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感】《从“皇权视角”来浅谈科举制的产生》

依稀记得多年前就读大学期间，老师为我们分析大陆电视剧《走进共和》时，曾有漫不经心的感慨称：“中国历史本质上是政治史”。这样的结论乍一听来不免令人觉得略显偏颇，但若仔细地鉴古审今，却又感觉不无道理。则自始皇横扫六合、首建帝制，到国父推翻满清、肇创共和，此两千一百三十三年间，皇帝作为中国政治的轴心，似乎许多制度都是围绕其“皇权”的运行来展开的。这样一套稳定至极的政治逻辑，时至今日，似乎都能在当下窥见一斑。无怪乎梁任公先生认为“中国历史上没有革命，只有造反”。

除皇帝以外，以丞相为代表的官僚系统应该是维系古典帝国的另一支重要力量，我在读高中时，历史课本便将“皇权”与“相权”间的斗争与制衡视为中国古代政治发展的一条主线，认为在中国帝制时代，其政治制度的演化逻辑便是：皇权不断加强，相权不断削弱直至洪武年间被完全被废除。

如果以此“皇权与相权”之间的“斗争框架”来回顾两千余年的中国政治史，则或许可以说：科举制度的产生与发展，正是这一“斗争脉络”中的必然一环，亦是这一“斗争脉络”中最为重要的一环。科举制度的产生或许是“皇权”在经历“王与马共天下”时代之后的一次“制度层面的反攻”。

钱穆先生在其专书《中国历史研究法》的第三讲<如何研究社会史>中提出了“四民社会”的概念。并认为“在此四民（士农工商）中，士之一民最为特色。其他社会中，很难找出和它同样的流品。”他借以指出“（中国古代社会）最重要的划分标准，则乃侧重在社会中士的地位之变动上。”由此将自先秦至明清的帝制社会，进一步细分为：春秋末的“游士时期”；秦汉的“郎吏时期”，亦可称之为“察举社会”或“太学生社会”或“士族社会”；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时期”，亦可称之为“门第社会”；再到隋唐时的“科举时期”，也可称作“门第过渡时期”，同时为区别宋以后的科举，此时期还可称为“前期科举社会”；宋以后的“进士时期”，亦或称之为“后期科举社会”。

相较于以“相权”一词来指代士人们对社会之影响，我更觉李军老师在其著作《士权与君权——上古汉魏六朝政治权力分析》一书中提出的“士权”概念更为妥当。结合钱穆老师的观点，则可认为，自先秦以降，士作为“结合政治社会使之成为上下一体之核心”，由其所构建起的官僚体系最大程度地维系着帝制社会的平稳运行。

依据蔡亮老师在《巫蛊之祸与儒生帝国的兴起》一书中的观点，由于儒生强调师承关系且掌控知识系统，价值其由于熟稔国家法律制度从而深度嵌入到地方管理中，所以在“巫蛊之祸”后，儒生便迅速控制了帝国的整个官僚体系，建立起了影响深远的“儒生帝国”。两汉经学兴起直接促使经学世家成长为簪缨世家，儒生帝国在魏晋时行至巅峰，甚至于在贞观十二年修《氏族志》山东崔氏竟排位于皇室李姓之前。

而一如高明士先生在《中国中古的教育与学礼》一书中的论断，“经玄宗之主试诗赋以后，文学在社会上之崇重乃告形成”，“科举之盛行，改变了汉以来传统教育的形态”，“科举对汉以来传统教育之另一影响，是人不求相师，亦不喜为人师，此为初唐以后，私家讲学始终未曾出现有如汉世之大规模讲学的主要原因。”

因此，科举的诗赋取士打破了儒生帝国的两个大前提，即“儒生的师承关系和以此为基础所形成的‘对知识系统的垄断’”。因此我个人以为，科举使士人的组织形态“原子化”，也将士人的读书目的“功利化”，由此产生的影响，至今仍然。受限于篇幅，我兹以一段阅读时的随笔为结：

自秦汉以降，皇权用军功不得而举外戚，举外戚不得而重群儒，重群儒不得而行科举。科举既行，儒耻相师，至于贺稹互轻，牛李互轧。儒斗则权集，权集则政定，政定则气衰，气衰则道僵，道僵则万马喑，万马喑则天下死。自古而然，今更甚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