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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反杜林论》④

2022-03-20 19:05 作者:专栏区布尔什维克  | 我要投稿

[暴力,公有制,经济和政治]

 当印度日耳曼人迁徙到欧洲时, 他们用暴力赶走了原始居民并且在公社占有制下耕种土地。在克尔特人、 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那里, 后面这种情形还可以历史地加以证明, 而在斯拉夫人、 日耳曼人、 甚至克尔特人 那里, 这种情形现在还存在着,甚至是以直接的(俄国) 或者间接的(爱尔兰) 依附农制的形式出现。 当拉普人和巴斯克人被驱逐出去以后, 暴力遂即停止了。在公社内部居支配地位的是平等原则或自愿承认的特权。


在从公有制中产生出单个农民对土地的私有制的地方, 公社成员之间的这种区分, 直到十六世纪, 纯粹是自发地进行的, 在大多数情况下完全是逐渐地实现的, 而公有制的残余也非常普遍地存在着。 


当时还谈不上暴力, 它只是在反对这些残余时(十八和十九世纪的英国, 在德国主要是十九世纪) 才使用起来。 爱尔兰是特殊情况。 在印度和俄国, 这种公有制在极为不同的暴力征服和专制制度下安然地继续存在下来, 并且成为它们的基础。 


俄国是生产关系决定政治暴力关系的一个证明。 

直到十七世纪末, 俄国农民还没有受到什么压迫, 享有迁徙自由, 几乎不受依附关系的束缚。罗曼诺夫一世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随着彼得大帝的即位,俄国的对外贸易开始发展, 它当时只能输出农产品。 这样就引起了对农民的压榨, 为输出而进行的压榨, 随着输出的增长而增长,直到叶卡特林娜二世把这种压榨推进到极点, 并且制订了法律。 而这种法律允许地主加紧榨取农民,结果压迫也就愈来愈厉害。


如果说暴力是社会状况和政治状况的原因, 那么, 什么是暴力的原因呢? 占有别人的劳动产品和别人的劳动力。 暴力可以改变产品的消费, 但是不能改变生产方式本身, 它不能使徭役劳动转变成为雇佣劳动, 除非转变的条件已经具备, 而且徭役形式已成为生产的桎梏。


迄今为止是暴力——从现在起是共同社会。 纯粹善良的愿望, “正义” 的要求。 但是, 托 b莫尔早在三百五十年以前就已经提出了这个要求, 始终没有实现。 为什么现在就应该实现呢?杜林没有回答。 事实上, 大工业把这个要求, 不是作为正义的要求, 而是作为生产的必要性提出来了, 而这改变了一切。



[ 一些反驳]


(1)杜林断言,“人们的联合借以建立的意志活动, 本身是服从于自 然规律的”, 对此恩格斯指出:总之, 关于历史的发展, 只字未提。 只有永恒的自然规律。 一切都是心理学, 而且, 遗憾得很, 心理学还远远“落后” 于政治。



(2)针对杜林关于奴隶制、 雇佣奴隶制和基于暴力的所有制是“真正政治性质的社会经济制度的形式” 的论述, 恩格斯写道:总是以为: 在经济学中只有永恒的自然规律发生作用, 所有的改变和歪曲都是由于可恶的政治而造成的。总之, 在全部暴力论中, 正确的仅有: 到目 前为止, 一切社会形式为了保存自己都需要暴力,甚至有一部分是通过暴力建立的。 这种具有组织形式的暴力叫做国家。 因此, 我们在这里碰到的是这样一种平庸之见: 从人们摆脱了最野蛮的状态时起, 国家就到处存在, 而这一点早在杜林以前就众所周知了。 ——但是, 国家和暴力恰好是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形式所共有的; 如果我说——譬如——东方专制制度、 古代共和国、 马其顿君主国、 罗马帝国、 中世纪的封建制度都是建立在暴力上的, 那末, 我等于什么也没有说。 因此, 各种不同的社会形式和政治形式不应该用始终一样的暴力来说明, 而必须用被施加暴力的东西, 被掠夺的东西来说明, ——用那个时代的产品和生产力以及从它们自身 中产生的它们的分配来说明。 这样就会发现, 东方的专制制度是基于公有制, 古代共和国基于也从事农业的城市, 罗马帝国基于大庄园, 封建制度基于乡 村对城市的统治(这种统治是有它自己的物质基础的), 如此等等。



(3)恩格斯引用了杜林的下述言论:“经济的自然规律, 极其严格地说来, 只有通过下列办法才能获得: 我们要在思想上铲除掉国家设施和社会设施的作用, 特别是与雇佣奴隶制相连系的基于暴力的所有制的作用,并且谨防把后者看成人的不变本性的需要……”针对杜林的这些议论, 恩格斯作了 如下评述:总之, 经济的自然规律, 只有对迄今为止的所有经济进行抽象, 才能发现, 这些规律至今从来没有不被歪曲地表现出来! ——好一个人(从猿到歌德) 的不变本性!杜林打算用这种“暴力” 论来说明, 为什么发生这样的情况: 自古以来, 到处都是遭受暴力的人居多数, 而采用暴力的人居少数。 这本身就已经证明: 暴力关系根源于经济条件, 这些条件不是那样简单地通过政治途径所能排除掉的。杜林对地租、 利润、 利息、 工资未作解释, 而只是说, 是暴力如此造成的。 可是暴力是从哪里来的呢? 没有说。

暴力造成占有, 占有造成经济权力。

因此暴力=权力。

马克思在《资本论》(积累) 中证明: 商品生产的规律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必然引起资本主义生产及其全部狡诈, 而且为此根本不需要暴力。



当杜林把政治行动看成历史的最后的决定力量并且把这一点冒充为新东西时, 他只不过是重复了以往所有历史学家所说的话, 在他们看来, 社会形式也仅仅是由政治形式所决定的, 而不是由生产所决定的。这太好了! 从斯密起的整个自由贸易派, 甚至马克思以前的全部经济学, 都认为经济规律——就他们所理解的——是“自然规律”, 并且断言, 它们的作用被国家、 被“国家设施和社会设施的作用” 歪曲了!

此外, 这一整套理论只不过是企图根据凯里的学说来论证社会主义: 经济学本身 是和谐的,国家用它的干涉败坏了一切。



(4)永恒的正义是对暴力的补充, 见于第282页。

对杜林在批判斯密、 李嘉图和凯里时所阐发的观点, 恩格斯作了如下的论述: “似乎在一

个鲁滨逊的身上可以很好地研究最抽象的生产, 在岛上的两个孤独的人身上可以很好地研究

分配, 甚至可以想象出从主奴之间的完全平等起到完全对立止的所有中间阶段……” 恩格斯

引证了杜林的下面这句话: “但是, 最终真正对分配学说起决定作用的观点, 只有通过严肃

的社会的考察才能得到……”

对此恩格斯指出:

总之, 先是从现实的历史中抽象出各种不同的法律关系, 把这些关系同它们所由产生的并且

只有以其为依据才有意义的历史基础分开, 再把它们转移到两个人——鲁滨逊和星期五——

身上, 当然, 在那里它们完全是任意地出现的。 在它们被这样归结为纯粹的暴力之后, 又被

转移到现实的历史中去, 并以此证明: 这里的一切也都仅仅基于暴力。 至于暴力必须应用于

某种物质基质, 而且正是需要阐明这种基质是如何产生的, 这些杜林则不管不问。



(5)恩格斯从杜林的《国民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教程》 一书中引用了下面这一段: “所有国民经济体系所共有的传统观点认为: 分配只不过是一种所谓的日常的过程, 这个过程与被设想为成品总和的产量有关……相反地, 更加深刻的论证应当注重这样一种分配, 这种分配是同经济的或有经济效力的权利本身有关的, 而不是仅仅同这些权利的日常的和积累着的结果有关的。” 针对这一点恩格斯指出:

[杜林《国民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教程》 一书中的] 引论和暴力[论那一章。]

总之, 研究日常生产的分配是不够的。

地租以地产为前提, 利润以资本为前提, 工资以没有财产的工人, 即只有劳动力的人为前提。因此应该研究一下, 这一切从何而来。 马克思——由于这个问题属于他的任务——在论述资本和没有财产的劳动力的第一卷中解决了这个问题, 对现代土地所有制的起源的研究同对地租的研究有关, 因而属于第二卷的研究范围。 杜林的研究和历史论证只限于一个词: 暴力!在这里已是毫不掩饰的险恶用心。 

总之, 暴力创造一个时代、 一个民族等等的经济的、 政治的以及其他等等的生存条件。 但是谁创造暴力? 有组织的暴力首先是军队。 没有任何东西比军队的编成、 编制、 装备、 战略和战术更加依赖于经济条件了。 

装备是基础, 而它又直接地取决于生产的阶段。 石制的、 青铜制的、 铁制的武器、 盔甲、 骑术、 火药以及大工业通过后装的线膛枪和火炮在战争中所造成的巨大变革——这些枪炮都是只有大工业用其等速工作的并且生产几乎绝对同样的产品的机器才能制造出的产品。 编成和编制, 战略和战术, 又取决于装备。 战术还取决于道路的状况——耶拿会战的计划和成就在当前公路的状况下是不可能的——更何况还有铁路! 因而,正是暴力比其他一切都更加依赖于现有的生产条件, 这一点甚至耶恩斯上尉都清楚地看到了(《科伦日报》, 《马基雅弗利……》)。

同时, 应当特别强调的是, 从装刺刀的枪起到后装枪止的现代作战方法, 在这种方法中, 决定事态的不是执马刀的人, 而是武器; 横队, 由训练很差的士兵排成的但有散兵掩护的纵队耶拿反对威灵顿), 最后, 普遍分列成散兵线和跃进代替慢步。



(6)根据杜林的说法, “灵巧的手或脑应被看成属于社会的一种生产资料, 看成一部机器, 而机器的产品是属于社会的”。 

针对这一点恩格斯指出: 但是机器并不增加价值, 而灵巧的手却增加价值! 因此, 至于谈到经济学的价值规律, 则已遭到禁止, 虽然它依然应该发生作用。



(7)针对杜林关于“整个共同社会的政治法律基础” 的观念,恩格斯指出: 

这样一来, 马上使用了唯心主义的尺度。 不是生产本身, 而是法。



(8)关于杜林的“经济公社” 和其中通行的分工、 分配、 交换的制度和货币制度, 恩格斯作了如下的评述: 

因此, 还有由社会给个别工人发解雇金。

因此, 还有货币的贮藏、 高利贷、 信贷以及直到货币危机和货币不足的一切后果。 货币炸毁

经济公社, 正象它目前就要炸毁俄国公社, 而且一旦成为各个社员间进行交换的媒介时也要

炸毁家庭公社一样, 也是不可避免的。



(9)恩格斯引证了 杜林的下述说法: “因而任何形式的真正劳动, 都是健全组织的社会自然规律”, 同时用括弧附加了一句: “(照此说法, 所有以往的组织都是不健全的) ……”

恩格斯就杜林的这段话指出: 这里, 劳动或者被理解为经济的、 物质生产的劳动, 这样, 这种语句就是无稽之谈, 并且同以往的全部历史不相适合。 或者劳动是被比较一般地理解的, 即被理解为某个时期所需要的或适用的各种活动、 施政、 诉讼、 军事训练, 这样, 这种语句又成为一种非常高傲的平庸之谈并且和经济学毫不相干。 

但是把这一堆陈词滥调美其名曰“自然规律”, 企图以此叫社会主义者敬服它, 这可真有点恬不知耻。



(10)就杜林关于掠夺和财富的联系的议论, 恩格斯指出:

全部方法都在这里。 首先从生产的观点去理解每一种经济关系, 而不管所有的历史规定。 因

此, 只能讲出最空泛的话, 如果杜林想超出这种状况, 那末他就不得不考察各个时代的一定

历史关系, 就是说, 他不得不走出抽象生产的范围而陷入混乱。 其次, 从分配的观点去理解

同一经济关系, 也就是把到目前为止的历史过程归结为暴力这个词, 接着便对暴力的恶果大

发其火。 这会导致什么, 我们在考察自然规律时将会看到。



(11)杜林断言, 价值的大小取决于自然障碍的大小, 这种障碍阻挠着需求的满足, 并且“迫使它或大或小地消耗经济力量”, 对此恩格斯指出:克服阻力——这个从数学力学中搬过来的范畴, 在经济学中就成了 荒谬的东西。

我纺线、 织布、 漂白和印染棉布, 现在意味着: 我克服棉花对被纺的阻力, 纱线对被织的阻力, 织物对被漂白和被印染的阻力。 

我制造蒸气机, 意味着: 我克服铁对它被变为蒸汽机的阻力。 我用夸大其词的迂回说法来表达一件事, 结果只不过是歪曲而已。 但是——我却可以因此导入分配价值, 在分配价值中似乎也有一种阻力需要克服。 而问题也就在这里!



(12)杜林说: “分配价值纯粹地而且唯一地仅仅存在于这样的地方, 在这里对非生产出来的东西的支配权或者, 用通常的话来说, 这些非生产出来的东西本身是用具有真正的生产价值的劳作或物品换来的。” 

针对这段话恩格斯指出: 什么是非生产出来的东西呢? 是用现代方法耕作的土地吗? 或者它应该指那些不是由所有者本人生产出来的东西? 但是, “真正的生产价值” 是同非生产出来的东西对立的。

下一句话表明: 这又是拙劣的文字游戏。 不是被生产出来的自然物, 同“无偿占有的价值组成部分”混同起来了。



(13)杜林的“全部经济学的基本规律” 是: “经济资料即天然资源和人力的生产率, 是由于发明和发现而提高的, 而且这一点是完全不管分配如何而实现的, 尽管如此, 分配本身仍能经历或引起重大的改变, 但是它不决定主要结果的特征”。

针对这点恩格斯说:结尾这句话: “而且……”, 对规律没有补充任何新东西, 因为, 如果规律是真实的, 那么分配就不可能对它作任何改变, 这样, 也就没有必要说: 这一规律对于任何分配形式都是正确的——否则它就不成其为自然规律了。

所以要补充上结尾这句话, 只不过是因为杜林总还不好意思把这整个光秃秃的规律如此光秃秃地、平淡地提出来。此外, 这个补充也是荒谬的,因为分配既然仍能引起重大的改变, 那么就不可能“完全不管” 它。 因此, 我们勾掉这个补充, 就得到一个纯粹而又简单的规律——全部经济学的基本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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