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拔才德之人，构建合理政治体制！这就是兴盛与衰败的关键 | 白话《反经》08
《反经》——唐·赵蕤所著融合诸子百家的谋略奇书
（议论文说：政治治理，得到合适的人就能兴盛，失去合适的人就会衰败。所以首先要选拔才德之人，其次才讨论政治体制。)
古代设立帝王，并不是为了满足他们的欲望。而是因为社会上的人有的强势、有的软弱，有的奸诈、有的愚钝，所以设立天子来公平统一管理。因为一个人的智慧不能完全照见全国，所以设立三公九卿来辅佐帮助他。为了偏远地区和不同风俗的人民，不能受到恩泽，所以设立诸侯来教化他们。这种教化的政治，向来就有。何以这么说呢？管子说：“使国家处于不败之地，是因为有德。”
（周武王问粥子：“我希望守住国家且必能攻取，应该怎么办呢？”粥子回答：“攻守同一道理，就是和与严并施，要这样准备。所以说：和可以守但严不可以守，严不如和稳固；和可以攻但严不可以攻，严不如和能取得成功。所以诸侯发布政令，对人民公平的叫做文政。用高贵的礼遇接待士人、使用官吏，对人民礼貌的叫做文礼。审理案件，用仁爱对待人民的叫做文诛。所以三种文政树立在政治上，通行于人间事理中，守而不败，攻而不得的，自古至今，还没听说过。”）
《尸子》说：“德，就是天地万物有利的凭借；义，就是天地万物恰当合理；礼，就是天地万物的总体的规律。使天地万物，都得到各自有利的凭借和恰当合理，就是大仁。”
文子说：“人如果没有廉耻，是不能够管理的；不知道礼义，是不能够执行法律的。法律能使人死亡，不能使人孝顺父母敬爱兄长；能刑罚盗贼，不能使人有廉耻心。所以圣明的君王在上，用鲜明的善恶观念来引导人，通过非议和赞誉来教导人，亲近贤明的人而提拔他，鄙视奸邪不正的人而排斥他，刑罚得当不滥用，修明礼义而任用贤人。又说：“义，并不是能够使天下人都得利的，利一人而天下人就听从；暴，也并不是能害尽天下人的，害一人而天下人就背叛。所以采取措施、废立制度，不可不审慎。”
要使仓库储备永不枯竭，就要努力种植五谷。
晁错对汉文帝说：“现在的土地和人口，不比古代少，而且也没有像尧、汤那样的水灾和旱灾，但现在的积蓄却不如古代。为什么呢？因为土地还有未开垦的，人民还有余力未发挥，能生长谷物的土地还没有全部开垦，山林湖泽的资源还没有全部开发，游民还没有全部回归农业生产。现在的急务，在于重视粮食。重视粮食的办法，在于让人们把粮食作为奖惩的标准。现在号召全国的人民运粮到边塞，就能得到官爵，也能免除罪过。这样，富人有爵位，农民有钱，粮食也有剩余，国家的用度也很充足。不过三年，边塞的粮食必定会大大增加。”
汉景帝说：“过分追求雕刻、镂刻，是伤害农业的事；过分追求锦绣、编织，是伤害女红的事。农业受到伤害，是饥饿的根源；女红受到伤害，是贫困的根源。在饥饿和贫困的威胁下，还能不做坏事的人，是很少的。我亲自耕种，皇后亲自养蚕，以此奉祀宗庙，为天下人的表率，我希望天下人民都致力于农业和养蚕业，平常就有积蓄，以备灾害。”
《盐铁论》说：“国家有沃野的富饶物产，但人民却没有足够的食物，这是因为工商业的盛行而农业生产的减少。有山林海陆的丰富物产，但人民却没有足够的财富，这是因为不致力于生产民用的产品，而过多地追求人工制造的物品。”
汉景帝诏书说：“农业是国家的根本。黄金珠玉等财物，在饥饿时无法食用，寒冷时无法保暖。我命令各郡国要重视农业和桑蚕业，多种植树木，这样可以保证衣食。官吏征发百姓进行采摘和运输，如果采摘黄金珠玉的人被发现，就按盗窃罪论处，二千石的高官如果知情不报，也按罪论处。”
《申鉴》评论说：“人们不害怕死亡，就不能用惩罚来恐吓他；人们不爱惜生命，就不能用奖赏来激励他。所以，在上者应该先增加人民的财富，以此来稳定人民的心志。”
下令于流水之原，以顺人心也。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要在源头上进行治理，顺应人心。
尉缭子说：“命令是为了统一人心。如果不审慎发布命令，就会多次改变，多次改变的命令即使发布了，民众也不会相信。发布命令的办法是，即使命令有小错误，也不要再修改，这样民众就不会有二心，命令就能贯彻执行了。”
《尹文子》说：“文治和武功就像一道命令，有的必须执行，有的不一定执行。‘除去尊贵的妻子，卖掉心爱的侍妾’，这样的命令必须执行。因而说：‘你不能怨恨，你不能想念。’这样的命令就不能执行。所以作为领导人，必须慎重地发布命令。”
文子说：“治理国家有常法，而以有利于人民为根本；政治教化有途径，而以令行禁止为最佳。”
要让士人担任不争气的职务，而让人各尽他所能。
孙卿说：“相地定田，安排五谷的种植，君子不如农民；流通财货，辨别贵贱，君子不如商人；设置圆规曲尺，便利人们使用，君子不如工人。至于评论德行来确定等级，衡量才能来授予官职，言必合于道理，事必适合时务，然后才是君子所擅长的。”
文子说：“力能胜任某事，担任这一职务就不感到沉重；各尽所能，即使干起来也就不觉得困难。”
严明导致死亡的道理，严峻的刑罚。
议：孔子说：“居上位的人道义不行而杀下人，是不合礼的。”所以三军大败不可斩杀；狱不能治不可施刑。为什么？因为上面的教导不能实行，罪责不在犯人。如果慢令谨诛，是害民；征敛无时，是暴虐；不诫责成，是虐杀。为政没有这三种行为，然后可施刑。陈道德来先感化他们，仍不可教化的，就崇尚贤能来劝勉他，还不可教化的，就废置不能感化的人，而仍有邪恶不顺服的，然后才用刑罚来处治他。
袁子说：“所谓仁义礼智，是法的根本；法令刑罚，是治世的枝节。没有根本就不能成立，没有枝节就不能成功。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礼教的方法，是用仁义放在前面，用礼让来显示，使人们向善，日日因循而不知。儒者看到这种情况，便说：治理国家不需要刑法。不知道刑法在下面执行，然后仁义在上面才能兴起。法令，是赏善罚恶，是理政治国的关键。商鞅、韩非看到这种情况，便说：治理国家不需要以仁义为根本，所以法令才能在下面推行。所以有了刑法而没有仁义，那么人们就会抱怨，抱怨就产生愤怒；有了仁义而没有刑法，那么人们就会怠慢，怠慢就产生奸邪。以仁义为根本，用法令来完成，使两者并存而没有偏废，那就是最好的治理了。”因此仲长子说：“从前秦国实行商鞅的法令，织有弥天大网的法令。然而陈涉在大泽中呐喊一声，天下人便都响应。秦国不能用的人，怨恨的心情遍布天下。”
桓范说：“桀、纣施用刑法，有时用醢、脯来碎割人肉，有时用剖腹掏心的方式杀害无辜的人，以至于反叛的人众多，最终被推翻的原因，就是施刑不用仁义为本的缘故。”所以我说：“仁者，是法令中的宽恕；义者，是法令中的决断。由此知道仁义是刑法的根本。所以孙武说：‘用文教为先导，用军纪为基础，这样就必定能取得战争的胜利。’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吕氏春秋说：”立信就能立虚，可以赏。“天地四方之内都可以成为府库。人君知道这个道理，就可以长久称王；人臣知道这个道理，就可以成为称王的辅佐。‘
徐干的中论说：“天生万民，性情一律。刻肌肤、亏损身体，是每个人都厌恶的。身披珠玉、头戴羽毛，是每个人都喜欢的。这两者总在面前，有的人不顾自身，就有原因了。应当赏的不得赏，应当罚的不得罚，这样一来，行善的人就失望于本指望的，对所行产生怀疑；作恶的人轻视国法，安然所守。假如这样，即使在市场用斧钺行刑，人也不会去恶；在朝廷赏赐爵禄，人也不会兴起善念。”
蜀的张裔对诸葛亮说：“您奖赏不遗弃疏远的人，惩罚不偏袒亲近的人，爵位不以无功来求取，刑罚不以有权势就宽免。这是大家有功受赏、贪生怕死的原因。”）
不做那些不可能的事，是估量人力的缘故。
文子说：“债务少容易偿还，职务不重容易尽责，任务不艰巨容易受到劝勉。上级把握住简要的原则，下级效法容易做到的业绩，这就是为君为臣，长久而不互相厌弃的原因。末世的法令，弄得规格高而不能株连九族，责任重而惩罚不胜任，以险难相课而诛不敢承担。人们被这三种要求所困扰，只好用智巧来欺骗上级，即使严峻刑法，也不能禁止奸邪的发生。”
《新语》说：“秦始皇设置刑法，有车裂的诛杀，修筑城池来防备胡人和越人，事情越烦越多，下面越乱；法令越多，奸邪就越厉害。秦始皇不是不想治理好，然而失败的原因，是举措太多、刑罚太严的缘故。”
不说不可能得到的东西，不强求别人接受他们所厌恶的东西。
所以它说：政策，在于执行它顺应人心；政策失败，在于违背人心。人们厌恶愁苦、劳累，喜欢安逸、快乐。安逸快乐的人，厌恶贫穷低贱；富贵的人，厌恶危险沉沦；平安的人，厌恶绝灭。有生命力就让它生存。能给他们安逸快乐，就使他们担心愁苦劳累；能给他们富贵，就使他们担心贫穷低贱；能给他们平安，就使他们担心危险沉沦；能给他们生存，就使他们担心绝灭。所以满足他们的四种欲望，疏远的自然亲近；做出四种恶行，亲近的也背叛了。
晏子说：“谋划符合道义的一定能得到，做事依靠仁义的也一定能成功。违背道义而行，背离仁义而动，没有听说能够成功的。”
《吕氏春秋》说：“树木茂盛，禽兽就会归依；水源深，鱼鳖就会归聚；君主贤明，豪杰就会归附。”所以圣明的君主不追求归附的人，而是致力于让人们归附的原因。所以说：强制让别人发笑，人家并不会高兴；强制让别人哭，人家并不会悲哀；强制作为道义，可以成就小事，但不能成就大事。
不能处在不可长久的地位，不窃取一时的合适。
董仲舒讨论安定边境的策略，想要汉朝与匈奴和亲，并把匈奴的爱子作为人质。班固认为匈奴桀骜不驯，每有人投降汉朝，就也拘留汉朝使者来互相报复，怎么会愿意用爱子作为人质呢？汉文帝时，匈奴娶了汉朝女子，而匈奴屡次违背约束，追求利益不顾一切，怎么会在不失重利的情况下放弃人质呢？谋划事情建议，不考虑万事之稳定，而窃取一时的优势，不可以作为长久的方针。
晁错劝说汉文帝派人运粮到边塞，得以封官晋爵，得以赎罪，皇上听从了他的建议。
荀悦说：“圣明君主的政治，致力于纲纪的建设，阐明道义就可以了。像那种一切计谋，一定推到公众的议论，衡量它合时宜不合时宜，在没有办法的时候才使用它，不是有重大变化，不用它。”
范蠡说：“时机不到，不能强求出生；事情没有研究清楚，不能强求做成。”
管子说：“圣人只能顺应时势，而不能违背时势。”
《论语》说：“圣人修治完备来等待时势。”
能审察时势，明察用人，而又能完备各种职官的，就可以奉他为君。
孙卿说：“盗窃王者的法制，与王者的仁人为伍，便也可以成为王了；盗窃霸者的法制，与霸者的仁人为伍，便也可以成为霸了；盗窃亡国的法制，与亡国的仁人为伍，便也可以成为亡了。与讲究礼义的君子为伍，便可以称王；与端方诚信、号令严明的士人交往，便可以称霸；与玩弄权术、颠覆国家的人为伍，便可以亡国。这三种情况，英明的君主是谨慎选择的，这就是能考察实用的功效。”
管仲说：“最高职位上的人没有仁爱之心，就不能把国家的权柄授予他；见到贤能的人却不推荐，就不能让他处于尊贵的地位；惩罚避开亲戚，就不能让他统兵；不善于处理本职工作，就不能让他管理都邑。”又说：“让有才能的人靠本事吃饭，君主就会尊敬推崇有才能的人；战斗的勇士靠战功吃饭，士兵就会勇敢不怕死。如果让这两条制度在国家实行，那么天下就会得到治理。”
傅玄说：“大凡考核地方官吏有六项标准：一是以教育课，考察治理教化的程度，这样官吏就会重视自身的道德修养；二是以清廉课，考察廉洁行为，这样官吏就会重视自身的品行；三是以才能课，考察选拔人才，这样官吏就会重视人才的使用；四是以赋税课，考察赋税的平均程度，这样官吏就会谨慎从事税收工作；五是以农业课，考察农业生产的程度，这样官吏就会重视农业生产；六是以狱讼课，考察断案公正的能力，这样官吏就会重视公平合理地断案。这些就是考核官吏所必须具备的标准。”
因此可以说：明确户籍制度，审查什伍组织，限制私人土地面积，规定刑法名分，设立乡长里长，急迫地发展农桑，削减不急之务，重视学校教育，考核才能技艺，选拔精悍人才，修缮武备设施，严格命令制度，实行奖赏处罚，禁止游戏嬉闹，揭发苛刻贪婪的行为。这十五项工作，即使圣人再世，也是一定要说的。
要讨论政令长短的变异，所以要立政之道作为经要的论述。
【深度解读】
政治治理，得到合适的人就能兴盛，失去合适的人就会衰败。这是古代智者的启示，也是对当下社会现实与经典的深入思考。
古代设立帝王，并非出于满足个人欲望，而是因为社会上存在着强势、软弱、奸诈、愚钝之人。为了公平统一管理，设立天子成为必然选择。由于一个人的智慧无法照见全国，帝王设立三公九卿辅佐。同时，为了管理偏远地区和不同风俗的人民，设立诸侯进行教化。这种以德治国的政治思想，一直以来都有存在。
《尸子》中提到，德指的是使天地万物都得到各自有利的凭借，义指的是使天地万物恰当合理，而礼指的是天地万物的总体规律。只有当德、义、礼三者相互协调，国家才能得到治理。
文子则强调了有道德修养和执行力的重要性。没有廉耻的人无法管理，不懂礼义的人无法执行法律。法律能够维护社会秩序，但无法培养人们的孝顺、廉耻之心。圣明的君王用鲜明的善恶观念来引导人，通过非议和赞誉来教导人，以及刑罚的得当使用和修明礼义来任用贤人。
晁错提到国家的财富与农业生产的关系。土地和人口并不少于古代，但积蓄未如古代，原因在于土地未完全开垦，人民未完全发挥余力。因此，重视粮食成为当务之急。他建议通过奖惩制度，号召全国人民运粮到边塞，以增加粮食储备。这样富人有爵位，农民有收入，国家用度充足。
汉景帝也强调了农业的重要性。过度追求奢华不利于农业发展，这导致贫困和饥荒。他亲自耕种，皇后亲自养蚕，以榜样的力量倡导全国人民致力于农业和养蚕业，以保证衣食供应。
这些古代智者的思想与当下社会现实有着深刻的共鸣。当今社会也需要选拔才德之人来担任重要职务，构建合理的政治体制。重视农业生产，维护经济安定；注重道德教化，提升社会文明；严格执行法律，维护公平正义。只有顺应人心，解决人们的实际问题，才能使国家兴盛。
古代智者的治国智慧仍然具有时代价值，它们提醒着我们，在治理社会的道路上，必须考虑到人性需求和社会现实。在当下社会，我们应当重视人才选拔、农业发展、道德教化以及法律执行。只有顺应人心，使人民从中受益，才能建立一个稳定、繁荣的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