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统治下的他者命运——读福柯《疯癫与文明》
摘要:在当代西方,福柯以“理性批判者”著称。在其著作《疯癫与文明》一文中,福柯将常人当作自然现象或疾病的疯癫变成了一种文明现象。他认为,疯癫不仅如影随形地伴随着文明的发展,甚至在人类自觉地使用理性之前,疯癫便已经出现了。在人类文明不断发展、理性占据社会支配地位的过程中,理性要么对疯癫实施绝对排斥,要么对它进行温和改造,疯癫作为文明社会理性的他者始终没有获得自身地位。书中通过对疯癫的发展过程进行回顾,揭示了理性统治下疯癫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命运并对理性进行了批判和反思。
20世纪60年代在经济危机频发、社会矛盾日趋尖锐,后现代主义在这一背景之下诞生,反现代性思潮涌起,对传统哲学和精神价值取向进行批判和解构。当代美国活跃的后现代主义者之一的格里芬解释说:“如果说后现代主义这一词汇在使用时可以从不同方面找到共同之处的话,那就是,它指的是一种广泛的情绪,而不是一种共同的教条——一种认为人类可以而且必须超越现代的情绪。”然而后现代主义的出现,却并未使西方哲学大厦更加坚固,反而使西方传统哲学面临倾倒的危险。
哲学论述是后现代主义热闹的场境。在文明不断发展,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之际,各种现代主义所带来的恶果纷至沓来,哲学家们纷纷掀起了对现代社会的深入剖析和批判,而自启蒙主义开始就被现代哲学尊为至上的权威的理性更是首当其冲。作为法国当代最伟大的三位哲学家之一的福柯,在1961年发表的长篇论文《疯癫与文明》更是以一种全新的视角——疯癫——来对理性进行批判,可谓独辟蹊径,一经问世便产生了巨大的反响。
一、福柯论疯癫
在日常生活中与人们的常识性思维中,“疯癫”意思是指神经错乱,精神失常。而疯子则指精神失常的人,即精神病人。目前医学界研究所得到的结果认为主要是由于家庭、社会环境等外在原因,和患者自身的生理遗传因素、神经生化因素等内在原因相互作用所导致的心理活动、行为及其神经系统功能紊乱为主要特征的病症。在现今所谓“思维健全的人”占多数的情况下,疯子被视为另类。属于不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非正常人 ,因此他们通常对自己的言行举止不负有法律或伦理道德责任,在这一层面上,疯子作为社会的他者被法律排除在责任主体之外。同时疯子被排除在社会公众行为之外并多被禁闭在精神病院中,这为人所共知,而且没有人质疑或反思的事实的。然而情况是这样,人们究竟是否知道何为疯癫?什么是疯子?疯子和正常人的界限是什么?一个理性的人如何证明自己不疯癫?精神病院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机构?如果它是一个医院,那病人可以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可为何它却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人的自由?在福柯的《疯癫与文明》一书中福柯却对这些为人们所忽视的问题进行了创造性的思考。
帕斯卡尔说过:“人类必然会疯癫到这种地步,即不疯癫也只是另一种形式的疯癫。”因而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我们必须重新正视疯癫并审视其社会原因。开篇福柯便没有掩盖其写作目的:“我们不得不撰写一部有关这另一种形式的疯癫的历史,因为人们出于疯癫,用一种非疯癫的冷酷话语相互交流和互相承认。我们有必要确认这种共谋的开端,即它在真理领域被永久确立之前,它被抗议的激情重新激发起来之前的确立时刻。”[1]福柯并不否定“疯癫”作为一种精神或行为现象的客观性 ,也不否定人类社会中的确存在这样一个松散和特殊的群体——疯子或愚人。只是他认为既不能把疯癫看作一种精神病 ,也不能把疯子不当人来看待,在福柯这里理性的人却是另一种疯癫。全篇虽主要写疯癫,然而矛头却指向现今社会的主导思想——理性。福柯看来,这既是一个哲学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因为我们没有任何证据可以宣布说,我们的理性行为结构是人类事务中理性和理智的确切表达。它之所以是政治问题,因为指导我们的“理性”产生了如此骇人的后果——军事冲突、性别和种族歧视、饥饿和剥削、强奸、谋杀和对儿童的骚扰——以至于理性以及其代表者的强大无比的狂妄自信,恰好就是洪水猛兽和对人类的诅咒。[2]为了批判理性,福柯尝试追溯历史上疯癫发展历程的起点——疯癫与文明尚未分化之际,在这里疯癫与理性是一种对等的存在。
“在我们这个时代,疯癫体验在一种冷静的知识中保持了沉默。这种知识对疯癫已经了如指掌,因而视若无睹。但是,从一种体验到另一种体验的转变,却由一个没有意象、没有正面人物的世界在一种宁静的透明状态中完成的。”[1]4这样一种宁静状态下的庞大静止的结构有必要引起人们的思考,并对这种直接的未证明的知识探究本源与合理性。对理性他者的呼声由福柯最先呐喊。
二、疯癫的边缘化历程
福柯说,其写这部书的目的不是撰写精神病学语言的历史,而是论述那种沉默的考古学。福柯认为,我们现在拥有的一切关于疯癫的知识都是理性的偏见和噪音,真正的疯癫是沉默的,它空无一物;从理性的进步史中,我们看到的是理性话语所割裂、展现、扭曲或救治的疯癫;精神病学是关于理性的独白,要想倾听非理性声音,必须摒弃理性的噪音……从理性与非理性难分地纠缠在一起的地方开始。[3]为此,福柯详细地考察了西方社会人们对待疯癫者的三次变化。
(一)中世纪至文艺复兴时期:疯癫与理性的自由呐喊
在书中,福柯提出了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疯癫不是自然的现象,而是人类文明的产物。也就是说,在蛮荒状态下不可能出现疯癫,疯癫只可能出现在社会中。疯癫的出现是人类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产物。疯癫的对立与分裂不是天然的,是文明进程中文化语境下的特殊现象。在古希腊与中世纪疯癫的表现就是麻风病人的存在。在12世纪,仅有一百五十万人的英格兰和苏格兰就开设了220个麻风病院。然而对待麻风病除了简陋的医疗实践和隔离,麻风病人还被赋予了一种可怕的挥之不去的可怕形象的社会意义。虽然麻风病人被隔离和排斥在这个有形的社会之外,但是他们的存在是对上帝的一个可靠的证明——这是上帝愤怒和恩宠的表征。在这里,疯癫俨然成为了基督教统治下的社会他者了,上帝恩宠下的正常人与智者是社会的主体,而疯癫者作为上帝愤怒的表现是不被社会所认可和接受的。疯癫首先被划入一个神圣的圈子中,然后被加以排斥。更可怕的是,附着于疯癫病人形象上的价值观和意象还在延续存在。
文艺复兴时期,麻风病奇迹般地消失了,然而这种结构却保留下来。贫苦流民、罪犯和“精神错乱者”接替了麻风病人的角色,对于他们,人们使用了惊人的相似的排斥方法。“这种严格区分的重大方式既是一种社会排斥,又是一种精神上的重新整合。”[1]10在这一时期,这些疯癫者似乎过着一种轻松自在的生活:愚人船载着疯癫者送至一个遥远的地方,他们被特许在空旷的农村呐喊。而在这一时期作家伊拉斯谟、莎士比亚和塞万提斯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疯癫者的形象。莎士比亚的戏剧里总是会出现一个洞悉一切、掌握真理的疯癫者;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一书中则展现了一个疯癫游侠的故事,故事中唐吉诃德无疑是神志不清的,疯狂可笑的,但他又代表了高度的道德原则,无畏的精神,英雄的行为,对爱情的忠贞和对正义的坚信。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体现了西方人文主义的呐喊。对于文艺复兴时期艺术领域出现众多疯癫形象的原因在于,“这是一种巨大不安的象征,这种不安是中世纪突然出现在欧洲地平线上的。疯癫和疯人成为重大现象,其意义暧昧纷杂;既是威胁有事嘲弄的对象,既是尘世无理性的晕狂,又是人们可怜的笑柄。”[1]15疯癫因其自身那种不确定的意象而开启了人们将疯癫视为真理象征的想象,在故事和道德寓言中,在学术作品和造型艺术中,在文学和哲学中,疯癫都成为中心意象,它在各方面都使人们迷恋:它可以以滑稽方式造成喜剧效果,可以用呆傻语言说出事物的真相,可以在和理性的辩论中获得胜利,可以在同死亡的较量中消除威胁。
疯癫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艺术领域展现了强大的魅力。疯癫之所以有魅力。其原因在于它就是知识。它之所以是知识,其原因首先在于所有这些奇异形状从一开始就被置于“伟大奥秘”的空间里。在16世纪后期到17世纪初期,疯癫的真相就是理性的胜利,归属于理性全盘掌握之中。其真相存在于理性的内部之中,并成为理性的一个形象表征、力量和形式。在那时候,人们对疯癫相对来说还是友善的,使其能在文学中自由地呼喊和抒发。
(二)古典时期:疯癫与理性的对立互斥
文艺复兴时期,疯癫相对得以自由地呐喊,但驯化了其暴烈性质,古典时代旋即用一种特殊的强制行动使得疯癫归于沉寂。
17世纪产生了大型的禁闭所,在1656年巴黎开始兴建总医院。有一点很清楚,它不是一个医疗机构,而是一个半司法机构,一个独立的行政机构。他甚至拥有合法的全力,能够在法院之外裁决、审判和执行。在理性不断专权的阶段中,总医院在警察与法院之间、在法律的边缘建立了一种奇特的权力,建立了第三种压迫秩序。这一时期大规模的禁闭现象是一种“治安”手段,即使那些没有工作就无以生活的人能够必须工作的手段的总和。这一手段无疑是为了社会政治和经济的考虑。在大禁闭时期,西方国家相继发生了工业革命,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取得了巨大发展,人类行为日益趋向理性化,一方面,在理性——非理性二元结构下,理性始终处于优势地位,另一方面,理性指导人们的行动所取得的效应(主要是经济效应)又巩固了理性——非理性的二元结构,理性通过反身性建构了它自己。同样的道理,理性——非理性这种二元结构使疯癫处于劣势,处于被排斥的地位,而现实社会中的疯癫也没有走出二元结构“铁的牢笼”,它按照人们所预期的行为模式行动,现实中的疯癫现象与二元结构中预先假定的基本模式相互强化,互为反身,造就了今天的疯癫。
这是从经济的动机出发所采取的措施,但是措施本身不仅仅表现了这样一种经济的维度,更表现出了伦理和道德的维度。因为在当时的欧洲人看来,劳动有一种赎罪的力量,在劳动中罪恶得以消减,道德得以升华。由此可以看出禁闭所不仅仅是一个强制性的劳动机构,它还是一个道德机构,通过劳动来实施道德训诫改造。古典时代的疯癫就这样被关押起来,在禁闭中听命于理性,受制于理性建立起的新的社会秩序,在漫漫黑夜中度日。
道德因为作为一种符号认识,以一种静态记忆去支配和驾驭一种流动的理性。这本来就是一种荒诞的存在,而为了持续这种荒诞的存在,道德的外衣下,只能用一种特殊的强制行动将未完成的理性归于沉寂。道德被作为支配人情感的工具。打着道德的旗号,理性主体“搜捕、强迫、拷打、命令、禁止、干涉、鞭折……各种权威主义的谴责行为都有了社会意义。至少他们认为具有某种维护安定的社会意义和应付危机的经济意义。道德名义成了政治措施和经济策略最好的幌子。古典时期就是以道德作其代言人,以禁闭的方式进行其伦理经济的实验。正如福柯自己所说:“正是在某种劳动体验中,形成了这种经济和道德交融的禁闭要求。” [1]52安置劳动力体现了道德的升华,而禁闭则是依道德行事。那么安置劳动力就等于禁闭,工作义务就取得了既是伦理实践又是道德保障的责任和意义。劳动作为道德改造和约束的一种练习而被制度化,开始了行政措施下的肉体强制,道德训诫下的心灵统治成为古典时期禁闭的全新特点,这种理性的要求就是秩序对肉体和精神的束缚,对群体的压力趋向整齐划一。
(三)近现代:理性对疯癫的绝对控制
随着人们对疯癫的认识不断深入,人们对待疯癫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到十九世纪,疯癫被约束在纯粹理性道德话语里,疯癫被赋予道德意义,开始成为某种道德过失的效果,疯人将被告知自己是什么并被迫不断地远离疯癫的力量。疯人将依附在理性秩序下,回到社会里。与此同时,人们将一切反常经验看成是精神问题并以疯癫概而论之。近现代是现代精神病学和精神病医院的时代,自法国人皮纳尔在法国大革命后创立了实证主义疯人院,过去那种监禁机构被推翻。从此疯癫者的肉体被人道地对待,但他们的精神依旧受到理性的禁闭,他们被当作一种心理疾病来治疗。福柯认为,整个社会实际上是通过精神病院将一种普遍的道德规范强加给精神人。因此,精神病院实际上是“一种道德一致性和社会谴责的工具”。[4]理性者试图将他们从非人道的处境中解救出来,然而其最终目的还是要使得疯癫者回归到理性当中来,理性仍旧绝对的控制着非理性——疯癫,更可怕的是,疯癫作为非理性,被永远地打入了社会边缘,丧失了合法性的认可。
从进化的远景来看,存在于疯癫中的兽性总有一天会被视为疾病的症状。甚至疾病的本质。但是在古典时期,它所表现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即疯癫不是病。实际上,兽性使疯人免于受到人身上脆弱、不稳定、不健康因素的伤害。因此对于疯癫我们绝不可轻易站在医学的角度将其看作是“不由自主和不可避免的疾病”[1]73,而是要承认其限度不是偶然的,而是根本性的。如同死亡是人类生命在实践领域的界限,疯癫也是人类在兽性领域的界限。因此,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决不可以完全地否定兽性,更不能把兽性从人性中分离出去;相反,我们要将疯癫者表现出的真实的兽性提高到人性;要认识到正是疯癫者揭露了人性中潜藏着的兽性的秘密,揭露了兽性就是人性的真相。现实中,包括精神病院中,疯癫者所遭受的种种暴力和残酷的电击,只能说明我们对疯癫和“疯子”还缺乏正确的体验与认识。在精神病院中,不是疯癫者的兽性被压制下去了,而是人本身被消灭了;不是疯癫者被治愈了,而是这种治疗行为本身就包含着抹杀疯癫真相和实质的异化作用。对于福柯来说,疯癫与其说是自然的产物,不如说是文化和社会的产物。精神病本就不是一种自然疾病, 只不过是代表了话语中非理性的声音而己, 现代医学是对疯癫者话语权的肆意掠夺,所以表面上看解放了疯癫,实际上更加牢固地控制和扭曲了疯癫。至此,作为理性他者的疯癫已经完全在理性社会失语了。
三、福柯的现代性批判
现代性实际上可以说是理性的巅峰。现代化的工业模式、政权组织结构、教育体系、军事结构甚至于知识和真理等等,无一不是按照理性的逻辑建立的。福柯对理性的批判无疑是对现代性的反思与对西方文明的批判。在同一时代对现代性进行批判和反思的浪潮中,福柯的批判思想与彻底否定现代性或捍卫现代性的观点是不同的,他对现代性既不全盘肯定也不全盘否定,而是批判的看待的。
作为“理性时代的疯癫史”福柯所论述的是关于疯癫如何被历史地构成为理性的对立面,进而被打入冷宫的历史。福柯认为,疯癫的历史只是一场理性的独白,疯癫自身却是沉默的。因为疯癫被拒斥在理性话语之外,失去了发言的地位。疯癫与理性之间的沉默,既不是由于人类关于理性知识的深化,也不是由于关于疯癫知识的深化,而是由知识以外的因素决定的,是社会组织、制度的因素决定的。即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社会化的需要导致了疯癫的失语。为了建立一整套完整的工业体系与完善的社会制度,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无一不要要理性的话语体系的建立,疯癫的声音只会使得经济混乱与社会退步,为了社会化这一目的,疯癫必须沉默。从 17 世纪开始,在理性之外的疯癫就被“人”拒斥了。疯癫从可与理性对话变成了疯人院中的疯子,从对真理的另一种叙述变成了一种疾病。理性成了文明的中心。但是,在蛮荒状态不可能发现疯癫。疯癫只能存在于社会之中。它不会存在于分离出它的感受形式之外,既排斥它又俘获他的反感形式之外。疯癫并不是社会的边缘,而是处于社会之中,与理性对话,进而推进历史的演变。历史也并不是理性的逻辑演变,而是处处充满了类似于艺术家的疯癫之流的偶然。疯癫与理性并无强弱之分,就如同男人与女人不应有强弱之分,少数民族与人口占多数的民族不应有强弱之分。如果我们坚持理性中心主义,那么就等于我们认为不平等是合理的。因而福柯反对对疯癫者予以歧视、排斥、打击、迫害 ,剥夺他们做人的权利和应该享有的正常人的尊严与生活。
在当今社会,当我们去讨论或“疯癫”或“文明”的时候,并不是要否认理性对一个社会的重要性。在福柯这里,他是要反思指导我们的理性的适用性及理性他者的回归。我们不应该忽略,我们所要秉持的“理性”,并不是被控制的“理性”。我们不需要“理性”成为绝对的统治,我们也不应该生活在条条框框的“理性”的压迫之下。非理性的感性及个人情感的宣泄也是必不可少的。我们要建立自觉反对绝对理性的理性。福柯批判理性并不是从根本上否定理性,而是要对骄横跋扈、过于张扬的理性进行纠偏和矫正,如果彻底否定理性,福柯必然会陷入非理性主义的泥潭。理性在生活中总是以绝对的未加思索的角色占据统治地位而不加思考地排斥非理性,在这一过程中这一行为本身就是非理性的。接下来我们应该恢复我们自身体验的价值和意义,使得理性与非理性对话,达到真善美的统一。
参考文献:
[1]米歇尔·福柯.疯癫与文明[M].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2012:1.
[2][英]罗伊·博伊恩.福柯与德里达[M].贾辰阳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37.
[3]吴奇.福柯的疯癫史[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3(5):9.
[4]韩秋红,庞立生,王艳华.现代西方哲学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2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