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记录。关于《孟子》（非同人，勿误入）

孟子认为人的本性是善良的，讲求人向内心寻找仁义礼智。在西方哲学的视域上，作为个人行事准则的仁义礼智四端具有某种可以解明的伦理意义。此文试图以现代视角审视“四端”论，以便认知孟子思想之发展进路。

一 “四端论”之来源与进路

孟子，或儒家学派自孔子以下千余年的学者，认为仁义礼智四端是个人处事的标准守则。换言之，是海德格尔口中客体与主体“打交道”应当遵守的准则。孟子认为“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这个准则源于人的内心，且具有先验的性质。这个判断基于一个预设的规范性事实作出：人性本善。这就需要提到儒家的人性论。前辈学人认为，孔子讲行仁义却并未讲清这样做的原因，而孟子则试图回答这个问题，于是提出性善论（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笔者私以为，此说美则尽美矣，善则未尽善。冯友兰先生的论述严丝合缝地论证了性善论的发展进路，但是就其提出的过程而言，似有未臻之处。性善论是孟子在“内圣”角度论证的基本盘，故此其思想发展本于孔子之遗漏，但其提出或者更牵涉于孟子在个人道德修养方面的论述。

二 “四端论”之内容

“四端论”主要内容为对个人道德修养的论述，所谓“内圣外王”之“内圣”。“四端”为恻隐之心（对应仁）、羞恶之心（对应义）、辞让之心（对应礼）、是非之心（对应智）。这反映出孟子思想的群众性特征。上述四种心是普通人都能够具有的感情，它并不要求极高的知识修养或社会地位，这说明孟子认为仁义礼智是人人都能做到的，并且希望人人都能做到。所谓“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告子上》）此即其群众性之反映。

此外，这四条准则也反映出儒家的政治思想。儒家认为国家的统治者首先应当是圣人，而“圣人”这个概念的界定标准是个人道德修养。具体的标准在孔子这里的论述相对比较零散，孟子对这种标准予以总括，形成了仁义礼智四条标准，也即“四端”在个人道德修养方面的意义之外还具有要求统治者的政治意义。时代接近的古希腊也有类似的思想倾向，柏拉图认为国家的国王应当是哲学家；此处语境中“圣人”与“哲学家”的定义显然大相径庭，儒家认为圣人做天子则“惇信明义，崇德报功，垂拱而天下治”（《尚书·武成》），而柏拉图讲哲学家做国王主要是出于哲学家本人的能力；但是这两种看法同样具有同一性，也即一个人是否能够合法地居于统治地位应当取决于其个人修养而非血缘。这个意义上，古代中西方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本质并无不同。

对今天的人们来说，“四端论”提供了一个在现代背景下显得颇为新颖的视角——仁义礼智信，孝悌忠信廉，其实是可以源自人本身的。这本不是个多么新颖的论断，但在今天这个物化严重、拜金主义盛行的时代里，它便显得弥足珍贵。

2022年1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