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他官居仅八品,却被誉为一代文宗?看过这些文章你就懂了
诗人故事-初唐陈子昂08
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
01
“道德模范”陈子昂的身上,总有一股卫道士的慨然之气。
他的情感博大而具体,始终将自己置于王朝谏行者的身份之中,这也是他一生的情感坐标原点。
从边关回来以后,他依然回麟台校补典籍,得益于武太后的“赏识”,陈子昂能时不时的给他的“陛下”上书。当然他的谏言绝非侃侃而谈的书生空泛,而是言之有物的灼灼之句。他的文章往往切中肯綮,不流于空洞,能够巧妙地将事、理、情三者结合起来,在表明主见时不仅仅就事论事,而是思路开阔,层次清晰,同具理论和情感的双重高度及深度。
02
当时有吐蕃、突厥九姓族部叛乱,朝廷下令让田扬名发金山道的十姓部族士兵讨伐。十姓君长率领三万骑兵作战,立了功,于是请求进京朝拜。武则天不喜他曾经擅自做主打败回纥,不答应其进京。
陈子昂就上书劝谏说:“十姓非罪,又不当绝。罪止扬名,足以慰其酋领矣”。他认为如今北方民族与大唐离心,只有金山道十姓兵马还亲和朝廷,就不应该弄僵关系,朝廷应该答应田扬名朝拜的请求,并趁机恩威施缓和边境关系。
对于抗御吐蕃一事,他更有一番独到见解。
臣愚不习边事,窃谓甘州宜便加兵。内得营农,外得防盗。甘州委积,必当更倍。何以言之?甘州诸屯,皆因水利,浊河溉灌,良沃不待天时。四十余屯,并为奥壤。故每收获,常不减二十万。但以人功不备,犹有荒芜。今若加兵,务穷地利,岁三十万,不为难得。国家若以此计为便,遂即行之,臣以河西不出数年之间,百万之兵,食无不足,而致仓廪既实,边境又强,则天兵所临,何求不得?管仲云:「圣人用无穷之府,积不涸之仓。」事非虚言也。
——《上西蕃边州安危事三条》
他说河西各州组建驻军以来,粮食储备令人叹息痛心。凉州一年需要粮食六万斛,但军垦农场的收入还远远不够。陛下如果要控制河西平叛戎族,粮草将是个大问题。再看甘州,它北面九姓、南逼吐蕃,实际是河西的咽喉要道。更关键的是甘州广阔平坦,境内有四十多处土地肥沃的军垦农场,粮仓充实。朝廷应该在甘凉两州增加垦荒部队,对外御敌,对内经营农田,几年之后必定兵强马壮,到时候什么吐蕃、突厥的,还有什么可怕的?
这样的见识和胸襟,早已经不是诗人使命所在了。即便是小小的校书郎,陈子昂的身上总是不乏主人翁意识。他始终将王朝的兴衰荣辱放在心上,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扛在肩上,这样的情怀无关权势,也不干名利,真诚坦荡地让人佩服。
03
垂拱年间,朝堂之上已然波谲云诡,武则天的夺权大计风雨愈兴。
686年正月,太后假意下诏说要复政于皇帝。睿宗知道他娘并非真心还政,因而一再推辞奉表固让,太后依然临朝称制。
这样的政治“表演”其实是武则天在测试篡权的火候。
徐敬业的造反给武则天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她老是怀疑天下人都要造反,因而宁可错杀一百也不可放过一个,于是大兴酷吏,盛开告密之门,一时之间朝中人人自危。
这个时候,我们的陈大人又上书了:
谏用刑书(节选)
臣闻古之御天下者,其政有三:王者化之,用仁义也;霸者威之,盛权智也;强国胁之,务刑罚也。是以化之不足,然后威之;威之不变,然后刑之。故至于刑,则非王者所贵矣,况欲光宅天下,追功上皇,专任刑杀,以为威断,可谓策之失者也……
臣窃观当今天下,百姓思安久矣。曩属北胡侵塞,西戎寇边,兵革相屠,向历十载。关河自北,转输幽燕,秦、蜀之西,驰骛湟海:当时天下疲极矣。重以大兵之后,屡遭凶年,流离饥饿,死丧略半。幸赖陛下以至圣之德。抚宁兆人,边境获安,中国无事,阴阳大顺,年谷累登,天下父子始得相养矣。故扬州构逆,殆有五旬,而海内晏然,纤尘不动,陛下不务玄默以救疲人,而反任威刑以失其望,臣愚暗昧,窃有大惑……
伏见诸方告密,囚累百千辈,乃其究竟,百无一实。陛下仁恕,又屈法容之,遂使奸恶之党快意相仇,睚眦之嫌即称有密,一人被讼,百人满狱,使者推捕,冠盖如市。或谓陛下爱一人而害百人,天下喁喁,莫知宁所……
04
“经世致用”一直是陈子昂追求的道,但作为一介校书郎,他只有通过积极上书言事实践自己的政治理想。
早在北地的时候,他就为乔知之代笔向写了《为乔补阙论突厥表》,申张自己的稳定边地策略;垂拱三年(687),武则天欲讨雅州生羌,他上《谏雅州讨生羌书》;垂拱四年(688),上《谏用刑书》和《谏曹仁师出军书》;永昌元年(689),武后再次召见,询及为政之要,上《答制问事八条》;是年十月,上《谏刑书》;天授元年(690),上《上蜀川军事》;九月,武则天改国号日周,陈子昂上《大周受命颂》。
概而言之,陈子昂的治世思想涉及到选人用人、外部军事、经济发展、法律建设等多个方面。
他在吸取贞观之治的成功治国经验的基础之上,对于当代政治的得失进行了自己独到的解析。
用人方面,他主张任贤授能、知人任事;对外军事上,他建议息兵静养,主张对边境民族采取和顺的态度,同时加强对边民的监督和管理,并要坚决打击入侵夷狄;经济发展方面,他看到了户籍缺失和流民增多等社会问题,主张重编户籍,稳定土地生产和国家税收,并开取新资源补给军用,防治劳民伤财;在法律建设方面,主张以法为先,以法为本,在此基础上再以仁政调和。
这些都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军国大事,它向我们展示了陈子昂强烈的参政意识和过人的参政胆识。然而陈子昂的屡次上书虽然颇受武后欣赏,却大都没有被武后采纳。大有“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的意味。
05
陈子昂郁闷了,于是就学前辈阮籍将满腔心事倾吐于隐晦的诗语里,估计他的《感遇》组诗多写于其时。陈子昂的《感遇》组诗可以说是他一生的情思总录,这一命题诗歌的创作伴随着他生命的始终。以个体生命的丰沛托底,组诗作品的象征意味浓郁,兴寄辽阔且情感肴杂。
诗写得晦涩,多是托物言志之作。比如其二十三首就是以珍禽翠鸟为喻,”杀身炎州里,委羽玉堂阴“(《感遇》二十三),就是借咏珍禽翡翠因羽毛美丽而遭受杀身厄运,表达了怀璧其罪的忧思。
在《感遇》其四中,他又化身为一个谆谆善嘱的长者,苦口婆心地劝谏上位者要存仁心施仁政。“骨肉且相薄,他人安得忠”,“孤兽犹不忍,况以奉君终”(《感遇》其四),乃是所指当时李唐宗室频遭迫害之况,苦心孤诣,其心昭昭。
这一组诗与他的散文一道,串联起了陈子昂一生的情志起伏。它们就像是硬币的两面,一面昭示着子昂的慷慨,一面寄托着他的惆怅。他的忧国忧民和高韬远志便前所未有的丰满而真实。所以在随后的数十年里,以张九龄为首的盛唐文士始终以子昂精神为引领,以大国道义为总则。
即所谓“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