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之周公摄政（第十集）学习记录

公元前1046年经过“牧野之战”，周武王攻克了商朝朝歌，商纣王在鹿台自焚而亡，统治达600年的商朝退出历史舞台，在国家文明及政治方面对中国影响深刻的周朝正式登场。然而周武王姬发在克商后的第二年就病逝了，他年幼的儿子周成王继位，由武王的弟弟周公旦--周公摄政，周公辅成王七年，取得辉煌的业绩。周公秉持以德治国的理念，采取分封、行宗法制，创设推行礼法、建造东都等措施，迅速稳定了周朝的政权并为长期统治奠定了基石。周公以德行高尚被后人推崇，尤其是被孔子尊重，是中国圣人中的“元圣”。

武王克商后初期，周面临着局势不稳，危机四伏的局面。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攻克殷商后，局势并不是一下子就稳固了，很多的殷商旧族势力并不认同周，政权随时有被推翻的可能，局势充满了危机。为了稳定局面，在离开朝歌返回镐京前，周武王封商纣王的儿子武庚留居在殷商故地，继续统率商民，但同时对武庚不放心，又封自己的三个弟弟管叔、蔡叔、霍叔在其周边，号称“三监”。周朝经常称自己为“小邦周”，由商的一个方国，克了大邦殷商后，总感到自己有些镇不住，充满了危机感。解决危机的一个棘手问题就是如何处理商朝的遗民，让民心认可周、归顺于周。尤其又赶上周武王在克商后第二年后病逝，年幼的周成王继位，朝政一下子缺乏了稳固的中心和柱石，局势更加危机。

周公作“金縢之匮”策书，表明自己对周的忠诚。在周武王众多弟弟中，周公无论是品德还是才干都是最出众的，是周武王最得力的助手。灭商后，周公有土地，但周武王把他留在身边，处理重要的朝政事宜。

在周武王病重期间，其弟弟周公十分虔诚地向先王祭祷，只要武王能够病愈，自己情愿代替他去死。周公将祭祷的策书装在金縢之匮中，并叮嘱左右不得说出去。在当时人们的观念中，这样的祭祷是会印验的，周公也做好了必死的打算。

周公辅成王，周公摄政。武王去世后，年幼的太子诵，也就是周成王即位，周公以摄政的身份总领全局。传说在武王临终前，希望传位于周公而不是自己年幼儿子诵，他认为只有周公才能稳固新王朝，然而周公不接受，而是支持太子诵即位，自己以摄政的身份处理国事。同时武王也深知传位于周公，会引发新的变数，局面也不好控制，只有让周公摄政辅助成王是最稳妥的安排。

周公摄政初期即面临着严峻的局面。摄政的消息传到东部地区后，同为武王弟弟的管叔、蔡叔非常生气，在纣王之子武庚的进一步挑拨下，他们更加愤愤不平，进而散布流言说，周公将对成王不利，流言四起，连最信任周公的召公也起了疑心。召（shao）公也是周文王的儿子，是姬氏子弟，与周公一样，曾是周武王的左膀右臂。《尚书》的《君奭（shi)》中记载了周公说服召公的答辞。周公向召公分析了当时严峻的局面，说明自己摄政的原因，指出只有二人合力辅助成王并竭尽全力，才能成就周文王奠定的基业，召公最终折服于周公。在真实的记载中，周公摄政，周王室内部暗流涌动，特别是周成王也对周公充满戒备。为了缓和局面，周公主动离开镐京，退避到东方。

但外部的管叔、蔡叔并不满足，继续与武庚等商朝遗民势力联合，由传播谣言转向发动叛乱，起来响应的还有东方的徐、奄、淮夷等几十个大小方国，反叛的声势迅速遍及周朝东部，并迅速地向西部蔓延，对刚刚建立的周王朝来说，形势严峻到了生死关头。周公此时虽然非常焦急，但他知道如果不能消除周成王的怀疑，就没法回到镐京应对危机。为此，周公作了《鸱（chi）鸮（xiao）》的诗给周成王，表明心迹。诗中“既取予子，无毁我室”表达自己担心周王室被毁的急迫心情。召公等人也意识到情况的危急，他们消除了疑虑，力促周公复出来收拾局面。然而周成王对周公的戒心仍未完成消除。恰在此时发生了天灾，这一年的秋天，眼看着丰收在望，突然天上电闪雷鸣，刮起了大风，将未收割的稻谷吹倒了，有的大树也被连根拔起，大家对此都非常惊恐。按当时的惯例，周成王准备举行仪式，占卜吉凶，这时他听说武王病重时，周公曾向先王祷告说自己愿代替武王去死的往事，于是开启金滕之匮，果然取得了周公的策书。成王看后被周公的赤诚之心所感动，彻底消除了怀疑。成王流着眼泪对周公说，周公勤劳王家，是我小子无知，如今上天动威，彰显周公之德，我要亲自迎接周公回来。相传当周成王去迎接周公到了郊外时，天下起了大雨，刮起了反向的风，把先前吹倒的稻谷又给扶正了。

周公东征平叛，稳住了局势。公元前1043年，周公重新摄政，经过对形势的权衡后，决定先进行平叛。于是亲率大军，开始东征。经过三年的艰苦卓绝战争，在损失大量军力和财力后，最终取得了平叛的胜利。武庚、管叔被杀，蔡叔被流放。周公还乘胜向东方进军，灭掉了奄（今山东曲阜）等五十多个方国，将周的势力延伸到海边，周王朝重新归于一统。

巩固政权，行分封制。在东征取得胜利后，局面暂时得到控制。然而周公仍然清醒意识到商朝旧族依然聚集在一起，仍有发动叛乱的隐忧，而且亲近殷商的大小方国如不被很好地控制，同样也是巨大的隐患。同时管叔、蔡叔的反叛也暴露了新王朝内部也有重大隐患，这些事说明旧的制度已经无法适应新的形势需要，周朝急需一整套有效的能使王朝长治久安的办法和制度。

周公采取了分封制。分封制就是派出一名王室成员作为诸侯，到各处去建立诸侯国，统治一个地方。从而解决了一个小邦周（周一直自称为小邦国）迅速统治一个广大地区的问题。每一个受封的诸侯都是西周王室的代理人，代行周的统治，是一个军事据点。分封时，也一并将部分殷商遗民迁过去，以达到分散商遗民大量聚集的目的。

燕国是姬姓王室重臣，召公长子的封国。受封是为了防范北方的少数民族。在今北京房山的琉璃河地区，从1973年开始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大量西周时期的墓葬、居住遗址和城墙遗址。1986年时出土了两件铸刻着铭文的青铜器克罍（lei）和克盉（he)，在铭文中记载了封召公长子为燕侯的事情，证实此地就是周初期所封的燕国所在。克盉的铭文有43个字，大概的意思是：太保你用盟誓和清酒来供奉你的君王，我非常满意你的共享，命克做燕地的诸侯。

晋国（初期封国在今山西翼城县）是成王弟弟唐叔虞的封国，受封是为了防范北方的诸戎，同时保证镐京和东都洛邑的通路。

卫国在今河南淇县，也就是商朝的朝歌。周公将弟弟中最贤能的康叔分封于此，令其统治殷氏七族。之所以称为卫国，目的就是在原来的商民核心区加强周人的统治。

齐国（今山东淄博临淄）是姜太公吕尚的封国，是为了加强对东夷的控制，并且与鲁国互为支持。

宋国。商王纣的庶兄微子的封地。在今河南的商丘，是商朝的旧都（商朝早期的国都，后盘庚迁都至殷--安阳）。微子主动归顺周，并且德行高尚。封微子是为了安抚和稳定商朝遗民。微子本是商纣王的庶兄，素有贤名，曾多次劝谏纣王停止暴行，均不被采纳，后来便避祸外出。周建立后，微子主动归顺，他的品行得到认可，不仅受周王朝的信任，在商朝遗民中拥有巨大的威信。周公东征后，便分封微子为宋国国君，令其统治一部分商朝遗民，奉其先祀并保持原有的风俗。此举有效地缓和了商朝遗民的对立情绪。因此宋国是殷商的祖居地。在现今河南商丘有微子庙和微子墓。

周人进行封建的主要目的在文献上都有明确记载。进行分封时，王都要参加分封的礼遇活动，要赏赐很多东西，甚至要册命，分封是很重要的事情。分封建立了巩固周王朝的屏障，被分封之人在封地上防止周边的夷族对周王朝的侵犯，而且还鼓励受封之人以封国为基点进行扩张，这也就等于周王朝的领土在不断地伸展。

周公的分封主要是以姬姓王室裔亲和异姓姻亲为主。战国后期的大儒荀子称，周公治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占五十三，以鲁、卫、宋、晋、齐、燕等国最为重要。大量的殷人被迁到了宗周镐京附近，直接处于周王室的监控之下。还有一部分殷人被分封的诸侯带到卫国、鲁国、晋国等。这样殷商的旧族被打散了，不聚集在一起就消除了叛乱的隐患。周朝还允许有能力的商遗民做官，以发挥他们的文化作用。

周公行宗法制，家国同构，构建了稳定的家国天下。家就是国，国就是家。周公在大行分封的同时，还采取了宗法制，目的就是通过加强血缘关系来巩固周王朝的凝聚力。宗法制就是同一宗族以嫡长子为大宗，其余诸子为小宗，大宗和小宗之间有等级从属关系，并且层层下推，一再分宗，形成了一系列大宗和小宗。

在宗法制度下，周王是唯一的绝对的大宗，各地诸侯为小宗。在诸侯国内，诸侯为大宗，其子弟为小宗，这些小宗还可以进一步分封出大宗和小宗。每个小宗都有自己的宗族长，小宗归属于大宗。就像树的枝杈一样，以根为本，不断向上分枝。大宗和小宗之间既是血缘宗法上的嫡庶关系，又是政治上的君臣关系，族权与王权紧密结合在一起。由此周王室内部的人心紧紧地凝结在一起，形成了家天下。家天下特别注重宗法制，长子继承。

与此同时，周人实行同姓不婚的原则，禁止同姓之间通婚。周王朝必须和异姓的诸侯国通婚。这样周王室又与诸侯国之间建立起姻亲关系。各级贵族也如此做法，必须和异姓贵族通婚。在考古发掘出土的有关周王后的铜器中，王后几乎都是姜、姞（ji）两姓。通过联姻，异姓贵族也被纳入到周人的宗法体系中。在关于西周的铭文中，西周的都城镐京又被称为宗周。

这种的封建制，在周期建立初期，商朝势力没有完全消亡、大局还不稳的时候，是权宜之计，适应于当时，是周王朝得以维系的重要因素。政局稳定了，社会才能得以发展，尽管这不是一个选贤任能的制度。

分封制和宗法制相辅相成，构建了一种非常有效的国家控制体系。通过这两种措施，周不再是小邦周，而是成了拥有广袤国土的强大国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周公建东都洛邑，方便国家管理。何尊中有“中国”二字。周公意识到，从国家治理角度，镐京显然有些偏西了。经过考察和占卜，选定在洛水北岸营建东都，也就是洛邑（现今河南洛阳），作为东都，与西部的镐京相呼应。在考古出土的何尊底部铭文中，有12行122个字，详细记述了在洛邑建东都的整个过程。铭刻的金文中，有“中国”二字。何尊铸造于周成王五年，也是周公摄政的第五年。东都洛邑规模宏大，周公将商朝的遗民集中到这里安置管理，又把商朝的祭器，也是接受天命的象征物--九鼎迁到王城洛邑，使其成为天下的政治中心。周公还将其命名为成周，意思是周人的建国大业最终完成。成周城就是洛邑，是中国第一座国家层面规划建设的都城。

经过几十年的考古发掘，在洛邑发现祭祀的建筑，有祭祀上天的丘兆，祭祖的太庙，还有明堂。在明堂内，周公大会诸侯一千七百七十多位，都恭敬屏息，弦歌奏乐，称美先王。

经礼三百，曲礼三千，以德治国。周公精心设计了一套周礼，涵盖了国家的大政方针，涉及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创造了由吉礼、嘉礼、宾礼、军礼和凶礼构成的五礼体系。对于庶人以上的社会成员，其人生中的每个节点都有相应礼仪，有明确具体的细节要求，严格规定了人们必须遵守与践行的伦理、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周礼的核心价值是明贵贱、辨等列，即维护行者无疆等级制度，保障统治秩序的稳定和社会和谐有序发展，使整个周王朝成为一个人人都恪守本分、各安其位、秩序井然、彬彬有礼的礼仪文明之邦。这些礼仪一直影响到我们现在，礼仪之邦的美名是从周朝创立而来。

周公还制定了一系统严格的君臣、父子、兄弟、亲疏、尊卑、贵贱的礼仪，将贵族分成不同的等级，实行等级爵位制。周礼讲究尚德、尊尊、亲亲、敬老、慈幼，成为后世的伦理道德规范。

周礼的基本框架是一整套亲其所亲、尊其所尊，严格维护君臣宗法和上下等级关系的典章制度。周公确立的嫡长子继承制影响深远，成为历朝历代沿袭的主要方式，延续了三千多年，成为中国社会能够长期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

道德是抽象的，如何用道德来治国，周公把它具体化，变成了礼，道德理性在国家制度里面就是礼制。周礼的诞生是古代社会发展的巨大进步，使整个社会从尊神尚鬼，迷信巫术，走向了礼治、德治。在当时，周礼有进步意义。

与礼相伴的是乐，乐由中出，礼由外作，礼讲稳定，乐讲和谐，再者相辅相成。周公制礼作乐，旨在使社会长期稳定，而且充满和谐之美。由此，华夏文明进入到以礼乐文明为代表符号的时代。

在周公的苦心经营下，周初的那种暗流涌动局面得到了彻底改变。汉朝人所作的《尚书大传》中，称摄政的七年里，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曲阜），四年建侯卫，五年成周，六年制礼作乐。由此，周王朝稳如磐石。

周公被后世称为“元圣”。当周王朝局势稳定，朝政步入正轨后，周公践行诺言，还政于周成王。这体现了周公的德行高尚，大公无私，忠诚担当，用行动体现了他所设置的礼的价值，践行了他所倡导的宗法制度。还政三年后，周公重病而亡。临终前嘱咐，死后埋葬于成周（洛邑），以及表明自己始终是周成王的大臣。然而，周成王将周公与祖父周文王、父亲周武王葬在一起，表明自己不敢将周公当成臣。周成王特别允准周公的长子伯禽在其封地鲁国，用天子的礼乐来祭奠周公。

鲁国一直是礼仪最为昌明所在。鲁地在周公去世后的数百年后，孔子诞生。面对春秋之世的礼崩乐坏，孔子积极主张的克己复礼正是周公所制定的周礼。孔子认为如果能回到东周，郁郁乎文哉，是个好事情。

周公所遗留的政治、文化遗产是后来的孔子和儒家思想的主要资源。孔子之后的一千五百年间，中国文化一直是以周孔并称，既表明周公与孔子的一脉相承，又充分显示出周公享有的重要文化地位。

三千年来，后人都深深地怀念周公这位伟大的先祖。他被后世奉为天下第一圣人--元圣。他所首创的明德、慎罚、保民的德治思想和他所创造的礼乐文明如甘露清泉，浸润着每一个中国人的心灵，潜移默化到每一个中国人的意识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