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外》

伯丹的春天是位不爱搭理人的先生。他骨瘦如柴，双眼是两个黑洞洞的孔，孔中只有阴沉的雾和孤零零的灰鸽子。 写到这里，窗外一只食指扣了扣我的窗户。如此“丑陋”的声音！因为我深知这代表今晚我又不能暖暖和和待在火炉旁了。搁下笔，我披上大衣，向门口走去。 一股强烈的烦躁笼罩了我。推开门，冷风就见缝插针地钻进我的血管里，誓要把最深处的那心脏冰上一冰。走进病房，我才得知是靠窗的那个老人去世了。年轻的护士小姐显然不那么耐烦，她给那床沾满了病毒细菌，甚至微微发霉的被子翻个面，再把被角掖进去，就可以当作新的去用了。我冷笑，觉得这人真有意思。又跟着去了火葬场。接近两点半，我才回到我的炉火边，陷入了黑甜的梦中。 今天的例行在各个病房间穿梭时，我看到那个靠窗的床位转过来一个小伙子。老实说，看着他盖着那床被子午睡，我的表情有些一言难尽。 走近，我想仔细看看这位新来的病人。 他的眉眼深邃，垂着眼皮，苍白，伤痕累累，但却不无力。那副单薄的躯体中有一条支撑着身体的脊柱，且似乎不会轻易崩塌。护士小姐和我说，阿尔伯特刚从前线回来。她欲说些什么，却被一声长长的呻吟叫走了。 我却对这个年轻人更感兴趣了。那天早上我去附近转悠时，看到他后脑勺上的绷带还没拆，就坐起来，静静地看向窗外。 疗养院坐落在一片荒地上，外面只有被烧过的野草，黄土路，脏兮兮的衣服片。时不时路过的鸟鸦惊叫几声，就飞走了。我不明白他有什么好看的。我放轻了声音走近两步，阿尔伯特还没有发现我。我看到他抿紧了两片薄薄的嘴唇，依旧垂着眼睛。我自顾自的给他下了定义：一个因战争残酷得令人无法接受而自我封闭的年轻人。我亲临过数次战地，拍下记录着纳粹罪行的相片，此时看到他，我内心叹道，让孩子们过早参战属实过于无情。 我平时仅仅是坐在一旁看一会这个可怜人，可今天他竟然和我搭话了。 “嘿。”他说，“我知道你总在这病房里。” 我笑：“窗外风景如何？” “不怎么样，我再也上不了战场了。”阿尔伯特答道，声音里带着惋惜。 我第一次知道他是这么想:“你为什么想去前线？” “呃，就是那些人渣，他们曾经杀害我那六岁半的妹妹。” 他自言自语起来：“她那么小，还什么都不知道呢。我连二十六个英文字母都还没能完全教给她，就被一枪——一枪敲死了，操！” 他再也说不了话，蜷缩在床上，痛苦地闭上了眼睛。我略带歉意地离开了。这是一个很有戏剧性的角色。我这样想着，也许他能作为我小说的人物原型。那时我只知道他人生的轮廓，冷冰冰地注视着他，把他当作假人分析。 有天我又碰见了忙得像陀螺一样的护士小姐，我想起来她那天要说些什么，就问道：“你那天说阿尔伯特怎么了？” 她夸张地“喔”了一声，说：“啊，我当时是想和你说，那时有一只烟雾弹飞过来，把他的眼睛弄瞎了。幸好其他地方没什么大事！” 我错愕地转头看向那个靠窗的床位，阿尔伯特正坐起来，静静地看着窗外。 尾声 后来即使从伯丹回到了撒伊顿，我还是常常想起阿尔伯特的不幸。我还是没能把阿尔伯特写进小说里。作为一个战争的受害者，他不应当作为可以被肆意评价的角色——思索后，我总认为他看到的不是窗外，而是一个白鸽不再受惊，绿岸有姑娘嬉戏的世界。一个对他来说如梦似幻的，和平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