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组长的权力有多大?戴笠甘愿卸下军统局长,去当侍从室组长
作者:小橘子
提起蒋氏,大家可能对其一手建立的庞大军统、中统两大特务集团耳熟能详。蒋氏不仅运用这两大鹰爪压迫人民,也用于扫除异己、震慑内敌,以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力。
鲜为人知的是,军统中统还谈不上是蒋氏最器重最倚重的特务机关。事实上,无论是戴笠一手遮天的军统,还是陈果夫兄弟掌权的中统,蒋氏都还有几分猜忌和不信任。说到蒋氏最倚重的特务机关,当属他形影不离的“心腹团队”——侍从室。
有人听名字,可能觉得这不过是蒋氏的保镖或秘书班底,其实远非那么简单。由于朝夕相处的原因,当权者都喜欢将贴身侍卫视作最可信赖,也乐于委以秘密重任的心腹。古代皇帝最信赖的内侍太监,就是一个例子。明朝的内侍太监发展成了东厂西厂等特务机关。
蒋氏的“侍从室”也是如此,其机构下设很多,分管许多事物,有很多根本和保安就不搭界,其中有个“二处”,就是专门监督统管军统、中统的机构。二处的头子,就是被人誉为蒋氏“文胆”、“影子”的陈布雷。
许多人误以为他只是蒋氏的御用文人,是笔杆子,其实陈布雷可不是书呆子、老夫子,其真实身份,是戴笠都不能与他相比的大特务头子。
陈布雷
陈布雷是蒋氏的老乡,浙江慈溪人,本名陈训恩,布雷是他一个笔名。陈布雷原来是上海一个小有名气的青年记者,因拥护辛亥革命,陈布雷进入中山先生的幕僚班子,负责起草檄文、翻译资料等。蒋氏夺权后,看中了陈布雷的文采,于1927年5月委任他出任秘书处书记长。
那么“侍从室”又是怎么来的呢?我们知道,效仿西方组建的蒋氏集团,其实漏洞百出,不可避免造成其内部严重勾心斗角、相反倾轧拆台。蒋氏固然是一个独裁者,却也在这种内斗中屡次失势下野。
1928年蒋氏第一次下野时,痛感自己缺乏忠诚不贰的心腹,即便有一两个也力量太分散,于是决心将最信赖的心腹始终团结在自己身边,并赋予他们极大而又隐形的权利,这就是“侍从室”的最初构想。
1933年蒋氏第二次下野,开始全力以赴地组建侍从室。一开始只挂“警卫室”牌子,下设四个小组:一组管警卫,二组管文秘,三组管调查,四组管总务。蒋氏将一些他最信赖欣赏的参谋、秘书与机要人员收罗其中。
蒋氏地位越巩固,侍从室也就越壮大。1936年,侍从室扩大到两个处、六个小组。一处负责军事和情报工作,二处负责党务。一处的主任先后由钱大钧、林蔚、张治中、贺耀祖、林蔚、商震等人担任;而二处主任,十几年来始终只由陈布雷一人担任,可见陈布雷才是蒋氏最铁杆的心腹。
陈布雷的权力有多大?除了作战指挥他没有直接插手,其余党、政、经、财、文、教、外事等各个部门送来的文件,他都要第一个过目审阅,他决定哪些文件重要,哪些不重要,他觉得不重要的,蒋氏要等到出了乱子才能知道,可见陈布雷在蒋氏集团地位之高。
戴笠
许多人都觉得戴笠是蒋氏心腹,可是戴笠在陈布雷面前,只能自称小弟。他想见蒋氏,还要早早先给陈布雷打招呼,陈布雷安排了才能见,陈布雷不做安排,他只能等。戴笠递交的文件,也只能任由陈布雷“编号排队”。因此,戴笠见了陈布雷只能低眉顺眼,摇尾巴结。
戴笠为了成为蒋氏真正的“体己人”,曾想方设法进入二处当个“小组长”。按条例,他要进二处,就必须卸下军统局长的职务,即使这样戴笠也愿意,可见侍从室一个“小组长”有多位高权重!
在侍从室中,最令蒋氏高官惧怕的部门,是陈布雷组建的“经济情报处”。这个机构对所有高官都进行窥探调查,搞得人心惶惶,生怕被调查出什么把柄。
当然,凡事都有两面性。陈布雷尽管对蒋氏忠心耿耿,也深得蒋氏欣赏信任。但对于蒋氏来说,除了他自己,没有任何人可以绝对信任。蒋氏效法封建君主的“御人术”,有意让部下相互牵制内斗,他才好在其中安抚调和,各得人心。蒋氏既然给陈布雷极大权力监察他人,必然也会安排他人来制约他。蒋氏在侍从室中,故意将一些事物的管理权力,重复交给不同部门,造成“三驾马车”的局面。
陈布雷深知,自己不过是蒋氏的工具,因为得罪人太多,整日忧心忡忡,患上严重失眠、神经衰弱,苦不堪言。对子女经常告诫:“你们走什么路都行,就是别走我的路,太肮脏了!”可见陈布雷内心的矛盾。
1945年后,蒋氏决心对心腹组织进行改组,戴笠、陈布雷等人失去宠信,戴笠失事死亡,为蒋氏效劳十几年的陈布雷也被蒋氏踢出了侍从室。尽管1946年以后还挂了委员、顾问、秘书长等职,但已经是虚设之职。
后来陈布雷在一些财经问题上,比如停止滥发“金圆券”,限制四大家族的经济盘剥,屡屡向蒋氏谏言,都被蒋氏冷嘲热讽一番,陈布雷深感羞辱,彻底绝望,于是于1948年11月13日在家中自尽而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