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正典

对我个人来说，这本书撕开了世界的一个豁口，指引我调转视线，凝住于那些隐秘的暗涌。 同时想起之前看到的：“对于在时间之环上循环往复的漂流者，开始即是结束，正即是反。真相在字的背面，在未被写出或已遭遗落的诗句中，在由盲目之井掘取的黑色矿物中，在睡梦深处，在肉体与精神的坚不可摧的统一中，在时间停止、消失之处。” 思想史永远那么迷人。 顺便，最后的附录部分中关于安提戈涅的讨论也很值得一读。 有空一定会重读这整本小书。 ✦ 正典与负典 欧洲“正典秩序”以希腊的理性、希伯来的律法和基督教的福音为传统，其愿景是与尘世和解，即意在说明这个世界是宜居的，世界为人而造，人为世界而造，人在这个世界上可以诗意地栖居，人们甚至被许诺可以化身与这个美轮美奂的秩序结为一体。这是一种在一元论和二元论中间柔肠百转、无比纠结的理论，既可以说是一种戴着二元论面具的一元论，也可以说是被一元论克服的二元论，它所有的秘密和难题在基督教阵营提出的“道成肉身”理论中达到最复杂、最高超的保存和表达。 而在“希腊化时期”（323BC—31BC，从亚历山大大帝之死到亚克兴海战即罗马帝制建立这段时间）之后，欧洲古典秩序解体，来自东方沙漠的亚伯拉罕天经启示元素分解为两个维度进入欧洲，其中的律法主义维度与欧洲古典传统结盟，形成新的欧洲正典秩序，另一个反律法、反宇宙分支则以异端负典形态与欧洲正典持续构成紧张。正是通过亚伯拉罕天启传统中的负典维度，古代灵知传统潜入希腊正典的身体，不仅“寄生”其中，而且按照灵知派恢宏无比的宇宙结构学图景将之予以重新定位和激进的再解释。 在灵知派的理论体系中，所有依附在古代宇宙骨架上的优秀价值都遭到奇妙的、剧烈的重估和颠转，它是解构的开始，也是最有力的解构。灵知传统根据其陌生化的世界体验原则，把人在世界上的存在想象为一系列消极的意象，如恐怖的噩梦，被抛弃——灵魂被抛入尘世，就像流产的胎儿被抛入无形的虚空（海德格尔的议题），世界不是人们与生俱来的栖息地，人也不是为了这个世界而被创造，人对这个世界来说过于高贵，世界配不上他，人们是暂居其中的宇宙难民。 前一种知识试图论证世界的可人宜居，劝服人们走进世界中去，后一种知识则致力于揭示世界是何等不堪忍受，宇宙与人是何等地互为反题。汉斯·约纳斯非常精当地观察到，灵知传统在世界之上（supra-mundane）和世界之外（extra-mundane）构想了一个神圣秩序，它在最终极的意义上是反世界（contra-mundane）、反宇宙（contra-cosmic）的。 整个灵知派的宇宙观既不是悲观主义的，也不是乐观主义的，而是末世论的：如果这个世界是坏的，那么就有处于世界之外的善良的神；如果这个世界是一座监牢，那么必定存在另外一个真正的故乡家园的世界；如果人是这个世界的囚徒，那么就会有逃离这个世界的拯救。 其神经中枢就是“两个神”的学说，两个等级的神被确立，其中低等级的神创造了邪恶的宇宙，高等级的神则居于宇宙之外，姑且分别称之为“天下秩序”和“天外秩序”，前者是正典秩序，属于地球土著，后者则是宇宙难民发起的负典的挑战。 而在两种秩序发生接触和撞击的地带，是灵知的重灾区，二者之间的张力被消解，灵知试图介入世界，结局是，要么被尘世拘禁，要么在尘世掀起灵知革命风暴。 ✦ 思想家评述 陶伯斯和巴迪欧是对正典的反动，罗森茨威格、沃格林和施特劳斯则是对负典反动的再反动。这是这两组人物最容易辨识的思考轨迹。 还有另外一个相对比较隐蔽的面相则不太容易辨识，那就是“负典二人组”和“正典三人组”在反马西昂的意图上达成了有趣的共识。 陶伯斯重新肯定了保罗神学中被马西昂清洗掉的犹太弥赛亚成分，巴迪欧则在毫无节制的普世主义救赎方向上重新定位了保罗，用“战士定理”（积极自由）替换了马西昂“陌生的上帝”理论（消极自由）。 相对于“负典二人组”的纠结曲折的论证，“正典三人组”表现得干净利落：罗森茨威格几乎肯定了所有被保罗-马西昂否决的犹太元素，几乎构成了后者最彻底的反题。沃格林宛如宗教裁判所外派的猎巫人一样，以无情地追踪、猎杀坠落在人世间的灵知为终生的快乐和荣耀。施特劳斯则在其漫长的书斋生涯中对与灵知传统相关的任何论题（至少在公开发表的文献方面）几乎保持着绝对的沉默，与此同时，他埋头从事的工作——在希腊理性传统和希伯来律法传统之间编织坚固的统一战线——恰恰是灵知派最恐惧、最痛恨的正典堡垒的构筑。 ✧ 积极的负典：陶伯斯与巴迪欧 陶伯斯把保罗的弥赛亚神权政治和施米特的政治神学思想予以论题性的勾连，他提出的主张几乎全部针对着马西昂：被马西昂剪断的那条细线必须重新连接起来，被马西昂清洗掉的犹太元素必须被恢复，指向末世拯救的政治神学也必须构想出来，必须走出马西昂构筑的那个至高神的陌生领域，要沉入到世界里面去，在世界中受难、爱这个世界、恨这个世界、审判这个世界——在与正典秩序的搏斗中才能与上帝相遇。 巴迪欧和马西昂共同使用同样的三个要素（上帝、馈赠、所有人），但二者的论证重点却是全然颠倒的：马西昂的重点在于主词——上帝，通过白白的赠与以及不加属性区隔的“所有人”，上帝对世界的陌生感得到极大强化；巴迪欧的重点则在宾词——所有人，换言之，世界，以及必然朝向世界的拯救，这是一种任性的喧宾夺主的行为。马西昂是朝外的轨迹：上帝从世界退出；而巴迪欧则是朝内的轨迹：上帝进入世界。 巴迪欧对马西昂的反动则证实了下面这个迷人的事实：一方面，马西昂凭着最极端的二元论成为负典思想的巅峰储备，另一方面，由于“陌生的上帝”理论，他更是一道阻止负典撞击世界的“亚历山大城墙”。因此，马西昂的学说潜藏着一种自我遏制、自我终结的逻辑线，一种自我勾销的悲剧性趋势，它似乎与十字架受难事件结成某种共通性。 而陶伯斯、巴迪欧在继承马西昂的负典资源的同时，又灾难性地取消了马西昂的自毁机制，突破了“亚历山大城墙”的封锁，在灵性负典的洪流被消弭于无形之前向倒霉的沉世倾泻下去。 ✧ 封闭的正典：柯恩与罗森茨威格 柯恩几近偏执的信仰确证了犹太教赖以生存的古老基础：对弥赛亚降临的希望。这种希望是如此强大，以至于虚假的弥赛亚和真正的弥赛亚同样古老。罗森茨威格认为，柯恩盼望的正是19世纪虚假的弥赛亚。什么是虚假的弥赛亚？在给友人的一封信里，罗森茨威格针对基督教堂和犹太教会堂说过一句非常神秘的话：“终极的希望强迫着［基督］教堂臣服于由肯定这个世界而来的痛苦，但是，［犹太］会堂为了同样的希望臣服于否定这个世界而带来的痛苦。”这句话捕捉到了两大宗教的深刻差异：爱世界的、与世界和解的基督教和反世界的、与世界隔离的犹太教。罗森茨威格认为，是基督教催生了虚假的弥赛亚，在与世界和解的教义中隐藏着危险的诱惑，它许诺和解，却往往引发灵性力量与尘世地面毁灭性的撞击。真正的弥赛亚是一种永恒盼望的状态，它被完好无损地封闭在犹太教里。罗森茨威格描述过犹太民族这种在永恒盼望中的弥赛亚状态：以色列人，是永恒的被上帝所爱的人，永恒的诚信、永恒的完全的人，与之相对的还站着一个人，他永恒地降临，永恒地等待，永恒地流浪，这就是弥赛亚。与开始之人即人之子亚当相对，还站着一个终端之人，他就是大卫王之子。与那从泥土造成并接受了神的气息的人相对，还站着一个从受膏的王族而来的苗裔。与先祖相对，还站着一个最终的后裔；与那被包裹在神爱中的第一人相对，还站着最后的人，拯救由他而在大地的终结之处出现。与最先的奇迹相对，还有最后的奇迹。 犹太教具有“爱世界”的律法正典维度和“反世界”的弥赛亚负典维度。罗森茨威格选择了正典传统，但把它封闭在犹太民族共同体内部，当世界的其余部分被洪水般的历史性和时间性席卷而去的时候，犹太民族却可以沉浸在永恒的上帝国的祝福中，从而在形式上又演变成与世界隔离、敌对的负典秩序。——负典化的正典，换言之，起始于对世界的爱恋，终结于和世界为敌，这就是罗森茨威格“封闭的正典”所产生的悖论所在。 换言之，柯恩企图让犹太教复活在尘世中，而罗森茨威格则避免与尘世纠缠，将犹太教的灵性生命严格封闭在彼世。 ✧ 积极的负典与封闭的正典：陶伯斯与罗森茨威格 与罗森茨威格不一样，陶伯斯选择了犹太教中的负典传统，即历史弥赛亚的救赎论，并立意将这一股危险的末世论革命暴力释放到世界中：当所有人都成了“上帝的孩子”时，犹太选民与世界的敌对也就终结了。陶伯斯的普世化的弥赛亚行动在取消犹太民族的犹太性同时，反而从另一个维度把整个世界犹太化了。罗森茨威格则试图筑造一座历史大河中的静止孤岛，一座专属于犹太人的民族岛屿，供族人在上面独享永生的神恩，哪怕岛外正洪水滔天。罗森茨威格沉溺于脆弱的或者说虚假的永恒性，陶伯斯则渴求永恒性而不得，或者说，他渴求的是一场能够加速世界历史进程的大洪水。陶伯斯是沃格林判定的“堕落灵知”的典例，他期待并鼓动世界革命，罗森茨威格则是一个静默的灵知，他不曾鼓动世界革命，但注定被世界革命所吞噬。 ✧ 冷漠的正典守护者：沃格林与施特劳斯 守护者的本能是对外来入侵元素的高度敏感甚至先知先觉，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危机意识。对守护者而言，外来入侵的紧迫性高于内部秩序的经营。《圣经》把先知比喻为耶路撒冷城墙上的“守望者”就是这个意思，“他们昼夜必不静默”。（《以赛亚书》62：6）用这个形象比喻沃格林非常合适。沃格林和列奥•施特劳斯构成一对奇妙的组合，当沃格林在文明正典的边缘锋线与激进负典拼杀的时候，施特劳斯正端坐在后方殿堂中致力于文明正典的构筑和培育。如果把施特劳斯比喻为营建耶路撒冷圣殿的建筑师（所罗门王），那么沃格林就是圣殿外围的前线先知（以赛亚）。 ✧ 积极的负典与冷漠的正典守护者：陶伯斯、巴迪欧与沃格林、施特劳斯 陶伯斯和巴迪欧是思想史上一次有趣的颠倒案例，即本来以“消极”为底色的“负典”竟然以高度“积极”的姿态介入尘世秩序。在列奥·施特劳斯这里，却又可以遇到另外一种颠倒，即本该积极参与尘世秩序的“正典”却变得有些冷漠。 在《新政治科学》中，沃格林参与了陶伯斯（以及洛维特）关于西方末世论议题引发的持久争论。陶伯斯针对西方异端负典的所有分析，沃格林几乎都同意，但是在评价环节两人截然相反。两人都意识到了基督教是犹太教弥赛亚运动的一个变体，其内在神经系统存在着因为最后审判的一再延迟而产生的紧张。奥古斯丁的正统解决方案是建立一个神秘的奥体-教会，用以吸纳危险的历史弥赛亚诉求，历史的末世论因此被安全转化为超验的末世论。然而，在教会正典以外，对世界末日的期待从没有退出大众的生活，一种无政府主义、虚无主义的革命元素始终伴随正统秩序的全部历史。这种元素被陶伯斯和沃格林不谋而合地判定为“灵知”。两个人都看到了灵知元素的可怕力量，它尤其成为左右着现代人的命运的历史力量。陶伯斯从这种力量中看到了“永久革命”的肯定性含义，它将加速历史的终结进程，使历史的意义早日显现。沃格林强调的则是灵知主义运动中的消极意义，在对“此间的末世”的追求中，灵知的风暴不但会伤及世界，而且也将迷失自我。陶伯斯选择了一条灵性秩序积极卷入世界的激进左翼道路，沃格林则视之为妖魔，并予以无情的批判，立意守护岌岌可危的正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