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临潼发现武王征商簋

陕西临潼发现武王征商簋

《文物》 1977年08期 临潼县文化馆

1976年3月上旬，零口公社西段大队发现了一批铜器。我们闻讯后即赴现场进行调査，发现铜器出土地点是一处周代遗址，面积约二万平方米。遗址位于零口街西北一公里的南罗村南、西段村东，在东距零河半公里的二层台地上（图一）。

遗址耕土层下即为周代文化层，灰土堆积不厚，内含西周及春秋时期的陶尊、陶盆、陶鬲等残片。1975年5月，在南罗村南曾发现一座西周前期竖穴土坑墓，出土铜、玉、蚌、贝等器（为一残墓，巳清理）。这次出土铜器坑位在该墓西200米处，铜器巳被取离坑位，出土情况不详，但从断崖上残存的坑壁观察，为一深2米、宽70厘米的窖藏。共出土铜器六十件和铜管状络饰九十一件。现报道如下：

（一）铜礼器：五件。

利簋一件。深腹，方座，双耳有珥（图版壹、贰，1、2;图四，2）。通髙28、口径22厘米。腹与方座均以云雷纹为地，上饰兽面纹、夔纹，方座平面四角饰蝉纹。圈足亦以云雷纹为地，上饰夔龙纹（图一八）。器内底有铭文四行三十二字（图二）。

陈侯簋一件。浅腹，方座，双耳有珥。一耳出土时巳残失（图版叁,2.图四，1）。腹部有脊棱。通高25、口径22厘米。颈部饰2状夔纹，腹与方座饰两头夔龙纹，方座平面四角饰变形兽面纹（图一六,图一七）。器内底有铭文三行，十三字（图一四）。

两件（图版叁，1、4.图四，3）。器形、纹饰及大小均相同，唯乙壶耳比甲壶耳略小，高51.5厘米。兽首耳，衔环，兽鼻上卷，角作螺旋状。盖面饰变形兽面纹。盖沿及颈部’饰窃曲纹。盖口饰波纹。腹饰变形龙纹及束带纹,束带中间作突起菱形，上下又各有一突起三角形（图二O）。出土时两壶内均存留有半壶清水。甲壶口内壁与盖外壁各有三行铭文（图九，图一二）。乙壶口内壁有铭文二行，盖外壁有铭文三行（图一O图一三）。铭文均为九字：

王盉一件（图版叁,3;图四,4）。高36厘米身扁圆，方口，有盖、流与蔓。盖上饰一"，篁为一卷尾套龙，四夔龙足。器身正面饰寿纹,云纹和重环纹。鋬与流之圆面饰窃曲数。流上部饰划纹，下面饰重环纹（图一九）。董内有铭文三行十四字（图一一）。

（二）铜乐器

甬钟一组共十三枚（图版贰,3,4）.形式相同。长甬中空，圆形单旋。干部无纹饰。钮部篆带饰云雷纹。纹饰大同小异，互有变化,篆带上下与两篆间各有突起的乳钉（图一五）。其大小见表一（见73页，13号钟残甚，其尺寸未列入）。

（三） 铜工具

斧十件。均为条形，方麦。长11.3-14.7厘米。可分两式。I式，六件，偏刃（图八，3］图二五）。I式，四件，双刃（图八,4、5，图二七）。其中一件娈旁有一纽。

凿一件。条形,方麦。长13.3厘米（图七，右图八,2）。

铲四件。方鉴。长14厘米（图八，7:图二六）。

铲刀三件。扁梯形。长9.7-13、厚0.5厘米（图七，中图八，1）

角刀一件。圆蜜，鉴面有一穿。长23厘米（图七:左1图八,6）

削四件。其中一件完整。柄部有椭圆形、方形和半月形之别。茎皆方扁。完整的一件长24厘米（图八,8图二四）。

（四） 铜兵器

戈六件（图二二）。其中两件完整。援直而短。锋呈三角形。无上齿。完整者内长6—7,援长12—14厘米。中胡。阑内有三穿或四穿，内上有一穿。其中一件有脊棱（5号戈，图二二，左中）。

镞一件。翼形。长4.5厘米。

（五）铜车马器

车辖四件。辖首作兽头状。长12.5厘米（图五,2;图二一，下）。

带扣一件。作哑铃形。长5.1厘米（图五,7.图六,左下）。

饰件一件。器身分三支，三支交接处隆起。主支与其它两支间有二棋形纽。每支中部各有一穿（图二三，左；图五，1）。

扣饰三件。背部下凹，各有二株形纽。两件头部作鸟首状，饰变体蝉纹（图五，6.图二一，左上）。一件无纹饰（图五,5;图二一，右上）。三件共长13.5厘米。

马络饰九十一件。呈管状（图六，右）。

节约三件。两件作交叉形，

上饰兽面纹（图五,4,图六，左上）。一件作十字形，上饰蝉纹（图五,8.图六，左上）。

筒状锥形器一件。上端作圆筒形，下端作四棱锥形（图二三，中图五,3）0

叶形器一件。上部有长方形穿。长13.5.厚0.2厘米（图二三，右）。

（六）其它

铜饼 一件。径20厘米（图三）。

铜器座 一件。简状，上小底大。高9、口径10厘米。

这批铜器包括了不同时期的遗物。利贯为武王伐商时所作，这是除大丰声以外的第二件有明确纪年的武王王盉和？车父壶应为西局晚期物。陈侯声和编钟的时代，可能为东周初期。窖障的时代，应以时代最晚的为准，因此，它可能也为东周初期。

武王征商簋的出土，是极其重要的发现。迄今为止，有明确记载西周王世的铜器，只有寥寥几件，这件铜赏的发现又为西周铜器断代研究提供了一件重要的标准器。这件铜器正处于武王灭商的年代，武王在位年代不长，因此，它为探索文王晚期和成王初期的铜器也提供了重要线索，并为同时期的墓葬和遗址的时代提供了重要的依据。不言而喻，考古材料有了明确或者比较明确的年代，对于帮助说明社会历史问题，是有重要意义的。

临潼殷周时为骊戎所在地。《水经注》“戏水北迳骊戎城东”，《括地志》“丽戎故城在雍州新丰县东南十六里，殷周时丽戎国城也。”这次发现的遗址和窖藏铜器与上述文献记载有无关系，或者有什么关系，是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