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金融危机的启示：资本流动对发展中国家经济产生何种影响？
亚洲长期以来都没有经历过汇率的剧烈波动。强势政府能够有效抵制其他地区通货膨胀引发的转移支付，资本管制依然盛行。毕竟，亚洲经济靠出口拉动的高速增长，是建立在投资者对汇率保持稳定的信心之上的。
出人意外的“亚洲经济危机”
亚洲经济危机之所以令人瞠目结舌，是因为危机恰恰在经济和金融环境都十分向好的背景下发生。
1992—1995年，我国经济增长率达到了两位数，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韩国和泰国的年增长率超过7%。1994—1995年，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的年出口增长率超过了30%。
同样令人惊讶的是，亚洲的资本流入在墨西哥危机后很快就恢复了。到1996年，净私人资本流入占GDP的比例，韩国为5%，印度尼西亚为6%泰国为9%，菲律宾为10%。
由于亚洲各国致力于保护国内产业不被外国人收购，因而大部分资本流入都是从国外银行获得的短期贷款。
亚洲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吸引了大量的外国投资者。但是资本大举进入，陷入困境中的国家（如菲律宾），就表明还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
最主要的因素是主要金融中心的低利率驱使资本为了追逐高收益而向外流动。在经济不景气的日本，日元借贷成本降到了前所未有的低点；由于股市飙涨，美国投资收益受到抑制。
国际投资者转向新兴市场寻找机会，他们借入日元和美元，投资于高收益的亚洲证券，这种策略被称作套利交易。
亚洲货币钉住美元，使投资利润的汇率波动风险降到了最小。亚洲政府长期以来将银行当作发展经济的工具，通过银行将资金引导到政府支持的产业，而政府将支持银行安然渡过难关。
全球环境不止一次给新兴市场国家带来麻烦。固然全球因素难辞其咎但更根本的问题是这些国家自身的资本账户政策、汇率政策和政治环境的不一致性。
稳定的汇率让外国投资者确信，这些国家的货币是没有风险的，结果导致了大量的、最终无法控制的资本流入。那些实施了资本账户自由化的国家，比如韩国在1996年加入OECD后被迫放松了资本管制，这个问题尤其突出。
更糟糕的是，这个国家放松了对离岸银行贷款的管制，但没有放松对外投资的管制，使经济面临大幅波动且无约束的国际资本流动。这个策略有许多弊端，政府在转向更富弹性汇率制度之前就开放资本账户，经济理论和经济常识都告诉我们，这是万万使不得的。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亚洲遭到了一系列冲击。出口增长放缓，反映了我国竞争力增强和全球电子产品产业的库存调整的影响。
美元对日元升值削弱了亚洲经济体的竞争力，因为亚洲国家货币是钉住美元的。接着日本长期利率上升，鼓励日本机构投资国内，而不是像过去那样投资到其他亚洲国家。
1996年中期，曼谷商业银行倒闭，预示着危机已经近在眼前。
在所有亚洲货币中，泰铢高估是最明显的。资本流入促进了泰国的投资繁荣，推动国内价格上涨，而且大多数投资质量都不尽如人意。在未对商业前景做充分评估的情况下，就在曼谷建造了一幢摩天大楼。
投资者不禁对开发这些项目的企业的管理能力表示怀疑，而且不确定性在加大，外部越来越难以行使权利。一旦意识到这些问题的严重性，外国银行和居民就纷纷从泰国撤出投资。自1996年年中开始，曼谷经济不断下滑，泰铢承受着巨大压力。
清算的日子终究还是要到来的。1997年夏，泰国中央银行耗尽了国际储备后，危机就爆发了。
泰国危机波及其他亚洲国家
虽然泰国危机被充分地预见到了，但始料未及的是这场危机会蔓延到其他国家。菲律宾立刻感受到了压力。因为菲律宾严重依赖外来资本，而且比较僵化地钉住美元。
当菲律宾允许比索浮动后（在泰铢浮动后10天），压力又转移到了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因为投资者担心这两个国家存在类似的隐患。
雅加达和吉隆坡起初拒绝浮动汇率，但不久就被迫允许货币跟随泰铢贬值。虽然对港币的攻击铩羽而归，但是在10月时，我国台湾人为地让新台币贬值的举动，提醒投资者世界上没有哪种货币钉住是万无一失的。于是，对韩元、印度尼西亚卢比的投机强度相应增大了。
其时韩国大选在即，新政府布局充满变数，加剧了投资者的不安。汉城当局迫于投机压力，于11月将韩元的波动区间从4.5%扩大到了20%韩元的大幅贬值加重了投资者对其他货币的疑虑。
韩国是世界第11大经济体，如果这样一个国家的金融安全都不能做到固若金汤，那么其他亚洲国家要保全金融安全又谈何容易呢？
因此，韩国的市场压力引发了对亚洲整个地区的高度担忧。12月选出的新政府上任后，韩国准备采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清算银行和关闭一部分企业，并且G-7政府说服向韩国提供短期贷款的国际银行重新安排这些贷款，对贷款展期。韩国政府争取到了推进改革的时机，至此韩国危机得到了缓解。
印度尼西亚则完全是另一番景象，由于政府没有明确表达解决问题的决心，于是人心惶惶，资本继续外逃。这些问题很快累积到银行：居民没命地尽快从银行取出存款，快到即便让印钞机满负荷运转也无法满足人们的提款需求。
1998年1月27日，印尼政府宣布延期偿债令正式生效。接着银行系统和金融体系崩溃、生产停顿，衰退更加严重。
金融危机几乎重挫了整个亚洲的生产，我国却一枝独秀。好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亚洲经济就恢复了元气。
货币贬值增强了出口产品竞争力；没有清偿能力的银行被注资或重组，信贷业务重启；公司治理和审慎性监管加强了；放松了对外直接投资管制，正式建立更富有弹性的汇率体制。
虽然银行和企业被要求披露详尽的财务信息并鼓励采用国际会计准则，但投资与出口拉动增长的基本模式没有任何变化。根据长期实践经验，各国政府依然不愿意看到本币过度波动，尤其反对大幅升值。
不过恢复固定钉住也是不可能的，危机已经充分揭示了固定钉住的高风险性。一些国家，比如韩国，金融市场交投活跃、流动性充足，就愿意实行更富有弹性的汇率制度。
有时候，这意味着货币过于坚挺，难以适从。不过，为什么韩国经济自1997年以来放缓了呢？
是由于实际汇率升值，还是因为经济更发达了因而增长率相应放缓了呢？依然不得而知。
总的来看自1997年以来，亚洲整体增长率也已经放缓了，除了我国内地，投资率也低于危机前。政府更能容忍较低的投资增长，运用税收和管制政策尽最大可能提高投资质量，而不再只追求投资数量。
鼓励高质量投资的代价是资本形成的稍许减少和增长率的略微放缓，而获得的好处是降低了风险。
亚洲各国的应对措施
随着投资相对于储蓄的下降，这个地区的经常账户开始出现盈余。
亚洲中央银行积累了大量国际储备，得以重拾信心和以应对金融动荡。高额储备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政府和投资者对维护汇率稳定的信心。
促进货币稳定的另一项举措是构建区域性互换与信用网络，即清迈倡议或CMI。亚洲各国中央银行借鉴欧洲货币体系的短期和超短期融资渠道同意向邻国提供金融支持。
因此，如果日后有国家遭遇了资本异动，货币面临投机攻击时，政府资金将取代私人资金发挥稳定作用。
清迈倡议不仅借鉴了欧洲货币体系的做法，也受到了日本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提议的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的启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的援助附有苛刻的条件，使高傲的亚洲政府感到有辱斯文。
它们很痛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提供援助时附加的攻击性条件，并且援助也并没有迅速缓解危机。1998年这个地区遭遇了政治上的内外交困，需要尽快建立亚洲稳定基金。但是到2000年，事实证明建立了一个缩小版的基金。
清迈倡议被设想为互助性机制，同时没有国际货币基金式的攻击性附加条件。在设想中，要求亚洲货币联合浮动，而不是单独浮动。问题在于，即便是政府，也与私人贷款者一样，只有在保证安全的条件下才愿意提供贷款。
因此，如果“亚洲式”的不干预其他主权国家事务就意味着最少附加条件的话，那么也就意味着最少的贷款额度。2005年夏，在石油价格补贴和高油价交互作用下，印度尼西亚卢比大幅贬值，清迈倡议并没有施加援手；2006年年底，政治动荡加上资本账户管理不力，泰铢大跌，清迈倡议依然无动于衷。显然，清迈倡议只是个有名无实的空壳而已。
当然，亚洲还有一些积极的进展。亚洲各国中央银行和政府更频繁地进行政策协商。
到2005年，包括我国、印度和马来西亚在内的许多国家，采取了贸易加权一揽子为基础的货币管理机制。其他国家，比如韩国、菲律宾和泰国则采取了类似于通货膨胀率目标的货币管理体制。
由于货币政策行为趋于一致，货币汇率变动相关性增强了。除了日元和新台币以外，亚洲货币与美元欧元之间的汇率，与2000—2004年相比，2005—2007年的变动更趋一致。
与欧洲1999年建立的货币联盟类似，亚洲甚至也在讨论建立亚洲货币联盟。但是，由于亚洲各国政府心存芥蒂，每一步都格外谨慎。在欧洲，建立区域性货币稳定机制的尝试经过了长期的磨合，欧洲货币联盟是区域一体化进程的一部分。
亚洲则不同，区域一体化是受经济（区域生产链条的拓展和金融联系的增加）而不是政治驱动的。由于亚洲各国的政治体制、文化传统都不尽相同，有人不禁会问，有没有具备深化一体化的政治前提？建立跨国货币管理机构的政治意愿是否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