达鲁花赤，并要求高丽协助蒙古攻打东夏。高丽不得不派西京都领郑应卿、前静州副使朴得芬押船三十艘、水手三千人赴蒙古，但总体来说还是“逗留不进”。蒙古对高丽的物资索求，高丽也不能如数完成，以致使团被撒礼塔扣押，使者池义深也被押到窝阔台面前。在1232年四月高丽派赵叔昌、薛慎赴蒙古所上表文中抱怨：“今所需索，其数过多，求之又难，似未堪应副，然旁搜四遐，月集日储，犹未得盈数。”同时解释不能纳质、括户以及送来诸般工匠、刺绣妇人的理由，达鲁花赤都旦也在高丽横行霸道，甚至打死高丽官员。六月十五日池义深使团中的校尉宋得昌（又作宋立章）逃回开京，报告使团被扣押的情况，据说还称蒙古即将再次征讨高丽。由于高丽无法承受蒙古的索求与欺侮，所以第二天（六月十六日）崔瑀就决议迁都江华岛。七月六日在送走一批蒙古使臣后高丽高宗就同百官军民迁都江华岛，同时崔瑀还要求各道将民众迁至山城和海岛，并捕杀各地达鲁花赤（西京达鲁花赤被当地民众保护下来），洪福源则收集高丽四十余州县的附蒙民众，等待蒙军的救援。1232年八月窝阔台命当时准备攻打东夏的撒礼塔再次出征高丽，十月高丽派将军金宝鼎、郎中赵瑞璋出使蒙古，上表陈情，不过未能阻止蒙军对高丽的侵攻，只是不善水军的蒙军无法攻克江华岛。据说蒙军曾想造船攻击江华岛，但一名叫边吕的高丽俘虏坚称：“陆路不通，水路甚险。”于是蒙军焚烧船只，放弃进攻江华岛。对于高丽陆上区域，蒙军则实施焦土政策，凡所经由，无（论）老弱妇女，皆杀之无赦。甚至还长驱直入到高丽腹地的大邱符仁寺，将藏在那里的雕版大藏经全部付之一炬。蒙军的暴行激起高丽民众的反抗，他们不仅坚守城池，而且还往往出与之战，杀获官人士卒不为不多矣。蒙军在广州山城就遭到当地守臣李世华的抵抗而未能攻克，撒礼塔在占领汉阳山城后接着进攻奴隶所住的处仁部曲（今韩国龙仁市处仁区），于十二月十六日被一个俗名叫金允侯的僧侣射死。蒙军在其别将铁哥的率领下由此撤军，占领地由洪福源管领，第二次蒙丽战争结束。1233年四月二十四日窝阔台下诏责备高丽高宗五大罪状，要求他“出海来朝”，并亲自率军协助蒙古攻击东夏。不过高丽对此未有反应，反而在同年十二月收复归顺蒙古的西京，将民众迁入海岛，杀死为首者毕贤甫，迫使洪福源率高丽附蒙民众逃到蒙古，居住辽阳等处。此外高丽还与东夏通信，请其侦察蒙军动向，又寻求恢复与金朝的关系，派崔璘、权述、崔滋等赴金朝行在汴梁问安，行至辽东海州，因道路不通而折返。

（七）就在1233年及1234年东夏及金朝先后被蒙古攻灭，高丽的处境更加孤立，于二月派遣金宝鼎出使蒙古。但蒙古并不想放过高丽，窝阔台在1234年五月遣使持玺书招谕高丽未降人民，以洪福源所享受的待遇号召高丽人捉拿高丽国王及高官，蒙军再来时“拒我者死，降我者生”。1235年窝阔台派唐古统领蒙古、糺军、汉军，与洪福源一起讨伐高丽，第三次蒙丽战争爆发。1235年闰七月蒙军渡鸭绿江，侵安北都护府（《高丽史》误记为“安边都护府”），此后蒙军又两次渡江南下。战事一直持续至1239年，期间蒙军攻占高丽龙岗县、凤州、海州、洞州、九月山城、慈州、归信城、金山城、金洞城等地，最远打到庆尚道庆州（高丽东京），烧毁新罗遗物皇龙寺九层塔，高丽慈州副使崔景侯、判官金之佇、殷州副使金景禧等官员死难。不过蒙军亦在砥平（今韩国京畿道杨平郡砥平里）遭到崔瑀家兵“夜别抄”的袭击，在扶宁（今韩国全罗北道扶安郡）高兰寺受到医业举人全公烈指挥的“别抄”军的袭击而遭受损失，在竹州山城（今韩国京畿道安城市竹山面）遭到防护别监宋文胄的抵抗，在温水（今韩国忠清南道牙山市）受到郡吏玄吕等人的抵抗，在大兴受到当地官民的抵抗而未能攻克。在这期间不断有不愿为蒙古卖命的蒙军中汉人、女真、回回等族士兵投奔高丽，高丽鼓励他们来投并分配土地。最重要的是蒙军始终没有拿下江华岛，正如高丽大臣李奎报在1235年所言：“万千胡骑如飞鸟，咫尺苍波略未过。”高丽也在战争期间加强江华岛的防备，于1237年修筑江华外城。1238年十二月高丽终于派将军金宝鼎、御史宋彦琦出使蒙古，诉说高丽苦衷，恳求蒙古撤军，被窝阔台拒绝，继续要求国王亲朝。1239年六月起居舍人卢演、詹事府注薄金谦出使蒙古，告知高丽高宗因母亲柳氏（元德太后）去世而不能亲朝，窝阔台表示谅解（可能有耶律楚材的影响），并要求国王于1240年亲朝。通过双方的和谈后第三次蒙丽战争结束，第三次蒙丽战争结束后高丽于1239年十二月派远支王族新安公王佺（高丽显宗之子平壤公王基七世孙）冒充国王“亲弟”，朝觐窝阔台。此后陆续派少卿宋彦琦、右谏议赵修、閤门祗候金成宝、御史权韪等出使蒙古，但窝阔台并不满意，而且高丽昌、朔两州附蒙民户的家属也被高丽杀死。窝阔台便于同年五月下诏责问高丽高宗，要求出海（离开海岛）、纳质（送秃鲁花）、括户（上报民户），同年蒙古攻占昌、朔等州。1241年四月高丽以远支王族永宁公王綧（高丽显宗之子平壤公王基七世孙）冒充国王“爱子”，率衣冠子弟十人入质蒙古，初步满足蒙古的“纳质”要求。同年十一月窝阔台去世，乃马真后称制，蒙古汗位空缺数年，对外扩张势头有所放缓，高丽也赢得喘息之机，此后数年间高丽连年遣使入贡于蒙古。

（八）1246年七月窝阔台长子贵由在忽里勒台大会中被推举为大汗，当年高丽没有来朝贡，于是贵由决定出兵讨伐高丽。当年冬有400名蒙古人借口捕獭潜入高丽北部，趁机侦察大量情报，而高丽方面则因数年无战事而放松警惕，不以为意。1247年七月蒙古元帅阿毋侃就和洪福源率军入侵高丽，占领威州平虏城，驻扎盐州（今朝鲜黄海南道延安郡）。因为蒙古在战前进行仔细的侦察，所以逃避的高丽百姓都被掳掠，很少有能逃脱的。1248年二月高丽派枢密院使孙抃、秘书监桓公叔赴蒙古，三月贵由暴死，阿毋侃得到消息后撤军，第四次蒙丽战争结束。从1248年十月到1249年六月高丽又派三批使节入蒙，1249年八月十五日蒙古海迷失后降旨责备高丽，继续要求迁海岛、点数民户、亲身朝见、出力供职等事项。同年十一月高丽武臣政权领袖崔怡（即崔瑀）死去，其子崔沆嗣位，仍延续崔怡对蒙古阳奉阴违的政策，在江华岛修筑江都中城（内城），加强防备。1250年高丽派三批使节入蒙，可能作出“出水就陆”的允诺，蒙古也在同年夏派多可、无老孙等人来江华岛，查看高丽是否真的准备出陆。同年冬又派高丽人洪高伊出使高丽，高丽高宗在梯浦宫亲自迎接洪高伊等，洪高伊暗中劝高丽高宗继续固守江华岛，并保证自己回蒙古后将劝海迷失后不要打高丽。1251年六月成吉思汗之孙、拖雷之子蒙哥在忽里勒台大会中被推举为大汗，随后派将困、洪高伊到高丽通报自己即位的消息，并重申高丽国王亲朝及“出水就陆”的要求。1252年正月高丽派枢密副使李岘、侍郎李之葳出使蒙古，保证六月出陆。但李岘还没到蒙古时蒙古东京（辽阳）官人阿毋侃和通事洪福源就请求蒙哥讨伐高丽，获得批准，李岘来到后蒙哥派多可再次来高丽核实出陆之状，如果高丽没有出陆就发兵出征。多可于七月到了高丽，果然发现高丽说谎，回去禀报蒙哥，蒙哥便派堂叔也窟大王（又作也古、耶虎，合撒儿之子）及皇弟松柱率阿毋侃、洪福源等将士讨伐高丽，开启第五次蒙丽战争。1253年四月以后松柱就率军一万侵入高丽东界，七月也窟大王所率的蒙军主力渡过鸭绿江，率阿毋侃、洪福源侵入高丽北界，高丽朝廷接到消息后依然命令各地官民躲进山城或海岛。这次战争中蒙军占领禾山城（椋山城）、东州、春州、三角山城、杨根城、天龙城、五里山城、瓮子城、竹林寨等地，并首次夺取海岛（猬岛等）。所破之地“悉见屠残”（唯五里山城因王荣祖的担保未遭屠城），高丽军民一日死亡者几万人，高丽椋山城防护别监权世侯、东州山城防护别监白敦明、春州道按察使朴天器、文学曹孝立等官员死难，同时蒙古也派已经降蒙的高丽使臣李岘到处劝降。另一方面蒙军在开京附近的金郊驿、全州班石驿、忠州金堂峡、平州城外等地遭到高丽“别抄”军或民众的偷袭，受到一定损失。

（九）登州、原州、忠州等城亦未能攻克，其中守护忠州的就是之前射杀撒礼塔的金允侯，他在粮食不足的情况下守城七十余日。期间也窟大王在忠州生病，听从萨满之言而北返，一个月后忠州之围亦解，时为1253年十二月。也窟走后留下阿毋侃和洪福源，继续与高丽交涉。当时高丽不仅拒绝蒙古提出的置达鲁花赤及出水就陆、拆除江都城池等要求，还坚持拒绝出送王子为人质，不过最终高丽高宗被参知政事崔璘说服，同意派次子安庆公王侃去蒙古。于是蒙军带着王侃于1254年正月撤军，第五次蒙丽战争结束。也窟大王、阿毋侃虽然带回安庆公王侃来交差，但蒙丽之间的核心悬案（即高丽朝廷“出水就陆”）与国王亲朝的问题并未解决，高丽方面也在蒙古撤军后就杀死留在高丽并自封为达鲁花赤的李岘等叛徒，显示其对蒙古的抗拒态度。因此蒙哥对此结果不满意，改派车罗大（札剌儿带、札剌台、札剌䚟）与洪福源第六次征伐高丽。蒙哥认为高丽虽然“负险自守”，但毕竟是一个小国，犹如“釜中之鱼，非久自死”，所以并不急于征服高丽。车罗大也不以直接吞并高丽为目标，而是通过焦土作战来不断消耗高丽的有生力量，逐渐摧毁高丽的抵抗意志，从1254年到1258年分四次出征高丽。1254年七月车罗大领兵五千渡过鸭绿江，随后另有一支蒙军从原来的东夏国方向入侵高丽东北地区。车罗大长驱直入，到十二月一直打到朝鲜半岛南部近海的丹溪（今韩国庆尚南道山清郡），并向高丽使者宣称要么高丽“出水就陆”、君臣百姓剃发，要么国王跟着他一起亲朝，否则绝不罢兵。翌年二月蒙军暂时撤军，1255年八月车罗大再入高丽，因高丽使臣金守刚对蒙哥的劝说于翌年九月撤军。1257年五月蒙军开始骚扰高丽西北，车罗大也在七月率军两万出征高丽，十一月撤军。1258年八月车罗大进军高丽，一直打到忠州朴达岘（今韩国忠清北道堤川市），并扬言送太子到军前就可以撤军，但高丽高宗借口太子有病而不愿交出。在这数年间蒙古攻占高丽光州、安城、忠州、玄凤、珍原、甲向、玉果等城，还攻取海岛神威岛，杀死孟州守胡寿。在此期间高丽军民昼不敢与鞑（蒙军）战，夜仅能偷劫。虽然在槐州、镇州、多仁铁所、忠州山城、尚州山城、交河、铁岭、大院岭、槽岛、笠岩山城、义州、仁州、月岳山、押海岛、温水、艾岛、泰州、稷山、神威岛、昌麟岛、祥原、朴达岘、岐岩城、金刚城、寒溪城等至少二十多处地方成功袭击或抗拒过蒙军，但终究不能扭转大势。经过多年战争后高丽的有生力量已逐渐被消耗殆尽，大量田地荒芜，无数民众饿死，被蒙古屠杀和俘虏的更是不计其数，仅在1254年就有206800余名高丽百姓被蒙军掳走，蒙军所经州郡都成为煨烬。

（十）不过掌权的崔氏家族为了维持权力，不顾日益糜烂的局势，继续对抗蒙古。自身则囤积钱谷，富可敌国，并派官员到各地搜刮民脂民膏，因此高丽人心思变，甚至很多百姓还反喜蒙兵之至。1258年三月二十六日金仁俊等发动政变，杀死武臣政权领袖崔竩，终结六十余年的崔氏政权，崔氏家财也被散发高丽军民，初步稳定人心。金仁俊名义上还政于高丽高宗，实际上自己成为武臣政权的新领袖。此时的战局已不容高丽乐观，1258年十二月高丽东北面的赵晖、卓青等人引蒙军杀死高丽官员和驻军，使高丽铁岭以北十五州并入蒙古，成为双城总管府。此外西京、开京等要地都有蒙军驻屯，其中蒙将王荣祖还招募民众屯垦西京一带的土地，以便长期占领。如果继续拒绝蒙古要求，高丽全境都有被蒙古蚕食的危险。高丽高宗无奈，终于同意送太子亲朝。1259年四月太子王倎奉表赴蒙古，朝见蒙古大汗蒙哥，与此同时高丽还应蒙古要求先后拆除江都的内城（中城）和外城，以示臣服于蒙古的诚意。不久之后蒙军主帅车罗大就暴死（可能在内斗中被杀），第六次蒙丽战争结束。1259年七月蒙哥死于南宋合州钓鱼城下，王倎没见到蒙哥，却于闰十一月在汴梁见到北上与阿里不哥争位的忽必烈，对他行君臣之礼，得到忽必烈的欢心。忽必烈的幕僚赵良弼、廉希宪鉴于高丽“依山阻海，国家用兵二十余年尚未臣附”而主张对高丽采取怀柔政策，忽必烈予以首肯。在王倎亲朝期间高丽高宗去世，王倎回国继位，是为元宗。忽必烈也继位于开平府，建元中统，对高丽采取怀柔政策，不再催促高丽“出水就陆”，并于1260年秋撤走在驻扎高丽的蒙军。高丽则承诺蒙古撤军三年后就“出水就陆”，蒙丽战争第二阶段告一段落。蒙丽战争的第三阶段的时间为1270年至1273年，即第七次蒙丽战争。这一阶段中高丽王室“出水就陆”，归顺蒙古，而以三别抄为首的反蒙势力则坚持抵抗蒙古，最后以三别抄的据点珍岛和耽罗岛先后被元军与高丽仆从军的联军攻克、高丽彻底沦为蒙元的藩属国告终。忽必烈虽然对高丽采取怀柔政策，但是并不意味着放弃要求高丽“出水就陆”以及落实“六事”，只是不直接采用军事手段逼迫而已，高丽武臣政权领袖金俊（即金仁俊）也在事实上继承崔氏政权的抗蒙政策。1264年五月忽必烈征召高丽元宗入朝，金俊反对，另一大臣李藏用力主入朝，于是元宗亲自到燕京觐见忽必烈，这也是蒙丽战争以来高丽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做到“君长亲朝”。但由于金俊的拖延，高丽迟迟未能“出水就陆”，惹怒忽必烈，于1268年三月向高丽下达措辞严厉的诏书，质问高丽元宗为何没有履行“出水就陆”的承诺与尽到臣服蒙古的义务，更点名要求金俊父子及其弟金冲（金承俊）去燕京。

（十一）金俊不理会蒙古的要求，并对蒙古更加抗拒，高丽元宗则联合金俊养子林衍于1268年十二月杀死金俊。1269年六月二十一日林衍又逼元宗退位，另立安庆公王淐（即王侃）为王。忽必烈出手干涉林衍废立事件，派国王头辇哥出兵高丽，高丽官吏崔坦、李延龄等人则趁机杀死高丽派驻西京的官员和驻军，将慈悲岭以北六十座城池献给蒙古，林衍在蒙古的压力下被迫于十一月二十三日让元宗复位。事后忽必烈召高丽元宗、王淐及林衍入朝解释情况，林衍拒绝入朝，高丽元宗入朝并请求忽必烈出兵护送他和在元朝的世子王谌（后来的忠烈王）归国，同时请求下嫁公主于世子和设置达鲁花赤于高丽，这意味着高丽王室向蒙古投降。1270年二月十六日高丽元宗和世子王谌在头辇哥麾下蒙军及达鲁花赤脱脱儿（脱朵儿）和焦天翼的护送下启程返回高丽，二月二十五日林衍忧惧而死，其子林惟茂企图做最后的挣扎。元宗在回国途中派大将军郑子玙去江华岛晓谕还都开京，同时派亲信李汾成向对林惟茂心怀不满的御史中丞洪文系（洪奎）、直门下宋松礼传达诛杀林惟茂的密旨，随后他们利用三别抄发动政变，于五月十四日生擒林惟茂并斩首于市，结束高丽的百年武人时代。五月二十七日元宗抵达开京，随后派将军金之氐去江华岛遣散三别抄。六月一日裴仲孙与夜别抄指谕卢永禧在江华岛发难，向官民宣布：“蒙古兵大至，杀戮人民，凡欲辅国者，皆会毬庭。”于是江华岛大乱，裴仲孙拥立留在江华岛的王族承化侯王温（高丽显宗之子平壤公王基的七世孙，也是在蒙古为质的永宁公王綧之兄）为高丽国王，并斩杀反对者及蒙古派来招谕的回回人使者。当时江华岛的守军很多都逃回陆地，裴仲孙等估计江华岛守不住，便带着王温和三别抄并裹挟无数男女浮海南逃，入据朝鲜半岛西南端的珍岛，时不时上岸劫掠。随后蒙古派阿海、高丽王室派金方庆组成联军，多次进攻珍岛，第七次蒙丽战争爆发。起初蒙军与高丽仆从军的联军均被裴仲孙击退，逼得金方庆差点投海自杀，蒙古遂将阿海替换为忻都。陆地全罗道的许多州郡也纷纷归降，不少官吏去珍岛谒见裴仲孙等三别抄将领。1271年春蒙古打算招安裴仲孙，派忽都答儿出使珍岛，裴仲孙提出的条件是蒙古撤军后直接归顺蒙古，但是蒙古新任统帅忻都没有接受。裴仲孙进而要求将全罗道划给他，然后直接隶属蒙古管辖，亦被蒙古拒绝。与此同时，仲孙还向日本求救，在国书中宣扬：“我本朝统合三韩，安宁社稷（以）待天时。”又蔑称蒙古为“韦毳”，表示：“披发左衽圣贤所恶。”传达对蒙古抵抗到底的意志，当然不明就里的日本镰仓幕府并未贸然出兵相救。由于裴仲孙多次击退蒙军攻击而逐渐松懈防备，忻都与洪福源之子洪茶丘在金方庆率领的高丽仆从军的配合下于1271年五月十五日攻破珍岛，王温被杀，裴仲孙不知所终，很可能也战死。

（十二）余部在金通精的率领下转进耽罗（济州岛），杀光岛上两百名高丽驻军，与耽罗星主继续抗蒙，此外在南海岛响应三别抄的刘存奕也率80艘船前往耽罗会合。同年蒙古建汉式国号为“大元”，此后元朝派金通精的侄儿金永等七人去耽罗劝降，金通精拒绝，杀死除了金永以外的所有使者。1273年四月忻都、洪茶丘、金方庆组成的一万名元丽联军乘坐160艘战舰，在楸子岛候风后直扑耽罗，三别抄溃败，金通精逃入汉拿山中，后自缢。闰六月金通精的尸体被发现，同党金革正、李奇等七十余人被送至洪茶丘军前处斩，元朝在耽罗设置达鲁花赤，纳入版图，至此持续四十余年的蒙丽战争宣告结束。蒙丽战争以蒙元胜利、高丽臣服于蒙元告终，其具体结果可归纳为如下三个方面：（1）关系变化：蒙丽关系在战前是“兄弟之国”，经过蒙丽战争后变成君臣关系，高丽向蒙元履行“六事”以及贡女、贡宦、贡鹰等义务，并迎娶蒙元所下嫁的公主，成为蒙元的“驸马国”。另一方面高丽也保留王室、政府和军队，在司法与财政上享有较大的自主权，在被蒙古征服的国家中是少数能维持国体的国家之一。（2）领土变更：经过蒙丽战争后高丽的疆域从鸭绿江下游和千里长城退缩到慈悲岭、铁岭一线，蒙元在新拓的疆域内设置东宁府和双城总管府。此外耽罗也被蒙元夺取，设立达鲁花赤及耽罗军民总管府。后来东宁府在1290年归还高丽，耽罗在1294年后处于元丽共管状态。1374年高丽派军队剿灭岛上蒙古人（牧胡），完全收回，双城总管府则在1356年被高丽武力夺回。（3）人口流动：在蒙丽战争期间大量高丽人归顺蒙古或被蒙军俘虏，被蒙古安置于辽沈地区，蒙古在当地设置“高丽军民万户府”和“安抚高丽军民总管府”（后合并为“沈阳等路安抚高丽军民总管府”）来管理流入蒙古的高丽人。另一方面蒙军中的一些不愿为蒙古卖命的汉人、女真、回回等族士兵投降高丽，高丽也给他们提供土地，予以安置，或将其送回南宋。蒙丽战争只是蒙古征服亚欧各国战争中不算很重要的一个战争，所以对蒙古的影响有限，主要体现在对高丽的影响上，可归纳为如下四个方面：（1）政治方面：高丽王室投降蒙古，并借助蒙古力量结束架空王室百年之久的武臣政权，但未能恢复过去的状态。高丽之前也是宋、辽、金等政权的藩属国，但所受压迫远不如蒙丽战争后所受的来自元朝的压迫，正如蒙元汉臣郝经形容高丽：“几回事宋事辽金，不似今番冤苦深。”投降蒙古前高丽行使着类似“外王内帝”的体制，混用大量皇帝制度，自称“海东天子”，但在元朝的压力下降格为诸侯制度，并且影响到后来的朝鲜王朝。

（十三）自从1274年高丽世子王谌迎娶忽必烈的女儿忽都鲁揭里迷失公主（庄穆王后）后高丽王室世代与蒙古黄金家族联姻，成为元朝的“驸马国”。每位高丽国王即位前需要到元朝做人质，在位期间兼任元朝征东行省丞相，死后也不再像之前那样自拟庙号、谥号，而是由元朝赐予带“忠”字的谥号。高丽国王处于元朝的监视之下，高丽忠宣王、忠惠王都因为得罪元朝而被废并流放元朝边疆。元朝曾多次打算直接吞并高丽，但因为各种原因（比如元朝内部的反对意见）而作罢，直到1356年才由恭愍王恢复自主权，这段期间就是高丽的“元干涉期”。（2）经济方面：蒙丽战争旷日持久，战火遍及高丽五道两界，加上蒙古对高丽实施的焦土政策使高丽的社会经济蒙受空前严重的破坏。高丽境土就荒，米价翔踊，民殍死者众，死者暴形骸，生者为奴虏。也就是说整个高丽田地荒芜、产粮锐减导致大量民众饿死，此外更有不计其数的人口被蒙军屠杀或掳走。另一方面四十年的蒙丽战争使高丽国库亏空，无法按原有等级支给百官俸禄，就连宰相的俸禄也只有数斛而已。这引发土地兼并之风，推动高丽后期私田、农庄的盛行。高丽还都开京后推行“禄科田制”，通过给百官分配土地来补充俸禄，这些变化成为后来朝鲜王朝实行科田法的背景。（3）文化方面：蒙丽战争期间高丽显宗时依据中国宋朝开宝藏雕刻的大藏经（初雕大藏经）被蒙军焚毁，高丽朝廷为了向佛祖祈愿击退蒙古，遂花费十六年的时间于1251年雕成八万大藏经（高丽大藏经）。另一方面高丽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蒙古文化的影响，蒙丽战争前夕崔氏政权的权力机构政房的官员就已经按蒙古语称为“必闍赤”，军事机构都房、别抄的鞍马、衣服、弓矢效鞑靼风俗。战争期间崔氏子弟的鞍马服饰皆效鞑靼，并互相称为“官人”（那颜）。蒙丽战争后高丽文化的蒙古化进程更是加速，以致主动剃发易服。（4）国际关系方面：随着高丽臣服于蒙古，接下来作为蒙古征服对象的就是和高丽隔海相望的日本。蒙丽战争尚未完全结束的1266年蒙古就派黑的、殷弘要求高丽招谕日本，蒙丽战争结束第二年高丽就配合元军东征日本，引发元日战争。因此蒙古对高丽的征服使10世纪以来长期与东亚大陆隔绝政治往来的日本重新卷入东亚国际外交的漩涡中，并首次受到来自东亚大陆的军事攻击。另一方面蒙古使臣郝经曾以高丽向蒙古投降为例来劝降南宋，但南宋并未应允，而是将其扣押。后来元朝文人信世昌也以高丽为例来宽慰被元朝扣押的南宋丞相文天祥，但文天祥已对此不抱幻想。此外元朝在招谕安南、日本时也以高丽作为前例，可知高丽已成为元朝“夸示诸国”的一个样板。外王内帝是古代汉字文化圈的在国内自称皇帝、对中原外交时自称国王的一种国家体制，此体制发轫于南越国，在于阗、西夏、大理、越南各朝代以及日本都使用过，北燕、渤海国、吴越（钱镠在位时）、南唐（958年—972年）、高丽（1275年前）虽然一般对内也称王，但存在类似的体制。

元日战争

（一）元日战争是指13世纪后期元朝皇帝忽必烈（元世祖）对日本发动的两次战争，高丽亦以元朝属国的身份参战。元朝的前身大蒙古国建立以后征伐四方，与日本隔海相望的高丽在13世纪中叶基本被蒙古征服。随后蒙古（1271年建国号“大元”）以高丽为媒介，派六批使节招谕日本，要求“通好”。日本镰仓幕府均无回应，忽必烈便决定对日本用兵。1274年忽敦、洪茶丘、刘复亨、金方庆所率的元丽联军四万人出征日本，占领对马、壹岐二岛，登陆博多，遭到日本九州武士的顽强抵抗，由于准备不足及刘复亨中箭受伤等因素而很快撤退。其后忽必烈又派两批使节赴日，都被日本人杀害，于是在1281年发动十四万大军，在忻都、洪茶丘、范文虎等人的统率下兵分两路（高丽出发的东路军和浙江出发的江南军）征讨日本。两路大军会师后准备登陆进攻大宰府，但在八月一日遭遇大型台风，损失大半，诸将先行撤退，残余元军被杀或被俘。此后忽必烈屡次筹划第三次东征，然而终究没有实现。元日战争使元朝江南地区出现一定程度的动荡，对日本则有更深远的影响。日本第一次受到来自大陆的大规模军事攻击，却成功克服这次危机，并将倾覆元军的台风称为“神风”，神国思想随之空前膨胀。日本的“神国思想”是随着历史发展和受外来文化影响而建构起来的，指本国国土以及所有物都由神力所生，并受众神保护的一种宗教理念，它并不是自古就有。神国思想是日本的一种宗教理念，是在日本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最初盟发神国思想的催化剂是外国书籍的流入，后经忽必烈侵日时期、室町幕府时期的进一步发现，逐渐形成日本神国思想。在《日本书纪·神功皇后摄政前记》中有“神国”一词的最早用例：“新罗王遥望以为，非常之兵，将灭己国，堕焉失志，乃今醒之日。吾闻东有神国，谓日本。亦有圣皇，谓天皇。必其国之神兵也，岂可举兵以拒乎。”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神国”并不是日本人的自我意识，而是出自他国（新罗王）之口，也就是说从《古事记》和《日本书纪》的神话故事中可以看到当时日本人对所谓“神力造国”、“神威护国”的理解具有广泛性，尚无“唯我日本是神国”的意识。最初使日本人萌发“神国思想”的催化剂应该说是外国书籍的流入，上述的《日本书纪》中其编纂材料就大量引用朝鲜半岛的史料，尤其是百济史书（如被称为朝鲜半岛三大佚书的《百济记》、《百济新撰》、《百济本纪》等等）。自从《日本书纪》的编者采录新罗王之言后直至奈良时代日本人的神国意识没有什么发展，那么日本人自我产生神国观念究竟在什么时候？从史料记载上看可以追溯到平安初的贞观年间（859- 877），据《日本三代实录》记载：“贞观十一年（869年）十二月新罗船袭击筑前国那珂郡，我朝久无军旅，专忘警备，兵乱之事尤可慎怒。然我日本朝所谓神明之国，神明之助护赐，何兵寇可近来。况挂畏皇大神，我朝大祖御座，食国天下照赐护赐。然则他国异类加侮致乱事，何曾闻食天。”可见当时认为虽“久无军旅，专忘警备”，但对“异类”的入侵时日本显得尤其镇定，因为“日本朝所谓神明之国，神明之助护赐，何兵寇可近来”。

（二）从文中“神明之国”前的“所谓”一词可以看出“神国”的词源虽引自他国之言，但日本人已认可并为己所用，因而可以说这是现存文献中日本人自称的“神国”一词之嚆矢，之后在《春记》、《大槐秘抄》、《平家物语》以及《东大寺众徒参诣伊势太神宫记》等历史典籍中都出现“神国”一词。《吾妻镜》在1184二月条中还这样记道：“我朝者神国也，往古神领无相违。恒例神事，守式目，无懈怠，可令勤行。”这样从平安初期到镰仓初期“日本是神国所以不受诸国之攻，皇统延绵不断”的“神国思想”得到进一步地梳理并强化，“崇敬神灵，重视神事”也正式提到议事日程。进入13世纪后中国局势也发生很大变化，蒙古人横行中原，建立元朝。自1265年起忽必烈不惮其烦的遣使东渡招谕，但日本以“我夷彼亦夷也，乃欲臣妾我”为由始终无果，最后付诸于武力，进行两次东征日本。在第一次东征（即“甲戌之役”）前的1268)年正月高丽使臣起居舍人潘阜等持高丽致日本的国书连同上次元朝使臣黑的所持的谕日本国书经对马岛抵达大宰府，蒙古国书中带有强烈恐吓性的语言，使日本满朝公卿大惊，一连商议六天没有结果，最后又扩大参加公卿重臣的范围才决定由参议藤原长成草拟复牒。复文拟就并经朝廷同意后送到幕府，幕府方面掌握军权的执权北条时宗认为蒙古国书有不少失礼之处，还不如不作答复为佳。1269年七月高丽王派金有成送还同年二月在对马岛上所捕的两名日本人（塔二郎、弥二郎），并携有蒙古中书省谕日本牒状和高丽致日本国书。由于这次是中书省牒，与过去的国书体裁不同，所以朝廷决定由菅原长成草《赠蒙古国中书省牒》作答复，牒中写道：“凡自天照皇大神耀天统，至日本今皇帝受日嗣，圣明所覃，莫不属左庙右稷之灵。得一无二之盟，百王之镇护孔昭，四夷之修靖无紊。故以皇土永号神国，非可以智竞，非可以力争，难以一二，乞也思量。”如果这个牒状被送到忽必烈手中，那可以说这是日本第一次正式向中国自称是“神国”，但当时幕府还是认为没有必要向蒙古回书，所以此牒被搁置。朝廷得知幕府不让作复并拒退使者之后就遣人到伊势大神宫和京都附近的22个神社、寺庙祈祷“异国之降伏”，对于没有实力、又无法调兵遣将的朝廷来说除此之外恐怕也真别无良策。日本的屡招不至，最终使忽必烈大动干戈。但蒙元军两次东征都遭惨败，有关原因众说不一，如遭遇飓风、指挥不一、延误战机等等，但绝不会像一些持“皇国史观”论的人所说的那样失败是因为日本是神国。蒙元军乃被“神风”所败，这无非是一种欺骗人和抬高其“天孙民族”是世界上唯一优秀人种的愚民企图而已。两次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外来入侵在日本民族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其中之一就是不意中成了“神道思想”克服“末法思想”的重要契机，使得日本国内曾经一度偃旗的“神国思想”卷土重来，并产生“神风”说。这种认为日本在世界上最尊贵的思想在当时可以说是一种新思想，就是说原先崇拜中国，而这时产生一种新思想，认为中国不足道，印度也不足道，没有别的国家像日本这样高贵，以这种观念为基础形成当时的文化独立。

（三）此后“神国思想”越演越烈，“国家神道”这种祭政一致的体系就是典型的畸变产物。二战失败后盟军虽强行其政教分离才从制度上否定国家神道，但直至今天“神”在一些人心中还是有相当的影响。日本究竟在何时第一次正式向中国表明自己是“神国”的呢？有正式文献记载的应是明代的1419年七月二十日，这天小憩于兵库福严寺的明朝宣谕使吕渊和周肇等被室町幕府第四代将军足利义持（1394- 1423）的使节古幢周胜告知说日本拒绝与明交往，理由一是前朝因违反神意与明交往，结果给日本带来“神人不和，雨阳失序，先君寻亦殂落”等严重的不良后果；二是表明幕府对倭寇跋扈而“实我所不知”的态度，鉴于此的日本必须“永绝外国之通问”。这样在足利义持担任幕府将军期间中日之间曾一度断交。提到丰臣秀吉的“神国思想”，首先有必要对日本中世末近世初神道思想史上著名的“根叶花实”论进行一下说明，此说是吉田兼俱（1435 -1511）在前人的基础上而集大成的，旨在处理和解决神佛习合关系、儒释神道融合关系，并张扬宗源意识、神国思想和“一分为三，合三为一”的思维方式。依据“根叶花实”论，“日本种植、生出种子，中国展现枝叶，印度开花结果。所以佛教是万法的花果，儒学为万法的枝叶，神道则是万法的根本。换言之佛儒皆是神道的分化所成，从而将神道置于根本、主体地位，而佛儒则被定位在附属地位。“根叶花实”论是日本神道史上的一个重要思想，其“日本为根本”的内涵符合丰臣秀吉的统治理念，丰臣秀吉“神国思想”的理论基础很有可能源发于此，因此按照以上这个理论再来解读上述秀吉书简的主要内容时上述的三个存疑也许可以迎刃而解。在这种思想的驱使下丰臣秀吉往往以为自己异乎常人，且自认为神，而梦想常人之所未想。所以秀吉在当时以优于万国之日本为东亚各国之中心，异乎常人的秀吉自认为万国领袖乃理所当然之事。在日本侵略朝鲜时“日本是神国”这一意识不仅占据丰臣秀吉的头脑，而且还广泛渗透在侵略军的武士和僧侣间。1592年4月丰臣秀吉参拜祭祀着仲哀天皇和神功皇后的社祠，重温“神功皇后新罗征伐”一传说，为侵略朝鲜、出兵大陆首先进行理论上的开脱，因此“日本是神国”这种意识在国家规模的军事动员上成了积极的吹鼓手。13世纪蒙古帝国兴起，其兵锋席卷欧亚大陆。经过成吉思汗、窝阔台、贵由、蒙哥四代大汗的征战后蒙古已将除南宋和高丽外的东亚大陆其他主要政权和部族全部征服，此外在中亚、西亚和东欧也陆续建立起四大汗国。但是不习水战是蒙古帝国的短板，因此无法很快征服有江淮作为屏障的南宋和逃至江华岛的高丽。1260年忽必烈继承汗位，开始行用“汉法”，以中原皇帝自居，但另一方面亦保持蒙古大汗之特色。他在消灭竞争对手阿里不哥后继承前四汗征伐四方的事业，继续攻打南宋，并采纳阿术、刘整的建议重视水军训练，力图弥补蒙古军队的短板。忽必烈即位时高丽已经归降蒙古，与高丽隔海相望的日本便进入蒙古人的视野，成为忽必烈的下一个征服目标。

（四）12世纪以来日本武士集团崛起，逐渐参与政治斗争，经过源平合战后源氏家族的武士集团取得主导地位。1192年源赖朝被任命为征夷大将军，并在关东之镰仓开创幕府，是为镰仓幕府，日本的公家时代由此结束，进入六百多年的武家时代。在武家社会中幕府将军对被称为“御家人”的武士头领施“御恩”，而这些“御家人”则要宣誓效忠幕府将军。所谓“御恩”就是将军承认“御家人”土地所有权并授予其新的领地，任命他们为“守护”或者“地头”等官职。与之相应的是“御家人”必须服从将军的命令，有战事的时候要出兵打仗，平时担任京都“大番役”、镰仓“大番役”等职务进行“奉公”。源赖朝死后将军的权力受到有实力的御家人的限制，源赖朝的岳父北条时政掌握实权，以“执权”身份成为镰仓幕府的实际主宰者。其后北条义时、北条泰时相继出任执权，于1232年制定《贞永式目》，正式确立武家社会的秩序和规范。另一方面北条氏在承久之乱中战胜后鸟羽天皇，压制试图恢复权力的京都朝廷。到北条时宗出任执权时“得宗专制”的局面已经形成，这意味着蒙古的对手是一个相当成熟的武家政权。在外交方面镰仓幕府延续平安时代的消极外交，除了一些贸易活动和佛教交流外与大陆的诸王朝断绝政治往来，仅偶尔与高丽交涉海盗处置事宜。在蒙古兴起的时代一些往来高丽进行贸易的日本人也了解到蒙古和高丽的战局，蒙丽战争期间有一个叫赵彝（又叫赵蔺如）的高丽进士投奔蒙古。1265年赵彝对忽必烈说高丽以东有个日本国，汉唐以来时常朝贡中国，向忽必烈建议通过高丽招谕日本。1266年八月忽必烈派兵部侍郎黑的、礼部侍郎殷弘出使日本，于十一月二十五日先至高丽王京，令高丽国王王禃协助招谕日本，并携带以“上天眷命大蒙古国皇帝奉书日本国王”开头的国书。该国书以高丽为前例，劝谕日本遣使来蒙古通问结好，以相亲睦，最后说：“以至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图之。”隐含威胁之意。王禃遂派枢密院副使宋君斐、侍御史金赞陪同黑的、殷弘出使日本，他们到高丽与日本往来的窗口金州（今韩国庆尚南道金海市），拆毁高丽接待对马岛使者的客馆。然后来到巨济岛，只见“大洋万里，风涛蹴天”，高丽方面便劝蒙古使者返回，并向忽必烈奏报高丽与日本并无官方往来，还发誓道：“圣恩天大，誓欲报效，如有可为之势而不尽心力，有如天日。”事实上高丽不仅夸大去日本的难度，也隐瞒他们两年前才派洪泞、郭王府（郭预）去过日本的事实。赵彝告诉忽必烈说高丽撒谎，忽必烈大怒，继续派黑的、殷弘督促高丽联络日本，并指责高丽国王“先后食言多矣，宜自省焉”，于是在1267年八月初一日黑的、殷弘再次来到高丽王京。高丽宰相李藏用写信以隋朝和日本的关系为例，想劝黑的放弃通使日本之举，但没能成功。于是王禃只好派起居舍人潘阜假礼部侍郎衔，带着上一年的蒙古国书和高丽写的劝日本归顺的国书奉使日本。

（五）潘阜到达日本与大陆往来的窗口“大宰府”以后还让书状官李仁挺给日本写了一道文书，强调他的出使是被蒙古逼迫的不得已之举，请求将国书送到日本执政者那里，以便能向蒙古交差。镇西奉行少贰资能将国书传达于镰仓幕府，镰仓幕府送交京都，京都朝廷决定不回复。日本为之“上下骚然”、“万人惊叹”，上皇后嵯峨天皇因此罢停五旬寿宴，镰仓幕府指示关西沿海加强防备。潘阜被挡在大宰府，滞留五个月，馆待甚薄。在没有任何回复的情况下于1268年七月十八日回到高丽，然后又随孙世贞等贺节日使出使蒙古，报告此行被阻的情况。忽必烈仍不善罢甘休，于1268年九月派黑的、殷弘第三次来高丽，王禃派申思佺、陈子厚、潘阜等陪同他们去日本。蒙丽使团共八十多人在1268年三月抵达对马岛，日本人拒绝他们入境，双方发生冲突，最后蒙丽使团抓了两个对马岛人塔二郎、弥二郎，途经高丽去燕京。忽必烈对此十分满意，称高丽王和使者“忠节可嘉”，并告知两名对马岛人说：“尔国朝觐中国，其来尚矣。今朕欲尔国之来朝，非以逼汝也，但欲垂名于后耳。”厚加赏赐，让他们游览燕京万寿山玉殿及城阙，然后于同年秋放回。忽必烈让高丽使者金有成、高柔护送塔二郎、弥二郎回对马岛，并让他们携带要求日本臣服的蒙古中书省牒状及高丽国书。九月少贰资能将这些文书送至镰仓幕府，随后呈达京都朝廷。十月十七日京都朝廷决定回复，并命菅原长成起草日本太政官致蒙古中书省的返牒，指责蒙古以“凶器”（战争）相威胁。还自诩日本是所谓“神国”，非可以智竞，非可以力争，此外还起草大宰府致高丽庆尚道按察使的返牒。但镰仓幕府坚持不回复蒙古牒状的强硬路线，所以京都朝廷所拟返牒并未被送出。金有成等滞留多时，无功而返。在1268年第一次到达日本的高丽使节潘阜还在日本期间忽必烈就打算对日本动武，命令高丽备兵一万、造船一千，以助蒙古征讨南宋或日本。黑的、金有成两批到达日本的使团出使相继失败后忽必烈意识到日本执迷固闭，难以善言开谕，他对日用兵的决心也就更加坚定。1270年十一月蒙古设置屯田经略司于高丽凤州（今朝鲜黄海北道凤山郡），并忻都、史枢为经略使，领兵5000人屯田于与日本隔海相望的金州，归顺蒙古的高丽人洪茶丘亦率旧领民2000人屯田，以备进攻日本。忽必烈还再次要求高丽准备兵马、战舰、资粮，配合蒙军从海路攻打南宋或日本。与此同时忽必烈继续派遣使节招谕日本，承担任务的人是在蒙古朝廷任职的女真人赵良弼。忽必烈起初安排他在高丽当屯田经略使，他认为在高丽屯田不合适，屡次推辞，忽必烈就授予他秘书监之头衔，以国信使的身份出使日本。赵良弼及忽林赤、王国昌、洪茶丘所带卫兵于1271年正月抵达高丽，其后高丽派译语别将徐偁等陪同。

（六）九月十九日一共百余人的使团在日本筑前国今津登陆，双方以武装相待，气氛十分紧张。赵良弼坚持要得到回信，而镰仓幕府也决不妥协。赵良弼的国书副本尽管被迅速递至镰仓幕府，并送到京都朝廷，但最终仍因其中有挑衅性的内容而不作回答。赵良弼所提出的面见幕府将军（惟康亲王，无实权）及国王（龟山天皇，无实权）呈交国书的要求，亦因“蛮夷者参帝阙事无先例”而被拒绝。另一方面少贰资能通过曾为入宋留学僧的同筑前国姪浜兴德寺禅僧南浦绍明与赵良弼酬唱诗歌，以此来缓和双方关系。赵良弼在日本期间忽必烈建汉式国号“大元”，此后与日本的往来也开始以“大元”名义进行。1272年正月赵良弼从对马岛出发，带着所谓日本大宰府守护所的使臣弥四郎等12人回到高丽。他先派自己的副手张铎回大都报告出使情况，自己则留在高丽。日本在后来称这些使臣是赵良弼找对马岛人冒充的，而忽必烈则怀疑是日本国主以守护所名义派出的，故听从儒臣姚枢、许衡的意见，不准觐见，于三月将其遣还。五月忽必烈又让张铎传达“令必通好大朝”的国书，不得回复，又派赵良弼第二次出使日本，同样滞留大宰府一段时间后空手而还。此行基本不具备外交意义，而是战前侦察。赵良弼于1273年从高丽回到大都，向忽必烈复命，详细汇报：“日本君臣爵号、州郡名数、风俗土宜。”他提到日本民俗凶悍、不知礼义、无耕桑之利以及海上交通的不便，得出“勿击便”（最好不要打日本）的结论。忽必烈称赞他“不辱君命”，并听从其建议，不过忽必烈并不愿意放弃已经紧锣密鼓筹备起来的东征日本计划。1272年在讨伐躲在耽罗（今济州岛）的高丽抗蒙势力三别抄时元朝意外抓到三个熟悉日本的耽罗人，元朝枢密院经过对他们的审讯，不仅“画到图本”，还获悉“日本太宰府等处下船之地，俱可下岸，估算登陆军队规模为2万至3万。到1273年时襄阳已失守，无需再从海上进攻南宋，所以忽必烈在对高丽的造船要求中不再包含进攻南宋的目标。而盘踞耽罗的三别抄也被消灭，使元朝不再有东征日本的后顾之忧，并获得跨海作战的经验，因此忽必烈并未真正听从赵良弼的建议。在赵良弼复命当年的九月襄樊之战的宋军战俘被押送大都时忽必烈就派伯颜宣布赦免他们，并让他们从征日本。忽必烈又派总管察忽于1274年正月来到高丽，监造战舰300艘，又令洪茶丘监督，从正月十五日开始。高丽王也任命侍中金方庆为东南道都督使，枢密院副使许珙为全州道都指挥使，右仆射洪禄遒为罗州道指挥使，又遣大将军罗裕等为诸道部夫使，征集工匠役徒3.05万人。为了赶工，金方庆将元朝原定的“蛮样”（南宋船只式样）改成相对落后的“本国船样”（高丽船只式样），获得元朝批准。三月元朝派一个姓王的总管来高丽，正式命令高丽发兵五千，助征日本。五月忽必烈将自己的亲女儿忽都鲁揭里迷失下嫁高丽世子王谌，同月1.5万名元朝东征官兵进驻高丽，这些军队除了之前提到的南宋战俘外还包括屯田军、女真军和水军。

（七）六月高丽王派大将军罗裕向元朝报告已造好900艘战船，正待命于金州。八月元军东征统帅忽敦来到高丽，加发高丽京军458人，另一方面幕府执权北条时宗也在展开防备元朝的一系列应对措施。1272年二月赵良弼刚走，北条时宗就命九州各国的御家人停止“大番役”，改为“异国警固番役”，轮流去北九州沿岸的筑前、肥前等要害地区执行一定天数的警戒任务。此后不久镰仓幕府还命令诸国制作并呈报“大田文”，普查全国的经济和军事潜力。同时北条时宗制造“二月骚动”，除掉同父异母的长兄北条时辅及名越时章等人，然后将原由时章兼任的筑后、肥后和大隅三国守护分赐给自己的亲信大友赖泰（筑后守护）、安达泰盛（肥后守护）、千叶宗胤（大隅守护），从而加强对九州地区的控制，以应对元军的进攻。1274年十月初三日在失期的女真军赶来后元丽联军终于从合浦（今韩国庆尚南道昌原市马山合浦区）出海，拉开东征日本的序幕。据《高丽史》记载显示出征前进驻高丽的东征元军有1.5万人，元朝签发的高丽军有5458人（前文已述）。但到了出征时元朝方面的蒙汉军达2.5万人，而高丽军则有8000人。《经世大典》也记载东征元军为2.5万人，元朝方面亦有记载称东征元军2万人，可能是后来进驻高丽的1.5万人加上原来屯田高丽的5000人。总之元丽联军的兵力在3万人左右，此外还有8000名梢工、6700名引海水手。元丽联军乘坐900艘战船于十月初五日抵达对马岛，对马代理守护宗资国（又作宗助国）在翌日晨率八十余名武士迎战于佐须浦，因寡不敌众而战死殆尽，只有小太郎、兵卫次郎等少数人生还，奔赴博多报告战况。随后元丽联军入岛，击杀甚众。经过数日休整后元丽联军又于十月十四日下午登陆壹岐岛，壹岐的守护代平景隆率领100余名御家人，在一座叫“庄三郎城”的城堡前和元丽联军对射，日军大败，被斩超过千级。平景隆败退城内，翌日自杀，至此元丽联军占领对马和壹岐这两个补给线上最重要的站点。十月十六、十七日元丽联军袭击肥前沿岸的松浦半岛，松浦党的武士被击败，御家人佐志房等数百人阵亡或被俘。被元丽联军袭击的三地百姓中男子或被杀，或被掳，女子则集中于一处，部分人被挑选上船，其余放回。镰仓幕府接到对马、壹岐被攻击的急报，命九州的御家人集结于大宰府的博多迎战。然而萨摩、日向、大隅等南九州的御家人在前往博多之际必须要渡过被称为九州第一难关的筑后川神代浮桥，因此很难在元丽联军登陆之前到达博多。与此相对的是筑后的神代良忠设法使南九州的诸军顺利渡过浮桥，会合于博多，后来获得北条时宗的嘉奖。赶来参战的武士来自少贰氏、大友氏、臼杵、户次、松浦党、菊池、原田、小玉党，还有附近一些神社和佛寺的僧兵，萨摩守护岛津氏麾下的武士负责博多湾北部箱崎方面的守备，总兵力据说有10.2万人之众。

（八）十月二十日早晨元丽联军在早良郡的百道原、博多、箱崎一线分道登陆，在百道原方面少贰资能之孙、十三岁的少贰资时按照武士作战的“矢合”习惯向对面的元丽联军射出一支小响箭，示意战斗开始，元丽联军见状时一阵哄笑。元丽联军敲打大鼓和铜锣令日本武士所骑之马狂躁乱跳，随后战斗打响，元丽联军“箭如雨降”，令日本武士措手不及。据说箭矢上还涂了毒药，中箭者过不了多久就因伤口剧痛而倒地哀号不止。元丽联军还时不时抛出纸或铁包裹的“炸弹”（铁砲），爆炸之后火光四散、烟气弥漫、声如雷震，令日军头晕目眩、惊慌失措。一旦有零星的日本武士突入，元丽联军左右回围之，协力合击，日军无一人得生脱者。双方激战至日暮后日军大败，伏尸如麻，元丽联军占领百道原东的赤坂高地。但日本人多势众，其生力军陆续赶来，趁着元丽联军刚从赤坂的高地下来布阵、在松原立足未稳之机肥后的御家人菊池武房率领130名骑兵、诧磨赖秀率领100名骑兵从后方出其不意地杀过来，冲乱元丽联军的阵势，其他武士也相继投入厮杀。为了暂避锋芒，元丽联军不得不分两路，大部分退往麁原，一部分退往别府的塚原，打算在鸟饲汇合后重整阵形。战斗期间元军“虏掠四境”，在佐原、筥崎、宇佐一带掳走数万老弱妇孺。在博多方面左副元帅刘复亨与少贰资能之子少贰景资遭遇，并中箭受伤，退回船上。当晚日军退守太宰府附近的水城，而元丽联军内部也召开会议，讨论进退。金方庆说：“兵法上说：‘千里悬军，其锋不可当。’我军人数虽然不多，但既然进入敌境，士兵人人都会拼命。孟明视渡河之后就把自己的船烧了，淮阴侯韩信背水列阵，都是这个道理。还请大帅下令，明日继续战斗。”忽敦说：“但是兵法上也说：‘小敌之坚，大敌之擒。’我军目前已经很疲劳了，敌军的增援越来越多，这么硬拼下去不是办法，还是撤退吧！”鉴于刘复亨已经受伤，元丽联军箭矢也在一天的战斗中消耗殆尽，因此达成撤退的决定。然而撤退当晚出现“大风雨”，元丽联军战舰触岩崖多败，高级将领中有高丽左军使金侁落水身亡。十月二十一日日军发现志贺岛有一艘触礁战船，将船上130余名元军斩首或俘虏。元丽联军在撤退途中可能进行修船和休整，直到十一月二十七日才回到合浦，损失多达1.35万余人。其中多数战死或溺死，少数人如杜肺子、白德义、羡六郎、刘保儿等被俘，亦有一名出身儒生的万户投降日本。事后元日双方都对有功人员进行嘉奖，但忽必烈并未达成战略目标，于是在七年后又发生第二次元日战争。1275年忽必烈派礼部侍郎杜世忠、兵部郎中何文著携国书宣谕日本，三月抵达高丽，高丽派翻译（舌人郎将）徐赞和三十名梢工陪同出使。元使一行于四月十五日在长门国的室津登陆，随即遭到扣押，八月才由太宰府护送北上，绕开京都，前往镰仓。

（九）九月初七日北条时宗下令将杜世忠、何文著、徐赞以及计议官撒都鲁丁（回回人）、书状官果（“薰畏国人”，可能是畏兀儿人）五人押至龙口斩首，梢工、水手都被扣留，所以元朝长期不知道使团遇害的消息。在等待杜世忠消息的同时忽必烈也在擘画第二次东征日本的事宜，命高丽造船造箭。后听从王磐建议，专力灭宋，故一度中止高丽的准备工作。南宋灭亡后忽必烈向南宋降将范文虎、夏贵、吕文焕、陈奕等询问日本是否可伐，他们都赞成，唯独耶律楚材的孙子耶律希亮反对，强调中国统一后休养生息的重要性。忽必烈认为耶律希亮说的有道理，但忽必烈还是放不下东征日本之事。1279年二月崖山海战刚结束时忽必烈就命扬州、湖南、赣州、泉州四省造战船600艘（后湖南取消），六月让高丽造战船900艘，都是为了东征日本。同时忽必烈授权夏贵、范文虎以他们的名义派原南宋人周福、栾忠以及翻译陈光、渡宋日本留学僧晓房灵果组成的使团出使日本，等待他们回来后再决定是否用兵。六月二十五日使团在博多登陆，镰仓幕府看到他们带来告知南宋灭亡、劝说日本归顺元朝的“大宋国牒状”后就将他们全部斩于博多。八月一些使团艄工、水手逃到高丽，告知杜世忠等已被杀的消息，高丽王派郎将池瑄带着这些幸存者赴元急报。1280年二月忽必烈得知这个消息，征东元帅忻都、洪茶丘请求让自己出征，但群臣建议推迟。然而到了六月忽必烈又单独召见范文虎，讨论东征日本事宜。七月忽必烈命令动员之前愿意参军的人以及崖山海战中的南宋溃卒，将他们用于征讨日本，范文虎则负责召集之前投奔南宋的蒙古、回回人。此时高丽国王王䞐（原名王谌，即忠烈王）来上都朝觐，八月二十六日谒见忽必烈，讨论东征日本事，并与忻都、洪茶丘、范文虎约定，由忻都、洪茶丘指挥蒙、汉及高丽军四万人从高丽合浦出发。范文虎率南宋降军十万人从江南出发，会师于日本壹岐岛，然后直取日本。此外忽必烈批准高丽国王的请求，授予高丽将领金方庆、朴球、金周鼎以元帅、万户之职，赐虎符，提高高丽将领的地位，又于十月加派东北开元等路的三千人投入东征（其中有朝鲜王朝开国之君李成桂的曾祖父李行里）。在元朝积极备战之时镰仓幕府也在防备元军再次来犯，着手构筑和加强九州沿海防御机制，于1276年命令九州各地的庄园主按领有田地的多少出钱出力，在博多沿岸建造一道绵延20多公里的高2米、底部宽3米防御工事，称为“石筑地”（今名“元寇防垒”）。此外镰仓幕府还于1275年十二月制定“异国征伐”计划，准备以九州岛为中心，动员山阴、山阳和南海诸道武士在次年三月出兵高丽，以攻为守。虽然“异国征伐”计划最终未能实行，但是被集合于博多湾一带的船只和兵力长期留在九州北岸一带，负责该海域的警备工作。

（十）北条时宗还利用备战的紧张状态，把九州和其他几个国（筑后、肥前、肥后、周防、长门、石见、伯耆、越前、能登）的守护换成自己的亲信，进一步强化执权的权力。同时镰仓幕府还对日本各寺社下达“异国降伏祈祷令”，通过宗教活动来提升幕府的权威。1281年二月东征诸将陛辞，忽必烈告诫他们两点：一是不准滥杀百姓；二是诸将务必抛弃个人恩怨，同心协力。元丽联军兵分江南路和东路军两路，忽必烈设立“日本行中书省”（日本行省）和“征东行中书省”（征东行省）两个机构作为这次战争的指挥部，分别管理两路军队。阿剌罕被任命为日本行省的最高长官——右丞相，统率40万蒙古军东征，但并未马上出发，可能是为了在江南军和东路军站稳脚跟后的接收和增援（即“征东留后军”）。然而阿剌罕已身患重病，忽必烈听说后于六月二十六日下令以阿塔海替代，不久后的七月初六日阿剌罕卒于庆元（今浙江宁波）的元军大本营中。征东行省则由高丽国王王䞐主管，由忻都、洪茶丘分别任右、左丞。就东路军的情况来看元丽联军不仅携带三个月的军粮，还携带锄、锹一类的农具，似乎做好长期占领和屯田的准备。东路军首先于五月初四日乘坐900艘战船从合浦出征，他们计划于六月十五日与江南军会师于壹岐岛。五月二十一日东路军之一部在世界村大明浦登陆对马岛，期间遭遇大风，不少军人被淹死，金周鼎设法救活不少人。上岸后东路军派通事金贮檄谕，高丽将领金周鼎与日军首先交锋，高丽郎将康彦、康师子战死。二十六日向壹岐岛进发，途中遭遇风暴，水军113人、梢工36人失踪，据说两岛有三百多名百姓被杀。六月六日东路军在志贺岛登陆，避开西边横亘博多湾沿岸的“石筑地”防线。日军获悉东路军转向志贺岛后急忙分兵，一路自陆地驰援，一路乘船出发，袭扰元军的海上大营。六月六日当夜双方就开始零星的海战，备前国的御家人草野次郎经永带领郎党分乘两艘小船，在夜色的掩护下袭击一艘东路军战船，斩首21级，烧船而退。第二天为了防备夜袭，东路军舳舻十里，以锁联之，为圜营外向，并在甲板上布置石弩，此后就击退日军的袭击。忻都先派出小股精锐部队，携带轻便武器，抢占岛上和海中道几处关键的阻击阵地。六月八日元军百户张成率军携带“缠弓弩”，登岸迎战自海中道来袭的日本军，夺占险要，双方相持到日暮。天黑前日本军最后一次尝试突破，张成又返回击败。六月九日日本大军来战，东路军的大部分也陆续登陆，洪茶丘命金方庆、金周鼎、朴球等人所率的高丽军以及荆姓万户等人所率的蒙汉军迎战肥后国守护安达盛宗麾下的日军。交战伊始东路军斩三百余级，张成也趁机率部下“入阵奋战”，重创日军。关键时刻日本援兵突然杀到，东路军溃败，洪茶丘弃马逃走。一个姓王的万户带兵从侧后方赶上来，杀死50多名日本武士才勉强击退追兵，使洪茶丘得救。十日再战，东路军又败（亦有记载称元军大破日军，擒获据称是少贰经资之弟的一个叫“宗资”的人），此外当时京都还盛传有一支300艘战舰的元军奇袭本州岛的长门国，但除了给京都造成恐慌外并无太多信息可以确认。

（十一）此后东路军内部开始流行瘟疫，三千余人病死。六月十五日东路军退至壹岐岛，此时忻都、洪茶丘有意退兵，便与金方庆举行会议。表示范文虎失期未至，东路军先打几仗，如今船腐粮尽，其将奈何。金方庆不答，只好暂缓撤军。十余日后忻都、洪茶丘再次与金方庆讨论撤军，金方庆表示：“我们奉圣旨带着三个月的粮食，如今还有一个月的粮食在，等江南军来再合攻，必定消灭日本人。”于是忻都等继续等待江南军。五月初东路军出发后没几天，日本行省参议裴国佐等就提出新的会师方案，即依据当年三月漂到中国沿海的日本船工所提供的地图和情报将会师地点移至大宰府西面的防守松懈、利于大船停泊的平户岛。可能是由于作战计划的变动，江南军迟至六月十八日前后才从庆元、定海出征。动员的船只多达3500多艘，时人称：“隋唐以来，出师之盛，未之见也。”期间船队一度偏离航向，驶至耽罗。直到六月二十四日或稍早江南军前锋50艘战船才抵达对马岛，其后向壹岐岛与东路军会合。六月二十九日松浦党、彼杵、千叶、高木、龙造寺、岛津等各方势力组成的数万日军直扑壹岐岛，试图歼灭东路军。经过六月三十日和七月初二日两次战斗后东路军通过火器等优势武器而取得胜利，少贰资能伤重而死，孙子少贰资时也战死。其后东路军放弃壹岐岛，前往平户岛与江南军会师。七月二十七日会师后的元丽联军在留下张禧率四千人守备平户岛后主力移至鹰岛（中国史料称竹山、五龙山等，另有不同说法），途中曾击退日本船只的攻击，然后准备登陆进攻大宰府，然因种种原因而“迟疑不发”。最后决定在八月初二日展开登陆作战，但在八月初一日（日本所用的宣明历为闰七月初一日）夜海上突然刮起大型台风，据亲历者宋无回忆称：“当时雹雨风交作，舟不得泊，随惊涛上下触击，皆碎。洪涛万丈涌山起，元丽联军大半被淹死，海中的浮尸随潮汐入浦，把水面堵得严严实实，甚至能够踏着尸体在海上行走。”遭到毁灭性打击的是江南大船，不过也有也速台儿所率的数百艘江淮战船可能因为质量好的缘故，在台风中未受损失。东路军所乘的高丽船只则因小而坚，得以大体保全下来（其中的左副都元帅王雍被淹死）。幸存的元丽联军官兵集合于近旁的小岛上，东征诸将为下一步如何行动而起了争执。到了八月初五日诸将带着各自剩下的直属部队，草草收拾一下还能浮动的船只，先向平户岛撤退，同日撤退途中的三艘元军战舰在御厨子崎海域遭到日军追击。此前张禧的军队不仅在岛上筑垒，而且各舰还相去五十步止泊，以避风涛触击，所以未受台风影响。范文虎一行到了平户岛，张禧劝其因粮于敌以进战，范文虎坚持要走，并保证还朝后自担其责。于是张禧只好分一些船给范文虎一行，然后丢弃船中的七十匹马，带着自己的兵同范文虎们回高丽合浦。八月十五日东征诸将抵达高丽合浦，此消息于八月十六日传至高丽王所在的安东行宫，元丽联军丧师10万以上 ，随诸将归来的只有不到3万，其中高丽方面回来的人员就有19397人（含梢工）。

（十二）在东征诸将撤回期间鹰岛打响元日战争最后一役。据后来幸存逃回的士兵于阊、沈聪等的控诉，留在鹰岛的元丽联军还剩十余万。但元丽联军加起来就十四万人左右，因为有东路军的战斗与瘟疫、台风造成的巨大损失以及后来诸将带回的部队，所以这个数字显然是夸大的。日本方面记载鹰岛残兵有数千人，可能更接近事实。这些被遗弃的元丽联军推一个姓张的百户为首领，称“张总管”，在岛上伐木作舟，修补受损战船，以备撤离。八月初七日少贰景资率领的日军登上鹰岛，扫荡残余元军，元军因饥饿而丧失战斗能力，几乎是束手待毙，最后有一千余人请求投降。这些人中蒙古人、高丽人和北方汉人都被押至中河（那珂川）岸边斩首，南方汉人被称为“唐人”，免死为奴（一说留下的是工匠和农民），其后他们当中的于阊、莫青、吴万五、沈聪等极少数人成功逃回。第二次元日战争期间镰仓幕府部署增援兵力，派来自六波罗探题的引付众宇都宫贞纲率6万骑兵前赴九州，当先头部队行至长府时就获悉元丽联军因遭遇台风而土崩瓦解的消息。日本上下大庆，龟山上皇和他的母亲大宫院、后妃新阳明门院一同祭拜石清水八幡宫，举行盛大的还愿和放生法事，同时京都朝廷命令在西大寺由长老思圆领着数百和尚为战争中殉国的日本将士诵经超度三日三夜。而镰仓幕府则再次宣布“异国征伐”，试图讨伐高丽以报复，但最终仍未落实。此后镰仓幕府不断派间谍侦察元朝动向，一直处于防备元朝的紧张状态。高丽方面接到东征诸将归来的消息后紧急派人去元朝禀告，忽必烈在上都得知败报后为之震怒，八月二十九日命留在高丽的残兵败将回国。闰八月二十四日高丽派潘阜慰劳忻都、洪茶丘、范文虎，随后三将带着他们所属将士返回元朝。 他们向忽必烈解释称他们在遭遇台风后还想战斗，无奈万户厉德彪、招讨王国佐、水手总管陆文政等不听节制，擅自逃脱，他们见军心如此涣散后只好撤走。后来于阊等逃回，诉说真相，除了张禧外的东征诸将都获罪，但如何惩罚则不得而知。《元史》记载1282年十二月曾命将范文虎等所拥有的300艘海船移交阿塔海，可能是一项惩罚措施。但不管怎样，东征诸将并未被重惩，之后继续获得任用。东征失败当年十一月忽必烈下令将还没出发的“征东留后军”用于守备庆元、上海、澉浦三处海港，十二月忽必烈下令撤销日本行省，翌年正月撤销征东行省，似乎有罢兵之意。但终其一生，忽必烈对东征日本失败之事耿耿于怀，很不甘心，此后多次遣使招谕和筹备征讨，主要有如下四次：（1）1282年七月高丽国王王䞐请求造船150艘，助征日本。九月忽必烈命平滦、高丽、耽罗、扬州、隆兴、泉州共造大小船3000艘，其中平滦由洪茶丘监造，目的就是用于第三次征日。1283年正月预备征日本军粮，命高丽备20万石，并恢复征东行省，以阿塔海为右丞相。四月任命王䞐为左丞相，又以彻里帖木儿（阇里帖木儿）和刘国杰（刘二拔都儿）分任右、左丞，动员五卫军2万人、探马赤军1万人、蒙古水军2000人、习水战者500人以及35名万户征日本，这一系列举措导致江南地区民间骚动、盗贼窃发。

（十三）忽必烈就在五月暂停东征日本的准备工作，将本来用于征日本的囚犯用于征占城、缅国（缅甸），但是征东行省的建制仍然被保留下来。（2）1283年八月江南“盗贼”基本平息后，忽必烈重启东征计划。他利用日本崇信佛教的习俗，派提举王君治和补陀禅寺长老如智携诏书出使日本，因在海上遭遇台风而中途折返。同时开始修船并招募水手，调海南黎兵从征日本。十月福建爆发黄华起义，声势浩大，忽必烈不得不派刘国杰率预备东征日本的军队去镇压。翌年二月又将阿塔海调去占城作战，在内外局势不安的情况下忽必烈再次暂停东征计划，于1284年五月收缴征东行省印章，中止其运作。其时派南宋降臣王积翁和陀禅寺长老如智出使日本，行至对马岛，水手不愿去日本，便杀王积翁而回。（3）1284年十月忽必烈命令增价募集征日本船及水手，翌年十月忽必烈第三次设立征东行省，以阿塔海为左丞相，洪茶丘为右丞，刘国杰、陈岩为左丞，展开各项战备工作，预备来年大举出征。此时元朝和安南（交趾）发生冲突（元越战争），忽必烈于1286年正月作出“日本孤远岛夷，重困民力，罢征日本。日本未尝相侵，今交趾犯边，宜置日本，专事交趾”的指示。（4）1292年五月有日本船只漂至耽罗，高丽报告元朝，元朝有个姓丁的右丞建议以高丽船只为主力东征日本。忽必烈按洪君祥的建议派他出使高丽，就东征日本之事询问高丽国王王䞐，王䞐表示愿意效力。又要求高丽在送还日本漂流民的同时遣使招谕，于是高丽派金有成、郭麟带着劝说日本向元朝屈服的高丽国书出使日本。然而金、郭使团到了日本后就被扣押，金有成在十五年后去世，郭麟后也死于日本。翌年八月元朝所派的万户洪波豆儿、宝钱库副使瞻思丁来到高丽，分别负责造船和军粮，准备东征日本。同年冬忠烈王赴大都朝觐，顺便以高丽“滨水材木，斫伐殆尽，造舰实难”为由请求暂缓东征日本。随从闵渍也做洪君祥的工作，称日本虽得之不足以肥中国（元朝），得到洪君祥的允诺。适逢忽必烈在翌年正月去世，洪君祥趁机说服元丞相完泽，取消东征日本的计划。忽必烈第三次东征日本的计划之所以屡屡流产除了江南的动荡以及与安南的战争等客观因素外还有元廷内部强大的阻力，除了之前提到的赵良弼、耶律希亮和王磐外对东征日本明确表示反对意见或请求暂缓的大臣或近侍还有贾居贞、徐世隆、相威、昂吉儿、崔彧、刘宣、申屠致远、田忠良、张康等人。最有力的反对者就是皇太子真金，他直接促成“弭兵日本”（可能是1282年到1285年期间东征计划的暂停）。但忽必烈始终解不开这个心结，直到他去世时元朝才无期限冻结东征日本的计划。1298年江浙行省平章政事也速答儿向忽必烈的继承者铁穆耳（元成宗）请求东征日本，铁穆耳表示：“今非其时，朕徐思之。”但在翌年决定派如智的继承者一山携诏书随商船赴日，表达“通好”之意。一山被执权北条贞时扣留，后来留在日本讲法并圆寂。此后元日之间不再有官方往来，但民间的贸易和文化交流则因战争阴影的消散而日益频繁。第一次元日战争规模较小，对元朝影响不大。

（十四）第二次元日战争及第三次东征日本计划对元朝刚征服的江南地区有很大影响，元朝平定南宋后不仅没有及时休养生息，反而为了东征日本而要求江南人民服役造船，导致民间怨声载道，不少人发动反元起义。规模最大的是福建黄华起义，小规模的“盗贼”不下二百处，到1289年的“盗贼”更是达到四百多处。这些对元朝统治的反抗也牵制元朝对日本的用兵，成为忽必烈的第三次东征日本计划胎死腹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元朝征日失败的教训也为后来的明朝所吸取，朱元璋建立明朝后派往日本的使节中有多人被杀，所谓“日本国王良怀”（实为日本南朝征西将军怀良亲王）又呈上言辞不逊的表文，倭寇依然骚扰沿海、朱元璋本欲发兵征讨日本，终于按捺怒火，没有用兵，就是因为惩元军覆溺之患。元日战争是日本历史上第一次受到来自大陆的大规模军事攻击，被认为是一大“国难”。镰仓幕府成功克服“国难”，提振其“武威”，巩固“得宗专制”的局面。但另一方面由于幕府在国内的军事动员、征军粮等致使日本的很多庄园不能纳贡，或者年贡削减一半或更多。而且幕府并未从战争中获得土地和财富，之后还继续保持防备元朝第三次来攻的紧张态势，故难以对自费出征并立下战功的武士提供足够的恩裳，造成武士的贫困化，镰仓幕府不得不下达“德政令”以救济武士。与此同时“得宗专制”借着战争局面而大肆膨胀，对武士的控制进一步加强，引发武士对北条氏的不满，这也成为北条氏所主导的镰仓幕府在与元日战争五十年后垮台的一个原因所在。日本武士在迎战东征元军时虽然士气高昂、作战勇敢，但在装备上落后于元军，而且面对元军的集团作战时习惯个体冲锋（一骑打）的武士颇为吃力，对于元军并无必胜把握。然而在第一次战争中元朝准备不足，在第二次战争中又遭遇台风，才使日本得以渡过难关。这种胜利使日本人产生一种幻觉，确信自己是在神佛庇佑下的国家，不受诸国之攻，延绵不断，是为神国思想（神国思想早已有之，其膨胀是以元日战争为契机）。元日战争期间显灵的神佛有八幡大菩萨等，导致元朝大量军舰覆没的台风被称为“神风”。这种意识到近代被日本军国主义利用为侵略扩张的思想工具，如日俄战争期间日本所建造的驱逐舰和太平洋战争期间袭击美军的日本航空队都用“神风”命名（神风型驱逐舰、神风特攻队）。高丽自13世纪初受到契丹（东辽）、蒙古入侵以来连年陷入战乱，东征日本虽然不是发生在其本土，但因元朝的强迫而不得不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来备战参战，导致高丽的战后恢复工作受阻，国力民生日益疲敝，正如高丽对元朝哀诉称：“以累次征役，中外公私既竭，又因造船，农务失时。”同时高丽参加元日战争也导致倭寇开始不断报复高丽，高丽不得不在战后在金州、合浦、固城、全罗等处设置镇边万户府，以防备日本。另一方面高丽履行作为元朝藩属国的义务，尽力助征日本，从而获得元朝对高丽的信任，保障高丽在蒙古世界秩序中的地位，此后征东行省常设化都由高丽国王出任丞相。元朝嘉奖高丽国王说：“责秉钧以东征，期奠枕夫南面。”就反映出元朝在元日战争后对高丽信任感的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