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与中医的“恩怨情仇”（三）1956年10月发表于《新

鲁迅先生与中医的“恩怨情仇”（三）1956年10月发表于《新港》杂志的《略谈鲁迅对祖国文化遗产的一、二事》，文中谈到上海时期，鲁迅与周建人常闲谈，鲁迅对《本草纲目》《验方新编》称赞有加，不仅“亲自介绍一位朋友用它治疗孩子的疝病”，鲁迅自己的疝病也“用一种简单的药物治疗好了”。在见识了白凤丸的效果后，鲁迅不仅“很热心的向熟识的朋友介绍”，“有时还把中医中药治病有效的点滴经验，向医学刊物写出介绍”。许广平还说鲁迅很佩服一种“草头郎中”，“他们用几样简单的生草药治病，往往有非常好的效果”。文章还写到鲁迅的“惋惜”： 但是这些医药，因为没有得到重视，所以不能更大地发挥作用，或者因为年久失传因而湮没无闻，对这一点他曾深表惋惜，以为没有人来对它加以整理研究，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周海婴和许广平的这些材料，似乎指向鲁迅晚年的中医观发生了转变，许广平解释这种转变，是因为晚年鲁迅“已经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看问题已经会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武器” 4 。周海婴、许广平的材料和观点被后来研究者一再征引，尤其是中医界研究者，将之视为鲁迅中医立场转变的铁证，每当中西医论战回流之时，鲁迅往往首当其冲。研究鲁迅的中医观，首先要辨析周海婴、许广平的观点。 鲁迅在写作时也常运用中医之理来阐释问题。如1930年发表的《好政府主义》：“因为自三民主义以至无政府主义，无论它性质的寒温如何，所开的究竟还是药名，如石膏，肉桂之类——至于服后的利弊，那是另一个问题。”鲁迅对中医学的兴趣和研究也一直没有断过，1933年4月25日还买了日本出版的《支那中世医学史》。 随着年龄与阅历增加，鲁迅对中医药的认识逐渐变得较为冷静和全面，对中医药也有较为客观的评价。1930年鲁迅翻译了《药用植物》，《药用植物》系《中学生自然研究丛书》的一种，读者是以青少年为主的中学生。此书的翻译可以说是鲁迅晚年给予青少年的珍贵馈赠，与其对中医的观念的转变直接相关。 他在发表于1933年的《经验》中说：“古人所传授下来的经验，有些实在是极可宝贵的，因为它曾经费去许多牺牲，而留给后人很大的益处。偶然翻翻《本草纲目》，不禁想起了这一点。这一部书，是很普通的书，但里面却含有丰富的宝藏……大部分的药品的功用，却由历久的经验，这才能够知道到这程度……人们大抵已经知道一切文物，都是历来的无名氏所逐渐的造成。建筑，烹饪，渔猎，耕种，无不如此；医药也如此。”1933年他在《伪自由书·推背图》里说道：“本草家提起笔来，写道：砒霜，大毒。宇不过四个，但他却确切知道了这东西曾经毒死过若干生命的了。” 由上可见，鲁迅早期确曾抨击过中医，但主要是批评中医的某些缺点、某些不良的医者和行医之风，不是否定整个中医。正如周海婴所说，鲁迅对于其父亲的病，对于中医药的看法，仅仅是他个人所接触的范围，并不是对全国的中医状况进行判断，他在文章中提到给父亲治病的中医用的药是“败鼓皮丸”，开的药引有“原配的蟋蟀一对”等，治不好了就推给别人，或者推给鬼魂“冤愆”，鲁迅对此十分反感。 他所反感、反对的是他所经历的庸医。引用鲁迅的话反对中医，这是断章取义。并说：“我们家里从来没有拒绝过中医中药，对中医一直都很相信。”值得一提的是，鲁迅文章中一些批评中医的言论很是辛辣，这与他的写作风格有关，许广平曾说“鲁迅为了说明问题，有时在自己的文章中往往对事情的某一方面特别强调得厉害。” 随着思想认识的不断提高和进步，鲁迅对中医的认识和评价越来越实事求是。正如许广平在回答一位读者所问“为什么鲁迅在《呐喊·自序》中对待中医中药的态度和《南腔北调集·经验》一文中的态度有很大的不同”时所说：“我认为这一点也是由于鲁迅思想发展的特点所决定的。《呐喊·自序》写于1922年，这是鲁迅思想的前期阶段，那时鲁迅还只是一个民主革命者，而《经验》一文，写于1933年，这是鲁迅思想的后期阶段，到那时候，鲁迅已经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看问题已经会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武器了。所以得出来的结论也就比以前更深刻，更全面了。” 通过纵向梳理相关资料，可以看出，1925年之前，鲁迅之所以批评中医，一者因其父生病求治中医未效，且耗费大量家财，致家道衰落而产生了“带些切肤之痛的自己的私怨”；不过，有学者指出，虽然“鲁迅是激烈的反传统主义者，但他并不是全盘反传统主义者，并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鲁迅反对的是传统文化的负面性”。鲁迅即使在批评中医的年代里，仍在读中医之书，用中医之法，感受中医之效。 可见，鲁迅对中医学并非全盘否定，而只是抨击其中的糟粕。随着年岁的增长、阅历的丰富，鲁迅的思想水平不断提高，在掌握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武器后，能更全面、深刻地认识事物，从而也看到了中医药的真正价值和贡献。1930年以后，鲁迅对中医的评价已相当客观，且意有褒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