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大萧条的反思：金本位体系建立对欧美国家有何影响？

熟悉金本位历史的人对于资本市场与商品市场同时受到冲击的状况一定是见怪不怪了，原材料生产国在战前就一再地经历这样的冲击。债务违约会导致债权国资本市场向违约国家关闭，而央行储备不足会严重影响金融稳定。因而，对金本位制条款的折中运用应更切合实际，阿根廷、澳大利亚、巴西和加拿大修改了可兑换黄金规则，并在1929年下半年与1930年上半年允许货币贬值其他国家纷纷跟进。

应对大萧条

遭受冲击的国家暂停可兑换黄金业务并非没有先例，但之前的暂停范围很有限。

1880—1913年，实际上并没有外围国家同时废止金本位的情况发生。当个别国家发生农业欠收、军事冲突或管理不善等情况时，会导致出口下降、资本停止流入，不得不暂停可兑换黄金业务。

1929年暂停可兑换黄金业务是由全球经济危机引起的，对国际货币体系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外围国家金本位制的解体动摇了中心金本位的稳定性。当时人们并非没有注意到这一危险，1931年夏英国麦克米伦委员会（为协调金融与工业之间的关系而设立）起草的报告中就警告说：“债权国必须首先将盈余借给债务国，而不是兑换成黄金，否则债务国的经济动荡将会殃及自身。”

但事实证明，这个道理说着容易，实施起来很难。

脆弱的金融体系使更基础的问题恶化：工业生产崩溃。工业国经历过衰退，但远不及1929年的严重。1929—1932年，美国工业生产猛降40%,德国下降了39%；美国劳工市场登记失业率最高达25%，德国制造业失业率最高达44%。

政府当然希望激活跌入低谷的经济，但是注入信贷、降息刺激消费与投资的举措违背了金本位制的要求。扩张信贷会提高对进口商品的需求，降低利率会鼓励国外投资。

储备流失会引起通货紧缩预期，加速资本外逃。政府试图运用政策扭转螺旋下滑的经济，无奈扩张性政策与可兑换黄金制度不相容。

此时此刻，20世纪20年代风云变幻的政治局势开始发挥作用。在战前实行金本位制的工业核心国政府的立场显然是维护金本位制。

当一国货币走弱时，资本会流入，将支持而不是削弱央行维护可兑换黄金制度的努力。因为货币交易者坚信官方会信守承诺，将汇率维持在黄金输送点之内，走弱货币会逆转走强。

但在新的政治环境下，难以判定货币走弱是不是暂时的。“这一时期最显著的变化，”罗伯特·特里芬说道，“在货币政策的最终决策中，国内因素的权重越来越大。”

一国货币的投机强度取决于这个国家政府承诺维护黄金本位制的可信度。如果可信度大，则资本稳定流动，可以平衡国内外收支状况。如果可信度小，不稳定的投机活动会加大政府寻求缓冲利益冲突出路的难度。

在政治化倾向越来越明显的环境下，当局在维护金本位制与降低失业率之间何去何从，是个两难的抉择，很难取舍。

一旦投机者认为政府可能扩张国内信用，就认为有汇率贬值的风险，是个两难的抉择，很难取舍。于是就会抛售本币，防止贬值带来的资本损失。弱货币转强获得的收益难以弥补暂停可兑换黄金业务与货币贬值带来的损失。

与一战之前的情形所不同是，“扰动性”的资本流动变得更加普遍。

汇率波动与通货膨胀

随着对汇率稳定担忧的增加，人们对主要货币如英镑和美元也产生了疑虑。如果英镑或美元有贬值风险，审慎的央行管理者会犹豫是否在伦敦或纽约进行存款。

英国借助道义劝说，打消了其他国家在伦敦兑现的念头。当英国维护英镑的承诺变成空头支票时，各国央行蒙受了巨大损失，更加不愿意持有外汇储备。

各国纷纷将外汇储备兑换成黄金，抬高了黄金的价格。在那些央行实行盯住黄金名义价格的国家，商品价格进一步下滑。

外汇变现降低了国际储备数量（黄金加上外汇）：在1931年一年之中，24个主要国家的外汇储备下降了1亿美元。随着储备水平的进一步下降，各国央行被迫提高贴现率，确保储备的充足性与可兑换黄金制度。

或许有人会认为，可信度取决于一国过去的表现，即在过去，一国面对危机时是否维护金本位平价，在被迫暂停可兑换黄金业务时，是否及时恢复初始比率可兑换黄金业务。

正是由于坚信保持良好的记录能获得更大的可信度，英国决定按照战前平价恢复金本位制。

时过境迁，现在就能清楚地看到按照战前平价恢复金本位制的国家，包括英国和美国在内，可信度最小；金融市场参与者对那些以汇率贬值恢复金本位制的国家，如法国和比利时，充满了信心。

这种可信度倒置现象反映了两大事实。

首先，通货膨胀的切肤之痛，使政府拒绝按照战前平价恢复可兑换黄金制度，为了防止过去十年中的金融和社会动荡重演，居然承诺维护新平价。

法国、比利时和意大利就属于这种情形。换言之，当时的政策比以往的表现更重要。

其次，当前的经济环境至少与过去维护金本位制表现同等重要，甚至更重要。在经济衰退严重的国家如美国，人们对维护金本位制所需的严厉紧缩性措施的可持续性提出怀疑更甚于那些衰退稍微温和的国家，如法国。这两点最终都反映在可信度的大小上。

这些难题给那些银行体系脆弱的国家带来了沉重的苦难。价格下降伴随着经济萧条，增加了银行借款人的还款难度。

由于抵押品不断贬值，银行不愿意延展贷款，也不愿意发放新贷款。小企业无法获得周转资金，被迫削减业务。企业的盈利项目由于融资困难无法实施。

作为最后贷款人的中央银行并非没有注意到这些问题。当事关具有优先权的金本位制固定比例时，央行不会为了银行体系的利益实施干预。

向金融市场注入流动性会触犯金本位制规定的相对外债应持有的黄金最低比率，还有可能增加人们对政府承诺维护金本位平价的疑虑。实际上，由于担心政府救助银行，可能允许货币贬值，会刺激更多投资者提现，防止贬值带来的资本损失。

结果，央行向金融系统注入的流动性越快，借道资本外逃的流动性的漏出速度越快。在这种情形下，最后贷款人的干预不仅困难重重，还有可能事与愿违。

银行危机管理的失效

战前的银行危机管理机制此时都失效了，各国政府一筹莫展。在银行体系整体陷入困境时，健全银行帮扶脆弱银行的集体支持机制不可能得以实施。

诸如英格兰银行应对1890年巴林银行危机时的救生艇救助行动，在美国这样的国家是难以奏效的。1893年各国银行同时暂停存款提取的行动，直到萧条进第四个年头才重现江湖：其时新任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履职后宣布全国的放假。

有种解释认为，纽约和其他金融中心的银行财团曾在1893年与其时间联合暂停营业，但此时指望新建立的联邦储蓄系统能够施援救助，这勿略了自身的集体作为责任。

各国政府和中央银行在19世纪时为了放松金本位制的约束而暂时放弃了金本位制，直到20世纪30年代还没有恢复。只有具备了严格的条件时，运用“免责条款”才不会损害政府维护金本位平价承诺的可信度。

必须明确的是，暂停会耗尽内部和外部资源的可兑换黄金业务的起因是由不得政府做主的环境因素。

因为在一战以前，人们坚信中央银行会维护可兑换黄金制度的至高无上的优先权，就不可能认为中央银行会采取过度扩张性政策，因此是环境因素，而非过度扩张性政策本身导致暂停可兑换黄金业务。

一战后，优先权发生了变化，各国央行和政府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为应对国内恶化的经济状况，不得不降息、进行扩张性公开市场操作。换言之外部资源枯竭的状况很难说不能归咎于政府的作为。

暂停可兑换黄金业务和货币贬值就是铁证，严重损害了政策的可信度。由于可兑换黄金承诺可信度已经受到质疑，各国央行别无选择，只能通过誓死捍卫黄金平价重拾市场信心。

因此，金本位制对支持银行系统的干预施加了严格的限制。突破这一限制的出路在于国际合作。如果其他国家支持陷入困境国家的汇率，当该国央行向金融系统注人流动性时，就不一定会发生汇率危机。

协调国内和国外经济政策，国际收支状况可能就不会恶化，金融中介崩溃引发的世界范围的流动性短缺就可以得以避免。

遗憾的是，观念的不同使扩张性政策国际协调的努力付诸东流。英国认为英格兰银行货币与信贷供给不足导致了经济衰退。

在法国则截然不同，不但不认为货币扩张是良策，而且认为其本身就是问题。法国在20世纪20年代上半期遭受了两位数的通货膨胀之苦，货币扩张带来了金融和政治混乱，他们认为央行没有遵守金本位规则，过度信用创造导致经济萧条，廉价信用助长了过度投机，为1929年的崩盘埋下了隐患。

当价格下滑引发新一轮的过度投机，进而演变为又一次的衰退时，央行再次实施干预。

中央银行清算扩张过快的企业，抑制过度投机，促进经济健康发展。直到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1933年走上任时，这样的清算主义观点仍然影响着美国的政策制定。

由于各国的观点格格不入，国际合作变得遥遥无期。单边采取的稳定政策则受制于金本位的约束，难以实现预期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