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摘】《方志上海微故事——街区与建筑的记忆》

（个人学习向的摘录，侵删）

河滨大楼：岁月留痕话沧桑

        “近一个世纪以来的传说、故事、记忆、还有所有的垃圾，都堆积在这里，使它成为一条最脏的河。可是还是有许多人在这里，他们靠这条河流生活，许多人在这里度过他们的一生……”这是娄烨导演的电影《苏州河》中的开场白。这自然会让人们对这条河以及河畔的生活产生浓厚的兴趣，而就在靠近河口的地方，虹口区北苏州路400号，伫立着一幢体量巨大的公寓楼，默默地记录下这一切。到今年，她已历经整整80个春秋。

        每一座伟大的城市，必由一条伟大的河流哺育和滋养：伦敦之于泰晤士河，巴黎之于塞纳河，罗马之于台伯河，维也纳之于多瑙河……河流对城市的影响，是任何事物都无法比拟的。没有河流，就没有城市。城市失去了河流，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河流跨越时空，塑造了城市。而苏州河正是这样一条与上海命运息息相关的河流。

        2009年，由上海电视新闻中心拍摄的5集专题片《回到苏州河》热播，引发专家及社会各界对苏州河是否为“上海母亲河”的争论，但无论如何，这条河流在申城历史上的重要地位是无法撼动的。

        苏州河是现今人们对吴淞江的习惯叫法，发源于太湖瓜泾口，古称松江。元代至元十五年(1278年)华亭府更名为松江府后，松江也改名为吴淞江。吴淞江曾经是一条通海的大河，入海口就在今天宝山吴淞口一带。在唐朝，江面最阔处达20里，烟波浩渺。到了宋朝，河道虽因淤积而不断变窄，但仍是一条宽达10里、江波茫茫的大河。宋元之间，由于税赋过重，百姓无奈，围垦吴淞江滩地。到明初，河宽仅1里，且流域洪水泛滥，民不聊生。于是，户部尚书夏原吉奉诏治水，调集10万民工，分流苏州河水势，沟通黄浦江，促成了史上著名的“黄浦夺淞”,原来是吴淞江支流的黄浦江，成了入海的巨流，而吴淞江则风涛渐息，成了一条静静的支流。

        1843年，上海开埠，外国客商纷至沓来。到19世纪后半叶，外国侨民在吴淞江乘船溯江而上，可直达苏州，故称其为“苏州河”。1848年11月27日，上海道台麟桂与英国驻沪领事阿礼国(Rutherford Alcock)签订扩大英租界协定，西界扩至护界河处(今西藏中路),北界扩至苏州河岸。这是首次在正式文本中，将吴淞江称为苏州河(Soochow Creek)。从这时候起，上海作为通商口岸，开始了她向近现代大都市迈进的步伐，也就是从这时候起，苏州河作为近代上海的摇篮，开始了她的百年变迁。

        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的著名上海史专家郑祖安曾强调按苏州河的功能，把它分为三段：东段从外白渡桥至河南路，这里集中着大量的公共建筑，包括当年各国的领事馆、银行、饭店、大戏院等，这个范围里的老建筑大都比较高档，很大部分还保留着；河南路桥到恒丰路桥是中段，这里仓库密集，有特色的西洋建筑也很多；恒丰路往西最早是外乡人聚集的棚户区，后来是工业区。国有企业整改后大多迁离。而河滨大楼就位于东段与中段汇合处的重要位置。

        1843年，上海开埠后，继英国在上海开辟租界后，美国圣公会传教士文惠廉(William Jones.Boone)在虹口区境南部也就是苏州河北岸租地造屋，进而演变为虹口美租界。至19世纪60年代，英美租界合并，后又改名为国际公共租界(Shanghai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正是在这一时期，苏州河被重新定义了。由于英美租界后来合并成为公共租界，苏州河变成了租界区里的内河。比起宽阔的黄浦江，苏州河无法形成港区和大工业区，于是渐渐成为居民区和小码头的聚集地。随着1855年后，韦尔斯桥(WellsBridge、外白渡桥的前身)、二摆渡桥(1873年建，乍浦路桥的前身)、里摆渡桥(1878年建，四川路桥的前身)的连接，苏州河两岸的联系更为密切，而由使馆、戏院、公园、医院、邮局、赛艇俱乐部、教堂、住宅等构成的外交文化和生活服务区则自然而然地围绕着浅窄的苏州河展开，形成一条极具西洋风情的观赏性河流，而靠近黄浦江的河口地区尤为凸显。

        苏州河北岸的蓬勃发展，给房地产业带来了空前的契机。外国房地产商因租界中心地区地价昂贵，同时也看到这沿江地区具有良好的发展前途，于是纷纷在境内收购地产，营造房屋。此时，一位华人买办也敏锐地嗅出了其中大把利润的味道，他就是徐润，1838年出生在广东香山(今中山市),14岁时随其叔来沪，进入英商宝顺洋行充当丝茶学徒。宝顺洋行(Dent & Co)是最早进入中国的英国洋行，又名颠地洋行，老板就是林则徐虎门销烟后下令捉拿的英国鸦片商人兰斯禄·颠地(Lancelot Dent)。咸丰九年(1859年)徐与人合开绍兴号，包办各洋行丝茶棉花生意，咸丰十一年(1861年)升任宝顺洋行副买办。同治七年(1868年),因宝顺洋行业务日趋萎缩而脱离该行。徐在宝顺洋行任职期间开始涉足房地产经营。当时上海房地产业刚刚兴起，地产不断增值，他见有利可图，便将积累的资金大量投资于房地产。徐经营房地产的主要手段是购地造屋出租，至光绪九年(1883年),他拥有未建房的地产2900余亩，已建房的地产320余亩，共造洋房51所又222间，住宅2所，当铺房3所，楼平房、街平房、街房1890余间，每年可收租金122980余两，地亩房产共合成本2236940两。可谓富可敌国。他也被称为中国民族资本家中最早、最成功的地产大亨。

        但是，房地产的高收益也隐藏着高风险。1883年年底，清廷与法国开战，世局动荡，地价和股票一落千丈。1883年9月开始，徐投资的股票行情出现大跌，加上与人合办钱庄，积欠存户巨额款项，又由于过去贪购土地，挪用招商局大量公款(徐润1873年受李鸿章委派任招商局会办)并积欠22家钱庄100余万银两，至此资金无法周转，不得不将房地产及股票抵偿欠款162000余银两。光绪十年(1884年),他又将镇江及上海等地的多处房产以67153银两的价格抵偿招商局欠款，至此，他的房地产事业终告失败。此间，另一位上海滩的商业巨擘沙逊洋行趁火打劫，迫使徐润匆促间以9.5万两银价把苏州河北天潼路附近四块土地共计28.15亩地皮贱卖给沙逊洋行，平均每亩只卖3374.77两。徐润在晚年撰写的《徐愚斋自叙年谱》中有如下记载："斯时债累不轻，银钱尤紧，思想一夕，遂照还价每亩加银五十两，转契交银让出，以目下论之，何止二三十倍。”由此，当时的无奈和窘迫可见一斑。这块地后来就是建造河滨大楼的地方。

        这里所说的沙逊洋行是指新沙逊洋行。沙逊家族是一个国际知名的家族，起源于中世纪从西班牙逃难到中东巴格达的犹太人家族。沙逊·本·塞利(1750—1830年)是巴格达的首席财政官，他的儿子大卫·沙逊(DavidSassoon)受到持反犹态度的新任行政长官的迫害，1832年逃到印度孟买。他在孟买成立了经营国际贸易的沙逊洋行，把他从巴格达带来的家族成员安置在印度、缅甸、马来亚和中国的各个分支机构。他的8个儿子继续向四方扩展。他的首任妻子所生的儿子，伊利亚斯·大卫·沙逊(Elias David Sassoon)在1850年来到上海经商定居，后来他回到孟买，1867年离开老沙逊洋行，1872年另外成立新沙逊洋行(E.D.Sassoon & Co.),办事处设在香港和上海。新沙逊洋行建立初期，主要经营鸦片买卖和纺织品等贸易，是行商性质，在华资金均为流动资本。新沙逊每年运进上海售卖的鸦片平均有5000箱，价值300多万银两，利润高达100万银两。光绪三年(1877年),新沙逊洋行乘美商侯德·奥斯汀公司(Augustine Heard Co.中文名琼记洋行)破产之际，以8万银两取得南京路外滩今和平饭店所在地这块产业，土地面积11.892亩，地上房屋除沿仁记路(今名滇池路)一幢红砖墙3层楼西式房屋自用外，其余沿南京路和外滩的房屋，全部出租。这是新沙逊涉足房地产经营的开始。此后在19世纪90年代又先后购进10多处产业。从1880年起，沙逊家族已是南京东路房地产第一大户，这一纪录保持达35年之久。在1877—1900年期间，新沙逊洋行即占有29处产业，土地面积364.449亩，坐到了上海房地产商的第一把交椅。

        苏州河滨的这块地皮到手后，沙逊公司便用于住宅建设。当时，石库门里弄住宅正是兴起之时。同治八年至宣统二年(1869—1910年)是早期老式石库门里弄住宅的兴盛时期。那个时期里弄的规模不大，一般在10个或20个单元之间，总平面布置采用横向或纵向联列组合，弄的布局极似江南城镇住宅的“避弄”。石库门住宅最显著的特点是，群体布局紧凑，相互毗连，成片纵向或横向排列其单体平面及结构则是继承中国传统民居四合院的形式它比四合院占地省，又比欧美式洋房造价低，适合大规模出租以换取高额利润。由此沙逊旗下的“宝康里”“宝泰里”“洪福里”等里弄住宅便在这块苏州河边的宝地应运而生。这些房产每年出租，沙逊可以净获2万两银子，不到五年光景，当初的成本已经收回！

        1931年“九一八”事变，大批难民涌入上海租界，不少的北方旧官吏、军阀、巨商也都跑到上海滩“十里洋场”来找机遇。他们带来了大量的黄金白银，在上海买房置地，带起了上海的房地产业，人称当时是上海房地产业的"中兴"时代。由此，一种在欧美刚兴起的建筑形式也自然出现在热衷追赶世界潮流的上海滩，那就是高层公寓。上海的高层公寓始建于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进入盛行时期。此时，由于上海地价暴涨，土地极为宝贵，高层公寓可以获得更多的建筑面积，以牟取高额租金，因而房地产商纷纷把投资转向高层公寓。同时，上海建筑施工队伍经过早期兴建高楼大厦的实践，在施工技术和建筑设备等方面都已达到相当水平，设计人员也积累了有关上海土质的耐压力和建筑物的沉降率等方面技术资料，这就为大量建造高层公寓提供了条件，于是高层公寓建造数量逐渐增多。嗅觉敏锐的沙逊洋行岂能放过这种机会!1931年，“宝康里”“宝泰里”“洪福里”的房子已经用了40多年了，早已陈旧破败。看准了商机，沙逊果断拆去弄堂，改建高层公寓，河滨大楼这就登上了历史舞台。

        河滨大楼1931年开建，1935年竣工使用。由英商公和洋行设计，新申营造厂承建，整体风格为美国近代公寓式建筑，外观简洁。占地7000平方米，建筑面积5.4万平方米。

        大楼的设计方公和洋行可算是业界赫赫有名。该洋行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868年，由英国建筑师威廉·萨尔维(William Salway)在香港创立。1858年，他从英国出发，途经香港前去探望在澳洲的父母，却在香港停留了下来。十年后的1868年10月1日，他在香港开创了自己的建筑事务所，也就是公和洋行的前身。而要说起公和洋行英文名称的由来，则与两位建筑师有关。1880年后，年轻的建筑师帕尔默(C.Palmer也译为巴马)加入该事务所，并成为此后近30年事务所的设计主持。1895年，他和合伙人、结构工程师特纳(A.Turner,也译为丹拿)两人被授予英国皇家建筑师学会会员资格(RIBA),事务所也以他俩的名字重新命名为Palmer & Turner Architects andSurveyors。1912年，事务所派乔治·威尔森(GeorgeLeopold Wilson)和洛根(M.H.Logan)前往上海开设分所，并开始使用公和洋行这个中文名称。几年以后，威尔森和洛根成为事务所的正式合伙人和主持人，于是将总部从香港迁到上海。

        1916年，该洋行设计的外滩4号(现在改为3号)有利大楼(Union Building)建成，是上海第一座采用钢框架结构的建筑，外观基本属于仿文艺复兴风格，广受好评。公和洋行也就此在上海站稳脚跟，并将行址也迁入该楼。此后直到1937年，公和洋行在上海陆续设计了一批颇具水准的建筑作品，成为上海实力最为雄厚的建筑设计机构。上海外滩建筑群中约有10座是他们的手笔，几乎占到总数的一半，其中堪称代表作的有汇丰银行大楼、江海关大楼、沙逊大厦和中国银行大楼，河滨大楼也是他们这一时期的杰作之一。该建筑设计公司现仍然以中国香港为基地活跃在世界舞台，一般多采用巴马丹拿的中文名称。

        河滨大楼的设计非常有讲究。由于所用地块面积很紧，像一把手枪。设计者巧妙地设计成“S”状平面，呈带状，在枪把处划出一个弯式，既解决了通风采光的问题，同时“S”形又是沙逊英文字的开首字母，深得沙逊洋行的赞许。

        该楼建成初作为商住楼使用。原楼7层，钢筋混凝土结构，底层分租给商店，二层是公司或洋行的写字间，自

        第三层至第七层均为公寓。大楼内有公寓房282套，工房126间。内部格局基本为2间一套和3间一套两种，套间内有走廊、会客室、卧室、储藏室、卫生间。最多的套间面积为180平方米，最大的房间有30多平方米，最大的阳台达20平方米。全大楼专设中央暖气装置，冷热水管兼备。每层还有小房12间，设计为供仆役居住，称为“仆室”。整栋建筑可住700户、2000多人。建筑用料十分考究，墙身采用大块防火石棉砖，地板用硬木细条拼花。建筑外立面运用内阳台与开窗墙面虚实对比的处理手法，达到简洁明快的效果。该楼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在中部转角处顶层建有八角形塔楼一座，甚为别致。整幢大楼交通方便，有出入门11处，楼梯7道，升降电梯9部。底层还建有设备齐全的游泳池1座，池长15.5米，宽9米，深2.1米。

        大楼建成后，因其便捷的通勤条件、独特的造型、绝佳的地理位置受到沪上各界追捧。它南临苏州河，隔河与光陆大剧院、新天安堂相望，过河往南走不远就是繁华的南京路。东首紧靠邮政总局大楼，四川路桥、外白渡桥尽收眼底。楼旁还有一座独特的江西路桥，该桥俗称“自来水桥”,建于1876年。桥面可走行人，而桥下管道为通向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供水管道，英商上海自来水公司还在苏州河南岸的江西路香港路口建造了容量为682立方米、高31.5米的水塔1座，甚为壮观。日寇占领上海时期，该桥遭受严重损坏，被迫拆除。当时在外白渡桥西侧还有个划船总会，时常在苏州河上划船。河滨大楼的西面就是天后宫与河南路桥。有水、有桥、有绿荫，环境与建筑巧妙结合一起，河滨大楼确是名副其实的上海最早的“水景住宅",而它的英文名称Embankment building也印证了这点。

        河滨大楼落成后，吸引众多在沪外侨。入住套间的基本是欧美侨民，以英国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居多，而且多是在上海市区东北虹口一带经商的商人和供职的高级职员。高级经营管理人员有惠罗公司部门经理、颐中烟草公司运输部主管、远东钢丝布厂总经理、金城烟公司远东部经理等，还有供职于工部局、海关的高级职员。据楼里的老人回忆，当时大楼的管理很规范，只有外国人、中国人做老板和高级职员之类的人可乘电梯。仆役、佣人等是不能乘电梯的，还有就是凡穿拖鞋、赤膊、抽烟的居民也不能乘电梯的，物业管理之严格可见一斑。

        而一些欧美公司也相中了这块宝地，纷至沓来，其中最有特色的是美英的电影公司，如环球、米高梅、哥伦比亚、雷电华、联美等公司的上海分公司都在这座大楼的一楼里办公。而底层和二楼基本被京沪、沪杭甬铁路局租用。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在上海放映的大多为法、德、英等国的影片。最多是法国百代公司和高蒙公司的影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电影的霸权地位开始建立起来，取法国片而代之，几乎独占了上海电影市场。1933年，全国共摄制国产故事片89部，而输入中国的外国故事片则达421部，其中美国片就有309部，占全部输入量的73.4%。1934年，全国共摄制国产故事片84部，而输入的外国片则达407部，其中美国片就有345部，占全部输入量的84.8%。以播放首轮外片的大光明大戏院1933年排片为例，几乎为好莱坞霸占。

        美商8大影片公司从20世纪20年代起，陆续在上海设立了分支机构。通过这些机构，源源不断地将影片输入上海和全国。而这些公司不约而同地选择这河滨大楼。据《上海电影志》记载详情如下：美国环球电影公司：1926年8月开设，地址在北苏州路400号118室，负责人徐慕曾，职工10人。美国派拉蒙电影公司：1929年12月开设，地址在博物院路(今虎丘路142号),负责人马希圣，职工15人。美国米高梅电影公司：1930年7月开设，地址在北苏州路400号138室，负责人韦尔霍，职工18人。美国20世纪福斯电影公司：1931年4月开设，地址在博物院路(今虎丘路142号),负责人杜兰夫，职工14人。美国华纳电影公司：1932年开设，地址在博物院路(今虎丘路142号),负责人高兴，职工15人。美国哥伦比亚电影公司：1934年5月开设，地址在北苏州路400号135室，负责人韩德言，职工12人。美国雷电华电影公司：1935年开设，地址在北苏州路404号，负责人程震伟，职工10人。美国联美电影公司：1937年8月开设，地址在北苏州路400号135室，负责人罗超，职工6人。英国鹰狮电影公司：1946年11月开设，地址在北苏州路400号，负责人D.A.LAWBE,职工6人。

        从以上资料可以看出，有六家选择了河滨大楼，而其余三家则选择了一河之隔的博物院路142号，也就是著名的光陆大剧院所在地光陆大楼。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欧美影片暂时丧失了中国市场。日本战败后，美国影片又大量涌进上海。从1945年8月抗战胜利到1949年5月这不足4年的时间里，单从上海进口的美国8大公司和英国鹰狮公司输入的影片就达1774部之多。根据这时期上海各大报纸刊登的首轮影院映出美国影片的广告统计，仅长故事片已达1083部。以1946年为例，上海首轮影院共映出故事片383部，其中国产片13部，美国片352部、英国片15部、苏联片3部。而当年911部进口影片中美国华纳123部、二十世纪福斯153部、派拉蒙151部、环球170部、哥伦比亚83部、联美24部、米高梅122部、雷电华55部，总共881部，竟占96.7%之多!由此，河滨大楼也就成了美国电影垄断上海的中枢神经。

        上述外商电影发行机构在1949年5月28日上海市人民政府成立后，仍然在继续运营。1949年5月—1950年11月，上海各大影院仍然在大量放映美英电影。直至1951年1月3日，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管制委员会文化教育管理委员会实施军管，以后才陆续歇业。而在这之前，嗅觉一向敏锐的沙逊家族早早地开始从中国撤资，把上海的公司迁往香港。上海留下分支机构收缩业务。房地产无法搬动就分批出手。河滨大楼也转由沙逊的子公司华懋经营管理。

        1949年6月后，大楼主要分配给机关干部和知识分子居住，著名上海史专家唐振常、上海中国画院知名女画家吴青霞等都居住于此。“文化大革命”时期，这里无疑也成为了重灾区。大楼里不断出现揭发别人的大字报，一大批居民被作为“地富反坏右、资本家、叛徒、特务、走资派",列为了革命群众的监督对象。有不少人含冤悲愤辞世。这一时期也成为河滨大楼不堪回首的一幕。

         粉碎“四人帮”后，上海各项社会生活事业逐步迈向正轨。此时为了解决日益突显的居住办公用房矛盾，上海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刮起了一股给老建筑加层的风潮。2013年，《青年报》记者曾做过一次调查，包括外滩建筑在内，在20世纪20至30年代的老建筑上加层的现象比比皆是。河滨大楼也不能免俗，1978年，为解决市民居住困难，在老建筑的基础上挖潜，加盖三层，增加的全是小户型，每层有96个套间之多。建筑中央的塔楼也作了改建，外观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现如今的河滨大楼，仍然是中西合璧的混搭，高端与低端和谐相处的神奇所在，楼中既有价值近千万的豪华套间，也有七、八个平米的出租屋。这里的居民有穿西装打领带的国际友人、高端白领，也有在七浦路打拼的外来务工者。和80年前刚建成时一样，楼道里、电梯上、走廊中听见各国语言是稀松平常的事情，一切毫无违和感!这里还是不少摄影爱好者和电影拍摄趋之若鹜的取景地。2006年上映的《姨妈的后现代生活》就在这里的703房间取了不少景。为了这部电影，导演许鞍华煞费苦心打造上海老姨妈的形象，而她选择了河滨大楼这样的“远东第一公寓楼",也是用心良苦。

         80年过去了，大楼的许多建筑细部仍然保留着原貌，四个主要门厅大堂地坪依旧铺着黄黑两色的马赛克，上面还有两个醒目的EB英文字母，代表河滨大楼的英文名Embankment Building的缩写，而在大门口依然可看到“E.D.S”的字样，这正是是新沙逊洋行的简称。大楼电梯依然充满英伦做派，到底楼大堂需按“0”而不是“1”(英国人习惯把底楼称为ground floor,而他们说的first floor则是我们指的二楼),电梯井门前设有既不妨碍交通，又可以使等电梯的住户休息的坐凳。楼道里一些带铁丝网的玻璃窗也是80年前的“老古董”,而不少住户仍在使用落成当年安装的带烤箱的煤气灶和铸铁浴缸及抽水马桶。靠着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地理位置，河滨大楼分外抢手，一些临河户型的房价，已高到有价无市。而楼里和沿街门面还有几十户会所、花房、咖啡馆等，且此处又靠近轨道交通10号、12号线和著名的七浦路服装市场，真可谓是吃喝玩乐、衣食住行一应俱全。

        80年沧海桑田，这里仿佛就是一部上海近代发展的微缩史。当你站在苏州河畔这幢体量巨大的建筑面前，你会感受到那扑面而来的厚重的历史沧桑感和跳跃的时代脉搏。而当你登上河滨大楼，四下眺望，水质已大为改观的苏州河从脚下缓缓汇入黄浦江，两岸的历史建筑和崭新的高楼大厦相映成辉。从一个“十里洋场，冒险家的乐园”走到今天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我们在这里读懂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