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7.1总述及方法学意义

研究顾城有以下方法学意义：1.传主有明显的人格偏差，人格偏差的特点不鲜明、难以定性；2.年代较近，生平信息较丰富，有诸多朋友和文坛人士提供生活信息；3.其特别的思想观念在深刻影响人生轨迹的同时，和其偏差的人格有密切交互关系。

4.17.2生平及言行

顾城在童年以表现出孤僻、兴趣独特的性格特点。顾城自己称“我的同学渐渐觉得我不太爱说话了，他们甚至认为，我比最缄默的女同学，还要善于不好意思”。他的姐姐顾乡在《我的弟弟顾城》写道：“他不爱凑热闹，每当我去接他时，也就不在玩闹一起的孩子群中找他，他热衷独在一边看树或看蚂蚁……因为他不习惯被围在中间。但是他又是想讲的，也很想有人听。他来请求我听他讲故事，那回我说不听我有事呢，无奈之下他就进了另间屋，隔着床一个人对着墙讲起来……文化革命大风大浪，我当然投身其中。他却独自在烈日下、在落叶中、在寒风里走，在古城墙上拾一枚旧币，在荒草中间找蚂蚱、蜣螂，高音喇叭、滚滚人流、漫天传单，对他如无一般。他嘲笑我，痛恨我，不许我去参加集体、社会活动，认定那些事情都很无聊，而我的同学都很庸俗……他却用了整整一条的洗衣皂雕刻了一个古怪又真正神彩奕奕的长型正面立体面像，说是布林像。布林，那是他臆想出来的人物”。与顾城有交往的编辑唐晓渡回忆“儿时的他本就不喜欢与别人交际，朋友也没有，只有一个从小长到大的姐姐陪他说说话，这种性格让父亲都下乡回家照顾他”[1]。

童年有过一次头部摔伤史，这次受伤似乎颇为严重，因为顾城父母亲均明确提到并将顾城日后的“精神失控”归因于那次受伤。顾城死后记者询问其母：“顾城有病吗”，其母答云：“有。他小时，曾从窗口倒裁葱般摔了出去，脑部受过伤，有时精神失控”。其父亲顾工向记者称：“顾城的母亲记起在顾城很小的时候，有一次喂饭，他坐在窗台上，摔到地上，会不会对脑神经有影响？在家的时候，他偶尔会激动起来，只是偶尔，为他妈妈一两句话把杯子推翻，可那只是刹那间，很短，他又像孩子似的请妈妈原谅”。顾工对诗人芒克称：“顾城会杀谢烨,原因有三……二、顾城幼时大脑曾受重伤，有阵发性精神病”。

顾城23岁在火车上遇到谢烨并展开热烈的追求，他日后向朋友讲述“首先开始通信,我们从认识到结婚,间隔五年,有四次绝交过,我每次一生气就去上海,共去了六趟”，这段情感看来十分波折。顾城追求得十分执着，有未经查证的消息称顾城为了挽回谢烨甚至彻夜蹲守她家门口，并在她家吃住。顾城当年送给谢烨的定情之物，是一把锋利的匕首[2]。为了和谢烨在一起，顾城在上海买了一间简陋房子，并和谢烨一起装修，和谢烨的感情十分融洽。背负着经济压力，顾城在那段时间勤奋写诗、四处投稿。可以看出顾城在感情上很有主见、能把工作生活安排好。尽管生活拮据，但对别人要求他去找工作十分反感，甚至要求谢烨不要去上班和上夜校。与谢烨一家交往密切的上海作家孙明剑回忆称：“顾城和谢烨结婚不久便阻止谢烨去上班。谢烨的母亲和舅舅到两人所住的小屋，顾城正在一张小桌旁吃面，谢的舅舅对顾城说，你们总要有工作，顾城的脸色便不悦起来。当谢烨的母亲再次要求他们工作时，顾城将小桌一下掀翻，一碗面泼在了谢母的头上，并且叫着‘我想杀人，我想杀人，总有一天我会用刀捅死谢烨’”[3]。

对“泼面事件”顾城的丈母娘谢文娥的回忆是：顾城推桌泼面碗的事情发生后，谢文娥便追问谢烨，顾城是否经常这样发作，在她再三追问之下，谢烨说，有的。有时顾城发起脾气来，会把热水瓶砸掉，把墨水瓶扔在墙上。于是，有一天谢文娥把顾城骗到一个精神病医生处……当时医生的鉴定是，顾城患有歇斯底里[4]。顾城当时在上海的朋友张毅伟回忆道：“在得知希望他去精神病医院做检查的意见后，顾城很不高兴，他坚信自己没有病……顾城勇敢地去精神病医院了……医生的结论是顾城没有精神病症。尽管顾城与谢烨都很高兴，高兴医生证明了顾城的精神正常，高兴可以回绝那些对于顾城精神是否正常的质疑”[5]。不同来源的消息在“顾城去精神病院检查”一事上略有出入，但能够明确的是顾城的言行举止颇有出格之处，以至于观念较为保守的当时人们已经考虑到顾城有精神异常。顾城的父母、姐姐、妻子和丈母娘都提到顾城会“间断大发脾气”。

在步入诗坛后的一些公共场合，顾城坚持戴一顶奇怪的帽子、刻板怪异的姿态和拘谨的着装引起了众多朋友的注意。唐晓渡回忆道“总是躲在一身风纪扣扣得严实的灰色中山装背后……在他旅居国外之前的几年中，我曾多次听过他的朗诵和发言。从第一次起，我就注意到了他独特的姿态和语言方式：在整个过程中一直两眼向上看着天花板，双手规规矩矩地垂在两侧或交叉置于胸腹之间，不动声色，语气平直，几无抑扬顿挫……在我的印象中,这种姿态和语言方式在类似的场合下从来就没有改变过”[1]。与顾城在德国期间有密切交往的汉学家顾彬回忆称“……与柏林不同的是朗诵后可提问。为什么戴那顶诗人帽？回答总一样：因为它给我安全感。晚上也不脱，这安全感一直进入睡眠。”约二十余岁在诗歌《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中写道“我是一个孩子/一个被幻想妈妈宠坏的孩子/我任性”。

32岁受邀赴新西兰任大学研究员，后辞职到激流岛隐居，出于追求“远离城市的世外桃源”的理想在岛上自建木屋、养鸡、卖点手工制品，过着艰难的生活。此段时间顾城对妻子有许多过度控制，比如限制妻子的打扮、要求妻子允许顾城的情人来岛上同住。顾城对孩子的降生十分排斥，要求妻子流产、向产后的妻子冷言恶语（有未经查证的信息称顾城说“儿子不像你，也不像我，这样很好，感觉我不会同他有什么关系”）、在身体上虐待孩子、要求妻子将孩子送给他人抚养。这些行为有着思想上的根据，顾城在临死前写完的具有高度自传色彩的《英儿》中写道“不仅不想建功立业，做一个桃花源中人，甚至不想为夫为父，疏离子裔，以实现他意念中的净土——女儿国的幻想”，可能是因为顾城觉得男孩的诞生破坏了他对“女儿国”的追求。期间有一些幼稚的言行，似乎他觉得在岛上他可以生活在自己营造的童话中，如“谢烨让他剥耽豆，他剥着剥着把黄的与绿的分成两拨，命名为黄师团与绿师团，在地板上指挥了场豌豆师团的大战。做饭的时间到了，他却把泥坩锅放在煤气灶上‘冶金’，为谢烨铸没有任何实用价值的‘锡脚丫’。他请谢烨抄稿，支付一种自己制的名为‘金银券’的代币，却又很难兑现”。包括顾城自述在内的多个材料显示顾城对谢烨十分依赖，其中有顾城生活技能较差的因素，谢烨的过于贤惠、过度包办也是形成这畸形互动关系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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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被顾城称为“英儿”的女性在他俩的帮助下来到新西兰，过上了三人生活。顾城既离不开妻子，又对该女性十分迷恋，认为其是自己的理想“女孩性”的体现，并希望妻子与其有亲如姐妹般的情谊。在他俩旅德期间，该女性和一大龄外国男性一道出走，给顾城带来巨大打击。他比以往更频繁谈到死，他开始创作《英儿》这一小说，其中提到：“我需要死，因为这对我是真切的……不仅毁坏了我的生命，而且毁坏了我生命最深处的根，我的梦想”，并在书的结尾安排了与他同名的主人公的自杀。顾乡当时已到新西兰和他们夫妇比邻而居，称那段时间“顾城不知所措，一声嘶喊就倒下了；这是顾城与谢烨结婚由上海移居北京六年半后第一次发病……顾城后来的混乱，以致几度发病”。从中大约能看出顾城的精神异常有着比较明确的发作，而且和应激事件相关。

37岁从德国回来后，顾城沉迷于《英儿》的创作，主要内容为自己对“英儿”的强烈感情，并让妻子为其打字。顾城夫妇最后一段时间的冲突在顾乡的《我面对的顾城最后十四天》内记载甚详，大概过程是：顾城多次表露自杀的决定，谢烨决心离开顾城、接受陈姓男子的追求并接回自己的孩子，期间对顾城多次冷言冷语并嘲讽他不敢自杀，似乎谢烨的安排即是待顾城自杀后便迎接陈姓男子登岛。谢烨的离去对顾城已经是巨大的打击，顾城当天才得知陈姓男子将要到达。顾乡强调顾城在写遗书时去意已决，但从遗书中对后事的安排看出顾城并没有杀害谢烨的意图。顾城在与谢烨争执中重伤其头部，随后上吊自杀，谢烨在顾城死后数小时内死于转运途中。

4.17.3顾城的人格和思想特点

（1）古怪、生活技能较差、不通人情世故

谢烨给她母亲的最后一封家信中说：“顺城的天才就在于他的奇怪，他的奇怪就是他的天才。他们一家人的思维都很奇怪”[4]。顾城给许多亲友留下了言行古怪、不通人情世故的印象。顾城并非意识不到别人对他的非议，相反他对自己有着深刻而不留情面的剖析，如他在《英儿》中对自己的评价“他像一个孤僻的孩子那样，不喜欢正常的事情；恐惧正常的生活，情愿落入怪诞缥缈，或淫乱的想象中，他用他的异常的想象要求他的爱人，他并不是真的要住一个城堡，或者过一种高于现实的理想生活，在他的内心燃着一种不可理喻的独有的疯狂。他为自己这把独特的钥匙，设计生活，他把密码弄得混乱，来区别他和世界，他毕生的作为几乎都可以说是倒行逆施的”，又如“这个岛，这片树林，使他离开了遥远的北方大陆，离开了城市，他始终没有变成一个真正的人，他一直是一个魔鬼般的人物”。不同寻常的地方在于，他对自己的怪异的、可能会伤害别人的违背社会规范的言行有着清醒的认识，他知道“什么是好的”，但他不愿意去扮演社会所期待的角色。他有完整的自知力，这提示他的出格言行不太像是不良环境所塑造出的不良人格，而更多是受到主观的驱动。这种主观的驱动可能来自他的“恐惧正常的生活、想要区别自己和世界”的想法。

我猜测这是因为，顾城的童年在混乱、残酷、荒谬的特殊年代中度过，这会使人萌发对社会秩序之起源的思考，使人更可能去大胆构想自己与世界的关系，使人把自己从庸常生活中剥离出来看待自己与世界的关系。所以顾城初入诗坛时在人心惶惶的时代写下纯净童真的诗歌、替人们喊出对善政的渴望——他养成了超越恶浊世界之上以维持自身高贵地位的思维方式。也就是说在一个不正常的社会做一个正常人，就是高贵的。但在新西兰他进入了“基于常理常情的社会”，他如果继续作为正常人就不再有优越性，而且在平庸的生活中遭遇尴尬和轻蔑，于是他想要再次拉开距离，他开始故意变得童化、更加不切实际地追求女儿国理想、对妻子更加人身控制，试图用“倒行逆施”来实现对平静生活的超越，在理想被戳破之后采用了极端手段。以上只是猜测，但能够解释顾城为何从童话诗人变身为杀人凶手，也能够解释顾城那些看似是否定自己的评价语句其实是在肯定自己。

（2）不成熟、脱离责任的沉溺于童话中的人格特点

他在《英儿》中对自己评价道“从现代心理学来说，他显然是患某种程度的心理固着症。他的心态停留在某一点上，始终没有发育成熟”。在《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中写道：“我是一个孩子/一个被幻想妈妈宠坏的孩子/我任性”，《简历》中：“我是一个悲哀的孩子/始终没有长大”。从顾乡和顾城对童年的回忆看出全家对顾城似乎是颇为宠爱的，顾城需要妻子在婚姻中扮演母亲的角色。他的人格偏差有一部分是在现实人际关系中发展出来的，另一部分是受到他的观念的催动。顾城对自己不成熟的性格有着清醒的认识，他似乎是乐于扮演这个自己也觉得不大好的角色，并把这当做理想来追求，这颇类似曹雪芹笔下的纨绔子弟贾宝玉。舒婷准确指出顾城这一心理特点：“你相信了你编写的童话/自己就成了童话中幽蓝的花”。他自觉地推卸掉责任，躲进自己营造的童话世界中。这种追求使他变得极端化，他甚至幻想“要有十二个女孩子，她们都银盔银甲，拿着银枪银箭，保卫我的城堡，他们的枪法箭法都是第一流的，凡是企图闯进城堡的男人都将死在城池之下”，这损害了他的社会功能，使他没办法维持艺术和现实的界限。在缺乏责任感和处理人际关系经验的情况下，幼童的可爱纯真和自私蛮横会并存，顾城的对美和理想的极致追求可能将这两个属性推向极端。

顾城以童真纯粹的诗歌风格登上诗坛，得到了深厌混乱荒谬的疲惫的人们的喜爱。舒婷送给顾城的“童话诗人”这顶桂冠，得到了人们的广泛认可。顾城在艺术上有极大的追求，这种社会期待也会对他有所影响，使他对幼稚任性的人格更为认可，并更加向脱离人生经验的单纯的幻想的精神世界中获取灵感。

（3）对“乡村、天国、女儿国、世外桃源”理想的追求

顾城在《光的灵魂在幻影中前进》中写道“朋友说我有种堂吉诃德式的意念，老向着一个莫名其妙的地方高喊前进。我想他是有道理的”，还有那首著名的诗“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这种理想的光芒是每一位伟大的诗人都应具备的。这理想具象为对污浊城市的厌恶和对静谧乡村的向往，使他在诗中营造纯真童趣的艺术世界，驱动着他远赴海外、在孤岛上披荆斩棘营造木屋。对理想世界的向往和爱情结合起来，类似于大观园里的贾宝玉，少男对纯美世界的追求往往寄托在对少女的爱慕上，顾城写道“我不是在爱，我是梦想一个女儿世界”、“我是一个王子/心是我的王国……我要对小女巫说/你走不出这片国土”。他将他的女儿国中的女性分为三种：“女人性、女孩性、女儿性”，其中女孩性以他的情人英儿为代表，特点为活泼、任性、机敏、聪慧、充满活力、欲望强烈。

他的对“女儿国”的追求继续发展就显出病态了。人生是一个大容器，既有追求超越也离不开吃喝拉撒，既有务实负责也要有躁动幻梦，真正值得赞许的是认清生活的真相仍然热爱它，变得成熟圆滑还不失赤子之心。顾城走了一条过于纯粹过于理想化的道路。如果把人格和人生经历比作一个生态系统的话，顾城的生态系统过于单纯和脆弱。他的对超越生命之上的高贵价值的追求，在长久脱离人生阅历的支撑之后，有发展为否定生命本身的危险。比如他在《英儿》中写道“我需要死，因为这对我是真切的”。英儿的“私奔”宣告了他的女儿国理想的破产，他几乎将自己的人生意义建立在这个理想的追求过程上，以至于极其痛苦、开始走上自我毁灭的轨道。他写道“（英儿的离去）不仅毁坏了我的生命，而且毁坏了我生命最深处的根，我的梦想”。

（4）厌世，对抽象的死亡的迷恋，频繁谈及自杀和杀人

谢文娥转述顾城向精神科医生说的话：“他想体验死的感觉，他想那是从一个大的滑梯上滑下来，一下掉进一个黑暗的洞里，如果沉到底，就能看到光明”[4]。顾彬回忆与顾城的交往“他坦率地谈到了他的危机：1985年前他想做一个人。他还不了解世界，他希望像个孩子，相信灵魂和希望，并抱有回归的愿望。但世界变成了幻想，所以他认清了自己，以一种超然物外的态度结束了‘思考’，告别了社会。如果做人太难，太无聊，他也不愿作为物，今后只想走鬼或幽灵的道路，作为影子自乐于缥缈中”。对现实的超越之路能走多远往往取决于所立足的现实的厚度。顾城在人格不成熟、阅历单薄的年纪，对人生的现实质地缺乏立体的观照时，便在追求诗歌艺术中过早地开始对现实的否定、消解和叛离，这使得他的艺术之路也难以长久。

顾城青年时的诗歌有许多在抽象意义上思考死亡,如《牺牲者·希望者》、《祭》、《我的墓地》、《就义》等。诗人的对死亡的思考是其探索人生奥秘的一部分，如其在自传中写道的“……我开始想到无限和有限，自然和社会，生的意义，开始想到，死亡——那扇神秘的门”。与海子将死亡视为步入崇高之阶梯不同，顾城更多欣赏的是死亡这个过程本身的美感，以及死后的宁静状态，如“午夜的刀紧贴着陌生的额角/在这土地上迭放着芳香柔软的尸体/那芳香正一阵阵蓬勃地展开”（《静静的落马者》）、“死亡是一个小小的手术/只切除了生命/甚至不留下伤口//手术后的人都异常平静/像一个岛屿睡在床上”（《旗帜》）。在自杀前不久写作的《英儿》中频繁谈到自杀，如“我在写忏悔录。在书里有我们所有见面的日子,出全的时候我不一定看得到了……魔鬼来抓我，我就跟它走吧。我是属于死亡的，我知道”，从顾乡的记录看顾城在最后十余天中多次提到对自杀的考虑。这些不良的思想观念扭曲了人生观，进而在现实中影响了生活轨迹。

以上如果说还属于精神追求的范围的话，谈及死亡时多次提到凶器（刀、手枪、斧子），便已经是病态的想法，更别说顾城进而谈论杀害他人的具体操作。青年时向岳母发火时便提到要杀死谢烨，晚年更是常常提到杀人。顾彬回忆道“顾城认为，《水浒》里的李逵是百分之八十中国人的样板：能杀的就杀，要负责，来找我”。在得知“英儿的背叛”后，顾城还与妻子谋划过追杀英儿的计划。在他自杀的当年写下“杀人是一朵荷花/杀了，就拿在手上/手是不能换的”（《新街口》）、“把手放在衣服下面/我的刀少了一把/我不相信能这样离开/刀太短/我让你风一样在前边快走//杀人的时候最苦恼的是时机/她追上来/干吗/她是在楼道里被我看住/女孩子是不能杀的//昨天杀了四个/两个在卧室，两个在她身边/你把刀给她看/说，你要死了”（《后海》），在《英儿》中写道“斧子是砍木材用的，当然也可以砍姑娘家”。

4.17.4精神病理分析

（1）对顾城的分析有三个层面：

首先，顾城有人格的偏差。他的频繁无故大发脾气严重到被他人考虑送入精神病院，他的不成熟的人格特点使他过上一个令周围人痛苦的生活，他的古怪言行、着装及杀人自杀的想法。一个人如果有着和顾城一样的人格偏差，已经会被诊断人格障碍。最适合的是“未特定的人格障碍”，因为这样的人不符合某一特定的人格障碍，与他的人格特点有所关联的特定人格障碍包括：分裂型（影响行为的古怪信念,或魔幻思维,及与亚文化常模不一致；古怪的思维和言语；古怪的、反常的或特别的行为或外表）；反社会型（易激惹和攻击性，表现为重复性地斗殴或攻击，鲁莽地不顾他人或自身的安全；一贯不负责任,表现为重复性地不坚持工作或履行经济义务）；边缘型（不恰当的强烈愤怒或难以控制发怒；短暂的与应激有关的偏执观念或严重的分离症状）；依赖型（因为过于害怕不能自我照顾而在独处时感到不舒服或无助）。

其次，与诗歌创作有关的思想对他有所影响。顾城对自己的异常人格有着深刻丰富的认识，他对自己有一个客观的批判视角。他之所以没有自我约束并在人格偏差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主要还是受到了艺术追求和思想观念的催动，包括他对“女儿国”的追求、对“任性的孩子”角色的向往使他放弃了担当责任、过早过高的艺术追求使得他脱离现实。

再次，在感情上的强烈而荒谬的事件的刺激下做出冲动行为。他的理想不切实际、对理想过于倚重、又遭遇了强烈而荒谬的不幸，情人私奔和妻子另有新欢，对常人来说都是难以释怀的事件，对于顾城来说就更加难以应对了。他的自杀是经过比较长时间的思考和讨论的，杀妻则更多是近期事件的影响和冲动所致。

（2）鉴别诊断

分离[转换]性障碍：青年时顾城就诊时被医生判断为“歇斯底里”，顾乡也有记录称顾城在应激事件发生时突然倒下（但没有提及旁边是否有人及冲突场景为何），不排除有分离[转换]性障碍的可能，但信息不足以诊断，该诊断也不足以解释顾城的主要问题。

癫痫：顾城在童年的突然跌倒，他的残暴的人格，以及古怪言行，需要考虑癫痫的可能，但众多亲友的记录都没有提及他的失神或抽搐。

双相障碍：顾城的间断的突发的大发脾气和冲动，需要考虑躁狂发作，但他出现冲动的同时并没有看到其他躁狂症状，也未呈现波动式的病程。他的冲动仅仅针对家人，对妻子尤甚，面对外人显得拘谨内向（这种冲动的“内外有别”和“窝里横”的特点是鉴别躁狂发作和人格障碍的强力证据），故不考虑。

神经系统或躯体疾病：尽管缺乏依据，顾城的家人都强调了其精神问题与童年的“病”有关，他多次在应激中晕倒，不能排除他在人格问题之外伴随某种少见的神经系统或躯体疾病。

4.17.5与创作的关系

（1）人格障碍带来与现实的多种冲突进而转化为创作动力

虽然谈到顾城的文学成就时不太会谈到《英儿》，但作为诗人的唯一一部小说，是个非常典型的例子。顾城因为幼稚的耽于幻想的人格，和该女子产生一段畸形的关系：在已有妻子的情况下爱上该女子并邀请来岛共住、对该女子倾尽感情、在该女子逃离后既想报复又念念不忘。在中间产生强烈的感情，促使他写下这本高度自传性的小说。在感情中不能自拔的同时，他在小说中又表现出对自身人格缺陷的高度自觉，他的这些自我批判可谓深刻又准确，能从中看到他有一种意识也即在遭受感情强度极高的生活事件后及时地将感情转化为文学成果的意识。

（2）鲜明的个性帮助抓住诗歌主题

有一些历史名人，倒不见得多么努力或者多么有才华，仅仅是历史在某个关头需要某一个人站出来，而就有一个合适的人就站在那个地方了。顾城便是如此，在90年代人们刚刚走出疯狂荒谬之时，心灵急需呼吸一下正常的空气，需要安静、纯真、贞洁的文学，而顾城的人格使其天然地成为这样的人，他不需要刻意打磨、也不需要见风使舵，他只需要让本性流露地歌唱，就能满足人民的精神需求、收获文学成功。当然，他提供的这个精神产品，不够深也不够好，缺乏永恒的价值，所以在时代心理发生改变后，便被时代冷落了。

（3）人格带来现实困难

顾城这样的人格，在人世间必定是寸步难行。固然发生一定程度上的冲突，有助于激发起感情、提供契机以洞察人世和自身，但想成为伟大文学家，需要常年的稳定创作，也就需要一定的创作环境的保障。顾城这样的性格，即使是贤惠如谢烨也最终决定离开，更别说“英儿”这样用心不纯的人。而两个女人接连离开这样的打击，直接促成顾城走到人生末路。

（4）人格阻止了创作的提升

对于那些年纪轻轻便精神崩溃或自杀的文学家来说，早早结束创作生涯便是最大的损失。而又因为其创作生涯短暂，所以难以看出精神障碍对其创作素养的阻碍或者削弱其创作提升的可能性。但顾城身上却能看到这一点，顾城在步入诗坛的最初几首著名的诗歌之后，风格、主题和手法长期停滞，在出国之前已然乏善可陈，出国之后的创作更有枯竭的势头，这最直接的原因是顾城缺乏生活阅历、被过于简单的生活包围起来，而这些都或远或近地归结于他的单纯、沉湎和幼稚的人格特点。

4.17.6相关议题

（1）将自身作为毁灭过程来展示的冲动

顾城不仅有完整的自知力，甚至还有一点把自己病态心理过程加以记录和展示的倾向，请注意他在叙述时的类似于传记作者般的客观视角：“这是一部真实的情爱忏悔录，作品描写了主人公顾城和他的两个妻子在太平洋一个小岛上的生活、情爱、冲突和阴差阳错。他不仅不想建功立业，做一个桃花源中人，甚至不想为夫为父，疏远子裔，仇视自己的欲望，以实现他意念中的净土——女儿国的幻想。他渴望爱慕他的两个女子互相爱慕，这异样的幻影最终驱使他走向毁灭”、“《英儿》全书以女主人公英儿和顾城的相恋为缘，出走为因，迭口展开，淋漓尽致，表现了一个现代离世者的极端心理和异常恋情”[8]。他在受到英儿背弃的冲击之后的反应是尽快将与英儿的交往过程和内心感受记录下来，并将自己在事件后的感受做即时记录，他似乎将那次事件作为一个探针来刺激自己做情感反应继而暴露出自己的人格。这有些像真人秀节目，随着事件发生嘉宾做出反应，这些被摄像机即时记录。

顾城身上被认为有一种唯灵的浪漫主义，类似于郁达夫[9]，他们极其珍视自己的感受，认为将这种感受记录下来就是真正的艺术。他们有一种“为艺术而人生”的思想倾向，认为人生是一个让艺术得以产生的活动，所以郁达夫在投入恋爱时将日记作为作品出版。这种心理应该被重视和总结：超越主义认为人生的意义不在于结果而在于过程，而这过程越是精彩多姿、感受越是丰富深刻，这段人生就越有意义，就像一部电影因为极高的艺术价值而具有了意义。艺术能给人支持，根本上就是提供了一些别人的精彩人生片段来鼓舞人。顾城们的做法就是将自己正在展开的生活和艺术创作作为同一件事来完成来奉献给读者。

（2）非常生命体验与诗歌才华

顾城身上有个创作故事，对于解释艺术魅力很有价值：“顾城多次谈到他小时候有过的一次经验。那时他还很小,有一次大人都出去了,他一个人被关在一个亮着灯的屋子里。忽然,他从被灯光照着的墙壁上看见了一双双眼睛象从穿里慢慢浮起来,这些眼睛都是空洞洞的,一种迷茫的无可奈何的感觉。他感到害怕,而且马上知道,人死了就要变成灰烬涂在墙上,他自己迟早也会这样。他说他从那一刻起,对世界的看法就形成了。他的短短的一生就充满着对于生命和死亡的启示。只要说到诗,他首先想到的就是死亡”。这种生命体验，如果在一个社会人身上多次出现、影响其适应社会，那么会被认为是症状，比如错视、幻视、非真实感等。但这种生命体验是有积极意义的，当它还没有被擦除、并让一个人意识到的时候，能够启发人去认识到自身的存在。而且，这种生命体验常常是和死亡联系起来的。事物的将无能够彰显其已有，在死亡面前能够获得到生命的质感。

艺术，根本上是这样一个过程：一个人将自己的成为真正的人的精神探索道路上的收获传递给另外一个人，使其意识到自己在某些时刻也是一个真正的人。这种精神探索道路大致分为两条，一条是加法，一条是减法，如王国维说：“客观之诗人，不可不多阅世；阅世愈深，则材料愈丰富，愈变化，《水浒传》《红楼梦》之作者是也。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李后主是也”。顾城就走在后一条路上，他将人之上的种种附加物除去，将种种社会属性除去，使一个直面宇宙的在生死之间茫然无措的人得以显现。他所传递的是一种微弱的、纯净的、深刻的生命体验。有这样的生命体验，就有艺术魅力。

（3）对生命的超越和对生命的毁灭

许多诗人以自杀为结局，尤其是近现代以来的、写作现代派诗歌的、女性的诗人。这可能是因为诗歌是一种超越语言的语言。语言之所以能发挥交流的作用，是因为在长期的沟通中在发送者和接受者之间形成对概念的共同认识。当诗人想要表达一种其他人很少感受到的涵义时，既往的概念很难提供支撑，所以得采用一些艺术手法来传达。近现代的诗人们想要表达的对人生的思考和感受，要比古代诗人们更加远离日常场景。不同于音乐和美术单纯基于自觉感性，诗人基于语言又要超越语言、摆脱语言的束缚和歪曲。他们将自己的思维方式完全基于这种恍恍惚惚的“超语言”之后，回到现实生活就难以理性地谋划自己的生活，就会无所适从、觉得“失去了人生的底子”。当他们的诗歌得不到认可或自觉诗歌创作无法进步时，他们的生命就完全没有了支撑。

从不同人生观出发，对诗人自杀的看法各异。现实的立场是珍视生命、反对自杀，而从“为艺术而人生”的立场出发认为这是纯粹而勇敢的追求、在艺术追求中创造更高的生命。我认为应该对不同的自杀分类讨论，而总的原则是看是否能达到精神的超越：如果现实恶浊而难以突破、人只能以一种卑贱低劣的状态生存，这种状态看似是在保存生命其实是在否定生命，那么鼓励舍生取义、用自杀去拥抱更高的生存状态；如果没到山穷水尽的那一步，那么鼓励活着，活着才能延续种族，活着才能继续探索。艺术家在经历痛苦迷惘和理想破灭后，能够直面惨淡的人生和淋漓的鲜血，能够奋起去承受、反抗和改造，这显然是更高贵的精神探索过程。对于顾城，我们在为他的“将生命献祭给艺术”的追求钦佩不已的同时，也遗憾于他没能更加踏实于人生的质地、以更大的耐心去探索人生奥秘。

  

参考文献：

[1]唐晓渡. 顾城之死[J]. 当代作家评论, 2005(6):17-25.

[2, 3, 4, 7, 8]陈子善编.诗人顾城之死[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3: 24, 21, 23, 63, 44.

[5]张毅伟. 生前好友怀念顾城：为谢烨搬家买房，去精神病院检查. [EB/OL].2013-10-08/2020-09-30.https://cul.qq.com/a/20131008/008692.htm

[6]顾彬. 回忆顾城和谢烨[J]. 张呼果译, 南方人物周刊, 2011.

[9]毕光明, 樊洛平. 顾城:一种唯灵的浪漫主义[J]. 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8(02):52-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