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分析（二）
不喜欢上学是两年时间里最被忽视之事。不仅是母亲、父亲、还是我，都还没有意识到我的教育已经出现了问题。
等父亲在我三年级暑假见到我后，他终于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我的学习成绩一塌糊涂。这次暑假是父亲提议，用私家车接我到揭阳去的。在那里的好多个晚上，疲惫的父亲都要辅导我写作业（因为父亲实在看不下我愚笨的样子），这种举动又往往会引起怒火。最严重的一次，因为我不会写数学作业，父亲教了多次我也还是不懂，怒上心头，”啪” ，火辣辣的，哭声回荡在厂房内外，在谩骂中我被赶到大街上，十分钟后，已经冷静下来的父亲安慰着我。事情结束了吗？并没有！
事实上，类似的行为在暑假的两个月常有发生，这些怒火最后都推动父亲去思考我的教育问题。在当时，平民子弟想要转学是很困难的，必须走关系才有可能。在汽修厂当技师的父亲只有晚上才能休息，周末也少有放假。大概是那一掌，终于让父亲下定决心去求人。
当然，这些是后话，那时的我就像一切同龄人一样，不会纠结于过去。
来到大城市的新奇生活迅速吸引了我的注意力。来的时候，因为是第一次接触高速公路。所以一路上我都很惊讶，因为路上有数不清的汽车在飞驰而过，都是我在县城见不到的。父亲是汽修技师，我很快就得知什么叫“大众”“奥迪”“别克”。
暑假的两个月带给我的影响在现在看来是如此长远。这些影响包括：第一次接触电脑、第一次接触公园、第一次认识父亲的严厉、第一次接触图书……我不得不就此打住，以免自己像个啰嗦老太婆。
即使远在天边，我依旧更喜欢妈妈，理由很简单：爸爸很严厉。在这边，爸爸要求我一天写6页作业，以便在暑假结束前一周可以回去。于是，上午我必须写作业（除非这天父亲要带我出去玩），下午可以睡午觉，睡醒后继续写，因为父亲会让我睡醒后再写作业，所以有好多次我从下午睡到近黄昏（有时也会装睡），我当时最讨厌晚上，因为父亲这时会坐在床上监督我写作业。每周六晚我们会一起去网吧上网，（我的qq号也是当时注册的，名也是父亲取的，”红红的彤”这种网名在以后被同学嘲笑了不知多少次，但我不会改）父亲会教我玩qq农场，以及让我随便玩点电脑上有的游戏，仅此而已。
这种生活大致上是愉快的，虽然不时让我感到郁闷与不快。不快的根源在于，父亲在此之前一直以为我的学习还不错，但是在实际了解后大失所望。这种期待的落空促使父亲严格管理我的学习。难道是母亲为了不让父亲担心才没有道出实情吗？不是的，母亲忙于工作，加之对学校制度并不了解，根本不知道要严抓我的学习成绩，自然也不知道我的在校表现。
父母无暇顾及。从农村搬出，与舅舅家合住一开始就是权宜之计，父母打算将农村的事妥善处理，再等母亲找到工作，便着手买房。但其间的繁杂是如此之多，父亲又无法从揭阳抽身。于是，不只是我，我们三姐弟的教育都被忽视了。
这一切是否可以避免？不会。因为我们家不曾脱离普罗大众，一直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中下状态。父亲孤身劳累数十年，换来的不过是在县城买房，安家。我们家没有多余的时间与精力，”全职太太””家庭教师””补习班””习趣班”
我的一部分同学们有这样的生活经历，而我从不知其为何物。起跑线就已经落地的我，怎么能取得胜利？教育资源上的差距是否注定了我无法跟上他们的步伐呢？这是一个沉重到无法回答的问题，无论回答是什么，都只会带来痛苦。
农人向城市的转变充满辛酸，而且，无庸质疑，这不过是从农民向平民转变罢了。在下海的浪潮中，能够实现社会地位上升者，实在珠廖可数，只有少数幸运儿可以一飞冲天。这种现象大概会被布尔迪厄归为社会地位滑移的又一例证吧？
我如何看待父亲呢？父亲是儿子最初的摹仿对象，是我作为男性、平民身份的同化对象，是给予我社会遗产者。这份遗产包含了社会地位、财富、文化、思想观念、生活方式……也即父亲的一切。（我也从母亲身上继承了一些什么，但在父权制社会，主要的遗产还是来自于父系家长）换句话说，我从父亲身上学到了什么呢？
我无法确切回答。因为即使在今天，我依旧憎恶父亲。就像埃里蓬在书中描写自己无法忍受父母亲的说话方式那样，我也讨厌父亲的语言风格。所以我无法保证自己可以抛弃主观情绪来描写一个完全真实客观的形象。但谁又能做到完美呢？
父亲虽然不能算知识分子，但至少是胸有笔墨。父亲的一大爱好便是在网络上发布自己写的诗，水平如何？是否具有写诗潜力？这些我不好判断，因为他的大作我实在不敢恭维，或许只能称之为打油诗吧。
父亲可能确实没有写诗的天赋，但我敢肯定父亲具有学习的天分。这种天分遗传自家庭环境：爸爸的两个哥哥都在那个轰轰烈烈的年代里走出了农村，大哥是工程师，不幸殉职；二哥是医生，在上饶工作，名望俱全，现已退休； 从小就生长在高学历的哥哥之后的爸爸，不仅得到了哥哥们的指教，也以哥哥们为豪。
不过，作为爷爷的第五个儿子，爸爸出生之时，爷爷已到不惑之年，力有不逮，何况爷爷是位庄稼人，能教的实在有限。哥哥们对爸爸的影响无疑更为重要，甚至可以认为，哥哥们实际上扮演了父亲的角色。我为何敢如此推论？父亲十分重视同胞之情，他不仅多次教导我要与姐姐们多多联系，而且也用切身行动实践着——父亲一直保持着每周与两位哥哥的联系。
爷爷的五个儿子里，两个是那个时期的大学毕业 生，父亲和另外两个哥哥是初中学历。父亲曾经表示，自己初中时迷上了看小说，学业就此荒废。可我不会简单认可这种说法。事实的真相大约是因为激烈的名额竞争与不平衡的教学差异所导致的。因为父亲就读的初中属于镇级，教学质量远不如县里的初中。在那个叛逆的年纪里，父亲很可能是在考试排名里感到了挫败才逃遁到了小说世界。
父亲或许后悔过这种行为，因为在结束学业后，父亲就得在一夜间脱离少年的世界，转而进入苦痛的生活。不过，父亲从小就生长于农村，放牛、养鸭、割草之类的农活他从小就开始接触，用吃苦耐劳来评价少年的父亲并不为过。所以，对父亲而言，找一份体力活也并不会圧垮他。父亲对苦难的承受力远高于我，这或许可以解释父亲为何不愿看到我在这个年纪里忙于享乐。
父亲进入了大人世界，结束了自己的少年生涯。他一路碾转，起先是在矿上干了几年，之后又流转到广州四处打零工，正是在此期间，父亲与母亲结婚。之后，父亲开始进入汽修行业，潜心学习。（不久前，父亲整理早年的物品时还翻出了一箱有关汽修知识的书籍，就像学生的教科书的结局那样，原本贵重的书籍如今变为了零散的纸钞）父亲终于有了稳定的工作。
在了解了大伯一家 近年来的繁荣景况后，不禁为父亲忙碌半纪却不曾达到如此高位而唏嘘。
两位伯伯每隔几年都会从外地回到家乡小住几天，这时我家便成了招待两位大伯的场所。社会地位的差距是在此时是如此细微的展现出来，以至于让当时的我不知如何形容两位事业有成的伯伯，只是模糊的认为两位伯伯有气场、有威严。这几天便是我观察的最好机会，幸而此时正值国庆假期，我得以陪同他们三人的大部分行程。
现在，我可以说，两位伯伯无论是着装、语言风格、行为举止，都与父亲相异。尤其在语言风格上，父亲总是第一个开口，且必是快言快语，语气激烈，观点迅速释出，仿佛要让对方马上接受自己的观点。而二伯则总是等先说话的人说完后方才发言，他会先讨论先前发言者的说话，然后才不紧不慢的说出自己的看法，语气平和（作为医院大夫这似乎是职业习惯）。四伯亦相似，不过他发言时必在二伯之后。除了明显的外貌在揭示爸爸与伯伯的血缘关系之外，实在没有什么地方可以让我觉得爸爸与他们有关系。
虽然有点讽刺，但是谈话的主题不过是天南海北，家长里短。有时谈话也会渗及政治，不过谈话者不过是在复述媒体的陈词滥调。我很快就腻味了跟他们一起跑乡下、探友人（即使我可以享用主人家的零食）。心里只想着电视、电脑、游戏。学习？不可能，我的脑子里是不会想它的，除非是假期的最后一天。拖延症？不是，去写作业实在令人鼓不起劲，我只认为写作业很麻烦。
父亲是否在这些实际交流中意识到了自己与大伯之间的差距呢？我不知道，因为即使父亲意识到了又如何，对父亲而言，哥哥就是哥哥，并不会因为社会地位的改变而冲淡亲情。 二伯的内人曾表示过对二伯以金钱资助家乡亲人的不满，父亲亦在帮助对象之中。其理由还是老一套，认为穷亲戚们能力不足，给他们送钱根本帮不了他们。对吗？对了一半，仅此而已。
事实上，父亲确实能力不足，但是得到了钱绝不会乱花，但由于缺乏更多渠道上资源的帮助，包括信息资源、文化资源、人际资源…… 父亲根本无法取得成功。这些资源对父亲及平民来说比金钱还要匮乏。就像短板效应揭示的那样，只是提供金钱并不会使穷亲戚们走出困境。（不过，与木桶原理不同之处在于，金钱其实可以转化成任何资源，所以如果给一大笔钱还是有用的，但平民知道如何去转化吗？）
一如一位扶贫研究者的结论，过去扶贫用摊大饼的方式，把一大笔资金分发给一群人，结果每个人都杯水车薪。要突破贫困，就像资本的原始积累一样，必须要有够量且持久的资金投入才 能成功。
另外，我猜想，如果父亲当年选择追随哥哥的脚步，去他们所在的城市里一起打拼。处境很可能大不一样，父亲可以获得他们资源上的帮助（我确信伯伯们会那么做），如果在那边安家，我们三姐弟也可以获得更好的资源，尤其是在亲戚关系上，我们绝不至处于依靠母系亲属的地步，后者都是平民，文化还远不如父亲。虽然外公很有文化，可舅舅与姑姑们的学历实在平平无奇。
虽然二伯和四伯都会帮助父亲，但这种可能性终究没有发生的余地。父亲继承了爷爷留下的主要家产——一栋土坯房、田、林地，父亲被束缚在这个小地方，在中国的转型期，农村与小县城是没有好出路的，只有大城市可堪一搏。出于好意的馈赠无形中却带来了恶果，讽刺的令人心酸。
或许是遗传了父亲的行为习惯，我与父亲年纪相仿之时也进入了书籍之中。起先只是看小说，《家》《狼图腾》《穆斯林的葬礼》……后来则不满于小说世界，因为我觉得小说不能满足我心中的不满。不过，更有可能，我只是认为看小说不够有品味，无法让自己高人一等。要承认这种心理是很困难的。陈问我：“你是自己喜欢看这些书吗？′”
“这些书” 都是些什么书？不过是《乡土中国》《万历十五年》《津巴多普通心理学》《交错的世界》……诸如此类的书在高中同学里只有我会看。不知不觉中我确实达成了目标——高人一等——进入了一个属于知识分子的世界。
但我无法回答陈的问题。当时我只是搪塞着肯定自己的兴趣，但现在，我知道自己并非完全自愿去看这些一般人难以接受的书籍，我强迫自己去看，用书籍去消解困于高墙里的焦躁不安。也难怪在假期里书架上的书会积灰——有了手机和电视。
如果让我重新问答陈的问题，我会说：“看书一方面确实是带有兴趣，但我也确实在强迫自己看这些书，不为什么，就是想比你们更优越”像这样，通过阅读不一样的书，学习老师教不到的知识。实际是我对学校以及服从学校秩序的同学实施放逐，将他们放逐到与我不同的外部世界去，这样我就可以在心里趾高气扬的鄙视他们愚蠢、平庸、幼稚的生活。这是一种报复，一种自我满足式的报复。它伤害不了谁，它只会加剧我对他们的不满，封闭自己，与他们产生一层厚障壁，双方互相断绝理解的可能。
我的父母也在“他们”之列。这与父亲的过去大相径庭，除了看书。
不过，我还没有回答陈，为什么我选择了书，而不是游戏？我完全可以私藏手机。要解释这些不是三言两语就可以回答的。
只有将视角转回十几年前才能回答我身上的转变。
事实上，小学三年级是我的轨迹转折点之一。在放暑假去揭阳前的时间里，发生了众多影响深远的事件。三年级开初，我就读的小学将校址从我们租住的屋后搬到了只有一街之隔的原县初中校址，这让我们有了更宽敞的教室与校园；而开学不久，父母买的房子装修完毕，我们不用再和舅舅家挤着住了。我离开了那个水平形状而非垂直形状的街区，楼房只有2、3层的平房，没有高楼与公园，任何那个年代的新兴事物都不会在这里出现。称这里为村镇或许更合理（这里就叫xx镇），街坊邻里间互相熟识，如果你是个农村人，应该很快就能适应这里。舅舅家开了制衣厂，举家住在厂里，这样一来外婆的使命结束了，她要离开这里回到乡下去。在我的印象里，外婆来县城时还会经常去那里逛逛。
新家坐落于县城中心地带的街区，四周是以前的家里见不到的高楼开发区项目（搬来这里只三四年时间，四周就再难见两层的平房）刚搬到这里时，我们四楼的南北面还能有大面积阳光照射进来，但没过几年，房前屋后就建起了七八屋的大楼。我们的采光成了问题，母亲还经常抱怨此事。刚搬进来的一段时间里，我们还欣喜若狂，经常满屋跑。后来住的久了，习惯了这里后反而什么感觉也没有了。
我有了自己的卧室，两位姐姐分享另一间卧室，父母也有一间（虽然那几年父亲不在家，母亲也和我睡，那里依旧有一张床）。典型的三室一厅一卫一厨，除了卫生间时常需要排队以及接待客人时不太宽敝外，这里足以满足五口之家的日常需要。
我受到了偏爱，日后这成为二姐反抗父母意志的措辞，但这以后再说。此时， 我自私的对被关爱的需求重新得到了母亲的回应，这样的例证包括我直到初中才开始一个人睡。
由于搬家，我逐渐失去了表弟这个童年玩伴（我在心里十分喜欢这位表弟，直到我们走上不同的人生轨迹为止）虽然在日后的许多年里，逄年过节我俩相聚时总泡在一起，因此常被姑姑们说道。
另一个影响在于，因为搬家的同时却没有转学，我必须乘公交上下学——每天往返于县郊与县中心。当时有一批和我有相同处境的学生，因为经常在站台（学校外面其实没有站台，只有一个约定俗成的位置来待车）见面，所以时间一久，我也结识了一些朋友，我和他们还是有话可谈的。
在学校，同升级与搬校一同发生的，便是教学老师更换了，我的学习成绩虽然还是差，但有了一些起色。新教的英语我不懂，因为厌学的习性并不会因为换了老师，少挨了几次罚而消失的无影无踪。英语的落后为我日后的学习埋下了最大的软肋，而且在一次次比数学和语文更难过的学习中，也即一次次挫败中，在小学4年级左右我对英语抱有了极大的敌意与仇恨，这些情绪化作实际的行动——故意不听课不写作业，以此表达对英语的不满，甚至恨不得让英语消失，让外国人全都消失，这样我就不用学英语了。
在那个秋季，我还是可以交到朋友的，女孩子也有，不过这可能是孩子之间才存在的友谊。
或许我会就这样步入平凡的轨道也说不定。因为一切看起来都在逐渐和普通人接轨。憧憬着能成为了不起的人物——诸如爱因斯坦之类的——大概不只是我一个人的幻想。现在看来，这种想法确实幼稚，但是它蕴含着我失去的童心。
但是，变化终究还是改变了我。三年级的暑假，揭阳的两个月。当时或许只是让我对游戏产生了兴趣，却也让我接触了图书——暑假将毕时买的——彩色漫画式的百科全书。作者似乎是韩国人，原本还保存在家。顺便还买了几本漫画杂志（可能类似日本的《少年周刊》，父亲在出超市门口时买的，并没有经过挑选）内容是各种连载漫画和小故事。
在从揭阳回到家后直到开学的时间里，我都在看那本有几百页厚的科普书，看完后就看漫画杂志。尔后的几年里我还先后看过一些书《鲁滨逊漂流记》、《金银岛》、《爱的教育》、《童年》……有些是在转学后的学校图书课上看的，（图书阅览室有数不尽的少儿读物）有些是买来看的，因为小升初会考《鲁滨孙漂流记》、《爱的教育》、《童年》所以在老师的要求下我便去买来读。还有《查理九世》这种略微恐怖的小说。要说它们培养了我的行文能力实在不太可能，它们更多的是影响了我的价值观念，以及摘抄一些好词好句，最后附加一点对阅读的兴趣。
回到那个小学，我在父亲的强烈要求下留级了，我要重读三年级。这确实帮助了我的学习，因为我能明显感觉到课堂上的知识我有印象，考试成绩也有了提升（虽然不是良好，但也不至于当吊车尾）但是，因为留级，好不容易在班上认识的朋友又立即消失，只有上下学时能和一起搭车的朋友交流。其中有一位杨，他本来和我同班，又是搭车上下学的伙伴，在第一个三年级时我们经常一起上下学，在学校里也一块玩（虽然我只是他的其中一个朋友）。我留级后，我们的关系自然不能像过去那样了，只有上下学时才会碰面。他的成绩中等，是很常见的那种朋友类型。
第二次三年级时我没交到什么朋友，甚至有被欺负的经历，这促使我将精力转向自已。包括在脑袋里自言自语、幻想未来、回味昨天晚上的动画片。这样子的封闭状态和小学一、二年级的状态一模一样。只不过，这种状态只在没有玩伴在场时才会从脑海里浮现。这种状态在未来不仅多次出现，而且是恶化趋势，虽然偶尔会因为有了玩伴而潜伏下去，但它会一直存在。它是一个存放自我的庇护所，一个属于我的空间，一个我逐渐依赖的空间。
人是从与他人的接触中达到社会化的——社会化就是习得人类社会的规则——它是分层的。不同出身，不同环境的孩子要学习不同的规矩，如果缺乏与外界的交流，社会化的过程也势必受到阻碍。也就是说，留级的我因为特殊的身份无法融入班级的同学中，缺乏交流会使我与同学脱节，而脱节反过来会让我无法学习到它们的语言规则与游戏秩序，而缺少这些我就无法与同学交谈，可以理解为因缺乏共同话题而产生的隔阂。这是一个死循环，必须要从外部才可能打破，拖的越久情形就越糟糕。
幸好，四年级时，我的同桌很友善，我有了朋友，不用在课间发呆了。不过，我没有料到自己是如此缺爱，总是希望朋友们可以多在意我，我也总是粘着他们。他给了当时的我什么呢？关爱吧？不过可能是我的一厢情愿。因为大家都还是孩子，不会给予大人称之为“爱”“关爱”“友爱”……之类的各种情感，孩子只会释出纯粹的无法定义的情感。情感的分类表达也是社会化的一部分，因为社会化就是被冠为“成长”的东西。
下学期时，他的成绩在近期末时忽然间窜升到优生的行列，这对我可不好受，因为我此时依旧是中下成绩，目睹朋友的高升只会令我意识到我们的差距，以及他的背叛！
我想不起当初我是否想过要努力追上他，又或者是打算生闷气不理他。不过我也没时间了，在这次事件后不久就是期末。父母也已经打点好了关系——本来父母预备我四年级时转去新建不久的第三小学，但是因为一些状况只好留在文武坝小学（据说是名额太多插不进去）。也就是说，我的五年级将会在新学校就读。
父母亲曾与我说过此事，但我反对，因为当时心里想着“去三小就没有营养餐吃”。不过，更有可能是我模糊的预感到抛弃过去的生活方式会带来麻烦吧。
9月，我的月票终于废止了，不用再搭车上下学而改为走路了。
我又一次失去了朋友，第三次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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