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重新审查视频时，发现缺少一个概括：

熊彼特指出，随着社会工业化进程的大大发展，社会宏观调控和中央控制系统必将代替无序低效的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熊彼特说“社会主义必将代替资本主义”指的就是这个意思。美国和苏联将奔赴同一个目标，只不过苏联国家出面直接推行计划调控，而美国则是通过垄断资本主义完成社会宏观调控。因此在熊彼特看来，罗斯福与斯大林的实质是一样的。

这集的内容最重要，一则是它解释了今天美西方对于“民主”通行定义的由来；再则是它直接涉及我们对于当下、对于现代性的理解，所以我把讲稿贴出来，供大家对照视频使用。不给个一键三连说不过去吧？】

根据雅斯贝尔斯的爆料，1918年的某天，在维也纳的咖啡馆里，马克斯·韦伯和约瑟夫·熊彼特，这两位欧洲一流社会科学家撕~※~了~。双方争论的话题是不久前爆发的俄国十月革命。

熊彼特与考茨基、希法亭等第二国际理论家颇有往来，当时还担任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顾问。他对十月革命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居然当着韦伯的面赞扬：“俄国（十月）革命已经展现出了其强大的生命力”。

韦伯怒了，他当即激动地反驳熊彼特：“俄国革命完全是在犯罪，它会不断超过从未有的人类悲剧，最终会恐怖地破灭。”

熊彼特比韦伯小了19岁，但他似乎并不惧怕面前的这位学界前辈。熊彼特冷静的回答道：“你说的可能是对的，但它也完全有可能是一个不错的社会实验室啊。”

韦伯一听，你有没有搞错？——“这可是一个尸体累累的实验室啊。”

熊彼特说，“对呀，解剖学实验不都尸体累累的吗？”

……

两个人针锋相对，互不相让。愤怒的韦伯拍案而走，连帽子都拉在了咖啡馆里。

……

时光荏苒，七十载匆匆而过。

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历史似乎证明了韦伯的正确。著名的美国政治学家、美国政府的高级谋士塞缪尔·亨廷顿就把苏联模式的垮台视为“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高峰。

但讽刺的是，亨廷顿在这里赞扬的是熊彼特，而不是韦伯。正如他所说：“民主概念的这一最重要的现代内含是由约瑟夫·熊彼特在1942年探讨出来的。”或者说，民主国家之所以能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正在于它们践行了熊彼特的原则。

看来，谁对谁错还真的不好说。

 

大家好，我是傅正，我们继续讨论西方“民主”思想简史。在这一讲里，我们会看到，西方政治精英是怎么把民主政治改造成今天这个定义的？今天英美政客媒体对于民主政治的定义有什么缺陷？他们有意无意地忽略或隐藏了什么关键信息？

 

一、“创造性毁灭”

老实说，韦伯与熊彼特的撕※之所以有趣，并不是因为两个人的立场有多么的不同，恰恰在于熊彼特在许多根本问题的判断上与韦伯是接近的。甚至在某些方面，他走得比马克斯·韦伯还要远。

1942年初，熊彼特首次出版了名著《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系统总结整理了自己一生的思想。

熊彼特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感情是很深的，这本神奇的著作一开头就在赞扬马克思是伟大的先知和科学家，然而却从来没有人把它划进马克思主义的行列。

熊彼特从不讳言自己是一名坚定的社会主义者，尽管他对于社会主义的解释跟我们奉行的经典定义有很大的差别。1949年12月30日，熊彼特居然在纽约美国经济学会这样一个资产阶级学者云集的地方，发表了一次题为“大步进入社会主义”的演讲，宣告社会主义正在实现，显得十分另类。

这次演讲的记录稿收进了《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的第三版。它的最后一段是这样讲的：

 

马克思断定资本主义崩溃的方式是错误的；但他预言资本主义最终必将崩溃并没有错。停滞主义者对资本主义进展停滞原因的诊断是错误的；但是他们诊断——即使有国家部门的充分帮助——资本主义发展会停滞，看来可能还是正确的。

 

嗯？马克思既是正确的，又是错误的。马克思是一名先知，成功预言了资本主义的崩溃，是一名科学家，科学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的崩溃，但他仍然是错误的。

熊彼特到底想要干什么？我就要看看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独特的理解了。

《共产党宣言》曾明白指出：

 

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

 

你看，马克思、恩格斯对于资产阶级的态度总是那么令人玩味，或者说那么辩证。

对于旧世界而言，资产阶级无比强大的破坏性力量，对于新世界而言，它则是无比强大的创造性力量。总之，它既创造，又毁灭。

须知资产阶级“既创造又毁灭”的特点不仅适用于封建社会，也适用于它自身。《共产党宣言》又说了：

 

资产阶级用来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现在却对准资产阶级自己了。

但是，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它还产生了将要运用这种武器的人——现代的工人，即无产者。

……

于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商品交换关系打破了一切血统的、种姓的、家族伦理的桎梏，把全社会都凝结到了一起。这就创造了资产阶级的掘墓人——有组织的无产阶级。

一句话，资产阶级具有一种把自己搞完的力量，或者说资产阶级为了生存、为了发展，而最终能把自己玩死。熊彼特说，这叫作“创造性毁灭”。

熊彼特指出，马克思的伟大创见正在于他发现了“创造性毁灭”的规律。然而，在熊彼特看来，马克思还没有把“创造性毁灭”发挥到底，马克思还设想资本主义在发展过程中会分裂出一个无产阶级，并由无产阶级革命消灭资本主义，殊不知资本主义自己就能把自己玩没了，用不着无产阶级革命。

二、“经理人社会”

《共产党宣言》不是说了吗？

 

由于推广机器和分工，无产者的劳动已经失去了任何独立的性质，因而对工人也失去了任何吸引力。工人变成了机器的单纯的附属品，要求他做的只是极其简单、极其单调和极容易学会的操作。……

……

现代工业已经把家长式的师傅的小作坊变成了工业资本家的大工厂。挤在工厂里的工人群众就像士兵一样被组织起来。他们是产业军的普通士兵，受着各级军士和军官的层层监视。他们不仅仅是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的奴隶，他们每日每时都受机器、受监工、首先是受各个经营工厂的资产者本人的奴役。

 

马克思、恩格斯很敏锐地看到，资本主义的强大力量在于把全社会变成了一台高速运转的机器，所有人都不过是这台机器上的零件而已。这因如此，资本主义才能在短短两百年时间内，创造出比以往一切人类历史总和都要大得多的社会生产力。

请大家注意，我们在理解资本主义生产力大发展时，要把握其中一个关键要素：资本主义生产力大发展的根本原因，是它能够不断解放人的劳动时间。

对于传统农民而言，劳动时间与闲暇时间是由自然决定的。农业生产总是要根据自然时令的变迁而分为播种、培育和收获，无论一个农民再怎么勤劳，也不可能在农闲时节忙碌起来。

但对于工人而言，工作时间与闲暇时间是由资本竞争的需要而被设定出来的。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的本质就是不断地把人的闲暇时间变为劳动时间，直到今天，劳动时间与闲暇时间已经变得难以区分了。你以为你去淘宝网上买东西，这就是闲暇时间在消费吗？不是的！你在消费的同时，也在上传数据，而上传数据本身就在参与生产！所以马云有次很嚣张地宣称，他知道全国各个省份女生的平均胸围，他可以通过这些数据信息给大家推送各种消费品，刺激大家消费，同时促使大家参与生产。

讲到这里，我们就能理解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一个核心观点了。按照英国国民经济学家的说法，一件商品，比如我面前的手机，是有两部分构成的，一部分是资本家提供的原材料，另一部分是工人通过劳动创造的价值。这两部分结合在一起，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手机。

资本家给付工人工资的实质，就是把工人劳动创造的这部分买过来，从而完整地占有了这个手机。然后他可以把手机卖出去，供人消费

反过来，对于工人而言，我出卖劳动时间，丧失劳动时间这部分的自由，为的是能拿到工资，自由地消费。工人劳动时是不自由的，消费时却是自由的。劳动时的不自由，是为了消费时的自由。

总之，无论对于资本家而言，还是对于工人而言，生产的目的都是为了消费。

马克思说，你们把这个关系搞反了。不是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消费，而是消费的目的是为了进一步的生产。理由很简单啊，如果工人不进行消费，不养活自己，不花钱给自己进行职业培训，他们还怎么进一步为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服务呢？

所以，马克思也把消费过程称为劳动力的生产与再生产，它只是商品生产与再生产的一个环节而已。

这就好比奴隶主给奴隶吃好穿好的目的，不是为了奴隶的自由，而是为了让奴隶进一步为我服务。因此马克思才会把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称为“现代奴隶制”。只不过奴隶主不再是某个具体的个人，而是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体系。我们养活自己、把自己养好，并不是因为我们自由，只是因为我们在为这个体系服务而已。

在熊彼特看来，马克思精辟地指出了现代工业社会的实质，就是每个人都是社会生产体系的螺丝钉而已。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发展，随着社会越来越成为缜密的体系，每个人对于社会的依附性越来越强？你说人在现代社会越来越自由吗？图样图森破！

在列宁的时代，资本主义社会工业化进入它的顶峰。列宁不是说“垄断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吗？

熊彼特完全赞同列宁这个判断，只不过他是以跟列宁完全不同的方式理解这句话的。

在他看来，垄断资本主义的出现标志着原先的资本主义的自由无序竞争消失了，它把原本分散的社会部分统统整合起来，使得全社会凝聚成为一个按照固定程序运转的超大型公司。

熊彼特强调，这种超大型公司式的社会远比分散的自由竞争有效率得多：

 

我们必须接受的是，大规模控制企业已成为那种进步的最强有力的机器，特别成为总产量长期扩展的机器，这是不仅不忽视而且在相当大程度上运用这个战略的结果，当在个别事例中和从个别时刻观察这个战略时，它显得具有很大的限制性。就这方面说，完全竞争不但不可能而且效果不佳，它没有资格被树立为理想效率的模范。

 

从某种程度上说，政治统治者就是这个超大公司的职业经理人。民主选举不过就是董事会对职业经理人的授权行为而已。

三、“程序民主”

正是在这个前提之下，熊彼特提出了他对于民主的全新定义。熊彼特指出，过往的民主理论总是认为，选举制度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能代表人民的意志。总之，人民的意志是第一位的，代表则是第二位的。熊彼特却说：“假如我们把这两个要素的作用倒转过来，把选民决定政治问题放在第二位，把选举作出政治决定的人作为最初目标。”这会得到什么新结论呢？

他接着说道：“民主方法就是那种为作出政治决定而实行的制度安排，在这种安排中，某些人通过争取人民选票取得作决定的权力。”不是为了实现人民的意志才需要选举代表，而是只要选举代表符合程序，就自动认定为符合人民的意志。

因此我们看到，民主不再具有实体意义，而只是一套操作流程。评价民主与否的标准不在于它是不是真的能代表人民的意志，而在于它是不是能得到有效操作。

无论是韦伯，还是熊彼特，都讲的很清楚，科学研究根本不考虑你在道德上是不是有价值，那是宗教家或伦理学家考虑的事，科学家考虑的只是你有没有效果。在科学家眼里，民主政治不比其它任何政体更有道德上的价值，如果民主政治能够实行下去，只是因为它合理有效而已。

亨廷顿所说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的“民主”就是熊彼特意义上的民主，苏联解体以后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是“熊彼特主义的浪潮”。受当代美国政治学神话的影响，我们今天很多人读熊彼特的书，只读那两页关于程序民主的内容，就开始吹嘘民主化如何如何，仿佛别的内容都不存在了。

但事实上，在熊彼特眼里，苏联也是民主国家。苏维埃是不是选举产生的吗？只要苏联人民能够认同这套选举体制，苏联就是一个成功的民主国家。进一步说，对于熊彼特而言，美国和苏联的实质是一样，或者说它们在用不同的方式，走向同一个目标。这个目标用马克斯·韦伯的术语说，就是一个“祛魅的”“合理化的”大工业社会。

美国人从南北战争结束开始，用了七八十年走完的路程，斯大林可能用了十多年就走完了。那熊彼特有什么理由不说苏维埃是一场好的社会实验呢？

所以我们对于熊彼特“程序民主”的片面理解，是被英美政治学的意识形态家们阉割过的产物。这样看，亨廷顿难辞其咎，他似乎没有搞懂熊彼特到底想要干什么，就开始盲目吹捧他的程序民主了，然后弄得我们跟着美国意识形态家们瞎转悠。

但问题真的那么简单吗？

四、亨廷顿的“曲笔”

亨廷顿的论述其实很有意思。他在《第三波》一书的开篇，就讲了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

 

1974年4月25日，星期三，零点刚过25分，这时无线电台突然播出了一支名叫《高山颂》（Grandola Vila Morena）的歌曲。播这支曲子是向里斯本及其周围的军队发出行动讯号，以执行政变计划。……政变进行得果断而又成功，只受到了来自保安部队的少量抵抗。……到傍晚时分，被废黜的独裁者马赛罗·卡埃塔诺（Marcello Caetano）已经向葡萄牙的新军事领导人投降。第二天，他出逃流亡。

 

这就是葡萄牙的康乃馨革命，这场政变推翻了葡萄牙长达42年的独裁统治。有趣的是亨廷顿对于这场革命的分析。他说道：

 

卡埃塔诺就是尼古拉二世（Nicholas Ⅱ），四月政变就相当于二月革命，青年武装部队运动的主流派就是布尔什维克，而且也出现了极其类似的大规模经济混乱和社会动荡，……。

 

在这个关键时刻，列宁挺身而出了。谁是葡萄牙革命中的列宁呢？亨廷顿继续说道：

 

葡萄牙革命中的列宁（Lenin），是一位沉默寡言的亲民主的上校，名叫安东尼奥·拉马罗·伊恩斯（Antonio Ramalho Eanes），他在重大关头调动了训练有素的部队以产生他所期望的政治后果，他于1975年11月25日粉碎了武装部队中的激进左翼分子，确保了葡萄牙的民主前途。

 

是的，你没听错。亨廷顿在赞扬列宁，他认为列宁是现代政治不可或缺的人物。在名著《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亨廷顿这样评价列宁：

 

列宁和麦迪逊之间，《联邦党人文集》和《怎么办》之间的共同之处是十分引人注目的。两者都是注重实际的政治学家的大手笔，分析了社会现实，提出了足以构建政治秩序的理论基础。列宁处理的是阶级，而麦迪逊处理的则是派别。

 

汉密尔顿、麦迪逊等人是美国founding father，而列宁则是敌对国家的father，但亨廷顿却说列宁跟汉密尔顿、麦迪逊等美国国父具有同等的价值。正是他们免除了一个新兴国家走向无政府主义的危险，没有这个前提，其他一切什么自由民主统统免谈。

毫无疑问，亨廷顿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的政治立场跟列宁是相反的。但这毫不妨碍亨廷顿从列宁身上汲取现代政治学最关键的洞见，这就是列宁的组织理论。用亨廷顿的话说：

 

组织是通向政治权力之路，也是政治稳定的基础，因而也就是政治自由的前提。……身处正在实现现代化之中的当今世界，谁能组织政治，谁就能掌握未来。

 

这样看，亨廷顿真正读懂了熊彼特民主学说的精髓，在现代社会中，衡量所谓民主体制的好坏往往取决于它能不能推动社会组织化的进程。不是亨廷顿阉割了熊彼特，而是美西方的意识形态吹鼓手们阉割了亨廷顿。

有理由相信，亨廷顿撰写《第三波》的用意绝不是为美国道路的胜利摇唇鼓舌。恰恰相反，他是要提醒美国当政者，越是民主化进程看似高歌猛进的时候，就越应该收起你们那套民主的意识形态教条。似乎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宣告了美式民主的胜利，但天知道这些早熟的民主政权会不会有一天蜕变为军事独裁统治呢？

我曾经讲过“乌克兰败家史”系列，我们回过头来再看看那个过程，独立以后的乌克兰简直是把问题搞反了！

对此，英美意识形态的吹鼓手难辞其咎！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人特别重要，他是今天美国政治学教义体系的领军人物——乔万尼·萨托利。

五、萨托利的“宪政民主”

乔万尼·萨托利，意大利裔的美国政治学家，1924年出生于佛罗伦萨，2017年同样逝世于佛罗伦萨。尽管萨托利加入了美国国籍，曾长期担任斯坦福大学的专职教授，以及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的客座教授，在美国政治学界极有地位。但他身上始终带有浓厚的意大利学术烙印。

近代意大利是个什么状况？我不用多说了吧。偏巧就是这样的国家盛产精英主义和权威主义理论家。其中有名的人物，比如莫斯卡（Gaetano Mosca，1858-1941）、帕累托（Vilfredo Pareto，1848-1923）、米歇尔斯（Robert Michels，1876-1936），这些人会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强调，一个社会无论再怎么变化，也始终是极少数人统治大多数人。

萨托利把意大利式的精英寡头主义理论与英美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结合了起来，我倒不认为他是一个缝合怪，因为新自由主义本来就有浓厚的寡头主义倾向，毕竟一个社会的富人总是极少数。

萨托利的强项在于，他把寡头统治包裹上了“民主政治”的外衣。

在《民主新论》一书中，萨托利指出，过去的民主理论总是陷入一种误区，仿佛民主只是人类社会的理想，它与现实的精英寡头统治是矛盾的。在这种误区下，人们要么成为一名现实主义者，认定这个世界上根本不可能存在真正的民主，要么成为一名民主主义者，认定现存的政治统治都是值得批判或否定的。

与截然相反，萨托利要建立一种符合寡头统治，哦不，符合现实主义的民主理论。

萨托利说了，为什么人们会把民主政治当作一种理想主义诉求呢？那都是欧洲大陆的理性主义传统造成的。这些理性主义传统就喜欢制定一个整体性计划，一揽子解决问题，所以他们总是把民主跟乌托邦绑定在了一起。

英美就不是这样，英美奉行经验主义，有渐进改良的光荣传统。这使得英美的民主政治往往立足于现实。比如，英美的“民主”实践十分注意保护少数人的权利，十分注意保护自由市场不被大多数人的平等诉求所破坏。

总之，英美的民主立足于自由主义的宪政原则，所以它是唯一可行的民主政治方案。

你看，哈耶克的味道一下就出来了，动辄就是英美的经验主义传统如何如何好，欧洲大陆的理性主义传统如何如何坏。这种二元对立的东西，我都懒得反驳它了。

请大家特别注意，我们翻阅《联邦党人文集》就不难发现，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等美国的联邦党人国父们之所以提出宪政原则，是为了防范民主，而不是发扬民主。但萨托利却用他的如椽大笔把“宪政”和“民主”这对反义词，糊到了一起，使它们变成了同义词。

为了表彰萨托利对于当代美国意识形态的杰出贡献，他的《民主新论》成为了美国政治学的权威著作，一再受到英美官学产媒各界的热烈吹捧。萨托利的“宪政民主”理论标志着，英美自由主义正式完成了对“民主”定义的改造。从此以后，“民主”不仅成为了对于英美统治阶级来说是“无害”的东西，更成为了他们对外挥舞的道德大棒。

美国新自由主义可以合法地要求向他们开放金融市场和互联网通信市场。谁不开放，谁就是反民主的道德败类。左翼批评家乔姆斯基（Avram Noam Chomsky）曾引用过一份美国官方资料，这份资料指出：“‘人民’取其广义的解释，包括个人、分支机构、合伙人、联合组织、协会、庄园、信托公司、股份公司或其他组织（不论其是否是在各州的法律许可下成立的）以及任何政府实体”。按照这个定义，资本寡头或跨国企业都是人民，一个国家是不是民主国家，根本不是由本国人民说了算的，而是由跨国资本集团说了算的。

历史已经证明，萨托利这套新自由主义的所谓“宪政民主”理论造成了非常严重的恶果。

六、萨克斯的提醒

新自由主义的休克疗法诞生于美国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1986年至1990年，萨克斯在担任玻利维亚总统顾问期间，首次运用休克疗法帮助玻利维亚整顿经济，大获成功。从此以后，休克疗法就被推行到全世界各地。

然而，大家也许没有意识到，“休克疗法”之父萨克斯却同时是休克疗法的杰出批判者。他一再强调，你们滥用了我的经济学主张，休克疗法从来都不是普世性的经济模式，它是只是针对特定问题的调节手段。

萨克斯是正确的，自由市场多一些，还是宏观调控多一些，完全取决于我们面临了什么样的经济问题。无论市场还是计划都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

以乔万尼·萨托利、卡尔·波普尔之流为代表的英美意识形态家们把自由市场贴上了“民主政治”“开放社会”之类的道德标签，仿佛谁批评了资本市场，谁就是专制的人、肮脏的人、不道德的人、反民主的人。

在这种意识形态的鼓噪之下，英美政客把调节手段变成了目的本身，而忘掉了什么才是真正的目的。他们的道德大棒在挥向别人的时候，也不可避免地挥向了自己。

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熊彼特创立了“程序民主”的定义，萨托利则把民主政治和新自由主义、宪政这些原本对立的东西，绑定在了一起。他们完成了西方统治精英对于民主的彻底改造，使得民主跟“大多数人的统治”无关了。

从此以后，民主就跟英美的政治体制和选举游戏，绑定在了一起。通过对于“民主”定义的彻底颠覆，西方政客和媒体给自己加上了巨大的道德光环，使它成为肆意干涉他国内政的法理依据。

但这种道德光环不可避免地反噬了西方社会本身。在西方，任何大的政治改革都不再可能，因为他们的体制已经被预设为最有道德、最完美、最能体现全人类普世价值的体制，谁胆敢变革这样的体制，谁就成为了反民主分子。

只是我要给熊彼特做个辩护，他本意并不是这样的。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一键三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