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醉回忆军统特务罪行：一个年轻的母亲和一个初生的婴儿，被冻死在漆黑的雨夜之中
军统特务的冷酷无情，一般人是想象不到的，即使是曾任军统局本部总务处少将处长、保密局云南站站长的沈醉，在回忆那段黑暗日子的时候，也觉得自己罪恶深重：大赚黑心钱的时候，总是存着侥幸心理，秋后一拉清单，才知道那些罪行加起来，足够枪毙三天的。
冰冷的黑夜终将过去，沈醉的回忆录把军统特务的恶行展示在阳光之下，人们这才发现：老蒋的所有下属，站成一排挨个枪毙，或许有那么一两个冤枉的，但要是隔一个毙一个，肯定有肯多漏网的。
沈醉在常德保安司令部军警稽查处担任上校处长的时候，就跟当地最大的土匪绺子彭叫驴子达成了协议，沈醉特意强调：“这协议是不能见诸文字的，那会让人抓住小辫子，只要双方心中都有数即可。（本文黑体字均来自沈醉回忆录《我的特务生涯》，下同）”
沈醉与彭叫驴子的协议内容，就是土匪到常德地区采购物资，官方不得拘拿抓捕，土匪购买的物资到别处倒卖，利润要按比例分给军警稽查处。
土匪变成了商人，常德的治安好了很多，但是当地的合法商人的利益却受到了损害：土匪们漫天要价，老百姓不买也得买，这是因为军统特务把持的军警稽查处会在沿途社卡，只有土匪的货物可以通行。
沈醉领导的军警稽查处只做了一批类似“路引”、“茶引”、“盐引”的凭证，只有拿着这样的凭证，才能在常德畅通无阻。
沈醉在回忆录中一再表示自己没有贪污，但是对部下的贪墨却十分放纵，于是他也出事了：“1941年初，我原来营门部下贪污难民黄金之事，突然被人告发了……军统局派人来调查，证明我并没有分赃，但警备司令部还是决定撤我的职。”
军统的“内部调查”当然就是走个形式，沈醉贪了多少，他的师父戴笠是心知肚明的：“他们不撤你的职，我也要下令调你来的，我有特殊任务交给你！”
戴笠交给沈醉的“特殊任务”，就是出任重庆警察局侦缉队长，为了跟沈醉的军衔匹配，戴笠还把侦缉队扩充为侦缉大队。
侦缉大队养了一大帮小偷，每天就上街去偷金表和金笔，然后再由侦缉队没收变成“赃物”：“仓库里那百来支金笔和怀表，都通过我的手流进了私人腰包，而我还落了个‘廉洁奉公’的美名。”
因为“稽查有功”，沈醉从稽查大队长晋升为重庆卫戍司令部稽查处督察长，然后就跟当时的綦江警备司令周振强（《特赦1959》中有这个人，比沈醉早一年被特赦）为争夺“稽查权”发生了激烈冲突：周振强一枪毙掉了沈醉手下的一个稽查员，沈醉调了四十个特务稽查员要跟周振强火并，要不是戴笠闻讯后派人在半路拦截，沈醉和周振强就不能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当同学了。
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谁掌管了稽查关卡，谁就拥有了聚宝盆，日进斗金只是毛毛雨，沈醉一次“出巡”就能收到一栋别墅、一辆德国高级轿车、二百颗珍珠、几十根金条，他能在老家大兴土木，买下大片山林种植七千株杉树，就是因为有各方的“孝敬”和他自己的“分成”。
沈醉大捞特捞，连《潜伏》中的吴敬中跟他相比也要自愧不如。
沈醉承认，他和军统特务捞到金条美钞上面，都沾着无辜百姓的血泪，他们曾经让一个年轻的母亲和一个初生的婴儿在雨夜中活活冻死，也曾眼睁睁看着一个小矿主把自己吊在门框上而置若罔闻。
沈醉升任军统局本部总务处少将处长后，先给自己盖了一栋看起来十分简陋但内部装修极其奢华的“茅草房”，然后就按照戴笠的意思，去霸占别人的产业。
沈醉奉命霸占产业拆房子，是为了盖“中美所”，那是一个什么机构，了解那段历史的读者诸君当然都知道，半壶老酒说多了也怕惹麻烦。
沈醉的第一个驱赶对象，是一个五十多岁的“胖老头”矿主，他在带着几个武装特务的沈醉面前急得汗流满面：“我花了十多年的心血，你们如果占用它，那不是让我倾家荡产吗？”
沈醉很不耐烦地回答：“是我们的事重大，还是你的事重大？”
那矿主也急了：“你们如果硬要占这块地方，我就死在这里，我就是不搬！”
沈醉哼哼两声扬长而去：“用死来吓唬我们？真是笑话！当初我们在磁器口到歌乐山一带，拆毁了多少民房？逼死了多少人？那又怎么样？”
沈醉冷笑着离开，那小矿主真把自己吊在了门框上，特务们根本不理他的茬儿，继续往井口运石头封井，他就真的吊死了。
要不是沈醉本人亲笔回忆，半壶老酒绝不会相信世上还有如此冷漠之人、冷酷之心。
沈醉还特意描述了那位小矿主最后的样子，因为考虑到读者诸君的感受和承受能力，这里就不再摘录了。
除了这位五十多岁的小矿主，军统特务们还让一对母子冻死在雨夜之中，极具讽刺意味的，是沈醉一家吃完晚饭围坐在舒适的客厅里，孩子愉快地玩耍打闹，妻子安详地坐在沙发上织毛衣，这才想起一件事来：“杨家山那个年轻女子，她现在会躲到什么地方呢？那间破房的墙壁，即使不拆的话，露天的屋顶也不能为她避雨呀！”
杨家山那位年轻女子家为什么没有屋顶，沈醉是十分清楚的——那就是被他手下的特务们拆掉的。
沈醉之所以在雨夜想起那个没有屋顶的女子，是因为这件事也是他一手操办的：“我走到房门一看，屋内尘土飞扬，破破烂烂的家具上落了厚厚一层土。一顶旧蚊帐里坐着一个披头散发、脸色苍白的年轻女子，怀里抱着一个襁褓中的婴儿。”
这个孩子刚刚降生，就被特务拆掉了屋顶，如果他长大成人，可能并不会记住这悲惨的一幕。更为悲惨的，是他根本就没活过那个雨夜。
第二天小特务向沈醉报告，那对母子已经死在那没屋顶的房子里了：“听了这话，我心里闪过了‘可怜’二字，可是一转身，我就把她忘到脑后去了！”
这里再次强调一下，本文黑体字均出自沈醉回忆录，半壶老酒只是摘取其中不太残酷的片段，如果全文照录，可能很多人要气得摔手机砸电脑：光天化日，朗朗乾坤，人世间怎会发生如此惨剧？
沈醉生活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特务们鱼肉百姓是司空惯见的事情，沈醉也没有因此“耿耿于怀”，因为在当时几乎所有手中有权的人都会那么做。
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半壶老酒身在呼和浩特，坐在温暖宽敞阳光通透的大书房里，旁边摆着在鞘中生锈的汉剑，琢磨着中午是吃清蒸鱼还是红烧排骨，昨晚的呼和浩特零下多少度，一点感觉都没有。
沈醉和那些军统特务，基本都受到了应有的惩罚，最“幸运”的沈醉在战犯管理所呆了十年多，然后又进去呆了一段时间，其他罪大恶极的特务，根本就没资格成为战犯，他们或是在负隅顽抗时被击毙，或隐姓埋名数十年，过得连老鼠都不如，这不禁让我们想起了一句话：别看你现在闹得欢，小心将来拉清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