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尔与冬妮亚爱情的错解
冬妮亚·杜曼洛娃与保尔·柯察金的爱情不同于大多数人们的想象，是一段由于时代而被迫分离，最终不得不割舍的经历。事实上，这可能是因为部分出版社（所谓「全译本」）并没有翻译本书 1989 年版的附录部分。（假使你认为本书的正文并不精彩，那么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附录的欠缺；仅杜巴瓦的一段演讲即足够奠定其非凡的价值）
首要地，他们的感情究竟是如何破裂的呢？
他立刻想吸引冬妮亚参加他们的工作。他邀请她参加城里共青团的全体大会。她答应了，但是当她换了衣服从她房里走出来的时候，保尔却紧咬着嘴唇。她打扮得那么漂亮，故意穿得很讲究，弄得他简直不想带她到自己的同志们那里去了。
于是他们之间发生了第一次的冲突。他问她为什么要打扮得那样漂亮，她生气地说：
“我从来就不喜欢跟别的人一个样子；要是你不便带我去，我就留在家里。”
那天在俱乐部里，她的漂亮衣服在那些褪色而褴褛的服装里是那样特出，弄得保尔十分为难。同志们都把她看做外人。她也觉出来了，所以就用挑衅的、轻蔑的眼光看着他们。
货运码头上的共青团书记潘克拉托夫，一个宽肩膀的、穿着粗帆布衬衫的码头工人，把保尔叫到一边。他不客气地看了保尔一眼，又瞟了冬妮亚一下，说：
“这漂亮的小姐是你带来的吗？”
“是我。”保尔粗声回答说。
“唔！——”潘克拉托夫拉长声音说，“她的样子完全不像我们的人，很像资产阶级。怎么能让她到这儿来？”
保尔的太阳穴不断地跳动。他说：
“她是我的朋友，所以我把她带到这儿来，明白吗？她并不敌视我们，只是在服装的问题上，的确有可以批评的地方，但是你不能单凭服装来判定一个人。我也懂得什么人才可以带到这儿来。你用不着故意挑我的毛病，潘克拉托夫同志。”
他本来还想说出一些更激烈的话，但他克制了，因为他明白潘克拉托夫的话是代表大家的意见的。这么一来，他就把一肚子气都转到冬妮亚身上去了。
“我早就告诉她了！她为什么要这样出风头呢？”
那天晚上是他们俩的友情破裂的开始。保尔怀着痛苦和惊讶的心情看着那一向似乎是很牢固的友谊逐渐地破裂了。
又过了几天，每一次的会面、每一次的谈话，都使他们的关系更加疏远，更加不愉快。冬妮亚卑鄙的个人主义渐渐使保尔难以容忍了。
这样，他们两个都知道感情的破裂是不能避免的了。
这一天他们一起来到黄叶满地的库佩切斯基公园，去作最后一次的谈话。他们站在陡坡上的栏杆旁边；第聂伯河的灰暗的水在栏杆下面闪烁；一只拖着两个驳船的小轮船，正逆着水从桥孔里钻出来，用它的轮翼疲倦地拍着水面，缓缓地向前行驶。落日给特鲁哈诺夫岛涂上一层金黄色，把各家窗户上的玻璃照得像火一样红。
冬妮亚看着金黄色的夕照，十分忧伤地说：
“难道我们的友谊真的就像这落日一样完了吗？”
他的眼睛盯着她，紧紧地皱着眉头，低声回答说：
“冬妮亚，这件事我们早都谈过了。自然，你知道我曾经爱过你，而且就是现在，我对你的爱情还是可以恢复的，不过你必须跟我们在一起。我已经不是你从前认得的那个保尔了。同样，如果你要求我把你放在党的前头，我就不会是你的好丈夫。我首先是属于党的，其次才是属于你和别的亲人们的。”
冬妮亚悲伤地望着碧蓝的河水，两眼饱含着泪水。
保尔注视着她的脸庞的轮廓和她那栗色的头发，禁不住对他曾经那样疼爱又那样亲近过的姑娘产生了怜悯心。
他温存地把手放在她肩膀上，对她说：
“你摆脱一切束缚，到我们的队伍里来吧。让咱们一道为摧毁统治阶级而奋斗。我们这儿有许多优秀的姑娘，她们和我们一道进行着残酷的斗争，和我们一道忍受着饥寒困苦。她们也许不像你那样受过很好的教育，但是为什么，为什么你不愿意和我们在一起呢？你说，丘扎宁曾经想用暴力来污辱你，但是丘扎宁是一个堕落的坏蛋，不是一个战士。你又说，我的朋友们都敌视你；但是你为什么要像参加资产阶级的跳舞会似的穿得那么漂亮呢？骄傲把你害了。你不愿意跟那些穿着脏制服的人们一个样子。你既然有勇气爱一个工人，却不能爱工人阶级的理想。跟你分手，我感到遗憾，我也愿意你给我留下美好的记忆。”
他不再说了。
那么，后文的冬妮亚是怎么做的呢？
“要是您不肯干，您就别干。只是车票没有我们的签记，您就别想上车。这是工地主任的命令。”说完保尔又问那女子，“女公民，您也拒绝吗？”可是，他马上愣住了，因为站在他面前的竟是冬妮亚·杜曼诺娃！
她好容易才认出这个衣衫褴褛的人就是保尔。保尔穿着又破又旧的短褂，一只脚穿着破靴，另一只脚穿着一只古怪的套鞋，脖子上围着一条脏毛巾，脸好久都没有洗过。只有他那双眼睛，那双永远炯炯发光的眼睛还跟从前一样。这正是他的眼睛。就是这个像叫花子的衣衫褴褛的人，不久之前还是她所热爱的人！世事变幻，多么惊人呵！
冬妮亚不久之前结了婚，这回正和她丈夫到一个大城市里去，她丈夫在那里的铁路管理局担任一个重要职务。她想不到会在这样的情境下遇到她少年时代的恋人。她甚至觉得不便和他握手。瓦西里会怎样想呢？保尔现在竟潦倒到如此地步，真叫人难过啊。显然，这青年火伕除了掘土之外不会有更大的出息了。
她犹豫不决地站在那里，脸烧得通红。那个铁路工程师已经给这衣衫褴褛的人气昏了，因为他竟敢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的妻子，在他看来，这实在太放肆了。他扔掉铁锹，走到冬妮亚跟前，说：
“冬妮亚，咱们走吧。要是我再看这拉查隆尼一眼，我就会忍不住的。”
保尔是读过《朱泽培·加里波第》这部小说的，他知道拉查隆尼是什么人。
“假使我是‘拉查隆尼’，你就是还没肃清的资产阶级。”他粗声地回答说。接着，他又看着冬妮亚，板着脸，清清楚楚地对她说：“杜曼诺娃同志，拿起锹来，站到队伍里去。别学那个胖水牛的样子。请原谅我说这话，我不知道他同你是什么关系。”
接着，保尔看着冬妮亚那双长统皮套靴，又冷笑了一下，补充说：
“我劝你最好不要留在这儿。几天前，匪徒还来光顾过呢。”
他转身向自己的工作队走去，他那套鞋在走路的时候啪啦啪啦地直响。
他最后这几句话显然对那个工程师产生了影响。
冬妮亚终于说服了她的丈夫去参加铲雪。
傍晚收工的时候，人们都回到车站去。冬妮亚的丈夫匆忙走在前头，打算在车上占个好位子。冬妮亚在路边站着，让所有的人走过。走在最后的一个是保尔，他已经疲倦得要命，一边走一边拄着铁锹。
“保夫鲁沙，你好！”冬妮亚跟他并排走着，说，“老实说，我真没有想到你会弄成这个样子。难道你不能在现在的政府里找到一个比挖土好一点的差事吗？我还以为你早就当了委员或是有了什么同样的职位了呢。你的生活怎么搞得这样惨呵……”
保尔站住了，惊奇地看了她一眼，说：
“我也没有想到你会这么……这么酸臭。”他想了一想，才找到这个比较温和的字眼。
冬妮亚的脸红到耳朵根。
“你还是那么粗鲁！”
保尔把锹扛到肩上，迈着大步走开了。走了好几步，才回答说：
“不，杜曼诺娃同志，说实在的，我的粗鲁比你的所谓礼貌要好得多。你用不着担心我的生活，我的生活倒是过得蛮好的。只是你的生活已经变得比我所想的还要坏。两年以前，你还好一些：那时候你还敢和一个工人握手。现在你浑身已经发出卫生球的味道了。说句老实话，现在我和你已经没什么可说的了。”
当然，附录中还有两段。
在「烧着了的硬卡片变成了一个黑色的小管子」（笔者注：硬卡片是前文扔掉的团证）一句话之后，原稿中有一大段话讲述当共青团员们在窄轨铁路工地干活的时候，沙拉蓬在基辅跟自己的同伙们，其中包括丽莎·苏哈里科和保尔过去的女友冬妮亚·杜曼诺娃一起打牌取乐的情景。
在「说句老实话，现在我和你已经没什么可说的了」一句之后，原稿中接下去还有一段关于沙拉蓬一伙人靠走买卖、暴力、抢劫等，维持穷奢极欲生活的故事，其中具体描绘了这帮歹徒，喝得醉醺醺的，一起强奸亚历山大·苏哈里科表妹娜佳·戈罗德尼亚克取乐的情景。
当然，我们不能说这就是全部。
以下是有间接关系的：
透过丛林，谢廖沙看见冬妮亚和宣传列车的政委丘扎宁正沿着大路走过来。丘扎宁很漂亮，穿着时髦的弗伦奇军服，束着军官武装带，登着吱吱响的软皮马靴。他挽着冬妮亚的胳膊，一边走一边和她谈着什么。
谢廖沙认出她就是那个替保尔给他送信的姑娘。冬妮亚也紧紧地盯着谢廖沙，显然也认出了他。当她和丘扎宁走近他的时候，他从口袋里掏出信来拦住她说：
“请稍停一下，同志。我这里有一封信，其中有一部分是与您有关系的。”
他把一张写得满满的信纸交给她。冬妮亚由那个男人手里抽回手来，读着保尔的信。信纸在她手里微微发颤。接着，她把信交还谢廖沙，问他：
“您还听到他的其他情况吗？”
“没有。”谢廖沙回答。
丽达从后面走来，从她脚下传来碎石头的响声。丘扎宁一看到她，就低声对冬妮亚说：
“我们走吧。”
但是，丽达的轻蔑而讥讽的声音拦住了他：
“丘扎宁同志，列车上整天都在找你呢。”
丘扎宁恶意地斜着眼看了看她，说：
“没有关系，他们没有我也行。”
他们两个走开以后，丽达在后面瞧着他们说：
“什么时候才能把这个狡猾的家伙清洗出去呀！”
树林在低语，高大的橡树在频频点头。小湖的水是清新诱人的。谢廖沙想洗澡了。
出水以后，他在离小道不远的地方找到了丽达，她正坐在一棵倒下的橡树上。
他们一边谈着话，一边向树林的深处走去。走到一条野草很高的小道上，他们决定在那里休息一会儿。树林里很静。只有橡树在小声谈话。丽达躺在嫩草上，枕着她那弯曲的胳膊。她那健美的双腿和补了又补的皮鞋，隐没在高高的野草里。谢廖沙偶然望一望她的脚，看见那双补得很整齐的鞋子，又看了看他自己的靴子，脚趾正从那个大洞里露出来。他笑了。
“你笑什么呀？”丽达问。
谢廖沙指着靴子说：
“穿着这样的靴子，叫咱们怎样去打仗？”
丽达没有回答。她轻轻咬着草叶，正想着别的事情。
“丘扎宁是一个很坏的共产党员，”她终于说了，“我们所有别的政治工作人员都穿得破破烂烂，但是他只知道怎样把自己打扮漂亮。他是我们党里的投机分子。……现在，前线的情况实在很严重。我们的国家必须坚持长期而残酷的斗争。”她静默了一会儿，接着又说，“照我看来，谢廖沙，我们不光应当用语言，而且应该用枪去战斗。你知道中央委员会动员四分之一的共青团员上前线去的决议吗？我想，我们在这儿决不会待长久的，谢廖沙。”
谢廖沙听着她说的每一个字，他从她的声音里辨出了一种不平常的音调来。他觉得有点惊讶。
当然，关于丘扎宁，原文中同保尔还有一段描写：
保尔这个大队奉命参加地方部队秋季大演习。大队在一天之内，冒着不停的大雨开到四十公里以外新兵师的宿营地，他们从清早一直走到深夜。大队长古谢夫和政委柯察金是骑马的，他们率领的那八百个准备入伍的青年走到营房，立刻就躺下睡了。新兵师司令部把召集他们这一大队的命令下迟了，第二天清早演习就要开始。这个大队要接受检阅。全队在操场上集合了。过了一会儿，几个骑马的人从参谋部跑来了。这个已经领到服装和枪支的大队，完全变了样子。大队长古谢夫和保尔过去对他们的大队曾花了不少的精力和时间，所以很有信心。当正式的检阅已经完毕，大队表演了操练和变换队形之后，一个面孔挺漂亮但是皮肉松弛的指挥官严厉地责问保尔说：
“您为什么骑马？我们新兵大队的队长和政委在演习的时候都是不许骑马的。我现在命令您把马送到马圈去，徒步参加演习。”
保尔知道，如果不骑马他就不能参加演习，——他的腿甚至连步行一公里也做不到。可是他怎样向这个身上装饰着许多皮带的、气势汹汹的花花公子解释呢？他仅仅回答说：
“我不骑马就不能参加演习。”
“为什么？”
保尔明白，他没有别的理由可以解释他为什么不能步行，他低声地说：
“我两条腿都肿了，连跑带走一个星期，我实在做不到。其次，同志，我还不知道您是什么人？”
“第一，我是你们团的参谋长。第二，我再一次命令您下马。您要是个残废的话，我可没叫您在军队里服役，这不能怪我。”
保尔好像挨了一鞭子。他猛拉起马辔子，但是古谢夫那强有力的手阻止了他。保尔受到这样的侮辱，忍不住要发作，同时他又竭力克制自己，内心斗争了好几分钟。但保尔已经不再是从前那样的任意由这一部队转到那一部队去的普通战士了。他现在是大队的政委，而这大队当时正在他的后面。他的行动将给全队树立什么样的军纪榜样呢！他并不是为这个花花公子而训练他的部队的。所以他下了马，忍着关节上的剧痛，朝右翼走去。
随后几天的天气都非常好。演习就要结束了。在第五天，演习在最后目的地谢佩托夫卡附近进行。别列兹多夫大队奉命从克里缅托维奇村那面去夺取车站。
保尔对这一带的地形十分熟悉，他把所有的捷径都告诉了古谢夫。大队分为两部分，神不知鬼不觉地作了深入的迂回，包围了“敌军”，喊着“乌拉”，冲入了车站。根据评判人的意见，这次作战是非常成功的。车站已经被别列兹多夫大队占领了，而防守车站的大队，被假定损失了一半的兵员，退到森林里去了。
保尔负责指挥半个大队。他和第三中队的队长和政治指导员正站在大街的中央布置他的兵员，就在这时候，一个红军战士跑到他面前，上气不接下气地告诉他说：
“政委同志，大队长问你，机枪射手们是否占领了铁路交叉点。评判团马上就要到了。”
保尔和中队长走到道口那边去。团司令部的人员早已在那儿了。他们祝贺古谢夫作战的成功。战败的大队的代表们都狼狈不安地站在那儿，甚至不打算分辩。古谢夫说：
“那不是我的功劳，柯察金是这地方的人，这全是他领我们打的。”
团参谋长骑马走到保尔面前，讥讽地说：
“同志，您的腿走得挺不错呀，看来，您骑马不过是为了出风头吧？”他本来还想多说几句，但是保尔眼睛的表情使他没敢说下去。
他走后，保尔悄悄地问古谢夫：
“你知道他的名字吗？”
古谢夫拍拍他的肩膀说：
“算了吧，别理这个骗子。他的名字好像是叫丘扎宁——革命前是一个准尉。”
保尔那一天好几次竭力回想他曾在什么地方听见过这个名字，但是他怎么也想不起来。
如果说，在与保尔的谈话中，冬妮亚已然否定了丘扎宁；那么沙拉蓬又是什么人呢（以下是附录的一部分）？
“你好，保尔，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和他打招呼的是一位目光严肃的小伙子，戴一顶技校的宽檐制帽，帽檐下翘着一绺鬈发。
小伙子叫阿廖沙·科汉斯基，与保尔既是同乡，又是同龄。阿廖沙的哥哥跟阿尔焦姆一起在车库当钳工。科汉斯基一家为供阿廖沙上学受教育竭尽了全力。小伙子也很能干，勤工俭学，好歹读完了高小，奔到了基辅。阿廖沙向保尔简要叙述了他求学的波折：
“从咱们镇上来了我们六个人，他们你大概都认识：苏哈里科·舒尔卡，扎利瓦诺夫，沙拉蓬，就是独眼龙，记得吗？切博塔里·萨什卡和万卡·尤里。我们就这么上路了。他们都有老娘送他们路上吃的果酱，香肠，甜饼，饼干和各种饮料什么的，可我就带了一小木箱黑面包干，再没有别的了。这帮中学生一路上拿我穷开心，把我气得要死。我真想揍这帮混账家伙一顿，就算他们有五个蠢货又怎么样——我想，大不了把我揍一顿，那我自认倒霉。我真受不了，你懂吗？他们说：‘你小子也来凑热闹，傻瓜蛋，好好待在家里挖你的土豆去吧。’唉，算了。我们总算来了。他们几个拿着介绍信找各个头头去了。我去了军区司令部。我想学飞行员。连做梦都想着到天空去兜几圈儿。”
保尔笑了，打趣地跟科汉斯基说：
“地面上搁不下你啦？”
“司令部里也是这么说：‘干吗往云彩里钻，在地上多踏实。’大家都笑我。我也从县团委弄来一封要求支援空军的介绍信。我们家住过一位军需部政委，叫安德烈耶夫。他也在这封信的背面以他的口气批上了几句话。我一字不差地记得：‘我认为科汉斯基同志很有觉悟。总的看来，小伙子是块材料，而且有头脑。出身工人家庭。他想开飞机，就让他学吧。给他个支援世界革命的学习机会。’还签了字：‘鲍贡130部军需队政委安德烈耶夫’。”
保尔由衷地笑了。阿廖沙更是乐得格格大笑，引来许多学生围观。他一边笑一边继续讲：
“是的，跟空军没沾上边儿，司令部的人向我解释，说眼下没有飞机让我飞，先学点技术倒可以，想飞行，他们说，任何时候都不晚。这样，我们就来这里报了名。敢情这里也得考试。那几个家伙也在这里。考试两个星期以后进行。我看，情况不妙。一个名额，八个人等着，而且多半都是城里哥们儿。他们事先去找教授们进行过模拟，或也都像咱们那几个小子，中学七年级课程都学过。我也赶紧翻书本，温习了温习。还得给人家打工，卸一车皮木头——两天吃饭就没问题了。后来没有木头卸了，就只好坐吃山空。我们那帮小子们都去逛剧院，深夜才回宿舍。宿舍里房间都空着，大学生几乎全去度暑假了。这帮子人一回来，吵闹，说笑，就没法学习了。扎利瓦诺夫把他们介绍给了歌剧院的女演员们。她们三天工天就把他们的口袋掏得一个子儿不剩。等他们没有什么可嘬的了，这帮败类就盯上了一个外地来的穷考生，先偷了人家四十个鸡蛋，又趁我不在的一会儿工夫，把我的面包干儿吃了个精光。
“考试的一天终于到了。头一门——几何。发给我们一张盖了章的卷纸，答卷时间三十五分钟。我一边看黑板，一边答。可我再看那几位中学生——彻底泡汤了，一个个愁眉苦脸，一副凶相，就像谁在他们椅子上安了钉子似的坐不安稳。沙拉蓬更是大汗淋漓，一脸傻相。我想，狗崽子，这可不像拧姑娘的大腿那么好玩。”
阿廖沙一边笑得喘不过气来，一边继续把话讲完：
“我把题答完，站起来，准备交给老师。这时苏哈里科和扎利瓦诺夫像鹅似的向我‘咝咝’示意：‘递个小抄来。’
“我没再坐到桌上去，就从切博塔里身旁向前走去。经过他身边时，他悄声臭骂了我一句。两天工夫，他们每个人得了四个2分，退出了竞争。我还坚持着。他们干什么呢？苏哈里科凑到我跟前说：‘别在这里泡了，我们私下从老师那里打听到，你也有两个2分。反正你也考不上，趁早跟我们一起走吧，去考建工学校去，那里还容易点。’当时我信了，但考试我没放弃。反正只剩下两门了，一切都会见分晓的。原来，他们糊弄我。我考取了。可这帮哥们儿，为了跟家里打马虎眼，他们进了二年制的技校附中。二年制技校是免试录取，因为那里只要求具备中学二年级的文化知识就可以。他们拿到学生证、口粮供应卡后，就到处跑起了买卖，搞起了投机倒把。他们兜里有的是钱，成天大吃大喝。在城里已经改换了三次住处。就因为酗酒打架，到哪里哪里把他们赶出来。万卡·尤里躲开了他们，他进了建工学校。”
我想答案已经很明了了。
（本文引用自人民文学出版社，《钢铁是怎样炼成的》1995 年第 5 版，梅益译，程文译附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