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孟衣冠八十年—侯玉山先生从艺历史（八）
（书接上文：CV5848842）
十五，由荣庆到祥庆
我在荣庆搭班五年多，除以《激孟良》、《通天犀》、《芦花荡》、《五人义》、《负荆》、《醉打山门》、《惠明下书》、《钟馗嫁妹》以及邵师父传授的“三州一现”为主要演出剧目外，一些袍带花脸应功的戏码，像《训子》、《北诈》、《刀会》、《牛头山》、《功臣宴》、《棋盘会》等，我也曾多次演出过。另外有些老生戏，像《桃花扇》“争座”中的史可法；《绣襦记》“打子”中的郑儋；甚至功架戏《夜奔》中的林冲（武生），《偷鸡》中的时迁（武丑）和《琴挑》中的书童（零碎儿），我也偶尔饰演过。这主要因为，当初蒙师刘同德和后来的邵老墨、张子久、化起凤、高森林等先辈，在教我学戏时就常说：“只许人家不要，不许自己不会”，“戏路宽大才能走遍天下”，“本事全，台上不作难”……这些教导对我影响很大，使我从童年时起，就开始领悟到博采泛蓄的重要意义，从而努力“厚积”，以便用时能够“薄发”。再说，刘、邵、张、化、高等师傅，他们本身也几乎无戏不会、各色全能的多面手演员，所以他们鼓励并支持我要惟贤是取，以能者为师，不必拘于只学一家之艺。前辈师傅们这种宽广胸襟和远见卓识，想起来的确令人感佩。
荣庆后来较长时期在北京城里唱园子，不像起先在农村跑大棚那会儿。如今的观众对象由农民换成了市民，这是个很大的变化。因此，剧目、场面、行头、台风、表演、唱念等整个舞台面貌，都得有适当提高和改革才行，不然便无法在城市里站脚。为此，全班人员挖空心思想办法，一面着手提高演出质量向城里的皮黄班学习，另方面以高薪招徕有名望的昆曲演员，以加强和充实阵容。果然，两方面的措施都收到了一些效果。从此荣庆算是在北京站住脚了，而相对却把人家京南一些跑帘外的昆曲班子名演员给挖空了。京南各班失去名演员，有如麟失其角，凤去其翼，也就难以存在而分分解散。一时出现了这一带农民无戏可看的现象。
民国十年（一九一二年），束鹿县旧城商会会长王祥斋鉴于附近诸县除宝山合之外再没有戏班，又无外地班社来这里演出，群众文化生活非常贫乏，就自己出钱，从江南买回一份苏绣戏箱，并到处约请演员搭班而且也用同样手段，出高价来荣庆挖人。他们看了几场我主演的戏后，就托人搭桥，约我去该社住班，并买通了有关方面的管事人，。终于把白玉田、王益友和我三个主演挖了过去。我们来到束鹿县以后，才知道这个班的名字叫祥庆社。
我随祥庆在京南唱了不到一年，班子刚开始健全起来，就赶上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战争虽然是在京汉线的长辛店，和津浦线的马厂一带交战。可束鹿县内也常有军队过往和屯驻。那些歪戴大沿军帽、身穿号衣、斜背“五眼钢”快枪的老总们到处抓丁派夫，抢财掠物。祥庆三天两头被军阀们拉去唱官戏。这些家伙听完戏分文不给，而且还挺难伺候，动不动就要绑人、罚钱。这样没用多久，祥庆班也因为无法存在而自行解散了。十多年后，京南侯炳文等人。借用祥庆的牌子又成立了一个同名戏班。从此社会上又出现了一个新的祥庆社，但与束鹿县王祥斋当年那个祥庆社毫无关系。
王祥斋的祥庆社由于成立时间短促，班子家底很薄，又赶上兵荒马乱年月，收入奇少，所以临解散时，几乎是囊空如洗。王祥斋把戏箱卖给了一个老调梆子剧团，得到的钱除给演员们开工薪外，所剩也就不多了。我们拿到了工薪，大家一起吃了顿散伙饭便各奔前程去了。
我一时还找不到合适的班子，于是又回到老家高阳县去种地。民国十三年（一九二四年），唱花旦的侯海云约我去他的庆生社搭班。我来到庆生社以后，与唱大武生兼花脸朱义鳌（朱小义的父亲）、唱小生的白云生，以及侯海云四人，被班里称为四大台柱。在这里住了约两年多。民国十六年初（一九二七年），我又去了宝山合搭班。这时宝山合的班主已经换成李宝珍的儿子李满仓了。不过，我们到还挺能处得来，在这里呆了三年，主要演出地点还是京南一带。
一九三一年，天津耍人的马二把，派管事的来保定约我们去演出。宝山合全班在天祥、泰康、东天仙、西天仙等园子唱了几个月。庞士奇此时明日很大，受到天津各界的好评，因此上座一直很好。
一九三五年，侯炳文领导的新祥庆社来到北京，与在北京红极一时的荣庆社争衡对峙，双方势均力敌不相上下，竞争非常激烈。当时我辞去了宝山合，也加入了侯炳文的祥庆社，主要在北京南城大栅栏内的庆乐园演出。新祥庆社的主要演员有韩世昌、白云生、魏庆林、张文生、王金锁和我；而荣庆社的主要演员则是侯永奎、马祥麟、郝振基、陶显庭、侯益隆等人。真可以说是旗鼓相当，轩轾不分。
一九三六年秋天，祥庆与荣庆同时启程去外地巡回演出，荣庆去了天津一带。我们祥庆则有侯炳文领去山东、河南、湖北、湖南、江苏、浙江六省。这次出去历时两年多。道路远、时间长、台口密、坎坷大。曾在济南、开封、汉口、长沙、南京、上海、嘉兴、无锡、镇江、杭州、苏州、烟台等十几个大中城市演出。又赶上了“双十二西安事变”，“七.七卢沟桥事变”，“韩复榘与日媾和”等重大政治事变发生，真算是经见不凡，艰辛历尽。特别是由于日寇侵华交通中断，祥庆全班被困烟台八个月，钱粮用尽，告借无门，饿死了我们三位同事。其他人也险些在外面回不来。这是我从艺多年来第一次极不平凡的巡回六省演出。下面我就谈谈这次巡演六省的不平凡经过。
十六，巡回六省演出的经过
我们祥庆社是一九三六年初夏由北京出发去江南演出的。第一个台口在天津天华景，那里唱了不到一星期，便启程去到济南。我们于济南最大的进德会京戏院唱了不到一个月。上座情况很好，现在摘抄民国二十五年六月十二日《益世报》“别墅版”的一段报道，便可想见当日情况：“祥庆班八日晚首次出演于济南进德会京剧场。因戏院广大，上座达一千四百余人，济济跄跄，盛极一时。山东省会广播电台临时特在台口装设一收音机，以资广播。是晚剧目均属精彩杰作，而压轴侯玉山、张文生之《通天犀》，与大轴韩世昌、白云生、崔祥云、魏庆林等之《白蛇传》两大带打之轴子戏，联在一起演来，益显余火炽。全场千余观众精神极度振奋，此不但为进德会京剧场所未有，亦济市各戏院所仅见者也。”不只上座很好，而且那里的山东省立剧院全体老师和学生，也是一场不落地天天来看戏。这个剧院的院长王泊生，是有名的京剧票友下海演员，以老生见长，尤其哭戏最为出名，像《哭祖庙》、《哭灵牌》、《哭贵妃》、《八郎哭城》、《卧龙吊孝》都是他的拿手杰作。我们以前也算是熟人，如今异乡重逢，自然非常亲切。该院昆曲班的教师田瑞庭和王树云等，更是有多年深交的老朋友了，大家久别重会都很高兴。后来，他们请我给该院七名唱花脸的演员（学员）说了架子花重头戏《通天犀》（有关这一情节后面还有详细叙述），接着我们便到河南开封广智院演出了。
广智院是开封最大的剧院，能容纳几千人看戏。听说是当年冯玉祥在河南任督军时，为推行民众教育而兴建的这个大礼堂。我们在这里也是唱了不到一个月，但盛况空前，远非济南可比。每天日夜两场戏，场场客满。连站票有时都一售而空。剧院每天都要同时开设八个窗口售票。这样，观众还是拥挤不堪，有时甚至不少观众通宵达旦地等票，
记得十二月九号那一天，戏码子是王金锁和侯炳武的《闹昆阳》；魏庆林和杜景贤的《草诏》；张文生、王荣萱、郭文范、刘庆云和我合演的《丁甲山》；韩世昌、白云生、李凤云、刘福芳合演的《百花亭》。场子里除正座、加座和站票全部售空外，剧场门口还有大量等退票的观众，少说恐怕也不下几百人，当时报纸评论说“祥庆看客满坑满谷”，“茶房东奔西走，忙得汗流浃背，上座之盛，洵近年娱乐场所之新纪录也”。这真是我们意想不到的情况。
因为下个台口是汉口的鑫记舞台，合同已然签订了，不能再拖延时间。我们没等戏唱“萎”只好依依不舍地离开广智院，乘火车去到汉口。鑫记舞台虽然是汉口当时屈指可数的新式园子，座位都是钉在地面上固定的，很舒适也很漂亮，但上座却不如开封。前台经理费了不少劲儿组织观众但每天仍上座不足七成。于是我们演了几天便转台去长沙。
长沙的观众虽然不太听得懂北方话，可对昆曲还是十分爱看的。我们占的是万国大戏院，每天演出完毕，总有一些大学教授、商行老板、曲会票友和一些衣冠楚楚的观众，到后台来问长问短。尤其是《铁冠图》和《桃花扇》两部本戏，更深受他们欢迎。湖南大学中文系还特约我们去演了这两个剧目，并出版了“特刊”，对我们的演出襄勉备至。
在长沙唱了几场，我们又返回汉口，这次改在公园剧场演出。这个剧场和上海的大世界差不多，是一所范围很大的文化娱乐场合。里面有京剧、汉剧、楚剧、相声、杂耍等等各种艺术形式，非常热闹。因为我们是第二次进汉口，所以上座更显一般，只唱了几天便又转台去南京了。
到南京的第二天，正是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蒋介石由于推行“先安内后攘外”的亲日反共政策，在西安华清池遭到张学良、杨虎城二位将军的兵谏，爆发了驰名中外的“西安事变”，事变结束后他被释放回来。南京政府的要员们个个心怀叵测，他们原想使西安事变激化矛盾造成蒋介石被诛，国内局势大乱以便能趁机夺权的形势。没想到蒋介石竟被释放了回来。对此，官员们无不神情慌张，甚感意外。我们到达这里还没顾上开箱，就赶上了这件事。大家站在戏院门口看热闹，只见大街上全副武装的蒋系卫队们，个个凶神恶煞、横目列队。尽管他们敲着铜鼓、吹着洋号来欢迎他们的委员长，但杀气腾腾之势依然如临大敌，看上去相当怕人。卫队们嘴里还振振有词，高呼着什么“欢迎胜利归来”的口号，这真是自欺欺人，大伙看了无不觉得好笑，因为谁都知道，“双十二事变”是由于蒋介石顽固坚持不抗日错误立场，大敌当前他却提出什么“先安内，后攘外”的反动“国策”，从而激起民众公愤，被张学良和杨虎城将他扣在西安的，也都知道是共产党的周副主席从大局着眼，不计前嫌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出面调停蒋介石答应了“枪口对外”之后，才被释放回来的。如今卫队们竟厚着脸皮欢迎他“胜利归来”，这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吗？
蒋介石回来以后，南京政府的空气依然十分紧张。全市基本处于戒严状态，很长时间城里一律不许唱戏。等过了阳历年准许唱戏了，可我们闲呆的日子也不少了，只好匆匆忙忙唱了两场。记得是《牡丹亭》和《连环记》各演了一场，以后就动身到了上海。
我们在南京虽然赶上“禁止娱乐”不能演出的非常时期，可与当地最大的票会“公余联欢社”没断接触。这是清代辅国将军溥侗（红豆馆主）主持的一个票房组织，其中很多人是社会名流和有声望的曲家。我们一块举行了几次联欢会，还清唱了一些名曲词牌。
阳历元月二十六日我们到了上海，又在法国租界内的恩派亚戏院唱了几场就过春节。节后再转到四马路跑马厅大中华剧场演出，接着又到嘉兴的银星大戏院唱了七天，再又回到上海。这期间的剧目：有《狮吼记》、《金雀记》、《西厢记》、《牡丹亭》、《长生殿》、《通天犀》、《风筝误》，以及《山门》、《负荆》、《激良》、《嫁妹》等折子戏。后来我们又由上海到无锡、镇江、苏州、杭州再又回到上南京。这一带昆曲票会非常多，几乎每到一地都有票友与我们同台凑兴。而且，这里的票友大都是些有文化素养的人，艺术水平也相当高超，与河北农村的业余票会，成员结构显然大不相同。如在苏州期间，名票庞织文与白云生合演的昆曲《琴挑》，就是很能令人陶醉的佳作，曾给当时曲界一次难得的艺术欣赏。
我们这次回到南京的时间，是一九三七年七月五日，没想到第二次回返南京，又赶上了一件重大事件。七月八日清晨起来，见南京新街口一带繁华地区，所有的商号都没开门营业。通往下关火车站的路上，人们也来去匆匆，而且面带惶惧。洋车夫们个个神情紧张，拉着携儿带女的乘客，在马路上拼命奔跑。街头巷尾人们相互小声议论着，说是日本兵在北京卢沟桥与中国军队打了一宵，战争起来了。
八点钟左右，国民党《中央日报》的号外，像雪片般地满街飞撒，证明中日战争爆发了我们唯恐交通中断后困在外面回不去，于是赶快乘船到了烟台，准备由烟台经天津再回北京。哪知一到烟台船就不通了。祥庆全班八十六人，在那里整整困了八个月。这八个月真是度日如年，整天靠别人施舍过日子，真是困苦难言啊！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