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8革命之年： 革命之春

1848年的新年钟声敲响之际，意大利北部的局势首先出现了革命的兆侯。在奥地利统治下的意大利青年贵族个人上升通道甚为狭窄，这导致他们普遍对梅特涅的统治感到厌恶。而民众也对沉重的赋税普遍反感，这就使得奥地利在这里的统治不得人心。在新年当天，米兰就爆发了有组织的反烟草运动，这成为了1848年风暴的开端，面对米兰人集体戒烟的抗议，奥地利军队以吸烟回应米兰人的反抗。这激怒了米兰人，双方形势已经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一月三日，奥军一位士兵和米兰市民发生了冲突，随即冲突上升为群体对抗和流血事件，人民的革命热情被彻底激发。但这使得米兰的青年贵族感到惧怕，因为他们始终希望这场运动是一场合法的温和斗争，然而被动员起来的民众已经不是他们能控制的了。奥地利政府已经嗅到了革命的气息，保守派主张强硬态度镇压起义，两派各不相让，局势急速恶化。

而在意大利南部，西西里岛人民已经掀起了全面革命的大旗，长久以来统治这里的那不勒斯波旁王朝对西西里岛人民的残暴统治使他们怀恨在心，1847年的冬天又是如此煎熬，而在这个煎熬的冬天国王对待这里冷漠的态度最终引爆了革命的火药桶。1月12日，西西里岛人民举行大规模游行要求立宪，很快游行队伍混入了相当数量的激进分子，这使得军队有借口对游行镇压。但人民的怒火已经被彻底点燃，军队不是人民的对手，短短几天人们就控制了西西里岛，成立了“总务委员会”接管社会维持秩序。而西西里岛的风暴很快席卷南意大利，在那不勒斯，革命的消息伴随着汽轮抵达了这里，这迅速激发了当地人民的革命热情。那不勒斯有数量庞大的贫民，通常来说政府会适当给予救济，但严重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导致政府也一贫如洗难以救济，残酷现实迫使饥民必须自救，奇伦托的农民率先起义反抗地主，而这刺疼了那不勒斯贵族和资产阶级的神经，他们选择改革来应对革命风暴。同时政府释放了一批自由派的知识分子领袖，专制主义在这个时候选择和自由主义合作的目的绝非是他们良心发现，而是要通过这种手段来维持自己的地位麻痹革命，而那些领导革命的‘自由主义’者面对轰轰烈烈的人民斗争也极其惧怕，因为放任人民斗争发展就有可能将把他们拖入一场法国式的革命中去。很快，费迪南二世选择向革命低头，当局在2月10日通过了宪法，尽管宪法被迅速通过，但这部宪法参考的主要对象是1814法国宪法，西西里岛人民并没有满足这部宪法，他们要求恢复1812年宪法，同时西西里岛需要政治独立。这意味着意大利的革命远没有因为费迪南二世的退缩而结束。

在绝对君主制的崩溃震颤了意大利半岛之际，革命的声响也从亚平宁山脉传到了欧洲的政治中心——巴黎。自1789年起，这座城市就宛如欧洲的心脏，在这里发生的政治事件都会给欧洲带去极大的震动。从攻占巴士底狱、处决路易十六再到1830年的巴黎起义，自由在这里始终引导人民举起三色旗前进，如今巴黎人民将继承他们的革命传统，誓要将1848这串数字刻进巴黎革命的历史中。和意大利一样，共和派看到了革命契机，他们不断号召革命集会，但集会为革命提供了意想不到的开端，由于温和派和激进派对集会地点的分歧，激进的共和派号召人们抗议游行，温和派在游行的前一天想要紧急取消这场集会，但这已经来不及了。2月22日，巴黎的天空乌云密布，冷风夹杂雨点稀稀疏疏洒在路面之上，上午9时许，大批群众在马德莱纳广场聚集，他们向着协和广场和众议院前进，国民卫队奉命前来维持秩序，在与巴黎市民的摩擦冲突中，双方不可避免的相互仇恨，这样的情景只会引发敌对行为。很快流血事件发生了，人民的怒火被迅速点燃，巴黎街区各处都树立起了街垒，起义已经发生，而领导游行的共和派也始料未及，他们并没有在这个时刻继续领导革命，而是静观其变等待局势变化，或是试图控制动乱局势，但是武装起来的人民又怎么可能主动放下武器？

局势的急剧变化是七月王朝未曾预料的，而更为致命的是他们在巴黎的军事力量远不足以镇压革命群众，国民卫队对镇压革命的态度非常冷淡，他们有随时倒戈的可能。正规军的人数只有三万人，面对巴黎的革命这点人根本无济于事。王室希望不要激化矛盾，为此路易—菲利普替换了他本就厌恶的首相基佐，以此希望麻痹革命缓和矛盾。基佐的倒台成为了二月革命初步胜利的标志，革命人民奔走相告，他们举行了盛大的游行来庆祝这个历史性时刻。但基佐的倒台并没有解决人民和王权之间的矛盾。来到游行队伍前演讲的大臣马拉斯也并没有提及王权的问题，他只是鼓励人民继续改革，弹劾其他大臣。游行队伍向着基佐在外交部的住所卡普西纳大街前进，在这里发生了一场意外，严阵以待的军士为了驱逐人群不要过度靠近这里而开火，这次‘意外的屠杀’让本就不信任政府的人民被彻底激怒。尽管流血事件并没有进一步发酵，但巴黎的群众已经决心回到街垒前拿起武器。“我们需要的是更多”，一位工人在面对托克维尔的提问时这样回答道。起义队伍向着法国的政治中心杜伊勒斯宫进发，路易-菲利普此刻还希望做最后的努力弥补人民和政府间的隔阂，他指示军队镇压之前必须和起义者谈判最大可能减少伤亡。但是这些努力被证明是无用的，前来镇压的军队也犹豫不决，甚至军队的统帅比若元帅也开始质疑自己的镇压命令是否正确。政府军不断退却，路易-菲利普无计可施，但他和七月王朝其他的人拒绝了梯也尔的建议动用城外的军队镇压巴黎起义，梯也尔大感失望，这个在1871年为一块牛排出卖巴黎的刽子手此刻只能如同一条丧家之犬一般逃离巴黎。最终，路易-菲利普被迫宣布退位，随后乔装离开了巴黎，逃亡英国。革命者涌入皇宫，他们轮番坐上象征着皇权的王座，王座上写上了这样的字：“巴黎人民致欧洲：自由、平等、博爱——1848年2月24日”。随后这个象征皇权的王座被革命者焚毁在巴士底广场。第二共和国在这后不久正式建立，共和，这个法国人为之追求的理想如今又一次在巴黎成为了现实。

而1848年的革命并没有就此止步，巴黎二月革命的消息伴随着铁路在欧洲大陆上飞速的传递。在绝对君主制统治下的维也纳也感受到了巨大的震动，尽管警察局长向梅特涅保证维也纳秩序井然，但是谁都明白这不过是惊涛骇浪前最后的平静。

最先行动起来的是维也纳的中产阶级和脱产学生，维也纳的世界在躁动的学生手上变了样，他们不再对腐朽的教授唯唯是诺而是大声斥责他们，而迂腐的教授只能用考试不及格来回击这些年轻的学生，这当然阻挡不了起义浪潮。学生们冲出校门，他们试图和维也纳城外的无产者联系并且取得了成功。但这些人一开始的革命对梅特涅政府来说显得不痛不痒，梅特涅的第三任妻子梅拉妮就嘲讽起义者不过是一群卖香肠的小贩自娱自乐罢了。可当运动从无序转向有组织成熟的方向时，起义就将释放巨大的力量撼动维也纳，当宪法成为起义者普遍的口号之际，这场运动已经不再是首相夫人轻蔑的幼稚运动。

面对起义浪潮，哈布斯堡王朝采取了安抚的策略，这并不能缓解维也纳紧张的局势。随即帝国选择了军事镇压，维也纳深吸一口气，随即一场暴力对抗开始了。中产阶级、学生、城外的无产阶级都行动了起来，特别是无产阶级的战斗力使得奥地利政府感到惧怕，除了梅特涅下台外，他们选择向中产阶级和学生妥协答应了他们的诉求，这种保守主义秩序联合中产阶级、自由派向革命妥协以阻止无产阶级革命继续发酵的事情将在日后的革命中不断发生。但现在，革命取得了暂时的成功。

然而梅特涅的首相职位此刻已经是摇摇欲坠，即便是政府不驱逐他，梅特涅也明白自己无力执政奥地利了。于是这位首相选择了一种体面的方式离开了奥地利，而梅特涅的出走和辞职已经是事实。人民纷纷涌上街头庆祝这个胜利的时刻，尽管此刻奥地利的军队包围着维也纳，接过首相职位的强硬派阿尔弗雷德-温迪施格雷亲王也不敢冒着激化民众革命的风险强力镇压革命了。最终，在三月十五日，斐迪南一世巡游了维也纳，下午五时，承诺立宪的布告最终由一位国王的传令官传出皇宫，维也纳沸腾了，一位维也纳的诗人写道：“‘宪法’一词将把时代潮流推向新的阶段.......他将如同闪电一般撼动绝对主义的支柱。”而这暂时的胜利将伴随着巴黎革命震动着中欧地区，德意志地区掀起更大的浪潮。

在维也纳的绝对主义分崩离析之际，德意志地区保守主义秩序的另一个维系支柱普鲁士也难以维系自己的统治。柏林3月18日起义成为了1848年革命的又一个标志。三月初，当革命信息从奥地利传递到柏林时，大学生是最先躁动的。这些人在咖啡馆里高声谈论欧洲的革命形势，但受限于文化禁令的影响，普鲁士的大学生键政比例显然没有其他地区的大学生高。然而这不妨碍人们参政的热情，普鲁士联合省议会的常设委员会和腓特烈-威廉承诺的每四年召开的议会一起成为了热门话题，人们自发组织在公园，书写请愿书要求重新召开省联合议会。腓特烈拒绝了这些请求，而人们也开始把象征德意志统一的黑、红、金三色穿在身上向政府施压。

大量人群的聚集使得政府异常紧张，为了维护统治避免局势不可逆转，腓特烈从外省调入大量军队维持秩序。和维也纳革命巴黎革命一样，激化局势的推手正是这些军队。从3月13日到15日，这些傲慢的军队多次袭扰人民，他们用刺刀和叫骂驱散人群，这使得公众对和平抗议呼吁改革的期盼已经从一开始的兴奋激动转为黯淡。

但是事情的转机出现在三月十六日，梅特涅在前几天的下台使得腓特烈面临的压力骤然加剧。为了统治，腓特烈不得不向人们做出更多的让步，他废除了审查制度，承诺将在四月召开普鲁士联合省议会。尽管强硬的格拉赫和王储拒绝了这些提案，但是腓特烈还是决定在阳台上露面来平息柏林的怒火。

然而这些提案并没有解决眼下的问题，那就是数万装备精良的正规军依旧在柏林市区驻扎，这对民众而言是无法接受的。于是在腓特烈出面安抚人民之际，人群中有人带头呼喊：“军队撤离。”不少自由主义者也希望国王把军队撤出柏林来换取人们的信任，但对腓特烈而言这无法接受，因为这意味着革命派要求他放弃普鲁士君主政治的中心。于是，此前被压制的极端保守派重新得到了器重。奉行保守主义的恩斯特-冯-普菲尔将军掌控了军队，他随即下令对聚集的人们用武力驱逐，一时间王宫广场前血流成河，哀嚎声响彻柏林上空。

流血事件激化了矛盾，一瞬间，柏林各个阶层不分男女老幼迅速参与到这场起义中。短短几个小时柏林街头就树立了不少街垒，男人女人熟练的参与到修筑街垒的活动中，他们娴熟的技术使王宫里的人大为震惊，仿佛他们天生就是干这个的。在罗森塔尔门前的广场，军队和民众发生了激烈的战斗，这是三月十八日柏林起义的第一声枪响。起义者得到了柏林人民广泛的支援，工人成为了战斗的主力，而民众为起义者提供了坚实的后勤。但柏林的战斗也是1848年欧洲革命中最为激烈的，普军动用了加农炮屠杀起义者，这给起义者带去了巨大伤亡。此外，军纪严明的普军不同于法军，他们忠诚的执行命令，而起义者和普军展开了最激烈的巷战，几乎每一栋房屋都要来回争夺，不过普军优良的装备和严明的军纪使得他们牢牢占据上风，到了日落时分，他们占据了大部分主要街道。但是这种程度的激烈巷战是双方都忍受不了的，这天晚上，普菲尔将军要求将军队撤离柏林用大炮逼迫起义者投降，但是腓特烈不愿意这样做，尽管柏林的起义局面暂时被弹压，但是君权神授的观念使得他不愿意屠杀柏林市民。为了缓和局势，腓特烈在半夜下令军队停止行动，并起草了更明晰的宣言《致我亲爱的柏林人民》，腓特烈答应只要人们放下武器，那么军队就将撤离柏林，只会留下必要的守卫力量。柏林人将信将疑放下了武器，腓特烈实现了他的承诺，军队离开了柏林，起义者重新聚集在王宫广场上，不过这一次他们不再是向着国王欢呼，而是向国王发难，起义者向着王宫咆哮道：“让他出来，否则我们将把尸体仍在皇宫面前。”迫于压力，国王和惊恐的皇后只得重新出现在公众面前脱帽致歉。随后人们高唱着《耶稣，给我庇护》列队离开。军队撤离以后公民卫队迅速自发组建来维护首都的秩序，同时国王答应制定一部宪法，但是一个赞成起义的国王和他做出大多数让步的事实是不符的。几天后国王离开了柏林，他周围都是强硬派，他们都渴望发动一场反革命政变来挽救局势。

在保守主义的中心维也纳和柏林相继爆发革命之际，在奥地利统治下的匈牙利、捷克和意大利，这里的民族革命情绪也相继被激发鼓舞并最终爆发。在伊里尼-约瑟夫的起草下，匈牙利人民发表了著名的《十二条》，这是一份很具有1848色彩的宣言，其内容包括：言论自由。责任政府制（对议会负责的政府）。常设议会。公民平等、宗教自由、建立国民卫队保障安全以及税收平等。当然，这里还有一些激进的民族主义革命口号，包括布达佩斯成立独立政府，奥地利军队撤离匈牙利，当然，他们也不顾及罗马尼亚的感受将特兰西瓦尼亚视为匈牙利的一部分，这为日后的争端埋下了伏笔。

梅特涅的出走使得革命布达佩斯的革命者更加受到鼓舞，起义者迅速行动起来。“向匈牙利的上帝宣誓，我们宣誓，我们不再继续做奴隶。”裴多菲朗诵的诗歌在人群中产生了巨大的躁动，数万匈牙利市民齐聚布达佩斯市政厅广场前，广场上站满了人，如同“风暴来临之前咆哮着的大海”。奥地利的总督感到异常惧怕，他迅速接受了十二条并任命了新的自治政府——公共安全委员会，这个政府的大多数人都是裴多菲这样的激进主义者以及旧贵族中的自由主义者。国民议会也迅速组建，自由万岁、平等万岁的呼声响彻布达佩斯，维也纳的官员在革命浪潮之前只能迅速接受妥协。

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的崩溃浪潮同样席卷了另一个奥地利治下的重地——捷克。当二月巴黎革命的消息传到这里的时候，知识分子最先躁动了起来，他们希望组织起人民向奥地利施压。而捷克的工人阶级积极响应了这个号召，四年前爆发在这里的西里西亚工人起义表现出的工人阶级战斗力是贵族群体惧怕的，无论如何这个群体的战斗力都需要被限制。但是集合起来的无产者又怎么可能主动游离于公民政治之外？他们挤在大街上等待着集会的结果。集会上，少数知识分子为代表提出了激进的政治诉求，其中就有要求建立‘劳动与工资组织’的要求，此外，捷克民族主义的诉求也得到了体现。会议结束时，一个二十人的委员会成立了，他们开始筹备准备请愿书的准备工作向奥地利施压以达到自己的政治诉求。

三月十五，维也纳起义和奥地利承诺立宪的结果传来，这更加坚定了捷克人民斗争的决心，斐迪南二世也不得不决定接受捷克的诉求，他接见了波西米亚代表团，尽管德意志人不赞同捷克民族主义，但是维也纳宫廷不敢违背捷克的诉求，只能做出模糊的承诺。这激怒了捷克人，在共和国的呼声和反波西米亚贵族的歌声中，委员会起草了新的宣言，这些要求比上一份更加激进，其中就包括了统一捷克领土和成立由公民普选建立的现代议会。而捷克和哈布斯堡王朝的关系也需要变成只有王朝世系上的联系。迫于压力，奥地利最终向捷克妥协，但是新成立的捷克会议仅仅只是有产者的议会，广大无产阶级依旧被排挤在外。而捷克语和德语一样成为学校教授的语言并在政府中得到使用，这是捷克民族主义的胜利。这些承诺成为了1848年捷克革命取得的最大成果。

但是，并非是所有的欧洲国家都参与到1848年春天发生的暴力革命。在英国，尽管巴黎起义对此时正在进行的的宪章运动带去了不小的影响，但是由于中产阶级对政府的支持，宪章运动的参与者无法借此掀起更大的浪潮。当然，宪章运动的领导者们本身对暴力革命没有任何准备，那些激烈的言辞并不代表他们就要推翻这个议会和政府，他们的主要目的只是借此向政府施压。因此，巴黎起义带去的火焰很快在伦敦熄灭了。在伦敦发生的游行并没有造成任何流血，一方面是政府的妥协允许人们举行集会，另一方面是即便是最激进的宪章运动的领导者也拒绝有任何流血行为。因此，1848革命在英国造成的最大影响仅仅是奥康纳率领的代表团向政府递交了一份请愿书，而这份请愿书在议会被狠狠戏谑了一番。等到夏天激进主义者决定使用武力的时候，这场“和平和秩序的胜利”式的请愿领导者已经系数被捕。当然，英国的失败导致爱尔兰的民族独立事业也被重挫，伦敦的辉格党政府并没有对爱尔兰起义让步，青年爱尔兰党的分散和英国政府的镇压最终使得这里的起义在夏季被平息。

俄国则是另一种情况，在巴黎革命的消息传到彼得堡之际，俄国沙皇就决心用武力镇压国内可能发生的革命浪潮了。一方面俄军被调往边境应付革命威胁，另一方面到1849年沙皇对国内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迫害也更为激烈。1848年对俄国的最大影响就是这场迫害，它使得政府和知识分子彻底决裂，在此之前政府和知识分子还有些许的合作空间，但在1848年之后这种空间不复存在。而欧洲其他国家在1848年废除农奴制，这使得知识分子对农奴制不满的情绪更加激烈，他们认为对俄国来说自己已经远远落后于欧洲了，必须奋起直追才能挽回这种局面。但尼古拉一世深知自己无能为力废除农奴制，因此他只能尽可能镇压国内的反抗情绪，拖延改革的到来。这种皮洛士式的胜利不能掩盖俄国面临的问题，在灾难性的克里米亚战争中，俄国社会的落后和沙皇政府的无能展露无遗。而尼古拉一世在1848年对知识分子的镇压造成的结果就是六十年代对政权的批判重新上演时，反对派会用迟到了二十年的武力来表达自己的不满。

尽管以英国和俄国为代表的欧洲缘国家并没有参与到欧洲革命中，但是欧洲革命的浪潮或多或少还是对这些国家的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而在欧洲革命漩涡中心的法国、普鲁士和奥地利，反动秩序几乎是一瞬间就崩塌了。这不免让人有巨大疑问：为什么革命在这个春天能如此迅速传播并在欧洲激起如此汹涌的波涛？

一个现象是，公民社会普遍对统治秩序的厌恶导致社会各个阶层对保守主义统治秩序都有不满情绪。在巴黎，维也纳和柏林，我们可以看到几乎社会各个阶层都参与到反对政府的起义中。而中产阶级的有力支持和无产阶级的战斗力是重创这些秩序的最大推力，农民在起义中提供了巨大的人数支持。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复杂的，革命之前，立宪的呼声在欧洲日益高涨，社会各个阶层都渴望尽快立宪，低地三国之一的比利时在1830年革命独立以后，所颁布的比利时宪法成为了当时很多参与1848年革命起义者建立新秩序所模仿的蓝本。此外，造成旧政权如此众叛亲离的另一个原因就在于他们除了最温和的改革和有限的社会干预外面对经济危机造成的社会问题无动于衷。而旧政权在人民的普遍厌恶中表演出了极度虚弱的体现，七月王朝的国民卫队倒戈倾向就是这种表现，即便是军事素质相对较高的普鲁士，政府和军队在面对起义的时候也没有任何经验。许多保守主义秩序政府根本没有自信来维持统治，他们要么束手就擒，要么失去理智，要么对反对者的挑战体现出矛盾的混乱反应。这是一种体系性危机，政府在面对这些事件的时候不知道如何应对成为了这场革命的显著特征。此外，现代交通和通讯技术的出现帮助了革命讯息的迅速传播，1789年巴黎的起义的讯息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才能传到俄国，但1848年巴黎的起义的讯息只需要一份报道就能传递到俄国。这些新型技术为革命烈焰在欧洲的迅速燃烧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但是，革命的胜利仅仅只是暂时的，1848年革命虽然极大的撼动了君主制，但是除了法国外，其他地区并没有彻底推翻君主制，失败的君主和大臣们在积蓄力量预备卷土重来，武装力量也掌控在他们手中。而革命的裂痕也在战斗中显现，自由主义者和无产阶级所需要达成的目的并非是一致的，在战斗中不断出现保守主义秩序和自由主义联合抑制无产阶级革命的情况，不少中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和保守派一样惧怕1792式的革命重新出现。那么可以预见的是这种裂痕将对革命带去巨大的影响，同时，在新自由秩序下如何处理政府和少数民族的问题？这也是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