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佛堂与道场 乾隆时代的中正殿一区

最后的提问环节前两个问题的memo

Q1 我们通常说清帝利用藏传佛教来统御塞外，蒙古西藏地区。很有名的《喇嘛说》“兴黄教以安众蒙古”。今天听了您的演讲，我感觉乾隆内心可能真的信奉藏传佛教。但他好像在他的治国策略上回避了这点，他往往会提到用“儒术”，用汉地的一些传统来治国。

所以他的信仰是公开的还是说个人私人性的，非公开性的？他的内心是怎么处理藏传佛教和儒教的关系？我感觉您所观察的视角和我们看文献的人是很不一样的。

A1 这个问题问的比较多。

第一，因为我们的视角是乾隆帝，我们换别人也一样。当我们评判一个历史人物的时候，要从两个层面评判，一个是他作为他的角色，他的公开的社会角色。比方说高宗，他是个皇帝，他主要的任务是治国，而且他要“安众蒙古”，要平定西藏，要用儒家文化来统治汉地，这个很好理解，他有他的工作。我可能不喜欢工作，但是我拿了工资我得好好干，这并不妨碍我晚上去打球。就是说你要理解他的工作性质。

还有就是你要理解他的另外一个角色，他私人的信仰。这是两回事。一个好的皇帝他是把工作和个人信仰之间达到一个微妙的平衡，而不是乱来。比方说我把信仰强加在国策之上，这就是昏君。如果我把国策和信仰之间达到平衡，这就是明君。乾隆就是这么一个明君。当然中国历史上出现过昏君，天天不知死活地去拜佛最后国家也乱了。谁也不希望出现这种。但是你不能以此来判断，一个皇帝治国治得好与不好，它跟信仰是没有直接关系的。工作和个人之间，应该去全面评估他。

你说读的史料，我讲的不是史料吗？我读的也是史料。只不过你读的是官史，我们这里面是他原始生活的记录。所以你从原始记录看到的是他的私生活，你从公开史料，看到的是他作为政治家的表现。如果他做政治家不合格，昏君。但是呢，他回家该拜佛还是照样拜。

所以对乾隆皇帝的认知是复合的，不是单一的。不能通过他治国的理念否定他的个人信仰，也不能通过他的治国理念来推动他的信仰。这一点，我觉得客观认知很重要。

另外一点，我们在评判皇帝的信仰的时候，从我的感觉来看，所有的官方材料，乾隆都不赞成公开自己的个人信仰。咱们说了最重要的一个材料就是雍和宫的《喇嘛说》，里面说“我始习藏传佛教的时候，很多人说你不能这样，你要做明君。他说如果我像他们这样为了一点虚名，那蒙古几十年的太平能做到吗？”（原文：夫定其事之是非者，必习其事，而又明其理，然后可。予若不习番经，不能为此言，始习之时，或有议为过，兴黄教者，使予徒泥沙汰之虚誉，则今之新旧蒙古，畏威怀德，太平数十年可得乎？）那这是一个政治家的口吻呐。但实际上他为自己的私人活动给扣上了一个冠冕堂皇的帽子。他是为了安众蒙古去拜佛吗？根本不是啊。他在中正殿（拜佛），中正殿没有别人在呀。所以这句话只能两听。

如果一个清史研究人员只读喇嘛说，只读清实录，那你对乾隆的判断一定是片面的。两者结合起来才是准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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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 之前读过您的一篇文章《清帝宗教生活纪实》，记得您在一开始写道“故宫里有很多独立的佛堂，还有一些小的佛堂，比较简易的那种，是和寝居空间相连的。就在里面简单地放一个供桌，上面放几个佛像贡品”。想知道您怎么看待这些简单的佛堂？

A2 是在《紫禁城》刊物上发的那篇，专门讨论皇帝拜佛的。乾隆帝从养心殿要走到中正殿，他是要梳洗打扮的，他不能蓬头垢面对吧。他也不能说我累了我先去拜个佛然后就回屋睡觉了。就是这种关系，如果我在我的办公区，书房区，生活区，我如果放一个供桌，这个东西代表了两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我喜爱。你比方说乾隆皇帝喜欢胜乐金刚，那就在养心殿他的办公室，书房，“三希堂”的背后他放胜乐金刚的像。这是他作为个人的一个喜好。

但是这里面也有宗教信仰，按照章嘉的说法，他受过胜乐金刚的灌顶。

当然也有一些佛，比如乾隆皇帝他喜欢古佛，他一直在反复提到“古佛”，那这些古佛来了以后他也许放在他的书房，放在一个地方，然后前面放个香炉。这个既可以理解为他对于佛的崇拜，也可以理解为他对古佛的一种崇敬。这种不需要大量的法事活动，也不需要大量的准备工作，他随时都可以去礼拜。

所以我觉得这种小的经堂跟他的生活关系更密切，而且更有私密性，而且，恐怕还有更多元的东西存在。不能通过这个来理解他是不是信仰，我觉得这个有点太高了。只有大型的，持之以恒的宗教活动，才能看出他对于信仰的态度。

如果我家里放个佛像，那你说我是信仰藏传佛教还是不信仰呢？可能只是因为这个佛像我觉得非常漂亮，我就放在那，这个不足以说明。

所以在处理两种不同材料的时候，应该更加审慎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