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清与日本的本质区别（满族/蒙古族/中华民族/中国一体意识/统一多民族国家/文明型）

一、元清和日本侵略者具有本质区别

　　虽然日本历史上经常自称“中华”，但这种“中华意识”与中国一体意识有本质区别。

　　日本学习中国文化，并非是想加入中国，而是想建立“第二中华”，构建以日本为中心的“日本宗藩体系”，从而与中国对等。

　　中国56个民族的“中华意识”，是“一个中国、一个正统”的中华一统意识，而日本的“中华意识”，是“两个中国、一中一日”的对等意识。台独分裂主义，与日本的“伪中华意识”有很强的联系。我们要弘扬中国一体意识，坚守一个中国原则。我们要自觉抵制“两个中国”的错误思想，坚决反对将元清和日本混为一谈。

　　本文将会把“满蒙”和“日本”的做法进行一一对比。

二、日本从未像满蒙一样，产生中国一体意识

　　1、日本的做法

　　公元607年，日本递交给隋炀帝的国书中说：“日出处天子致书日落处天子无恙”，608年，日本在回函中又说：“东天皇敬白西皇帝”。言下之意，日本和中国同时存在，且平起平坐。日本并非中国一部分。

　　日本的“神道”“神国”观念，也与这种情绪有关。日本近代著名的民族主义者德富苏峰指出：“（日本）在意识到无法与中国匹敌的情况下，不屈服地从灵魂中生产出了独自的东西，这就是神道。将对中国的自卑感转变为日本独自观念……”

　　可见，自隋末开始，日本就与中国平起平坐。日本虽曾学习中国文化，但从不向中国称臣。日本人对此津津乐道。

　　日本从未认同“中国宗藩体系”。例如，1401年，室町幕府将军足利义满跪接明朝诏书，导致日本国内群情激奋，有人甚至痛哭流涕。

　　2、满族的中国一体意识

　　以下资料皆可以体现出，满族对明朝统治的拥戴，以及浓烈的中国一体意识。

　　（1）满族与“中华一统”

　　金朝提出“中华一统，不分夷夏”的国策，使得南宋时期，南宋一直想要北方，但是北方汉族却从不反抗。后来，女真族对汉文化产生了十分浓厚的学习兴趣。因此北方汉文化非但没有衰落，反而得到了兴盛和发展。

　　从“一统”“不分”中可以看出，汉满并非对立的两个民族，而是一个整体。同时，南宋向金称臣纳贡，虽然像朝鲜向清朝称臣一样，是被迫的，但也表明了中国宗藩体系在金朝时期的完整性和一体性。

　　i、官制改革

　　金朝参考汉族法律，制定《皇统制》。

　　ii、满族儒化

　　皇族的老师，都是儒学者。完颜亮曾读汉族的四书五经、诗词歌赋，并将官吏的组织、官名、官服、礼节等等，都改成和汉族一样。金朝设置汉式教育机构。并将四书五经等，列为必读书目。金朝还实行汉式科举。金朝将孔子的后人封为衍圣公，并修建孔庙。

　　iii、满族生活方式全面汉化

　　女真族穿汉服，住汉屋，吃汉菜。女真族模仿汉族，盖起造型优美的房子、宫殿、庭园、桥梁。例如卢沟桥就是1188年五月，金世宗决定修建的。

　　iv、满族汉化的结果

　　后期，女真族几乎完全被汉化。

　　女真族自称汉人，鄙视女真语文，直接读汉文书籍。他们吃得愈发精致，穿的愈发美丽。有一天，皇帝发现，族人连骑马射箭也生疏了。于是勒令告诉族人，千万别把自己的风俗习惯全给抛弃才行。

　　（2）满族与永宁寺

　　明朝设置奴儿干都司管辖东北的满族地区。奴儿干都司下辖永宁寺。永宁寺是明朝管辖黑龙江地区的机构，也是满族史上的圣地。《永宁寺碑》描写了满族对明朝都司管辖的拥戴之情：

　　永乐九年春，特遣内官亦失哈等，率官军一千余人、巨船二十五艘复至其国，开设奴儿干都司。昔辽、金畴民安故业，皆相庆曰：“（中华/吾辈）今日复见而服矣！”遂上明朝奴儿干都司，而余人上授以官爵印信，赐以衣服，赏以布、钞，大赉而还。依土立兴卫所，收集旧部人民，使之自相统属。

　　1856年美国驻俄商务代办——柯林，曾到东北考察。柯林的话，透露出满族对明朝的认同和拥戴。他曾说：

　　土著居民对永宁寺及其在古代的用途，怀有一种神圣、持久和强烈的信仰，这种木片制成的花朵无疑是一年一度的献礼，还可能用牲畜进行祭祀。

——柯林

三、中日两国都有以各自为中心的、相互独立的宗藩体系

　　1、日本独立的宗藩体系

　　受中国宗藩体系“华夷观念”的影响，与朝鲜、越南一样，日本很早就出现了“小中华思想”。日本以“中国”自居，对日本列岛上尚未被其纳入统治的族群称为“夷”，如奈良时代的上表文中，就有“北狄虾夷，西戎隼俗”的说法，一直到明治维新时期，天皇诏书中还说要“明华夷内外之辨”。

　　日本人在形成“小中华思想”的同时，还力图独立于中国的、“日本中心”的国际秩序。要想成为“上国”，就要有属国。日本视渤海、新罗为屏藩，把渤海、新罗派遣使视为朝贡。

　　日本对渤海国，采用宗主国对藩国大酋长的“敬问”，以对待属国的口气获得“上国”的满足感。日本天皇，常以父皇的口气致国书给新罗，用词极其苛刻。这种歧视朝鲜的思想一致延续到现在。如今，仍有日本鬼子，声称朝鲜文化不过是中国的“拙劣仿制品”。将中韩关系走近称为“再次沦为中国附庸”。

　　进入江户时代（1603~1868）后，日本挑战“中国宗藩体系”的方向转向了琉球国，1609年日本入侵琉球，割占了琉球一半国土，并强迫琉球向日本进贡。

　　江户时代，山鹿素行在《中朝事实》一书中，公然提出了中国已是“外朝”，日本才是“中华”的论点。这种思想给日本社会留下深刻影响。

　　2、蒙古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宗藩体系的一部分

　　（1）蒙古族与室韦都督府

　　一般认为，蒙古族出自蒙兀室韦。唐朝对室韦行使国家管辖权共51年。

　　公元630年，唐朝置师州，统领室韦。719年，室韦开始接受平卢节度使统辖。791年前后，唐廷决定设置室韦都督府，受边州都督所节制。公元842年，室韦都督府陷落。

　　室韦都督府都督阿朱（显然不是汉族，因此可能是室韦人），先后于834年、836年、840年来朝，有力地促进了室韦与唐朝的关系发展。

　　（2）蒙古族与明朝

　　明朝洪武年间，蒙古东西两部相互征讨。同时，瓦剌和鞑靼都在不同时期臣服于明朝。例如瓦剌部就曾经主动向明廷献马称臣。鞑靼和瓦剌不断要求明朝出兵打击对方势力。而明朝也不希望看到一个重新统一的蒙古，所以经常发兵“锄强扶弱”，尽量保持瓦剌和鞑靼势力的平衡。

　　永乐年间，明成祖敏锐地觉察到瓦剌的威胁，于是帅军亲征瓦剌。最终瓦剌采取法式战术——投降。瓦剌于是重新归于安分，并且向明廷贡马谢罪。明成祖见瓦剌态度良好，于是有意“扶持”它，用来制衡鞑靼。

　　1449年，瓦剌国王——也先，遣使前来明朝进献马匹。太监王振在验看马匹和使团人员时，发现瓦剌带来的马匹质量不高，却要价不低，有以次充好之嫌；而且还大量虚报了使团人数，实际到了2000人，上报的却有3000人。王振下令削减马价，赏赐也严格按照实到人数发放。于是土木堡之变爆发。

四、日本对中国宗藩体系充满仇恨

　　1、日本认同的“中华”不是中国，只是日本

　　清末，中国积贫积弱，日本想要取代中国，充当亚洲霸主的情绪急剧膨胀。他们不再满足于拒绝中国宗藩体系，而是要彻底破坏它，建立一个“日本中心”的新秩序。1874年入侵台湾，1879年吞并琉球国，1894年挑起甲午战争。1895年4月签署的《马关条约》第一条便规定废绝中朝宗藩关系，“中国宗藩体系”就此彻底瓦解。此后，日本不断对其势力范围实施日化政策。

　　二战时期，在日本，“大唐”“大明”等对华尊称，也逐渐被“支那”取代。对日本人来说，“支那”的最大意义，在于它标志着“中华”已一去不复返。“中华”，令日本鬼子耿耿于怀，认为这表明日本是边缘国家。它们乐于用蔑称“支那”来指代中国，指代在他们看来，自称“中华”，却已丧失中华正统文化的人群。

　　与此同时，二战时期的日本鬼子对“中华”一词存在另一种敏感——认为中国人存在华夷之辨。鬼子认为，中国将周边国家视为蛮夷，导致东亚共同体无法建立（事实上鬼子建立的“东亚共荣圈”也只是一个殖民政权）；鬼子认为，中国人无论自己国家多落后，都认为自己文化是最优秀的，因此“中华思想”必将导致中国称霸。日本鬼子甚至曾喊出“打倒中华帝国主义”的口号，而依据居然只是“中国宗藩体系”。

　　在二战时期的日本鬼子看来，假如中国复兴，“中国宗藩体系”必将再现，日本将因此沦落为边缘国家。

　　从历史上延续下来的“中日对立”情绪，使二战时期日本鬼子对非常仇视中国。而正常的日本人，虽然没有那么极端，但也谈不上认同中国。历史决定了日本心中的“中华”，永远是日本，而不可能是中国。

　　2、蒙古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人

　　（1）蒙古族与辽朝

　　辽朝毫无疑问是中国政权。辽朝曾经提出“汉契一体，华夷同风”，自称炎黄子孙，以中国文化传承者自居，且雕龙技术高超。《澶渊之盟》后，宋朝收了辽朝这个干弟弟，并定期给这个干弟弟送压岁钱。虽然在宋时期，关于“辽朝是不是中国”存在争议，但元朝后，契丹族逐渐融入了中国其它民族中，而未被同化的契丹族则演变成了达斡尔族。辽朝的中国属性，从此确定。

　　“汉契一体”，反映出辽朝与日本的本质区别——辽朝认为，汉契属于大中华民族的两个小民族，相互平等。因此，“汉契一体”是中国一体意识的表现。而日本则从来没有提出过“汉和一体”，也没有提出“中日一统”。日本的“小中华意识”，本质上还是以小日本一个民族为核心。这一点在“南京大屠杀”中可见一斑。

　　同时，宋代著名历史文献《突厥语大词典》记载到：

　　秦（中国）分三部分。上秦为宋朝，中秦为辽朝，下秦为新疆喀什一带。

——《突厥语大词典》

　　1004年后，辽朝正式西移西北路招讨司。这使得其管制范围大大扩大，以至于能够统领室韦。辽廷在西北路招讨司置招讨使、副使、都监等职，并以镇州为基础统管西北路招讨司的军事和民政。

　　《辽史 · 地理志》中评价，这些管辖机构的设立是“因屯戍而立、务据形胜”——即以军事目的为主，占据有利地形对室韦进行节制。这一策略在辽代得到了成功，基本维持了室韦的秩序。

　　辽朝在室韦区屯兵，并与室韦诸部结好并保证世袭的权力（土司制）。一旦一部叛乱，守军可以和临部协同扑灭，防止大片地区的失控。

　　蒙古在被成吉思汗统一之前，也只是松散的室韦部落联盟，对外态度并不统一。而辽廷和室韦酋长的关系，与其说是君臣关系，倒不如说是辽朝皇帝是中国北方游牧部落的盟主。由于室韦和辽朝都是部落联盟（当然辽朝更加成熟），而辽朝涵盖了整个室韦，因此史学界认为室韦是辽朝的领土。

　　西北路招讨司设立后，室韦酋长需要履行纳税和戍边义务，但无需提供徭役。这是辽朝区别于汉地和室韦的两套不同的治理策略（民族区域自治）。

　　辽代室韦各部虽然偶有叛乱，但常年的经略和怀柔政策的确成果喜人。到了天祚帝耶律延禧在金军的穷追猛打之下颠沛流离时，漠西、漠南室韦诸部甚至冒着得罪金朝的危险，多次对耶律延禧伸出援手。

　　（2）蒙古族与清朝

　　i、清朝在蒙区的统一战争

　　明末清初之际，蒙古主要分为三大部，即漠南蒙古、漠北蒙古以及漠西蒙古。漠南蒙古就是现在的内蒙古中东部地区，他们在清朝入关前，就已经归附于清朝了，还与清朝皇室通婚，建立起了非常紧密的关系。清朝初期，漠北蒙古、漠西蒙古虽然都向清朝朝贡，但清朝并没有建立对他们的绝对统治。

　　1688年，漠西蒙古的准噶尔部发动叛乱，将矛头对准了漠北蒙古。1688年，准噶尔击败了漠北蒙古军。之后，准噶尔骑兵在漠北草原大肆劫掠，哲布尊丹巴活佛的牧场也遭到了洗劫。在这种情况下，漠北蒙古诸部纷纷南下，向清朝寻求保护。

　　1690年，准噶尔叛军攻入内蒙古地区，严重威胁国家统一。这一年，康熙御驾亲征，与准噶尔在乌兰布通展开大战，并取得了胜利。噶尔丹虽然败退了，但清朝若无漠北，则后患无穷。康熙趁机将漠北纳入清朝版图。

　　于是在1691年五月，康熙帝召集漠北蒙古诸部，要在多伦与漠北各部王公进行会盟，史称“多伦会盟”。多伦会盟共5天，在五月初二这天，康熙帝在御营外搭起大帐，接受了蒙古诸部首领的朝见。接着康熙帝赦免了土谢图汗之罪，又让策妄扎布为札萨克图汗。

　　ii、土尔扈特部东归祖国

　　土尔扈特是卫拉特（瓦剌）之一。

　　1771年，土尔扈特部首领渥巴锡为摆脱沙俄压迫，率领部众冲破沙俄重重截击，胜利返回祖国。

　　土尔扈特人浴血奋战，义无反顾。历时近半年，行程上万里。他们战胜了沙俄、哥萨克和哈萨克等军队不断的围追堵截，战胜了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承受了极大的民族牺牲。终于实现了东归壮举。

　　根据清宫档案《满文录副奏折》的记载，17万土尔扈特人，经过一路的恶战，“其至伊犁者，仅以半计”。就是说，约有8万人牺牲了生命。

　　土尔扈特部的爱国壮举深深感动着中国人民，中国清代政府拨银300万两，同时调集大量的物资接济土尔扈特，计有马、牛、羊20万头，米、麦41万石，茶2万余封，羊裘51万多件，棉布61万多匹，棉花59万余斤，以及大量的毡庐等。同时勘查水草丰美之地，将巴音布鲁克、乌苏、科布多等地划给土尔扈特人作牧场，让他们能够安居乐业。

　　土尔扈特部的回归为巩固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写下了可歌可泣的光辉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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