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思想辞典 C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家

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家

（critics of Marxism）

在19世纪的最后一个10年中，就开始出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学说进行系统的批判性的研究了。在经济学方面，最早的批判性评论似乎是阿道夫·瓦格纳的《国民经济的一般特性的或理论性的学说，第一部分：基础》的第二版（1879年）所提出的，马克思本人（1879—1880年）对此已作了回答。但较重要的批判性的探讨是1894年《资本论》第3卷出版后展开的；著名的有威尔纳·桑巴特的《卡尔·马克思经济学体系批判》的长篇评议（1894年）和庞巴维克的《卡尔·马克思及其体系的终结》（1896年）。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经济学说的批评家们把这一学说的逻辑连贯性作为自己的评判标准。庞巴维克是那些企图破坏这一学说、迎合新古典经济学的人的代表，而马克思主义者（如希法亭）则不得不一代又一代地对付他的批判。斯蒂德曼则代表了这样一些批判者，他们的批判虽然很有力，但批判的企图却是要巩固马克思主义（见“参考书目”(25））；他把斯拉法提出的框架（对新古典学派经济学批判）运用于评价马克思的逻辑，但结果却为抛弃马克思理论的整个结构提供了论据。批判的主要方面，一直是马克思关于价值、利润来源以及利润率趋于下降的各种理论；这些都是精心挑出来的靶子，因为它们都是马克思经济学说整个体系的核心。 马克思关于价值并把它与社会必要的抽象劳动联系起来的概念，常常招致这样的批判：即认为把劳动看作是使商品在交换中具有共同尺度的因素，是武断的（见“参考书目”②和⑤）。人们把更大的注意力投入对“转化问题”进行攻击，并把这个问题解释为马克思宣称能够揭示价值与生产价格（及剩余价值与利润）之间的关系。批判者们认为，生产价格是一个可以观察得到的范畴，而价值论在解释经验现象时是否有效，取决于它是否能够（或必然）形成这种价格。波特基维兹论证说马克思本人的量的解决办法是不完全的（见“参考书目”③），而他和后来的作家（见“参考书目”⑥和(23)）则提出了替代的解决办法。斯蒂德曼认为萨缪尔逊关于价值是通向生产价值的道路上的“无谓的迂回”的说法（1971年）是对的，因为在斯拉法的体系（或季米特里耶夫和波特基维兹的体系）中，价值和价格都分别直接源于实际的投入材料。这一观点得到了相当大的支持，但也遭到了马克思主义者的反对（参看“参考书目”⑦和(26)） 《资本论》中的价值概念能使马克思把剩余价值当作利润的基础来分析。然而，斯蒂德曼证明说，在他本人的体系中实际剩余价值并不是实际利润的必要条件（如果存在固定的资本和联合生产的话）；根据森岛的说法，则需要有一种不同于马克思的剩余价值概念。如果剩余价值不是利润的源泉（或它的必要条件），那对利润的解释就必然会超出马克思的理论范围。庞巴维克针对马克思的说法而断言：利润来自于生产资料的生产能力和资本家对于时机的选择；利润是对等待的一种报酬。这种理论依然是以新古典学派经济学为核心的。而熊彼得（见“参考书目”(22)）则放弃了价值论，把源源不断的利润与创新及企业家的能力等同起来，同时批评马克思忽视了企业家在资本主义中的恰当作用。 除有关利润来源的理论外，支配利润运动的规律（对马克思来说，这是“最重要的规律”），也引起了争论，即认为据以推论出利润率趋于下降规律所运用的逻辑是错误的。一般说来，许多作家都特别提到马克思的假定不足以得出关于利润率下降的经验预见（依据价值或生产价格来计算），某些作家还由此认为马克思的规律没有实质内容（见“参考书目”⑬）。置盐提出了一个更为尖锐的、显然是反驳马克思关于技术进步作用设想的批判，这一批判力图证明如果不是实际工资上升的话，资本家对新技术的选择决不可能导致利润的下降（见“参考书目”⑲），而希梅尔韦特（见“参考书目”⑫）和斯蒂德曼（见“参考书目”(25)）则把上述企图纳入斯拉法的体系（参考

利润率趋于下降

条目）。 虽然这些批评涉及到马克思论证中逻辑上的失误，但一般说来，只有运用不借助于马克思抽象方法的理论结构（比如斯拉法的结构）才能揭示这种失误（参见法恩和哈里斯合著的《马克思经济学理论中的争论问题》，1979年英文版）。然而，批评者凯恩斯就不肯承认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关系。他曾指望从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得到“解开经济之谜的线索”，但他却写道：“我所能发现的只不过是过时的争论精神”（1935年1月1日致肖伯纳的信）。实际上，马克思在抨击萨伊定律和货币数量论时，已为凯恩斯埋下了伏笔，但一些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方面持同情态度的左翼凯恩斯主义者却抛弃了马克思命题的理论基础。比如，琼·罗宾逊就认为“他依据价值概念所表述的重要思想，如果不用价值概念可以表述得更好”（见“参考书目”(21)）；她还抛弃了马克思有关剥削和剩余价值的概念。因此，凯恩斯主义的、新古典学派的和斯拉法主义的批评者们的批判有一个共同的论点，即认为马克思的价值论不是多余的就是错误的。 在社会学方面，这一现代学科的两位奠基之父——麦克斯·维贝尔和埃米尔·杜尔凯姆——所阐述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都是有意识地反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说的。这在维贝尔的著作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他不仅选择十分近似于马克思论述过的那些问题来分析（西方资本主义的起源和发展，社会各阶级和劳工运动的意义，现代国家和政权的性质），而且明确地（虽然很简单）批判了“唯物史观”。根据卡尔·勒维特的说法，可以认为马克思和维贝尔主要关心的都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类命运问题，不过一个是从“异化”角度来解释，另一个则是从“理性化”的角度来解释（见“参考书目“⑯）；他们各自的社会科学概念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实际社会区分是一致的。维贝尔对历史唯物主义所作的总的批判，是认为以一种特定的价值倾向为基础的历史唯物主义，只不过构成历史的一种可能存在的前景，而其它的前景同样是可能存在的；他通过揭示宗教观念（新教伦理）在资本主义发展中可能起的重要作用来具体说明这一点；但是他也坚定地表示，他并不打算用同样片面的“唯灵论的解释”去取代片面的“经济的解释”（见“参考书目”(27)）。在其详尽的探讨中，维贝尔通过强调地位集团的作用而冲淡了马克思关于阶级和阶级冲突是最重要的观点，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从而使他的政权观接近于杰出人物论思想家的观点，虽然他特别强调民族国家的独立作用（见《经济和社会》（1921），1968年英文版）。维贝尔还特别重视官僚主义的病态现象，并把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部分批判置于这样一个论点基础之上，即社会主义运动与其说是导致“无产阶级专政”，不如说是导致“官僚专政”（见“参考书目”(28)）。 杜尔凯姆虽然没有以同样的程度去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也许因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社会主义运动在法国不象在德国那样发达），但他在《社会学年鉴》和其它地方评论马克思主义著作时，在其探讨“反常的分工形式”（1893年）时，以及在其关于社会主义的讲演（1928年）时，却不得不屡次面对马克思的社会学说，尽管在对德国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作系统的考察之前他已放弃了上述论题。他虽然承认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特殊价值在于它“不是以参与其中的那些人的观念，而是以意识不理解的更为深刻的原因”去解释社会生活的（见他在1897年发表的著作，第648页），但却认为从总体上看马克思主义过分重视经济因素和阶级斗争。比如，他论证说（1893、1897年）阶级冲突是一种次要现象，是由于对欧洲业已存在的新型工业社会和分工缺乏管理所导致的。杜尔凯姆还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反对把国家看作是整个社会的“智慧”和道德的执行者（1950年）。 在这一期间，马克思主义内部也出现了由爱德华·伯恩施坦所提出的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批评（1899年）。他的主要论点之一，是认为由于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中产阶级的发展，阶级的两极分化并没有发生。而此后这一论点在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理论，如伦纳的“服务阶级”的概念（见《服务阶级》，1953年英文版），普兰查斯的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的分析（见《当代资本主义的阶级》，1975年英文版），和批评马克思主义理论（如帕金，见“参考书目”⑳）中，占有突出的位置。近年来，关于阶级问题的争论，已导致“新工人阶级”（见马勒1975年的论著）或新的阶级结论（见图伦1971年的论著）的概念（参看

工人阶级

条目），和导致对诸如少数民族运动（参看种族条目）或妇女运动（参看

争取女权运动

条目）以及阶级冲突关系的研究。它还导致对社会分层和社会主义社会中可能出现的新的阶级问题的研究（如康拉德和斯泽兰尼合著的《知识分子在通向阶级权力的道路上》，1979年英文版）。 在卡尔·曼海姆的著作（特别是《意识形态和乌托邦》，见“参考书目”⑰）中，可以看到后来从社会学角度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重要批判。曼海姆企图用一种较一般的认识社会学取代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的理论。他的批评和修正有三个主要特征：（1）反对意识与经济利益有直接联系，而认为在“思想方式”和与经济利益间接有关的一系列态度之间存在一种相互关系；（2）把马克思主义本身看作是阶级的意识形态，认为一切社会思想都具有“相对”性，而不能自称体现了科学的“真理”；（3）认为除阶级以外的其它社会集团（如以代划分的集团）对意识也有重大影响。最近，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从社会学角度所进行的批判，来自两位大的社会学家。在观点上深受维贝尔影响的雷蒙德·阿隆，他不承认“经济解释”的主张是历史科学，强调使政治从经济中独立出来，并在一项较全面的研究中批判地考察了萨特（他本人在许多方面也是一个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和阿尔都塞的马克思主义（见阿隆1970年的论著）。C.赖特·米尔斯，也受到了维贝尔的影响，他虽然很少批评整个马克思主义，但对把经济领域与政治领域分开也持有类似的观点，并喜欢用“权力精英”而不喜欢用“统治阶级”的术语(他认为统治阶级是以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相一致为其前提条件的)。 新近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所进行的大部分批评，实际上集中于国家和政治问题。许多批评家从“民主多元论”出发（如利普塞特，见“参考书目”⑮）力图证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论对西方政治制度的描述是不真实的；不存在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国家和把国家变成自己“工具”的“统治阶级”。总之，西方政治制度的性质及这种制度能够做到的政治竞争和选举竞争，制约着国家，使其不能长期执行偏袒任何特定阶级或集团的政策。一些批评家，从不同的角度出发，还论证说“国家相对自主”的概念并不完全适用（参看

国家

条目）；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充分考虑这样一个事实，即处于国际环境之中并与其它国家竞争的国家，除社会中的各阶级和集团的利益之处，还有自身的利益（如斯科克波尔的观点，见“参考书目”(24)）。 新近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批评和重新评价的另一个重要主题，是作为“历史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地位问题，但这一问题也要追溯到维贝尔那里。哈贝马斯在其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中论证说，早期的社会发展阶段必须不仅依据社会劳动和物质生产而且要依据家庭组织和行为准则来表述，而且这两方面都主要取决于语言(见“参考书目”⑩)，这种批判是跟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实证论”所进行的总的批判是一致的(参看

法兰克福学派；实证论

条目)。波佩尔和阿尔都塞则从相反的角度，依据所谓的历史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提出了更彻底的批评。另一方面，一些新近的作家却坚决捍卫强调生产力发展具有决定影响的“老式历史唯物主义”（科恩：《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1978年英文版）。但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还有一些更为细致的问题有待探讨，特别是关于由一种社会形态过渡到另一种社会形态和各个阶级在过渡中的作用的问题。 把现代研究源源不断地揭示出来的复杂的实际现象同广泛构想出来的总公式协调起来，在这方面一直碰到很大的困难。这种情况使马克思主义者受到了这样的指责，即认为他们是有倾向性地选择适合于自己图式的证据。比如指责他们在研究一直是他们探索领域之一的欧洲革命时就不适当地突出了阶级斗争。人们常常提出阶级斗争是否真的贯穿于整个历史，或如何才能全面地确定历史中的“各个阶级”等问题。马克思主义在这些问题上的主张，正像海尔布伦纳所说的，一直被认为是“它的心照不宣的目的论，它的未加阐明的千年至福的臆说”的重要组成部分（见“参考书目”⑪）。 “生产方式”一直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重要概念，但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无论什么地方都没有对它作过精确的阐述”（见威廉·肖：《马克思的历史理论》，1978年英文版，第31页）。马克思主义者虽已讨论过它的许多难解之处，然而随之而来的还有诸如经济基础如何与观念、宗教、法律相联系等问题，而他们发现自己在这些问题上观点还不是一致的。正像人们责备马克思本人一样，人们也责备他们在对“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问题上的看法“时严时松”（见“参考书目”⑧，第67页）。一位曾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出过范围广泛的不同意见的中世纪研究学者认为，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可以发生显著的变化，而生产制度却不一定发生相应的变更。查理曼大帝时的欧洲与巴巴罗萨时欧洲之间的区别，比经济方式的任何潜在的连续性要重要得多（参看戈登·列夫：《历史和社会理论》，1969年英文版，第137—140页）。 一种“方式”或社会经济结构让位于另一种方式或社会经济结构的过程或步骤，同样难以设计得那么令人信服，在早期时代尤其如此。许多批评家把马克思的历史变革理论看作是以技术变革为起因的理论。马克思主义者常常否认这一点，虽然正像冈迪所说的，也许不得不承认马克思有时“由于疏忽而滑向技术决定论”（见“参考数目⑨，第131页）。但不能说，他们已提出了一种把充分的精确性与充分的概括性相结合的可供选择的方案。在这种情况下，过分强调观念、理想及其自主程度也是有问题的。卢贝尔曾谈到马克思本人思想中关于经济决定论与创造性的人本主义之间存在着“不能解决的矛盾”（参看奥马利和阿尔戈津合编：《卢贝尔论马克思主义——论文五篇》，1981年英文版，第51页）。马克思的后继者们多半绕过历史中的伦理因素（参看

伦理；道德

条目）。而所有这些令人困惑的问题如今又同历史是否在任何地方都遵循同一个或类似的“规律”这个问题纠缠在一起。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产生于西欧的经验这一事实，已越来越为人们所承认。西方的作家把它运用于其他地区(如印度等国家)迄今已在许多学者，包括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中间，引起了很多批评。 近年来对整个马克思主义思想所作的最有价值的批判性的研究，无疑当推列泽克·科拉科夫斯的《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它分清了作为“解释过去历史”的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和作为政治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的“幻想”性，并论证：马克思的精神遗产基本上已被现代社会科学所吸收，因此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独立的解释体系或方法已“名存实亡”，而把它当作一种有效的政治学说来吸收，则只是“一种粗劣模仿和伪造的宗教形式”。但是，恰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在许多领域中的独特的解释力量（尽管还有某些未解决的问题）及其不是导致一种宗教而是为社会主义社会提供一套合理规范的能力，在许多思想家看来，才使马克思主义对其它思想方法构成了永久的挑战。 （编者合撰）

参考书目

① 爱德华·伯恩施坦：《进化的社会主义》（1899），1961年英文版。 ② 欧根·冯·庞巴维克：《卡尔·马克思及其体系的终结》（1896），保·M·斯威奇编，1949年英文版。 ③ ＆·冯·波特基维兹：《对〈资本论〉第3卷中马克思的基本理论结构的订正》（1907），保罗·斯威齐编，1949年英文版。 ④ 同上作者：《马克思主义体系中的价值与价格》，1952年英文版。 ⑤ A.卡特勒等合著：《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当代的资本主义》第1卷，1977年英文版。 ⑥ V.K.季米特里耶夫：《关于价值竞争和效用的经济文选》（1904），1974年英文版。 ⑦ 戴安内·埃尔森：《价值——资本主义劳动的体现》，1979年英文版。 ⑧ M·伊万斯：《卡尔·马克思》，1975年英文版。 ⑨ D.R.冈迪：《马克思和历史》，1979年英文版。 ⑩ 尤尔根·哈贝马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载《交往和社会的演变》，1979年英文版。 ⑪ R．L．海尔布伦纳：《马克思主义——赞成和反对》，1974年英文版。 ⑫ S．希梅尔韦特：《利润率趋于下降的长篇连载——对马里奥·科格伊的答复》，1974年英文版。 ⑬ G.霍格逊：《利润率趋于下降的理论》，1974年英文版。 ⑭ 列泽克·科拉科夫斯基：《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1978年英文版。 ⑮ S.M.利普塞特：《政治的人》，1960年英文版。 ⑯ 卡尔·勒维特：《麦克斯·维贝尔和卡尔·马克思》，1932年英文版。 ⑰ 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和乌托邦》（1929）1936年英文版。 ⑱ 森岛美智雄：《从现代经济理论的角度来看待马克思》，1974年英文版。 ⑲ 置盐信雄：《技术变革与利润率》，1961年英文版。 ⑳ 弗兰克·帕金：《马克思主义和阶级学说——资产阶级的批判》，1979年英文版。 (21) 琼·罗宾逊：《一篇关于马克思经济学的论文》，1942年英文版。 (22) 约瑟夫·阿洛伊·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1976年英文版。 (23) 弗·西顿：《转化问题》，1957年英文版。 (24) T·斯科克波尔：《国家与社会革命》，1979年英文版。 (25) 伊恩·斯蒂德曼：《斯拉法以后的马克思》，1977年英文版。 (26) 同上作者和其他人：《价值的争论》，1981年英文版。 (27) 麦克斯·维贝尔：《新教的伦理与资本主义的精神》（1904），1976年英文版。 (28) 同上作者：《社会主义》（1924），载W.G.朗西曼编《麦克斯·维贝尔翻译文选》，1978年英文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