郊祭
郊祭是历代君王祭天的基本方式。在中国，历朝历代的帝王都对祭天极为重视。
明永乐
以后，每年冬至、正月上辛日和孟夏（夏季的首月），帝王们都要来天坛举行祭天和祈谷的仪式。如果遇上少雨的年份，还会在圜丘坛进行祈雨。在祭祀前，通常需要斋戒。祭祀时，除了献上供品，皇帝也要率领文武百官朝拜祷告，以祈求上苍的垂怜施恩。 据《礼记·祭法》，中国早期历史上的
虞、夏、殷、周
四代，已有
谛、郊之祭，然而皆是祭祖，非是祭天
。祭天另有所设，"燔柴于泰坛，祭天也，瘗埋于泰折，祭地也"。《周书》云："设丘兆于南郊，以祀上帝，配以后稷农星，先王皆与食。"《孝经·圣治章》云："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礼记·郊特牲》:"郊之祭也，迎长日之至也，大报天而主日也。兆于南郊，就阳位也。扫地而祭，于其质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于郊，故谓之郊。牲用骍，尚赤也。用犊，贵诚也。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卜郊，受命于祖庙，作龟于祢宫，尊祖亲考之义也。"据此可知，周人把郊礼正式定为祭天之礼，祭坛设在王城南郊，故谓之郊祭，以就阳位，天地合祭并以祖先配祭，祭之前要在祖庙做一次占卜，用赤色的牛犊作为贡品。所谓"燔柴"，就是积薪于坛上，放置玉帛及牺牲，点燃后使烟气上达于天庭。此外还有一套祈祷、奏乐等仪式。据《春秋左传》记载，除了周天子之外，普天之下的诸侯国中，只有鲁国的国君，由于是周公之后，可以行天子之礼，故而鲁国也有郊祀之事。
战国中后期
，阴阳五行思潮大盛，本来就模糊不清的天帝，此时裂变为五，出现了
五帝说
。五帝是： 黄帝居中，具土德； 太皥居东方，具木德，主春，亦称青帝； 炎帝居南方，具火德，主夏，亦称赤帝； 少皥居西方，具金德，主秋，亦称白帝； 颛顼居北方，具水德，主冬，亦称黑帝。 又有后土、句芒、祝融、蓐收、玄冥五神为五帝之辅佐。按战国《吕氏春秋》十二纪的说法，天子须依四季的顺序分次祭祀五帝和五神，祭黄帝则在季夏之末。《吕氏春秋》的《应同》篇，依据阴阳五行家的学说，提出"五德转移"或"终始五德"，
以五行相生相胜解释朝代的兴衰
，谓帝王之兴先有祥瑞出现，并以五行之一为所尚之气色。如黄帝时现大蚓大蝼，土气胜，色尚黄；禹之时草木不衰，木气胜，色尚青；汤之时有金刃生于水，金气胜，色尚白；文王时有赤鸟衔丹书集于社，火气胜，色尚赤；代火者必将是水，色尚黑。此说为国运的转移和新朝的兴起提供了一种类似于"客观必然性"的根据，受到后来历朝重视。秦始皇就采用此说，色尚黑，数用六，以表明本朝是应运而生，理应代周。五帝说的兴起，是受五行思想的影响。人们把若干远祖英雄祖先加以神化，抬高为天神，与五方五行五色相配，形成五天帝并立。这就
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传统天帝的统一性和至上性，从宗教信仰的角度反映了战国时期王权崩溃、诸侯纷争的社会局面。
据《史记·封禅书》，
秦
文公作鄜畤，用三牲郊祭白帝；秦宣公作密畤于渭南，祭青帝；秦灵公作吴阳上畤，祭黄帝；又作下畤，祭炎帝；秦献公作畦時于栎阳，祭白帝。故秦有四畤四帝祀之制。秦始皇因之，三年一郊祭。 《封禅书》中记载，
汉高祖
刘邦曾自称赤帝子，入关后询问秦时上帝祠何帝，得知秦有白青黄赤四帝之祠。刘邦说："吾闻天有五帝，而有四","乃待我而具五也"。于是立黑帝祠，命曰北畤，但不亲祭。至此开始有
五帝之祀
。文帝时，为报答"上帝诸神之赐"，增大了诸神祠的规格，亲自郊祭雍五畤祠，并作渭阳五帝庙，又在长门外立五帝坛。可知汉初之时，天神统而称之为上帝，分而称之为五帝。 但五帝崇拜有一个明显的缺欠，就是它削弱了至上神的唯一性和统一性，不利于地上统一中央政权的巩固。也许人们意识到了这一点，
汉武帝
时便出现了再建五帝之上的主神的活动。《封禅书》说，武帝时毫人谬忌奏祠太一方，曰："天神贵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东南郊，用太牢，七日，为坛开八通之鬼道。"武帝准其奏，于长安南郊立太一祠，敬奉甚诚。此后，
五帝就从最高天神的位子下降为至上神太一的辅佐之神
。武帝祭太一与五帝，时而亲祭时而不亲祭，制度上并不严格。武帝还崇信方术，向往成仙飞升，但这属于个人信仰，不是国家宗教，正宗的还是祭天祭祖。从理论上说，西汉的天神崇拜被系统化和具体化了。 成书于
汉初
的
《周礼》《礼记》及稍早的《仪礼》
，在保存先秦旧制的基础上对于祭天制度及其意义作了深人的说明。《曲礼》规定只有天子才能"祭天地"。《大戴礼记》认为天是生之本，先祖是类之本，君是治之本，故应"上事天，下事地，宗事先祖而宠君师"，这就是后来中国人敬祀"天地君亲师"的滥觞，而祭天始终为群祀之首。《礼记·月令》采自《吕氏春秋》十二纪，以政令配月令，宣传
天人感应思想
，即政令与时令相合就风调雨顺，不合就招致灾害。"三礼"虽然不能归结为宗教神学，但其中关于敬天祭祖及丧葬的内容，应是宗法性宗教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此基础上，
汉武帝
的理论家
董仲舒进一步把儒学改造成为一种神学
，从"敬鬼神而远之"的怀疑论立场退回到热衷敬天的神学立场，把义理之天还原为人格之天，并涂以鲜明的阴阳五行色彩。董氏视"天"为百神之长官，有意志感情，为自然与人类的主宰与创造者。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说："天者，百神之君也，王者之所最尊也","天者万物之祖","天亦人之曾祖父也"。天的爱乐严哀通过春夏秋冬来体现，人的赏罚通过
阴阳的对立
来表达。《汉书·董仲舒传》中记载董氏的主张是："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是故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养长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以此见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必不得已而用刑辟，当在秋冬，以顺时令。董仲舒视天与君的关系为父子关系，说："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故号为天子者，宜视天如父，事天以孝道也。"(《春秋繁露·深察名号》)【君道合乎天意则天降祥瑞，君道违背天意则天降灾异以示警戒，不听必有大灾，救之以德，施之天下则咎除，因此人君不仅能够励精图治，还由于天人感应而能够通过改善政治来调阴阳序五行，使自然界和谐正常。】董仲舒认为，《春秋》的重要原则是"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这样，天神就是一个高高在上、全知全能、公正无私的家长的形象，它对君权发挥着支持又制约的双重作用。董仲舒的哲学是神学哲学，他的
天人感应思想
和
阴阳灾异学说
成为汉代极有影响的社会思潮。 在祭天活动方面，据《汉书·郊祀志》，
汉成帝
时匡衡张谭奏言"祭天于南郊，就阳之义也；瘗地于北郊，即阴之象也"，议将甘泉泰畤、河东后土之祠徙置长安之南北郊，成帝从之，旋又复旧。成帝死后旋徙旋复，其无定制如此。
王莽
之时改为南郊合祭天地，称天神为皇天上帝，称地衹为后土。
刘秀
称帝后，在洛阳城南建天地祭坛，其外坛为五帝位，后又建北郊专祭地衹。
汉明帝
时采元始故事，迎春于东郊，祭青帝句芒；迎夏于南郊，祭赤帝祝融；迎黄灵于中兆，祭黄帝后土；迎秋于西郊，祭白帝蓐收；迎冬于北郊，祭黑帝玄冥。
东汉
谶纬盛行，受其影响，五帝崇拜于太皞、炎帝、黄帝、少皞、颛顼五人帝之外，复有灵威仰、赤燎怒、白招拒、叶光纪、含枢纽五天帝出现，每一朝皆感五帝之一而兴起，故又称
感生帝
，其祀典亚于祀天而同于五人帝。
汉章帝
召开
白虎观会议
，形成一部具有经学和宗教法典性质的《白虎通义》。它钦定了经学神学的基本范畴和理论体系，规定了统一的祭祀仪规，其核心是
用神权和阴阳五行思想来论证君权的合理性和"三纲"的正当性
。其中的《爵》篇中说："天子者，爵称也。爵所以称天子何？王者父天母地，为天之子也。故《援神契》曰：天覆地载，谓之天子，上法斗极。《钩命诀》曰：天子，爵称也。帝王之德有优劣，所以俱称天子者何？以其俱命于天，而王治五千里内也。"《白虎通义》之《三纲六纪》篇中说："君臣，父子，夫妇，六人也，所以称三纲何？一阴一阳谓之道，阳得阴而成，阴得阳而序，刚柔相配，故六人为三纲。"《五行》篇中也说："子顺父，妻顺夫，臣顺君，何法？法地顺天也。"《白虎通义》的神学带有浓厚的阴阳五行学说的色调，与世俗儒学紧密结合在一，表现出汉代的特点。
东汉末年
大经学家郑玄注"三礼"，他根据《孝经》"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的说法，将天神分裂为二，祭昊天于圜丘为其一，祭上帝于南郊为其二，又肯定纬书五天帝，加上昊天，遂有
"六天"之说
。随着郑学影响的扩大，其祭天之说渐为上层接受，同时也受到不同学派的非议，而引起多次争端。
魏明帝
祭天，即采郑玄之说，分圜丘与郊为二：圜丘祭皇皇帝天，方丘祭皇皇后地；天郊所祭是皇天之神，地郊所祭是皇地之衹。《晋书·礼志上》记载，
晋武帝
时，群臣议曰："五帝即天也，王气时异，故殊其号，虽名有五，其实一神。明堂南郊，宜除五帝之坐，五郊改五精之号，皆同称昊天上帝，各设一坐而已。"武帝从之。又采王肃之说，以为丘郊不异，并圜丘与方丘于南北郊，更修立坛兆，其夏至、冬至"二至之祀"合于二郊。自此以后，圜丘方泽不别立。
晋成帝
时，南郊
祭天
，从祀之神有五帝之佐、日月、五星、二十八宿、文昌、北斗、三台、司命、轩辕、后土、太一、天一、太微、句陈、北极、雨师、雷雹、司空、风伯、老人，凡六十二神，多为天体气象之神。北郊
祭地
，从祀之神有五岳、四望、四海、四渎、五湖、五帝之佐、沂山、岳山、白山、霍山、会稽山、钱塘江、先农等，凡四十四神，多为山川河海之神。
安帝
时王纳之奏议重申天子独有郊天的特权，云"郊天极尊，惟一而已，故非天子不祀也"。
南朝
宋武帝、齐高祖、梁武帝、陈武帝皆有郊天之事。梁武帝郊祭天皇大帝，以皇考太祖文帝配，五帝天文从祀，五人帝不设祀于南郊而设祀于明堂。
北朝
受汉学影响大，
北魏
郊天之制复采郑玄之说，正月祀上帝于南郊，五帝天文从祀；冬至祭上帝于圜丘，通常是一岁一祭。
北齐
先是三年一祭：以正月上辛禘祀昊天上帝于圜丘，五精帝、天文等从祀，后来诸儒定礼，圜丘改以冬至祀之，南郊则岁一祀，正月为坛于国南，祀所感帝灵威仰。
北周
郊天之制，正月上辛祀昊天上帝于圜丘，以炎帝神农氏配，五帝天文从祀，又祀所感帝灵威仰于南郊。
隋文帝
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圜丘，太祖武元皇帝配，五方上帝天文从祀，孟春上辛祠感帝赤熛怒于南郊，以太祖武元帝配。
炀帝
大体因之。
唐高祖
定令，每岁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圜丘，以景帝配，五方上帝天文并从祀，孟春辛日祈谷祭感帝于南郊，以元帝配。
高宗
时礼部尚书许敬宗奏议：当时祠令及新礼并用郑玄六天之议，圜丘祀昊天上帝，南郊祭太微感帝，明堂祭太微五帝，而郑玄之说唯据纬书，以昊天上帝为星象之属；实则天乃以苍昊为体，不入星辰之例。云"天地各一，是曰两仪；天尚无二，焉得有六？是以王肃群儒，咸驳此义",而太微五帝乃五精之神，不得称天，应从王肃之说，合圜丘与郊为一，祭地亦应合为一祀。高宗许之，却又复感帝之祀，用以祈谷。 从
唐代
起，
国家宗教祭祀分为大中小三等：大祀包括天地、宗庙、五帝等；中祀包括社稷、日月、星辰等；小祀包括风雨、山川等。
天子亲祠者二十有四，每岁常祀者二十有二，即：冬至正月上辛祈谷，孟夏雩祀昊天上帝于圜丘，季秋大享于明堂，腊蜡百神于南郊，春分朝日于东郊，秋分夕月于西郊，夏至祭地衹于方丘，孟冬祭神州地衹于北郊，仲春仲秋上戊祭于太社，立春立夏季夏之土王，立秋立冬祀五帝于四郊，孟春孟夏孟秋孟冬及腊享于太庙，孟春吉亥享先农，遂以耕藉。祭祀的仪节一般有六项：一曰卜日，二曰斋戒，三曰陈设，四曰省牲器，五曰奠玉帛，六日进熟馈食。其祭天制度的大体是：以昊天上帝为最高神，以地衹相配，五帝神从祀，余及各种天文之神，以所崇之先祖配祀，皇帝亲祭天于南郊，祭天与祈谷相结合。这一套宗教祭祀制度大致沿行于中世纪后期。至于祭天地的问题，武则天与唐玄宗为天地合祭，其他诸帝时合时分，未成定制。
宋
因唐制，时有增补修正。一般为一年四祭：冬至圜丘，正月上辛祈谷，孟夏雩祀，季秋大享。皇帝亲祀昊天上帝于南郊，同时合祭皇地祇。 蒙古旧俗有拜天之礼，
元代
至元十二年世祖受皇帝尊号，于丽正门东南七里建祭台，祀昊天上帝、皇地衹。
成宗
即位始于都城南七里正式建坛，但郊天以摄官行事。后数代君王皆命大臣摄行祀天礼，至文宗始亲郊。北郊未能建立。
明代
郊天制度有较大变动。据《明史·礼志》，
明太祖
采李善长之议，分祭天地于南北郊；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圜丘，以大明、夜明、星辰、太岁从祀；夏至祀皇地衹于方丘，以五岳、五镇、四海、四渎从祀。凡天皇、太乙、六天、五帝之类，悉为革除。后受京房灾异说影响，又在南郊建大祀殿，合祀天地于其中。永乐都北京，建制如南京。
嘉靖中
，郊祭事在群臣中引起激烈讨论。世宗以制礼作乐自任，遂确定分祀天地，复朝日夕月于东西郊，罢二祖并配，易孔子号为至圣先师。于是在正阳门外五里大祀殿之南作圜丘祀天，于大祀殿祈谷。作方泽坛于安定门外之东。正月上辛祈谷，孟夏大雩，季秋大享，冬至圜丘。
清代
因明之制。顺治时建圜丘于正阳门外南郊，建方泽于安定门外北郊。圜丘北为大享殿，后更名为祈年殿。于朝阳门外东郊建朝日坛，于阜成门外建夕月坛。郊天之前，钦天监预卜吉期时辰，前一日皇帝至天坛斋宫斋戒，穿龙袍衮服，祀日穿天青礼服，上香并行三跪九叩礼，奠玉帛，燔柴，奏祀乐，献祭，在祀官与群臣陪同引导下，毕祭回宫。正月祈谷与夏季雩祈皆至天坛举行。北京的天坛，基本保留了清代祭天的基本格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