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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译丛补》④ 鲁迅全集 鲁迅翻译作品

2022-10-14 04:59 作者:知识课代表  | 我要投稿

《鲁迅全集》━译丛补(鲁迅译)

目录

人性的天才——迦尔洵 俄国Lvov–Rogachevski作

VI.G.理定自传

青湖记游(遗稿) 俄国 尼古拉·确木努易

恶魔 苏联 高尔基

契诃夫与新文艺 俄国 Lvov–Rogachevski

艺术与哲学·伦理 日本 本庄可宗

序论

一 观念的整顿

二 思惟的堕落

三 艺术与哲学的关系

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论 匈牙利 Gábor Andor




  人性的天才——迦尔洵 俄国Lvov–Rogachevski作

  —“近代俄国文学史梗概”之一篇

   

  我们里面,虽然未必有不看那在铁捷克画廊里的莱宾的有名的历史画《伊凡四世杀皇太子》的,然而将由父皇的铁棍,受了致命伤的皇太子的那惨伤的容颜,加以审视者却很少。这是画伯莱宾,临摹了迦尔洵

  (V. M. Garshin)的相貌的。

  遭了致命底伤害的驯鹿的柔顺的眼睛,是迦尔洵的眼睛。

  迦尔洵的心,就是温柔,但在这富于优婉的同情的心中,却跃动着对于人类的同情,愿意来分担人间苦的希望,为同胞牺牲自己的精神,而和这一同,无力和进退维谷的苦恼的观念,又压着他的胸口。

  他一生中,常常感到别人的苦痛,渴望将社会一切的恶德,即行扑灭,但竟寻不到解决之道而烦闷了。而沉郁的八十年代的氛围气,则惟徒然加深了他的烦闷。

  迦尔洵的柔顺的眼里,常是闪着同情,浮着对于人类的残酷性的羞耻之念。

  有着这样眼睛的人,是生活在我们俄国那样的残酷的风习的国度里了的。所以他就如温和的天使,从天界降到烈焰打着旋子的俄罗斯的社会里一样。而这残酷的乡土,则恰如伊凡四世,挥了铁棍,来打可怜的文人的露出的神经,又用沉重的铁锤,打他的胸口,毫不宽容地打而又打,终于使他昏厥了。

  迦尔洵在这沉重的铁锤之下,狂乱和失常了好几回。一八七二年,他进医院,一八八○年再进精神病疗养院,一八八八年三月十九日又觉着发狂的征候,走出楼上的寓居,正下楼梯之际,便投身于楼下了。对于“不痛么”之问,气息奄奄的他说,“比起这里的痛楚来,就毫不算什么”而指着自己的心脏。

  说迦尔洵的发狂,是遗传性,那是太简单而且不对的。死在精神病院里的格莱普·乌司班斯基在《迦尔洵之死》这篇文章中,曾经特地叙述,说文人迦尔洵的遗传底病患,是因了由实生活所受的感印,更加厉害起来。

  而这感印,是痛苦的。青年时代的迦尔洵,或则读俄土战争的新闻记事,知道了每日死伤者数目之多,慨然决计和民众同死而赴战场;或则在路上看见对于不幸的妓女的凌辱,愤然即往警署,为被虐者辩护;或则听到了一八八○年二月二十二日图谋暗杀罗里斯·美利珂夫的谟罗兑兹基已判死刑,要为他乞赦,待到知道不可能,情不能堪,竟发了狂病了。

  就如此,迦尔洵是对于别人的烦闷苦痛,寄以同情,而将因此而生的自己的苦恼,描写在短篇小说里的。所以在他的单纯而节省的小说中,会听到激动人心的热情人的号泣。

  他的创作《红花》的主角,便是他自己。他发着狂,在病院的院子里,摘了聚集着世界一切罪恶的红花。

  将《四日》   之间,躺在战场上的兵丁的苦痛,作为苦痛而体验了的,也是他。

  在寄给亚芬那绥夫的信里,他说,是一字用一滴血来创作的。

  有一个有识的女子,曾将迦尔洵描写妓女生活的一节的时候的情形,讲给保罗夫斯基听,那是这样的。

  有一天,迦尔洵去访一个相识的女学生,那女学生正在豫备着试验,迦尔洵便说:——

  “你请用功,我来写东西罢。”

  女学生到邻室去了,迦尔洵就取出杂记簿,开手写起什么来。过了些时,正在专心于准备试验的女学生,忽然被啜泣的声音大吃一吓,那是迦尔洵一面在写小说的主人公的烦闷,一面哭起来了。

  凡读迦尔洵的作品的人,即感于这泪,这血,这苦恼的号泣,和他一同伤心,和他一同憎恶罪恶,和他一同烧起愿意扶助别人的希望来,和他一同苦于无法可想。

  迦尔洵的才能,是在将非常的感动,给与读者的心;使无关心者,燃起了情热。

  契呵夫深爱迦尔洵的作品,迦尔洵也爱读契呵夫的《草原》。

  契呵夫的描写短篇《普力派铎克》中的学生华西理耶夫,是作为迦尔洵的样子的,所以叙述华西理耶夫的下文那些话,毕竟便是叙述迦尔洵——

   

  “有文笔的天才,舞台上的天才,艺术上的天才等各色各样,但华西理耶夫所具的特别的才能,却是人性的天才。这人,有着直觉别人的苦痛的非常的敏感性,恰如巧妙的演员,照样演出别人的动作和声音一般,华西理耶夫将别人的苦痛,照样反映在自己的心里。”

   

  然而迦尔洵是兼备着艺术上的天才和人性的天才的,而他却将这稀有的天才,委弃在粗野的残酷的国土里了。

  敏感的迦尔洵描写出技师克陀略孚哲夫,艺术家台陀威和别的来,以显示市人气质,叙他们的物欲之旺盛。就是,使克陀略孚哲夫向着旧友华西理·彼得罗微支这样说——

   

  “只有我,竭力圆滑地说起来,并不是所谓获得呵。四面的人们,连空气也大家都在想往自己那面拉过去……”“感伤底的思想,是停止的时候了。”“钱是一切的力。因为我有钱,想做,便什么都可以。倘要买你,就买过来给你看。”

   

  以上,是在自己所有的村中,建筑了大的水族馆的技师的论法。

  在那水族馆里,大的鱼吞食着小的,技师便说,“我就喜欢这样的东西。和人类不同,它们很坦白,所以好。大家互相吞噬,并不怕羞。”“吃了之后,毫不觉得不道德。我是好容易,现在总算和什么道德这无聊东西断绝关系了。”

  这水族馆,恰如表示着新社会,在这社会里,贪婪者并不受良心的苛责,而在使清节之士和出色的人们吃苦,做牺牲。

  迦尔洵觉到了在这水族馆似的社会里得意的市人的欲望,为牺牲者的运命哀伤。他又憎恶那些在惠列希却庚(Veresichagin)的绘画展览会里,议论着伤兵所穿的便衣可曾画出,研究着海岸的白沙,云的延伫之类逼真的风景,而闲却了描在画上的悲哀的精神的,庸俗的利己底的自满自足的市人们。

  他在青年时代,就已经在惠列希却庚的画上,发见死亡,听到被虐杀的人们的号泣,于一八七四年写了关于这的自己的感想了。

  后来,在一八七七年负伤了的他,在野战病院中,这才做好那拟在杂志上发表的《四日》,接着又想定了许多的短篇。而由他一切的创作,表现得特为显著者,是主张和集团、民众、劳动者们作共同生活之必要的精神。

  在做采矿冶金学校的学生的迦尔洵,因为憎恶人类的相杀,竭力反抗了战争的结果,竟不受试验,上战场去了。然而这并非为了杀敌,乃是代同胞而牺牲自己,和民众共尝惨苦,当必要之际,则干净地死亡。

  如据他的书信就明白,他的精神之成为安静状态,是以公众的悲哀为悲哀,自己也得体验了公众的窘乏艰难的时候。

  短篇小说《红花》,是进哈里珂夫的精神病院时候所写的,但他所描写出来的主人公,是将作为人类的斗士当然负担着的义务,给以完成,为了别人,而将自己来做牺牲的人物。

  短篇《夜》里的主角亚历舍·彼得罗微支,是厌弃了生活和人间,想自杀以脱掉自己的烦闷的,然而为冲破深夜的寂寞的钟声所警悟,记得人类世界了。就是,他想到了群集,记起了大集团和现实的生活,发见了自己应走的路和死而后已的处所,了解了非为“自我”,却应该为共通的真理而爱了。他又记得了后来所目睹的人类的悲哀和懊恼,但相信独自抱膝含愁,是无益的,应该进而将那悲哀的一头,分担在自己的肩上,当此之际,这才能将慰安送给自己的精神。这是迦尔洵的自己的省悟。

  迦尔洵于十二岁时候,从人烟稀少的南部草原,到了往来如织的繁华的彼得堡。在草原时,他已读雩俄的《不幸的人们》和斯土活的《黑奴吁天录》等,并且借杂志《现代》养成读书之力,学习了应该爱人。在彼得堡,他又知道人世的哀乐和俗事的纷繁,使心底经验愈加丰富,常嫌孤独生活,和群集相融合,自称群集之一人,在军事小说上,绘画论(关于苏里珂夫和波莱夫的作品)上,他都喜欢描出群集。

  烦闷着的集团和自己,在密切的关系上这一种观念,是迦尔洵的最大特色。

  他于一八七九年作短篇小说《艺术家》,将无关心的读者,领进工厂中,示以机器,锅炉,被束缚着的劳动者的悲惨的境遇。

  他本身的不幸,是目睹了元气沮丧,既不能抗议,也不能斗争,只在烦闷懊恼的八十年代的民众。他又在工厂里,看见了囚徒底劳动,看见了扩大的恶弊,但不能认知发达的创造力。

  迦尔洵不能属于或一党或一派,并非所谓纯然的斗士,然而同情于一切人类的痛苦,有着能为减轻别人的烦恼,除去一切的恶弊,则死而无憾的觉悟。他即以这样的心绪和感情,从事创作,观察文学,而且解释了艺术家的任务。

  从这样的见地来判断,他也是在最上的意义上的民主主义者的文人。

  有人向着迦尔洵的短篇《艺术家》的主角略比宁,讲了工厂里修缮锅炉的情形,第二天,略比宁便到工厂的锅炉房去,走进锅炉里,约半点钟,看着一个工人用钳子挟住铰钉,当着打下来的铁锤的力。他于是显着苍白脸色,以激昂的状态,爬出锅炉,默默地走向家里去,一进画室,便画起锅炉房的工人来,写出可怕的光景,将自己的神经自行搅乱了。略比宁所愿意的,是用自己的绘画,来打动人们的心。就是,他要观者同情于被虐的工人,工人则以自己的可怕的模样,来使身穿华服的公众吃惊,将仿佛喊道“我是疮痍的团块呀”一般之感,给与观者。

  略比宁在画布上的工人的苦恼的眼里,藏了“号泣”之影,而这号泣之声,却撕掉他自己的心了。

  略比宁于是不能堪,生了热病……。这不是绘画,是烂熟了的时代病的表现。略比宁自己化为工人,战缩于铁锤的每一击,病中至于说昏话道:“住手呀,为什么那样地?”

  略比宁就是苻舍服罗特·密哈罗微支·迦尔洵。他是为生活的沉重的铁锤所击的人们的拥护者。他是在自己爱写的人物的眼中,描出略比宁式号泣的影,使各个人物向残酷的人们叫喊道,“住手呀,为什么那样地?”的。这叫喊,是将“人”和“艺术家”萃于一身的迦尔洵,一直叫到进了坟墓的言语。

  十二岁的少年之际,看见叔父批了一个农夫的嘴巴,便哭起来的他,就使一短篇中的主角伊凡诺夫,按住了要打兵丁的温采理的手。于一八七五年抛弃一切,将代同胞而死于战场的他所描写的《四日》和《孱头》的主角们,就都是愿意代别人而将自己来做牺牲者。又在一八八○年,他面会了墨斯科警察总监凯司罗夫,诉说妓院的可怕的内情,且为被虐待被凌辱的不幸的妇女们辩护,而他的小说《邂逅》的主角伊凡·伊凡诺微支以及短篇《那及什陀·尼古拉夫那》中的人物罗派丁,也一样地成着不幸的妇女的拥护者。到最后,迦尔洵曾于暮夜潜入罗里斯·美利珂夫的邸宅,想为革命家谟罗兑兹基的死刑求免,而事不成,执行死刑了,于是他虽在病中,却巡行于土拉县者七星期,宣传共同底幸福之必要,怂恿和社会的恶弊相抗争,而《红花》的主角,也抱着相同的感慨,在关于被砍倒的棕榈的童话里,迦尔洵也写着这感情的。

  先于契呵夫,迦尔洵创作了所谓“比麻雀鼻子还短的”短篇小说。然而这文体并非豫有计画,因而创造了的,乃是恰如在现代的喧嚣的都市中,有时听到惊心动魄的短短的号泣之声一般,从迦尔洵的心,无意中发生了的文体。

  迦尔洵有时也想做长篇,但终无成就,于是常竭力压榨内容,使色彩浓厚,载在来阿尼特·安特来夫(Leonid Andreev)的《红笑》上那样的许多人物出现的长篇,是决不做的,他不取材于尸山血河,极简素地描写了伤兵伊凡诺夫躺了四天的一小地点的光景,但这一小地点,则和全部战争和全部生活组织相连结,伊凡诺夫一人的苦闷,是将至大的感动,给与全体的读者的。

  迦尔洵给人更深的感动,使觉得战争的惨苦的,不是战场,而是将因脱疽而死的大学生库什玛的房里的情形。“然而这不过是许多人们所经验的悲哀和苦痛之海的一滴”者,是躺在死床上的库什玛的好友所说的话。

  迦尔洵就在满以号泣的凄惨的短篇里,显示出这一滴来。而他之表现号泣,则不用叫声,愈在想要呕血似的心中叫喊,他的钢笔便动得愈是踌躇不决。然而这踌躇不决的写法,却愈是深深地打动了读者的心。

  迦尔洵的小说,是使人们起互助的观念,发生拥护被虐者之心的。

  真的人迦尔洵,对于我们,是比别的许多艺术家更贵的人物。他并非大天才,但那丰姿,却美如为燃于殉教者底情热的不灭之火所照耀。他是可以自唱“十字架下我的坟,十字架上我的爱”的热情者的文人。

  迦尔洵的作品的文学底评论,由凯罗连珂(V. G. Korolenko)详述在《十九世纪的文学》这书本里。

  凯罗连珂者,其精神之美,是近于迦尔洵的,但他却作为勇敢的侠客,而出现于社会。倘若以迦尔洵为拚自己的生命,和社会恶相抗争,而终死于反动的打击之下者,则凯罗连珂乃是常常获得实际底结果的。

   

  Lvov–Rogachevski的《俄国文学史梗概》的写法,每篇常有些不同,如这一篇,真不过是一幅Sketch,然而非常简明扼要。

  这回先译这一篇,也并无深意。无非因为其中所提起的迦尔洵的作品,有些是廿余年前已经绍介(《四日》,《邂逅》),有的是五六年前已经绍介(《红花》),读者可以更易了然,不至于但有评论而无译出的作品以资参观,只在暗中摸索。

  然而不消说,迦尔洵也只是文学史上一个环,不观全局,还是不能十分明白的,——这缺憾,是待将来再弥补罢。

   

  一九二九年八月三十日,译者附记。

  (一九二九年九月十五日《春潮》月刊第一卷第九期所载。)

   

  VI.G.理定自传

   

  一八九四年二月三日生于墨斯科。到七岁,被送进拉萨来夫斯基东方语学院去,在那里学习了十年。父亲早已去世了,那时我是十四岁。于是便入了独立生活。确是从这些时候起,开手写了小短篇和短文——在契珂夫的强有力的感化之下。然而将这些都烧掉了。第五年级学生的一群,在故人干理赫·泰斯退文(他那时做着“黄金之群”的秘书)的主宰之下,组织了油印的——学生杂志《尝试》(Pervie Optü)。在那上面登载了短篇小说《夜间》和中学生式的——关于现代的批评的文章,但杂志在学生之间并不以为好。其次的短篇是不署姓名登在“Wesna”上,《夜之光》这短篇,是在“Moskovskaia Gazeta”上。一九一一年在学院卒业,几年间(夏和秋)生活于Kurskaia县(Lvovski郡)的森林中。自己之作,真排了活字,是始于一九一五年,在“Russkaia Misl”,“Sovremennik”,“Sovremennü Mir”,“Novaia Zhizni”,米罗留皤夫的“Edemeshachinü Jurnal”,以及《年鉴》上。一九一七年,最初的短篇小说集《小事》出版了。在战争时中,卒业了墨斯科大学,赴西部战线,往来其间。在赤军的队中,东部西伯利亚和墨斯科,经过了革命。一九二二年到海外去——访了德国——是第三回。

   

  著 作

   

  《小事》 一九一七年,墨斯科的“Sovrenie Dni”书店印行。

  《涨潮》 一九一八年,墨斯科的“Sovrenie Dni”书店印行。

  《关于许多日子的故事》 一九二二年,柏林的“Ogoniki”书店印行。

  《海流》 一九二三年,墨斯科的“L. Frenkel”书店印行;一九二五年再版。

  《鼷鼠的工作日》 一九二三年,墨斯科的“L.Frenkel”书店印行;一九二五年,柏林的“Gelikon”书店再版。

  《大陆》 一九二五年,“Lengiz”印行;一九二八年,“Giz”再版。

  《北方》 一九二五年,“Lengiz”印行。

  《地之燃烧》 一九二五年,墨斯科的“Prozhektor”印行。

  《航行》 一九二六年,墨斯科及列宁格勒的“Giz”印行,一九二八年,同店再版。

  《道路与里程》(旅行杂记与日记之一页。) 一九二七年,列宁格勒的“Priboi”印行;一九二八年,“Giz”再版。

  《人类之子的故事》 一九二七年,墨斯科及列宁格勒的“Giz”印行,同年,同店再版。

  《叛徒》 一九二八年,墨斯科及列宁格勒的“Gi”印行。

  《著作集》五卷 一九二八至二九年,“Giz”印(正在印行)。

   

  这一篇短短的自传,是从一九二六年,日本尾濑敬止编译的《文艺战线》译出的;他的根据,就是作者——理定所编的《文学的俄国》。但去年出版的“Pisateli”中的那自传,和这篇详略却又有些不同,著作也增加了。我不懂原文,倘若勉强译出,定多错误,所以《自传》只好仍译这一篇;但著作目录,却依照新版本的,由了两位朋友的帮助。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八夜,译者附识。)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日《奔流》第二卷第五期所载。)

   

  青湖记游(遗稿) 俄国 尼古拉·确木努易

   

  十二点钟后,从无涯的地平线的广阔的路,在运货马车上颠簸着,我何到了青湖的溪谷了。是丰丽的溪谷。半俄里(译者注:一俄里约三千五百尺)广,一俄里长的这谷,三面为屹立的岩石所包围,盖以鲜艳夺目的花卉的斑斓的天鹅绒,看去好象深坑的底。这天鹅绒上,展开着多年的蓑衣树,成着如画的岛屿,斑条杜鹃开得正盛,在全溪谷里放着芳香。那香气,夹在硫黄的气味中,使湖水的周围很气闷。

  我们震惊于造化的丰饶之美,立着在看得入迷。左——是耸立的石壁,白到恰如昨天才刷上白垩的一般。——大得出奇,生在那顶上的大树,好象是谁布置在岩头的窗户。正面——是成着三层的露台,为种种植物所遮蔽,下接谷间。巴尔凯尔的峡谷环在右隅,从那里迸出秋乌列克川来,滔滔作响。浑浊的奔流杀到岩间,从谷的右侧扛起磐石,激流搬着巨石,到处轰轰然仿佛铁路的火车。俯临秋乌列克川上的危岩,蔽以草莽,葱葱茏茏宛如为藤萝所缠绕。在巨岩上,则覆盖山巅的雪,溶化而成小川,银的飘带一般纠缠着。

  我们默默然站着,在眺望这些环抱我们的岩石的群山。但是,没有地平线,却令人不高兴。

  “湖水在那里呀?”有谁在问引路人那德。他是我们旅行过了的那烈契克的凯巴尔达人。

  “进口是那边!”那德说。并且激烈地动着手,指点那遮住了湖的风景的蓑衣树丛。

  我们环行过丛树去一看,失望了。湖水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的东西。那仅是三十赛旬(译者注:一赛旬约七尺)的四方的池,满着水晶似的透明的水。水很清澈,被暴风吹倒的蓑衣树的大树,根还牢牢地钉在石岸上,但连那树梢的最后的一枝,在水里也看得很分明。

  “那怎么是青的呢?这是遭了骗了!……”

  “抛下白的东西去——就明白罢!”被侮辱了似的,那德说。

  有谁从提篮里取出热鸡蛋来,将这抛在湖的约略中央了。睡着的水面,便一抖而生波纹。鸡蛋消失在微波之下了。我们哄然大笑,呆头呆脑,恰如渔人的凝视浮子一般,定睛看着湖的微波上。

  “阿,阿!看那边呀!”那德发疯似的叫喊,指着静了的水面。我们专心致志,注视水中。

  “阿,阿呀,鸡子——青了呀!”女人们看着滚滚地流向我们脚边来的全然青玉一般的鸡蛋,狂喜得大叫。整一分钟,是欢喜和感叹和狂呼,但鸡蛋也就在我们的岸下消失了。

  “确是深的!”有谁这样说。“喂,再来一个罢!”

  鸡蛋又飞进湖中去了。聪明的那德便盖上提篮,将这挟在腋下。

  “豫备吃什么呀?”他说,不以为然似的摇摇头。

  我们是孩子一般愉快。我们大佩服那德的聪明,不再抛鸡蛋了,将这改为石子。

  “呀,呀!看那,那边。夜了!”那德忽然狂叫起来,指着山顶。

  我们反顾,要用眼在岩头看出夜来。但那里并没有夜。……在雪岭上,燃着落日的红莲的光辉,显着一切珍珠色的迁色在晃耀。这闪闪地颤动,消溶,仿佛再过一分钟,就要使花卉盛开的山谷,喷出红莲的川流来。

  我们感叹了。然而那德却仓皇地叫喊——

  “客人们,是夜呵!用短刀砍蓑衣树去——烧起火来呀,立刻就是夜呵!……”

  他左往右来地在为难。他的红脸上现出恐怖来,对于我们的无关心,则显示了愤懑。

  到底,我们也懂得了怕夜近来的那德的心情,开手去搜集取暖的材料。那德在蓑衣树枝密处之下选定了位置,在柴薪上点起火来。

  戴雪的岭,是褪色了,青苍了。就从那里吹送过寒气来。黄昏渐见其浓,夜如幻灯似的已经来到。旅客们围住柴火,准备着茶和食物。我在那德的指挥之下,用小刀砍下带着大叶的小枝条来,做了床铺。

  夜使我们愈加挨近柴火去。女人们来通知,一切都已完全整备了,我们便坐下,去用晚餐。那德是摩哈默德的忠仆,不违背《可兰经》的。——他不喝酒,不吃火腿,只喝茶,吃小羊的香肠。

  夜将我们围在穿不通的四面的岩壁里了。从那静寂之中,传来了奇秘的低语和声响。

  只有深蓝色的天鹅绒的太空,雕着大的星点,盖在我们上面。夜就如躺在围绕着我们四面的大象的背上似的。……蓑衣树的绿叶,在柴薪的焰中战栗,见得灰色。我们近旁的马得到饲养,——它们嘘嘘地嘶着,啮食多汁的草,索索有声。夜鸟在我们的头上飞翔,因柴烟而回转,叫了一声,便没入丛树里去了。奇秘的低语声,酝酿,而且创造了喘不出气来似的气分。我们紧靠了柴薪这面,竭力要不看暗的,围绕我们的深渊。忽然,有什么沙沙地发声,格格地,拍拍地响,发了炮似的,轰然落在秋乌列克川里,山峡都大声响应了。我们发着抖,默然四顾。

  “地崩呀!”那德坦然地说明。“是山崩了呀!”

  秋乌列克川不作声了。那好象是在沉思,要去慰问不时的灾难。

  黑暗,篝火,不分明的低语声,逼我们想起各样可怕的故事来。那是其中充满着死人,强盗,妖人和凶神之类的。而且这故事愈可怕,我们便愈挨近火的旁边,想不去看背后——漆黑的,墨汁似的夜的深渊……。

  “这里有野兽么,那德?”

  “猴子,熊,野牛是到秋乌列克川来喝水的……。”

  于是一切都寂然了。

  那德盖着外套,向我们道了晚安。

  “你,听见么?有谁走来了呀……。”

  大家都转脸向那一面去。从那一面,听到了一种什么脚步声和不分明的喃喃声。大家都提防着。

  “唉,哗,哗!”在暗中哼着,好象有什么东西用三只脚走近我们这边来了。

  “那德!那德!起来一下!”

  然而那德却仿佛一切都已办妥了似的,早已昏昏酣睡了。

  我们终于将他摇醒,告诉了我们的恐怖。将那三只脚的东西近来了的事……。

  那德却不过吐了一口唾沫。

  “那是滔皮(山里的侯爵)呵。是爱喝酒的老爵爷,在这里养羊的。”

  我们不相信那德说侯爵——滔皮自己会在养羊的话。

  步声近来了。在黑暗中,先显出灰色的胡子来,接着是一个带皮帽的高大身材的老人模样出现。侯爷带着跛脚,拄着粗粗的拐杖,走近柴火旁边来。

  “好东西,好东西,康健哪!客人。”侯爵说。

  我们回答了他的欢迎,请他坐在一起。

  侯爵脱了帽子,坐下了。

  “来游玩的罢,客人?”他并不一定问谁地,问。

  “是的,我们是来看看湖水,秋乌列克川,山,巴尔凯尔路的。”

  “哼!”老人在唇齿间说,用了黑的,透视似的眼,狂妄地注视我们。我们也注视侯爷,他的用通红的胡子装饰起来的鹰嘴鼻,以及尖尖的指甲。但是,竟想不出从什么地方说起,来谈天。

  “你脚痛么?滔皮。”一个医生说。

  “给你们的兵打坏的!”山里侯爷回答了,但他的脸上,闪过了愤怒的影子。

  “滔皮,吃点东西,怎样?”医生亲切地改了话,说。侯爷点一点头,表示允诺的意思。酒是将瓶子,茶杯,和香肠这些,给了他。山里侯爷便排着两个杯子,和食物一同喝起来,只是咳嗽。

  他的眼睛有些亮汪汪了。不知怎地,好象忽然没了力气似的。

  “晚安,客人!”他说着,摊开了外套。

  我们也在树枝上准备就寝。一面听着谷川的响亮的音响,用睡眼仰望着黑暗的天空。觉得天空象是弯曲了挂在巨岩的群山的上面,天花板似的,用那两头搁在岩上……。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日《奔流》二卷五期所载。)

   

  恶魔 苏联 高尔基

   

  当凋零和死灭的悲哀时节的秋季,人们辛辛苦苦地苟延着他的生存:

  灰色的昼,呜咽的没有太阳的天,暗黑的夜,咆哮的风,秋的阴影——非常之浓的黑的阴影!——这些一切,将人们包进了沉郁的思想的云雾,在人类的灵魂里,惹起对于人生的隐秘的忧闷来,在这人生上,绝无什么常住不变的东西,只有生成和死灭,以及对于目的的永远的追求的不绝的交替罢了。

  当暮秋时,人们往往不感到向着拘禁灵魂的那沉思的黑暗,加以抗争的力……所以凡是能够迅速地征服那思想的辛辣的人们,是都应该和它抵抗下去的。惟这沉思,乃是将人们从憧憬和怀疑的混沌中,带到自觉的确固的地盘上去的惟一的道路。

  然而那是艰难的道路……那道路,是要走过将诸君的热烈的心脏,刺得鲜血淋漓的荆棘的。而且在这道路上,恶魔常在等候你们。他正是伟人瞿提(Goethe)所通知我们的,和我们最为亲近的恶魔……

  我来谈一谈这恶魔吧——

  恶魔觉得倦怠了。

  恶魔是聪明的,所以并不总只是嘲笑。他知道着连恶魔也不能嗤笑的事象,在世上发生。例如,他是决不用他锋利的嘲笑的刀子,去碰一碰他的存在这俨然的事实的。仔细地查考起来,就知道这样受宠的恶魔,与其说是聪明,其实原是厚脸,留心一看,他也虚度了最盛的年华,正如我们一样。但我们是未必去责备的。——我们虽然决不是孩子了,然而也不愿意拆掉我们的很美的玩具,来看一看藏在那里面的东西。

  当昏暗的秋夜,恶魔在有坟的寺院界内彷徨。他觉得倦怠,低声吹着口笛,并且顾盼周围,看能寻到什么散闷的东西不能。他唱起吾父所爱诵的听惯的歌来了——

   

  素秋一来到,

  木叶亦辞枝,

  火速而喜欢,

  如当风动时。

   

  风萧萧地刮着,在坟地上,在黑的十字架之间咆哮。空中渐渐绷上了沉重的阴云,用冷露来润湿死人的狭隘的住宅。界内的可怜的群树呻吟着,将精光的枝柯伸向沉默的云中,枝柯摩抚着十字架。于是在全界内,都听到了隐忍的悲泣,和按住似的呻吟——听到了阴惨的沉闷的交响乐。

  恶魔吹着口笛,这样地想了——

  “倘知道这样天气的日子,死是觉得怎样,倒也是有趣的。死人总浸透着湿气……即使死于痛风之后,得了魔力,……一定总是不舒服的罢……叫起一个死人来,和他谈谈天,不知道怎样?一定可以散闷罢……恐怕他也高兴罢……总之,叫他起来罢!唔,记得我有一个认识的文学家,埋在不知那里的地里……活的时候,是常常去访问他的……使一个认识的人活过来,算什么坏事呢。这种职业的人们,要求大概是非常之多的。我们真想看一看坟地可能很给他们满足。但是,他在那里呢?”

  连以无所不知出名的恶魔,到寻出文学家的坟为止,也来来往往:徘徊了好些时……。

  “喂,先生!”他喊着,敲了他认识的人睡在那下面的沉重的石头。“先生,起来罢!”

  “为什么呢?”从地里发出了被按住着似的声音。

  “有事呵。……”

  “我不起来……”

  “为什么不起来的?”

  “你究竟是谁呀?”

  “你知道我的……”

  “检查官么?”

  “哈哈哈哈!不是的!”

  “一定……是警官罢?”

  “不是不是!”

  “也不是批评家罢?”

  “我——是恶魔呵……”

  “哦!就来……”

  石头从坟里面推起,大地一开口,骸骨便上来了,完全是平常的骸骨,和学生解剖骨胳时的骸骨,看去几乎是一样的。不过这有些肮脏,关节上没有铁丝的结串。眼窝里是闪烁着青色的磷光。骸骨从地里爬了上来,拂掉了粘在骨上的泥土,于是使骨胳格格地响着,仰起头骨,用了青的冷的眼色,凝眺着遮着灰色云的天空。

  “日安!你好呵!”恶魔说。

  “不见得好呀,”著作家简单地回答了。他用低声说话。响得好象两块骨头,互相摩擦,微微有些声音一般……

  “请宽恕我的客套罢。”恶魔亲密地说。

  “一点不要紧的……但是你为什么叫我起来的呢?”

  “我想来邀邀你,一同散步去,就为了这一点。”

  “阿,阿!很愿意……虽然天气坏得很……”

  “我以为你是毫不怕冷的人。”恶魔说。

  “那里,我在还是活着的时候,是很恼着重伤风的。”

  “不错。我记起来了,你死了的时候,是完全冰冷了的。”

  “冷,是当然的!……我一生中,就总是很受着冷遇……”

  他们并排走着坟和十字架之间的狭路。从著作家的眼里,有两道青光落在地上,给恶魔照出道路来……细雨濡湿着他们,风自由地吹着著作家的露出的肋骨,吹进那早已没有心脏的胸中。

  “到街上去么?”他向恶魔问。

  “街上有什么趣味呢?”

  “是人生呵,阁下。”著作家镇静着说。

  “哼!对于你,人生还是有着价值么?”

  “为什么会未必有呢?”

  “什么缘故?”

  “怎样地来说明才好呢?人们,是总依照了劳力多少,来估计东西的……假如人们从亚拉洛忒山的顶上,拿了一片石来,那么,这石片之于人们,大约便成为贵重品了……”

  “实在是可怜的东西呵!”恶魔笑了。

  “然而,也是……幸福者呀!”著作家冷然地答道。

  恶魔默默地耸一耸肩。

  他们已经走出界内,到得两边排着房屋,其间有深的暗黑的一条路上了。微弱的街灯,分明地在作地上缺少光明的证据。

  “喂,先生!”暂时之后,恶魔开始说。“你在坟里,是在做什么的?”

  “住惯了坟的现在,倒也很耐得下去了……但在最初,却真是讨厌得毛骨悚然呵。将棺盖钉起来的粗人们,竟将钉打进我的头骨里去。自然,那不过是小事……然而总是不舒服的。仗了我的头的力量,虽然,常常在人们之间流了些毒害,但对于要加害于我的脑髓的欲望,我却只看作怀挟恶意的象征主义罢了。后来,是虫豸们光降了。畜生!虫豸们就慢慢地吃起我来。”

  “那是毫不作怪的!”恶魔说。“那不能当作恶意,——因为在湿地里浸过的身子,决不是可口的东西呵……”

  “我究竟有多少肉啊!那是不足道的!”著作家说。

  “总之,非吃完这些不可,与其说满足,倒是不舒服的命运哩……老话里就有,说是烂东西会招苍蝇呀。”

  “它们明明吃得很可口的……”

  “在秋天,坟地可潮湿么?”恶魔问。

  “是的。颇潮湿……但这也惯了……比起这来,倒是对于走过界内,还来注目于我的坟墓的各色各样的人们相,却令人气愤。土里面,躺着的不知有多少……我自己……我的周围的一切东西,是都不动弹的——我毫没有时间的观念……”

  “你在泥土里,躺了四年了,不,不久,就要五年了哩。”恶魔说。

  “是么?那么……这之间,有三个人跑到我的坟前来过了……是使我烦乱的访问。该死的东西!他们里面的一个,竟简单地否定了我的存在,他跑来了,读过墓碑铭,便断然地说道,‘这人死掉了……这人的东西,我什么也没有看过……但是谁都知道的名字呵——我的年青时候有一个同姓的人,在我的街上玩着犯禁的赌博的。’就是你,也不见得高兴罢。我是十六年间,接连地印在销路很旺的杂志上,而且活着的时候,就发表了三种著作的。”

  “你死后,还出了第三版了哩。”恶魔说。

  “请你听罢!……其次,是来了两个人,一个说,‘唉唉!这就是那人么?’别一个便回答道,‘是那人呀。’‘那人活着的时候,实在也是很时行的——他们都时行的……’‘不错,我记起来了。’……‘躺在这土里的,真不知多少人呵……俄罗斯的大地,实在是富于才干呀……”这样地胡说着,蠢才们就走了……温言不能增加坟地的热度,我是知道的。也并不愿意听温言……无论那一种,都令人难受。多么想骂一通小子们啊!”

  “想是痛骂一场了罢。”恶魔笑了。

  “不,那不行……二十一世纪一开头,便连死人们也非忽然喜欢论争不可……那是不成样子的。就是对于唯物论者,也太厉害呀。”

  恶魔又觉无聊,想了——

  “这著作家,当活着的时候,总是高高兴兴,去参与新郎的婚礼和死人的葬礼的罢。在一切全都死掉了的现在,他的名誉心却还活在他里面。在人生,人类究竟有什么意义呢?只有他的精神,是有意义的。而且惟有这意义,值得赏赞和服从……唉唉,人类,是多么无聊呵!”……

  恶魔正要劝著作家回到他的坟里去的时候,他的头里又闪出一种意见了。他们走到四面围着长列的屋宇的开朗的广场。天气低低地靠在广场上,看去好象天就休息在屋脊上一样,而且用了阴沉的眼,俯视着污浊的地面似的。

  “喂,先生,”恶魔开口了,并且高兴似的将身子弯到著作家那边去。“你不想会一会你的夫人:看她什么情形么?”

  “能会不能,自己是决不定的。”著作家缓缓地回答道。

  “唉唉,你是从头到底死掉了呀!”恶魔要使他激昂起来,大声说。

  “唔,为什么呢?”著作家一面说,一面夸耀似的使他的骨胳格格地作声。“并不是我愿意……是说,恐怕我的女人,不来会我了罢……即使会见我——也未必认识哩!”

  “那是一定的!”恶魔断定说。

  “因为我离家很久的时候,我的女人就不爱我了,所以这么说的。”著作家说明道。

  屋宇的围墙忽然消失了。或者倒是屋宇的围墙成了透明,好象玻璃了,著作家能够看见了体面的屋子的内部——屋子里面,非常明亮,优雅宜人……。

  “多么出色的屋子呵!倘使我这样地住起来,恐怕至今还不会死掉……”

  “我也中意了,”恶魔笑着说。“这屋子,并不化掉许多钱——大约三千……”

  “呵……委实还不贵么?……我记起来了。我的庞大的著作,弄到了八百十五卢布……而这是几乎做了一整年……但住在这里的究竟是什么人呢?”

  “就是你的太太。”恶魔回答说。

  “多么……呵……多么体面……说是她的东西……而且这位太太……那就是我的女人么?”

  “是的啊……你瞧,她的丈夫也在着哩。”

  “她漂亮了……阿阿,穿的是多么出色的衣服。是她的丈夫么?是很庸碌的丑相的小胖子,但看来倒仿佛是一个好好先生……实在好象是什么也不懂的汉子似的!况且平平常常……然而那样的脸,是为女人们所心爱的哪……”

  “倘若你愿意,为你浩叹一声罢!”恶魔说,并且恶意地看着著作家那边。但著作家却神往于这情景了。

  “他们多么畅快,多么活泼!他们俩彼此玩乐着生活……她爱那男人不爱呢,你大约知道的罢?”

  “唔唔,很……”

  “那个男人是做什么的?”

  “时行杂志的贩卖人……”

  “时行杂志的贩卖人……”著作家慢腾腾地复述了一回。于是暂时之间,不说一句话。恶魔看着他,满足地笑起来了。

  “喂,这些事,可中你的意呢?”他问。

  “我有孩子……他们……是活着的。我知道。我有两个孩子——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那时候,我想过了的——男孩子长大起来,是会成一个切实的人的罢……”

  “切实的人,世上多得很——世上所想望的,是完全的人。”恶魔冷冷地说。于是唱起勇壮的进行曲来了。

  “我想——商人这东西,一定是看透了一切的教育家。而我的儿子……”

  著作家的空虚的头骨,悲哀地摇了一摇。

  “看一看那男人紧抱着她的样子罢!他们正显着称心满意之处哩。”恶魔大声说。

  “实在……他……那商人,是有钱的么?”

  “比我还穷。但那女人,是有钱的……”

  “我的女人么?她怎样赚了钱的?”

  “卖了你的著作呵。”

  “阿阿,”著作家说。于是用了他露出的空虚的头骨,慢慢地点了几点。“阿阿,原来!可见我大半也还在给一个什么商人作工哩。”

  “的确,那是真的。”恶魔满足地加添说。

  著作家望着地土,对恶魔道——

  “领我回到坟里去罢。”

  周围都昏暗,在下雨。空中罩着沉重的云。著作家格格地摇着骨胳,开快步跑向他的坟地里去了,恶魔随在后面,吹着嘹亮的好调子……。

   

  自然,读者大概是不会满足的。读者已经餍足于文学。连单为满足读者而写的人们,也很难合读者的趣味了。在此刻,因为我毫没有讲到关于地狱的事,读者也许要觉得不满。读者真相信死后要赴地狱,所以要在生前听一听那里的详情。但可惜我关于地狱,却一点有趣的事也不能说。为什么呢,就因为地狱这东西,是不存在的——人们所容易地想起,描写的火焰地狱这东西,是不存在的。但倘是充满着恐怖的别样的事情,我却能够讲……。

  医生对诸君一说“他死了。”便立刻地……诸君跨进了无限的晃耀的领域。这就是诸君的错误的意识的领域。

  诸君躺在坟里,狭小的棺里。可怜的人生,就如车轮的旋转一般,在诸君的面前展开去。从意识到的第一步,到诸君的人生的最后的瞬间,人生动得太慢,于是人们绝望了。诸君将知道在生前暗暗地挂在自己之前的一切,便是诸君生前的虚伪和迷谬的罢。对于一切思想,诸君将另行详审,注目于各各错误的步武的罢——诸君的全生活,将在一切个体里从新复活的罢——诸君一知道诸君所曾经走过的道上,别人也在行走,焦躁地相挤,相欺,则诸君的苦恼,也还要加添的罢。而且诸君还将懂得,明见,即使做了这些一切事,结局他不过和时光一同,经验到度了这样空虚的没有灵魂的生活,是怎样地有害的罢。

  即使诸君看见了别人的疾趋于他们的衰灭,诸君也不能训戒他们——诸君自己不能开一句口,也不能有什么法——援救他们的愿望,将在诸君的精神里,毫无结果而消掉的……。

  诸君的生活,这样地经过于诸君之前。而人生一到终局之际,那经过便又从新开始。诸君将常常看见……诸君的认识的劳作,将没有穷期……决没有穷期。……而诸君的可怕的苦恼,是万万没有终局的。

   

  这一篇,是从日本译《戈理基全集》第七本里川本正良的译文重译的。比起常见的译文来,笔致较为生硬;重译之际,又因为时间匆促和不爱用功之故,所以就更不行。记得 Reclam’s Universal–Bibliothek的同作者短篇集里,也有这一篇,和《鹰之歌》(有韦素园君译文,在《黄花集》中),《堤》同包括于一个总题之下,可见是寓言一流,但这小本子,现在不见了,他日寻到,当再加修改,以补草率从事之过。

  创作的年代,我不知道;中国有一篇戈理基的《创作年表》,上面大约也未必有罢。但从本文推想起来,当在二十世纪初头,自然是社会主义信者了,而尼采色还很浓厚的时候。至于寓意之所在,则首尾两段上,作者自己就说得很明白的。

  这回是枝叶之谈了——译完这篇,觉得俄国人真无怪被人比之为“熊”,连著作家死了也还是笨鬼。倘如我们这里的有些著作家那样,自开书店,自印著作,自办流行杂志,自做流行杂志贩卖人,商人抱着著作家的太太,就是著作家抱着自己的太太,也就是资本家抱着“革命文学家”的太太,而又就是“革命文学家”抱着资本家的太太,即使“周围都昏暗,在下雨。空中罩着沉重的云”罢,戈理基的《恶魔》也无从玩这把戏,只好死心塌地去苦熬他的“倦怠”罢了。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五日初版《恶魔》所载。)

   

  契诃夫与新文艺 俄国 Lvov–Rogachevski

   

  迦尔洵(Garshin)临死的几星期之前,读完了登在杂志“Russkaia Mysl”上的契呵夫的短篇“Stepi”(草原),欢喜雀跃,为新出现的天才的文藻之力,鲜活,新颖所蛊惑了。

  他带着这短篇到处走,庆贺俄国文学界生了新作家,说道“觉得我心中的疡肿,好象破掉了。”

  契呵夫的笔力,和那文体和手法的新颖,是杰出到这样,但那手法,却于亘契呵夫以前的文学上的两期,已加准备,在都介涅夫(Turgeniev)的“散文诗”里,在迦尔洵的作品里,在凯拉连珂(Korolenko)的作品里,都显现着的。

  然而,都人士契呵夫,是最近俄国文学的富于才能的表白者。普式庚(Pushkin)专服事艺术,乌司班斯基(Uspenski)专服事真理,契诃夫则能使真理和艺术,融合起来。而政治底倦怠的氛围气和都会生活的新倾向,都在他的作品的形式和内容上,刻了深的阴影。

  真理与艺术的融合,是最近俄国文学的特色。

  我大讽刺家而且是果戈理(Gogol)的继承者的萨尔替珂夫(Saltikov即Shchedrin),做完《斑斓的信札》,于一八八九年瞑目了,而契呵夫的《斑斓的故事》,则以一八八六年出世,分明地表示了是果戈理和萨尔替珂夫的继承者。

  关于一八八九年萨尔替珂夫之死,他寄信给普列锡且耶夫云,“我哀悼萨尔替珂夫之死。他是强固而有威权的人物。精神底奴隶而卑劣的中性的智识者们,由他之死而失掉顽强执拗的敌手了。谁也能摘发他们的罪过。但会公然侮蔑他们者,只有萨尔替珂夫而已。”

  契呵夫自己,对于带着奴隶性和诈伪底精神的中性的智识者的丑污的行为,也曾加以抗争。但契呵夫的态度,并非雪且特林的“侮蔑之力”,也非果戈理的“苦笑”,是将哀愁和对于西欧的文化生活的憧憬之念,作为要素的。而在他的哀愁的底里,则有优婉的玩笑,燃着对于疲备而苦恼的人们和尽力于社会底事业的优秀的智识者,例如乡下医生和村校教员等的柔和的同情之念。

  最初,他是写着没有把握的短篇的,但在一八八七年,作“Panihida”,印许多小篇,名曰《黄昏》,在一八八八年,著戏曲“Ivanov”,一八九○年,《忧郁的人们》这创作集出版了。在这些作品中,他所比较对照了的人物,是疲于生活,陷于神经过敏,被无路可走的黑暗的时代所抓住了的人们,以及自以为是的半通,装着安闲的假人和空想天雨粟式幸福的市人等。

  如《或人的话》里的恐怖主义者,精神上负了伤,为非文化底俄国生活所苦恼的亚斯德罗夫和伊凡诺夫式人物的描写,是契呵夫得意的胜场。

  契呵夫虽轻视了自己的处女作,以为恰如“蜻蜒”的生活上,缺少不得的“苍蝇和蚊子”似的东西,但渐渐也觉到自己的特色,一八八五年寄给朋友拉扎来克·格鲁辛斯基的一封信里,写道,“我迄今所写的东西,经过五年至十年,便被忘却的罢,但我所开拓了的路,却怕要完全遗留的。这一点,是我的惟一的功绩。”

  将在俄国社会的黄昏时,静静地扬了声音的这诗人,俄国自然是决不忘记的。他特记了自己所开拓的路,也是至当之事,是俄国的生活,引他到这新路上去的。

  到一八八○年为止,自由人文士的作品,为时代思潮所拘,作品的内容,带着一定的党派的倾向,大抵中间是填凑,而装饰外面的体裁,作家所首先焦虑者,只在所将表现的问题,而不在将内容怎样地表现。

  然而契呵夫,据戈理基之说,则是内面底自由的文士,既注意于表现法,那内容也并不单纯,且有意义。他在所作的《半楼人家》里,笑那显有偏倚底倾向丽达(小说的女主角),又在《鸥》里,描写颓废派的德烈普莱夫和民众主义者的德里戈林,而对比了各自不同的倾向和特色。

  契呵夫自己虽然是医生,是科学者,但以可惊的自由,讲了圣夜的美观,且述圣语之美。

  “我怕那些在我所写的辞句之间,寻特殊的倾向,而定我为自由主义者,或保守主义者的人们。我不是自由主义者,也不是保守主义者,也不是渐进论者,也不是教士,也不是不问世事者,我只想做一个自由作家,但所恨是没有做那样作家的才能。”

   

  这是他自己的话,但他却比谁都积极地主张了内面底自由。

  倘若以格来勃·乌司班斯基(Gleb Uspenski)为对于美景,闭了眼睛,以抑制自己的文艺欲,将自己的情操,表现于窘促的形式,如密哈罗夫斯基之言,不衣合于艺术家的华美的色彩之衣,仅以粗服自足,则契呵夫是将马毛织成之衣和铁锁解除脱卸,而热爱了色彩鲜秾音声嘹亮的艺术的。

  在六十年代的作品中,留在“事业”的痕迹,他们的艺术、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而表现的样式,则是达到目的的工具,但契呵夫的作品中,却有思索的痕迹。他所要的,不是艺术的分离主义(Separatism),即从实生活的分离,而只在脱掉了一定的束缚的艺术的自由独立。他以为文艺的要素,是在“个人的自由观念”的。

  对于艺术的这新的态度,和无路可走的八十年代的氛围气,是有密接的关系的,当时的社会解体,人们个个分立,敦厚的人情,是扫地一空的状态了。

  契呵夫式观念,即酿成于这样的氛围气里,他是脱掉一切思想底倾向的束缚,解放了自己的才能的作家。

  对于这新艺术观,旧时代的评论家一齐攻击契呵夫了。受这攻击之间,都人契呵夫便极猛烈地痛击都会的恶习,以白眼来看世事的他,却觉醒了冷淡于社会现象者的眼,切望美和光明的生活的到来,不带什么一定的倾向的他,又将俄国实社会的倾向,比谁都说明得更锋利,暴露出国家的基础的丑态和空虚,描写了外省的都市中,所以连两个正直的人也没有之故。“俄罗斯的国基,是纪元八六二年奠定了的,但真的文化底生活,却还未曾开始”者,是从契呵夫的一切作品中所发的声音。

  契呵夫决不为要动读者之心,故意写些异常的事。托尔斯泰批评安特来夫(Leonid Andreev)道,“他想吓我,然而并不怕”,但关于契诃夫,我们却想说,“他不吓我们,然而很怕人。”

  为探求创作上的新路径,契呵夫所作为参考资料者,是摩泊桑(Maupassant)的作品。“摩泊桑早说过,旧式的写法已经不行了。只要试去读我古典文学家中的毕闪斯基(Pisemski)或阿思德罗夫斯基(Ostrovski)的作品就好。一读,那就会知道只是多么陈腐而常套的文句的罢。”这是契呵夫常常对人说起的。

  都介涅夫、凯拉连珂、迦尔洵,都时时写了散文诗似的最小短篇,至于契诃夫,却以那短篇为主要的东西。

  “我开了创作最短篇的路,但最初,将原稿送到编辑所去,往往连原稿也不看,简直当作傻子。”这是契呵夫的述怀。

  在创作的初期,契呵夫之文,那简洁和速成,尤为显著。

  在急遽的创作和有暇时候的创作,是全不相象的。处女作时代的他,于创作短篇,从未曾费过一昼夜以上,如格里戈罗微支(Grigorovitch)所推奖了的“Egel”,是在浴场里写的。

  然而他的文体的简洁,在单句中把握要点的能力,表现刹那之感的巧妙等,在他一生涯中没有衰。

  他的长篇,大抵和迦尔洵、凯拉连珂、札易崔夫(Zaytsev)的长篇一样,常常难以说是成功,在篇中出现的多数的人物,不能统一,如那《谷间》,则如他自己所说,陷于百科全书式了。

  因为惯于只写“始”和“终”的短篇了,有记载“中间的事情”的必要时,他似乎觉得倦怠,省去赘辞枝句,“简短到能够简短地”者,是他的文体的基本。

  而契呵夫却有发见单纯而最吃紧,并且适当的句子的才能。例如在“我们歇歇罢,歇歇罢,”“总得活,总得活,”“墨斯科去罢,”“我错了,错了,”“我用尽了精神,”“我是鸥呀,”“随便罢”等的句子里,不但他所描出的人物的个性而已,也含着暗示时代精神的深的可怕的意义。

  我文豪提了这样的手法,跨进都会的新生活去了。而都人士则连不愿意听他的话的人们,也至于谛听了他的话。

  他的小说“Stepi”中之所记,是或一寒夜,向站在篝火旁边以御寒的一团人们之处,来了一个和所爱的女子约定了的男人,但先为人们所看见的,并非他的脸,也非衣服,而是口角所含的微笑。在社会生活的Stepi上,夹在冷得发抖的人们中,契呵夫之所观察者,并非外貌,乃是内在的精神,即不是脸,不是衣服,而是那微笑。

  倘读他的短篇《哀愁》,《空想》,《爱》和《路上》等,便明白他的观察是在那一面的罢。

  莱夫·托尔斯泰批评契呵夫说——

   

  “将作为艺术家的契呵夫,和向来的我们的文人都介涅夫、陀思妥夫斯基,以及我相比较,是困难的。……契呵夫之文,具有印象派文人之所有似的,自己独特的样式。他的文章,恰如毫不选择,任取身边的颜料,涂抹起来,涂抹了的线,又仿佛毫不互相联络,但略略走远一看,便发生可惊的感触,成着出色的图画,就有这样的趣致。

   

  对于契呵夫的手法,恐怕谁也不能再下更好适切而贵重的批评了罢。

  和契呵夫交好的画家,有莱维丹(Levitan)。莱维丹不但见了自然,是感到了的,不但为了自然,是依感觉而描了的。他又察知自然的奥妙,窥见了在自然的怀里的诗底机因。我契呵夫就常常和这样的画家在Bapkin过夏,将他的素描,郑重地藏在Yalta (Krimea南岸)的别墅中。

  小说《农奴们》中的四月的景色的描写,不用一些美辞丽句,也不用整齐的叙述法,只有粗粗的几条线罢了。即宽广的港口,飞翔其上的雁和鹤,如火的夕阳和金色的云,春水所浸的丛莽,还有小小的教会堂,所写的只有这些物象,然而从茹珂夫市,入于广漠的自然之怀的阿里喀(小说的女主角)眺望夕阳和浩荡的水的时候,已不禁滔滔泪下了。……在这粗略的描写中,是跃动着春气的。

  契呵夫涂抹了手头的颜料,描出整然的光景来,然而那捉住心绪和情调,加以表现的手段却一样,便是将一定的律动和音乐底谐调,给与小说及剧诗。

  他选择了于读者的耳朵也很容易听到的句子和感叹词。

  在短篇《黑教士》中,音乐冲动了主角凯惠林的错觉,而契呵夫的创作力,也因音乐受了冲动了。他和凯惠林一同,受了我们俗子所难以懂得的所谓“神圣的谐调”的影响,而将那调子,移入于自己的文章的律动中。

  契呵夫的作品里,充满着乐曲和朗朗的谐音,他有十分的权能,可以将巴理蒙德(Balmont)的“和我的谐音相匹敌者,是没有的,决没有的”的话,适用于自己的作品上。

  契呵夫将那短篇,并非用笔写出,是用梵亚林弹出来的。读他的作品,有并不在读,而在听着莫明其所从来的音乐之感。而这音乐,则几乎常常带着哀调,那趣致,恰如手持“洛希理特的梵亚林”的犹太的乐人,使听者感泣似的。

  契呵夫在叙景中,在剧诗中,都移入音乐去,一八九五年寄给什尔谛微支的信里说,“你能感得自然,但不能悉照所感,将自然表出。你所创作的短篇中的自然的描写,到正如音乐的谐调,给人心以快感一样,那描写为要给读者以或种心情,有了力量的时候,这才得到成功。”

  《黑教士》的故事的轮廊,以及身披黑衣,不戴帽子,系着绳带的中世纪的教士的出现的光景,是怎么样的呢?

  乐园——这是丕梭慈基似的园艺家的作工的舞台,有蓊郁的森林和湛着碧水的池之处,是戈谛克式的古寺的境内。在适于黑教士说话的这古寺里,科学的热狂者和“黑教士”在谈天。

  人和自然,涌出共通的气分,生出谐调来,浮起于两者的谈话之间,就能够将这捉住。

  然而契呵夫的叙景,除印象派的手法之外,即使发生气分的谐调之外,还有一种特色。这便是着重于和一切环境的联络。

  短篇《故乡》的女主角这样地说着,“说是自然和音乐的快感是一个世界,实际生活是别一世界呀。这一来,幸福和真理,就该在实生活以外的处所了。那么,最要紧的是不要生活。去和那无边际的又宽又美的大野融合,倘这样,是舒服的罢。”

  在别的小说《谷间》里,则不辨卢布的真假,而且杀掉婴儿那样的未同化人,和断了联络的自然,两相对照着。

  当深夜中,两手抱着婴儿的死尸,彳亍而行的母亲理波的可怜的模样,是到底难以忘掉的,但其时,有鹃啼莺唱,池里是交错着蛙声。

  这夜,苦闷了的母亲,将隐在胸中的母性爱发露了。自然也如人的说话一般说了话,而孤独的人,则感到和环境的绝缘,仿佛被拉开了自然的Concert(合奏)。

  这夜的自然,作者更这样地描写着——

   

  “了不得的喧嚷,鸟儿,连蛙儿,也以一刻千金之思,叫而又叫,歌而又歌。因为一切生物的生命,只有一回,没有两回,所以也无怪其然的。”

   

  嫌恶夸张的人为底演戏的观念,印象派的手法以及和环境的联络维持的尊重等,是决定了契呵夫对于旧剧,即动作的剧诗的态度的,而同时又催促了契呵夫式剧,即心绪的剧诗的出现。

  莱夫·托尔斯泰伯曾称契呵夫为难以比较的杰出的文豪,但于作为戏剧作家的他,却不佩服。因此他的做戏剧作家的能否,便成了一般批评的箭垛,那批判,以锐利而有热的形式而显现了。

  一八九七年他的《海鸥》上演时,他寄给了友人珂尼一封这样的信——

   

  “观览完了的这夜和那第二天,我的朋友们便样样地批评,以为《海鸥》一上舞台,是无聊,不能懂,没意义的等等。请你想一想我的立场罢——这是连梦里也没有想到过的陷阱。我抱惭衔恨,满心怀疑,离了彼得堡。我这样想,假如我写了满是可怕的缺点的剧曲而上演了,则便是我失了一切的观察力,要之,是我的机械已经坏掉了。”

   

  后来,各报章的剧评家们同声赞美了契呵夫的编剧上的才能的时候,珂尼便驰书以祝福《海鸥》的作者;乌罗梭夫公则称这剧诗为“俄国文学上的杰作”,在给巴理蒙德的信里,叙述着《海鸥》上演之际所感到的欢喜之情。

  这样子,评论的趋向就一变,契呵夫的剧曲,竟至于被看作艺术上的最近的名篇了,但要而言之,是他们评论家于个人底心情之外,自己的心底经验之外,忘却了还有别的时机,即社会发达上的别的时机在。

  这别的时机,便是以大众为对手的时机,是一切社会层的集团底心理状态,各层之间的相互关系,服从和斗争等,成为新剧曲的主旨(thema)的时机,然而捉住这主旨的天才底编剧家却还未出现。

  契呵夫的戏剧,是被蹂躏了的意志,无活动,忧郁的情调的戏剧,那剧中的主要人物,是失了可以取法的理想,惟服从于刹那底心情的,要之,是时代精神的反映。

  契呵夫是厌恶克理罗夫、思派晋斯基、纳惠旬、古内迪支和司服林一派的作品的现代剧的,一八八八年十一月七日寄给锡且格罗夫的信里说——

   

  “现代剧是都会的恶病的发疹伤寒。这病,是必须用扫帚来一扫的,观之以为乐,真是出奇。”

   

  契呵夫曾借了《寂寞的历史》的老教授之口,发表着同样的思想,又借了《白鹄之歌》里的优伶斯惠德罗连陀夫之口,述怀说,优伶是别人的慰乐的玩物、奴隶、小丑。然而动作剧的拥护者们,是以为契呵夫对于克理罗夫、思派晋斯基的剧曲的攻击,是一向未中肯綮的,《海鸥》就恰如对于他们之说的契呵夫的回答,所以就惹起了批判的风潮。

  在彼得堡的亚历山大剧场,因为没有会扮《海鸥》的新演员,失败了,但在墨斯科的艺术剧场,是成功的,这剧场的幕上,飞着的《海鸥》,被象征为一个的标帜。

  契呵夫自己所不喜欢的剧曲《伊凡诺夫》上,是显现着新剧曲的样式的。

  这戏剧的主角,不是伊凡诺夫,也不是赛莎,乃是人烟稀少的僻壤的氛围气的寂寥和沉闷。并且并无长的独白和高尚的会话,而惟偶然说出的一言一语,和选出的句子,幻象似的扩散,使场面紧张起来。

  “猫头鹰在叫”,是生肺病的赛拉所常说的话,但这猫头鹰,是表象深刻的寂静的,比起“穿着灰色衣的或人”来,更为可怕,而且富于实在性。

  契呵夫的短篇的乐调,集中于契呵夫的剧曲里,剧中的各语皆发响,各句皆融合于全体的旋律中。

  《三姊妹》的人物,即被遗忘;含在这剧曲中的谐调,却不能忘却,永久地浸透于人的精神的。《三姊妹》的最后之际,并非伴着雷声和裂音的平常的结局,乃是心的寂灭那样的最后的谐音。读者试记起那联队离开寂寞的小市的瞬间就好了,契勃忒威庚送了萨柳努易用决斗枪杀了为人很好的空想家的男爵的信息来,男爵的新妇伊里娜一面啜泣,一面说道“我知道了的,知道了的”,玛沙反复着自己之说,道“总得活,总得活”,契勃忒威庚喃喃地说道“由他去罢,由他去罢”,安特莱在摇那载着波毕克的乳母车,阿里喀象讲昏话似的,低语着“如果知道着的呢,知道着的呢。”……而军乐的曲子,则逐渐地离远去,静下来。……

  走远的联队的军乐,地主的弦子声,街头马车的铃声,老人菲勒司的“忘了我走掉了”的断肠之语,远处竖坑里的落下的桶子声,猫头鹰的啼声,樱树园里的斧声,这些,是开契呵夫的心情的剧曲的锁匙。

  曾在艺术剧场,扮演过德烈普来夫(《海鸥》中的人物)的玛耶荷里特(Myerhold),在《剧场》这一篇文章中,关于契呵夫的剧曲,说了很贵重的意见,曰,“契呵夫描写心情的秘法,是藏在他的言语的律动里的。在艺术剧场初练习他的剧曲时,在场的演员们听出了这律动了。”

  所以玛耶荷理特曾以确信,说艺术剧场的演员们,在舞台上表演了契呵夫的律动。

  这契呵夫的律动,亘二十年间,成着艺术剧场的传统的精神。这剧场的干部,到明白了对于新时代的新俄国的新看客,所以难于演出契呵夫的律动的原因,计费了从一九一七年到二二年的五年间的岁月。

  在乐天底创造底现代,契呵夫的剧曲,丧失了舞台上的现实性了。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日《奔流》第二卷第五期所载。)

   

  艺术与哲学·伦理 日本 本庄可宗

   

  序论

   

  一九二七年四月二日,在墨斯科的共产党研究所里,举行了斯宾挪莎的二百五十年纪念讲演会。而且泰勒哈美尔和兑皤林两君,都行了演讲。

  说起斯宾挪莎来,是提倡了叫作泛神论(Pan–Theismus)的哲学(“神”是自然之说。以一切万物,莫不是神这一种主张,为先前的基督教正统派底的信仰,即一神论的发展,而且也是其反对)的哲学者。那样的人,怎么和现代无产阶级会有关系的呢?至多,不过是神学上的革命理论的哲学,不过是企图了观念之平静的理论学,做出了那样的东西来的斯宾挪莎先生,为了什么的因由,竟在现今以政治底经济底关心,作为动力,而正在抗争的国际底革命底无产者的中枢墨斯科,开了记念讲演会之类的呢?在现下,日本的有一部分的无产者理论家乃至艺术家们之中,怀着这样的诧异者,好象尤其不少似的。因为在那些人,以为“哲学”这东西,是极为非无产者底的空话。不消说,那是从并非为了非无产者之故的他们自己,没有关于哲学的教养,或则没有兴味而来,一句话,为是从他们的无哲学而来的。

  然而倘是略略深思的人,则对于那劳动者农民的俄国,事务方多,而竟举行了斯宾挪莎的记念讲演会的事,恐怕谁也不得不大加感叹和崇敬的罢。在我,则单是那苏维埃政府开了这样的记念会,从古典中叫起无产者可以承继的东西来,用新的照明来照出了旧的智慧这一件事,就已经不禁其难以言传的深的爱慕和信赖。——在那神学气味的斯宾挪莎之中,我们所记念的是什么呢?如兑皤林也曾说过:“我们在斯宾挪莎之中,看见辩证底唯物论的先驱者。而斯宾挪莎的真的后继者,是只有现代的无产阶级而已。”

  想起来,“无产阶级文化”这东西,乃是应该接着有产阶级文化,来占历史底位置的较高度的文化。也是较高远的发展。无论何物,掬取无遗,将这熔化于旺盛的阶级意欲的熔炉中,从新铸造起来,则是无产阶级在文化上的任务。为了这事,就应该竭力将虽是一看好象和无产者缘分很浅的哲学或东洋学,也毫不舍弃,从中取出真能滋养无产者的生长的东西,提出有用于那精神底解放的东西来,从新地,正当地,来充实人类的宝库。这应该是无产者在繁忙的阶级斗争中,和当面的任务(政治底经济底斗争),同时非做完不可的侧面的题目。

  固然,倘有在从事于文化工作这一个好的口实之下,回避着当面的实践斗争,游离在书斋里,躲进了那小有产者底的“专门家”底态度里去的人,则不问那口实是什么,即使那工作装着为了无产者,我们也非彻底将这来纠弹不可的。昂格斯也曾痛骂的那“在大学的讲坛上,卖着哲学的俗商们”的厚颜无耻的衒学底口吻,装腔作势的引用,高雅模样的态度,凡这些,即使他怎样称引马克斯之名,怎样谈无产者的理论,我们劳动者农民也应该彻底暴露其小有产者底的,和支配阶级的巧妙的妥协以啖饭的他那“吃饭手段”和生活好尚的本性。况且那害恶又会延及无产者,胎孕了造成单是抽象底地“思索”的劳动者的危险,所以对于这样的好尚,我们就更非攻击不可了。

  其实,哲学这东西,在日本之所以不为无产者所理解及相提携如今日者,那罪戾的全部,是在以哲学为买卖的教师们的。是在以哲学为趣味,超然远引的哲学青年们的。是在单单埋头于概念的论理底修整,而离开了和现实的关联的他们之空疏和无力的。

  然则无产阶级就非不再仰仗他们哲学商人,而用自己的手,来从新抓取“哲学”不可了。无产者非离开了哲学商人们的传统底的教养,以及哲学史的平庸的理解,而用自己的方法,从新开始来消化哲学不可了。

  墨斯科所举行的斯宾挪莎记念会,在国际底无产者,实在是很有意义的。

  不消说,如哲学的授课似的东西,还不能登在派德修尔(党学校)的课程上,倒是应该属于派德亚克特美(党研究所)的工作。但因此也毫不否定哲学的反省,因为在派德修尔的课程上,就载着唯物史观,唯物辩证法之类的,所以还须有大体的(即使是必要的最小限度也好)心得。当和更加广泛的有产者的斗争中,在那全面的计画上,意识过程的工作,决不是可以轻视的事。还有,为了对于同志之中,意识上有还未脱尽小有产者底思惟的人,要加以根底底的批判,叫回到确固的马克斯底意识去,则无产者底“观念整顿的工作”(即哲学),也总是必要的。

   

  一 观念的整顿

  ——无产者和哲学

   

  一 因为哲学是“观念整顿的工作”,所以跟着整顿观念的方向之不同,而发生各种的形态,是无须说得的。

  二 成为这观念整顿的方向(结晶线)者,是那时代的生活要求的方向,是一切沿着一时代的方向的生活意志的线时而行的东西。就是,所谓或一代的哲学,便是那时代的生活意志的知底表现。

  三 而或一时代的生活意志,则是由那时代的支配阶级而表现的。至少,是掌握那时代的血脉的阶级之所代表。因此而所谓或一时代的哲学,(一)是那时代的支配阶级的意志的知底表现;(二)是那社会秩序的反映;(三)是沿着利害的线而结了晶的体系。

  四 各种的哲学体系,又各异其企图。因为要求整顿观念的志向,是因各时代的社会事情而不同的。——康德的哲学,生于十八世纪的启蒙期底混乱,要求了智识的批判底整理。在这里,问题(要求)不在新求知识,而在现存的知识的批判。但到培根,却在已经集积了的经验的整顿,在知识的建设。在马克斯,则为了社会底变革而定观念的方向,是必要了。就是这样,那时代的知底必要,使哲学作了各种的体系。而所谓那时代的知底必要,则不消说,是被那社会的历史底条件(时代底事情)所规定的。

  到这里,请大家知道:在今日,那一种哲学,那一种观念整顿——在被要求,是由今日的历史底社会底事情所决定的。

  五 已经说过,哲学是“观念整顿的工作”。然则为观念整顿的必要所驱策,是起于怎样的时候的呢?那是,起于向来的观念体系(意识形态),和在新的条件及事情之下形成起来了的新社会的法则不相谐,于是生了矛盾的时候的。

  向来的意识形态(观念整顿),是以向来的生活的诸经验为基础而造成的。所以当社会的生活样式和经验的性质,和向来的那些相同之际,则那意识形态于生活有用,有社会底机能,宜于统率种种的经验。在那时候,观念整顿的必要,也并不发生。只要将经验卷进向来的体系里去,就好了。但一旦有性质不同的新经验,发生于我们的生活中,因了新的要求和缺乏,而我们的社会动摇起来,则向来的意识形态,便早已不能将这些收拾。这早已不成为生活的促进元素,也不能作为指导了。于是旧的观念整顿,就先行纷纷解散(这是旧形态的“批判”),非从新开始观念的整顿不可。到这里,我们便只好依了新的经验的性质和新的生活的动向,来开始结晶了。

  在今日,是因为发明了叫作机械这一种生产用具,因而发生的新经验,它的社会底意义的发挥,必然底地相偕而来的政治上经济上的变革这些事,向来的一切观念整顿,已非解体不可了(马克斯的“批判”始于此),而新的观念整顿,正应该构筑起来的时期。我想,所谓资本主义时代者,只将机械的本来的意识(后章解说)发挥了一部分,因为那时代本身其实是前世纪底的手工业时代的残痕和机械时候混合而成的过渡期的时代,所以机械这东西所含的内底志向,毫未曾有所发挥,那运用上的误谬和弊害,因此也就有应该由劳动者之手来施行清算的宿命。而施行新的观念整顿,则非从社会底历史底见地不可的。

  六 新的观念整顿,为什么以社会底历史底见地为基点的呢?

  这是依了机械这东西所含的性质的。(一)机械者,从那本来的志向说起来,原是因为节省劳力这一种很是人类底的要求而设法造成的东西。(二)其次,因为那是集团底地生产的,所以那所得,也就有应该集团底地来分配的宿命。(手工业是个人底地生产的,所以那所得归于生产了物品的个人的手中,是当然的事。)

   

  手工业期,一张桌子是一个工人所做的,所以那所得,也该是他的东西。但机械,则做一张桌子时,以做桌脚者,做桌面者,做抽屉者等,来分担那工作。由这些的合作,造出一张桌子来。就是,生产的方法,是集团底的,所以那所得的方法,也该是集团底的才是,然而在资本主义经营上,却将所得成了个人(资本家)的东西。于是生产的方法和所得的方法之间,统一就被破坏了。

   

  因为机械这东西,是这样地以集团底(即社会底)生产和所得为其本质的,所以(三)那性质,是应该依全人类(社会)的需要而被运转。机械是必以大量生产为特质的,所以那本来的机能,该是在充足一切人类的物质底要求。(在今日,这却为了机械所有者〔资本家〕的个人的“利益”而运转着,由此发生的弊害,便是现在之所谓“机械文明之弊”了。然而这绝非机械本身之罪,乃是机械的用法上,运用上的误谬之所致的。)

  这样地,从那本来的志向来看,机械这东西在那设计的动机上,既然全是人类底人道底,在那性质上,既然全是社会底,则转运机械为生产用具的今日的生活,社会,历史底事情,当那观念整顿之际,就不消说,必然底地应该顺着社会底的方向而整理了。

  而且,由现在的机械运用上的误谬而来的弊害,则在一切人们之中,叫起着新的种类的缺乏,因此也叫起了新的意志。这新的缺乏和意志的真正的代表,是无产者,新的缺乏,要求着新的解决。这提出着的应该新解决的课题的担任者,实行者,是无产者。于是先前通行了的社会组织和经济制度的变革,就成为目标。这就成为思惟的中点。一到社会的变革,历史的进行等,成为思惟的中点时,那就必至底地,非发生历史底的看法(由是而发展底辩证底的看法)不可了。

  七 思惟的动机(即企图)既在无产者担任的课题无产者的现实底解放(即政治底经济底解放),则那观念整顿,也就必至底地,要发展到唯物论底的世界观。整顿观念,即应该从这里说起,降而把握了历史进化,来理解社会现象的本质。这是理论的动机当然非有不可的内面底的脉络。还应该将认识论的问题,化成素朴,使之还原,和自然科学相一致。因为努力的动机,委实是在人类的现实底解放,而不在那意识底解决的。

  八 现代的观念整顿,所以有社会底,历史底,唯物底这三个特征者,因为是站在阶级底见地的缘故,因为那理论的内底企图,是在无产者解放的缘故,这就在上文说过了。我们为什么非取这样的阶级底见地不可的呢?那就因为只有由无产者解放,而全人类的解放才始能够成功。同志福本虽有不少的误谬,关于这事,却正当地断结了。曰:“无产者解放,只以无产者的利益为目标。但,无产者的利益这一件事的特质,是全人类底的。”这只要辩证底地,——就是,从物的发展的法则来一想,是谁也会首肯的。

  人并不是一举便能达到最后的,绝对底的,完全的理想境的东西。不,无论走到何时,也没有这样的处所。最后的,绝对底的,“完全的理想境”那样的处所,只在人类的空想里,现实底地,是决不会有的。为什么呢?因为现实这东西,是附有条件,受着规约的。平时之所谓现在,即从先前的条件中所产生,因而它本身就在新的规约之下;从这规约,则又生出其次的现在来。

  九 所以,常常和我们对面相值的问题,都带着它本身的条件。换了话来说,就是它自己即具有解决的方法和条件的。

  我们一遇当面的弊害和缺陷,对于问题,都应该从“所求的是那一种解决呢”这一个观点来思想。要芟除资本主义社会的缺陷,机械文明的弊害之际,也应该这样子。但是,倘因为世界永远是转变无常,恰如河滩聚砾,倒不如希求完全绝对的净土境界,则并非什么解决。那倒是问题的放弃。或者以为能够造成个人自由的无政府底泰平的世界,但那样的答案,也没有意义。在人心中,空想着最后的完全的社会,以这为解决的目标,而想治理现在当面的缺陷者,因为第一是没有想到现在当面的缺陷性质和来由,第二是忘却了可以解决的条件,所以是不行的。今日的机械文明之罪,决非机械本身之罪,乃是运用上之罪,所以人们倒应该仗着机械,使生活幸福,便利,绚烂起来,又因为从机械本身的本质说起来,也原是以人类性伦理性为本质的,现在倘有了机械文明之弊那样的事,就应该想一想,我们必须在怎样的道路上,来求它的解决。如果向着否定机械,回到原始野蛮的生活状态去,或者寻求一箪食一瓢饮那样的古代生活去之类的方向去求解决,是决不行的。现代人已经决不能回到原始生活和中世底理想去了。然而还有这样的主张(例如东洋主义者,)是因为没有想一想今日的弊害,所求是怎样的解决的缘故。我们倒不如进而使机械的志向,愈加发挥,使生活的高度,愈加增进,由此以除掉那弊害。解决的方向和条件,是即含在弊害的特质之中的。

   

  二 思惟的堕落

  ——有产者文化的颓废

   

  一 思惟常常堕落。这是思惟这一种作用,离开了和人类生活的全体的关系,只有自己独立起来,思惟的动作,单跟着它本身的价值的时候。只跟着思惟本身的价值而筑成的塔,是德国观念论。

  这是因为没有想到思惟的生活底意义,机能,从而发生的误谬,这样的误谬,只要上溯思惟的发生底意义,一想它的本来的面目,就能够纠正的。观念论哲学曾经轻蔑了想到思惟的发生底意义,或想到生活底机能的办法。说,思惟者,是应该用了思惟本身的规约来想的。以为倘不从“为了思想,就不得不这样地想”(这叫作思惟必然)的立场来设想,就不行。而且寻求着“论理底地先行的”概念,临末就碰着了Sollen这一个观念。Sollen者,是说“应该”的命令。(因为这是论理底地先行的。所以现实底〔心理底发生底〕地,却未必一定先行。在思惟〔伦理〕中,后至者是反而先行的。)这谓之普遍妥当,是带着无论何时,何地,何人来想,“为了思想”就不得不这样地想的性质的命令。

  不消说,这是和“为了生活”就不得不这样地想这一种见地相对立的。全然是站在“为了思想”就不得不这样地想的见地上。全然是站在思惟本身的必然上。就是,作为思惟的价值!以论理底价值为至上,要纯粹地跟追它。

  二 这样地只崇敬思惟底价值,以论理为至上,那不消说,是出于十八世纪合理主义的精神的信仰的。

  但将至上的信赖,放在论理底一贯上,连运用着那论理的心理以至社会底根据,也没有想到,那十八世纪底合理主义的误谬。不但此也,这样的知识崇拜,是出于生活蔑视,现实轻视的精神的,并且又回到那地方去。而且这(只跟从“论理”底价值的结果)又成为主观论哲学(德国观念论的认识论,是这样的)了。主观论哲学,其实是个人主义意识底想法,和社会底地思索事物的想法,是站在反对这一面的。

  三 只跟追着作为思惟的价值和必然,就不得不取演绎底的想法。

  这想法,社会底地,是和保守底势力相结合的。历史底地说起来,则演绎法这种想法,也是一时代的组织制度已经固定,命令由中央发给大众的情形的在思惟上的反映。凡是演绎,一定就是出于一时代的经验固定之后,只要加以整理就好的时代的想法。在这样的时代,是社会底地安定了的。经验只有数量增加起来,却再不发生新的性质的经验。新的性质的经验一出现,在向来的观念体系中,便不能将这消化净尽了,于是思惟就再回到经验这边来,而所谓归纳法这一种方法,遂占胜利。哲学家洛采曾经说过,“虽是归纳法,但倘不豫想演绎法,是不能立的”,然而这样的想法,就已经是演绎底的了。

  我们应该不顾这样的方法和态度,回到归纳底的“科学底的”立场和方法去。应该从思惟崇拜的迷梦醒来,成为经验尊重的态度。

  倘依思惟崇拜的旧世纪底信条,则“谈玄”(Philosophieren)的事,是觉得最超迈的,“辨名”(Logikeren)的事,是以为最高之道的。但是,这不过是思惟已经堕落,思惟只跟追着思惟本身的价值,而游离了的所谓知底颓废。

  四 最要紧的,是想一想知识的本来的性质(知识为生活而存在的这一种知识的生活性);辨名的事,是在于为了经验整理(科学底立场)和生活的促进;于是进而理解的那知识的社会底历史底性质,常将观念体系加以改废。

  曾有以为在斯世中,人生不可解而自杀了的青年,他错在那里呢?他要用“想”,来解释“生”的意义或价值。这已经是根本底的错误了。为什么呢,因为由“想”所运用者,并不是生,其实只是“所想的生”的缘故。况且在想者,便是生。生并不由思惟而浮起的。倒是靠了生,思惟这才被视浮起。——将“生”这东西,具体底现实底地来运用,想及它的幸福和便利的时候,这总可以说,我们是站在科学底生活底看法上,正当地运转着思惟了。将思惟和生活的形态,历史底社会底地来观察,看定它的本相,常常分解它的因数,常常从结构起来,这是正当的思惟之道。

   

  三 艺术与哲学的关系

   

  艺术并不是创造于哲学的指导之下的东西。

  然而,恰是一切意识形态,莫不如此一般,倘在艺术上,有要求或种观念的整顿的时候,那么,问题就势必至于不得不上溯关于艺术的哲学底思索了。就如日本的左翼的艺术理论,有了材料本位的主张时,一部分却以为艺术的本质,不在材料而在形式。一到这里,问题便冲破了单单的文艺批评那样的工作的领域了。

  于是艺术理论就非将艺术这东西,内容和形式这东西的观念的整顿,即行开手不可了。在现在,就应该来看透关于艺术上所被要求的内容和那必至底的形态,也就是来充任对于创作的作为补助底参考的机能。

   

  (未完)

  (一九三○年四月十日《文艺讲座》第一册所载。)

   

  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论 匈牙利 Gábor Andor

   

  人们时常质问我们:“那么,你们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应该是什么呢?它也和别的普通的文学似地是一种艺术么?还是你们将它视为一种当作宣传与煽动用的‘倾向的’论文呢?”我们回答说:我们的文学是艺术,至少我们是想努力将它造成艺术的,这就是说我们晓得一个艺术家不是在八天之内,也不是在八个月之内所能锻炼成就的;但同时我们的文学又是一种“倾向”(这两个字的含义我们可不要解释成政治论文),我们用它来进行煽动与宣传,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并不是什么神奇的革新者,而只不过是市民阶级的文学技术的自觉的承继人,我们的目的只是想将无产阶级的科学——即马克斯主义的列宁主义应用到文学的领域上去。

  世间并没有一种普遍的“人类”的存在,而只有一种具体的人类的存在,这种具体的人类是由许多的阶级所组成,并且——象在马克斯主义上所明记着的——这种人类的历史还正是那阶级争斗的历史。文学并不是什么神圣的精灵的启示,它只是历史的造物,它只是阶级的产品,它描写,组织,和发展哪个阶级的思想与情感,它便是属于哪个阶级的文学。并且,它还是要从那培养着它的阶段的立脚点来形成那世界的影象的。谁要是肯定这种话时,请他不要诽谤这种文学,请他不要说,我们若称这个孩子以正当的名目时,那么它便是一个娼妓。如果历史上每个达到一种相当的物质的与精神的水准的阶级都有它的文学作为它的生存的写照时,那么,那在人类史上负有最深入的改革的重荷的革命的无产阶级也必然要同样地有它自己特殊的文学了。我们的意思所指的这种文学也正是一种——不过是自觉的——阶级文学,就和那过去的或正在破灭着的阶级底文学是一种阶级文学一样。

  由以上我们可以得到这个明了的断论,就是,当我们今日说起我们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文学时,我们的意思并不是指那未来的,社会主义的,共产主义的,因而也就是阶级消灭了的社会上文学而言,因为在那时文学也要失掉了阶级性了。和这正相反:我们的文学是阶级文学的最高的阶段,它是彻头彻尾地阶级斗争底的。它发生在资本主义最后一段的帝国主义的时代并不是一件偶然的事。

  它是和阶级争斗相并着发生的,阶级争斗的目的是在毁灭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制度,而藉着无产阶级的统治及参议员的独裁等方法来造成那达到阶级消灭的社会去的过渡期。因此,我们的文学也就成了那正在进展着的和锐利化了的阶级争斗的武器了。无产阶级的独裁既然是阶级统治的最高的——有自觉的——形式,那么,无产阶级革命的文学也应当按照世界革命的情况而分为两个时期的文学:即世界革命前的文学(在资本主义的诸国里)和无产阶级专政期的文学(在苏维埃俄国)。在苏维埃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文学已经产生了的这种事实渐渐地就要被人承认了。但对于资本主义的国家还常常有人这样地发问:那革命的劳动阶级,在政权的获得以前,能够为它自己创出一种文学来么?它应当这样做么?它不应当将所有的力量都集中在为权力的攫取的斗争上,将所有的力量全部地放在政治经济的领域上的么?

  我们先用一种反证来试试这种质问。让我们说,无产阶级是不应当创造一种特殊的文学的,并且它如果要从事于那种并不是什么轻而易举的工作的时候,它一定要分裂了阶级争斗的势力的。但我们的新闻纸是作什么用的呢?——那事实上是存在着的,并且还有讲谈栏及小说栏,以应付读者的某种需要。这种读者并不是“咖啡婆”与“修道女”,而却是从事于阶级斗争的革命家。我们的出版机关又是作什么用的呢?——这也同样是一种事实而不是幻想。或者,我们的新闻纸与出版机关都是我们的行列里那应当从速被铲除的改良主义的产物么?难道这是错误的么?——我们的新闻纸与出版机关越多越容易和大众接近。或者——即使我们将那种对于新闻纸与出版机关的主张认为正确的——我们不应当全部地用经济政治的内容来充满它们么?而想用美文学的产物来供奉男女的劳动者不是那些无知的编辑者的错误么?我们不应当开始一次十字军来反对美文学而警告我们的同志和那些同情者们说,诗歌,故事,小说等的阅读是一种可耻的事的么?我们可以将这种见解宣传一下试试。或者这是没有什么损害的。

  但是对于我们这实在是一种不利的事。革命的劳动者,正好是有阶级自觉的,将要嘲笑我们。因为他知道那劳动力商品的所有者并不是一束单纯的筋肉,而却是一个有各种需要的人,自然他也有文化的需要,而诗歌,小说,历史及故事的阅读便是文化的需要的一种。革命的劳动者还知道劳动运动的历史,并且他将教导我们说,还永没有一个革命党曾带着这种解决来到大众的面前过:收回你的需要去!不要有要求!你们的文化的需要是罪恶的!不但资本主义者,就连我们都希翼劳动阶级永是一种最落后的大众!

  这自然是全无意义的话,在政权的获得以前,大多数的劳动阶级仍然是比较地没有文化;可是就在阶级斗争的进行中,它那最好的——那就是说,有阶级自觉的,阶级斗争的——部分已达到一种较高的文化水准。如果不是这样,那么为什么叫喊着那我们在一切的文化的领域上所完全正当地进行着的文化斗争呢?莫非我们之进行文化斗争,完全是为了鼓舞左倾的市民阶级的分子,为了溶解小资产阶级的么?不是的,我们进行文化斗争主要地是为了无产阶级的利益,我们想切断几条(资本主义的)文化的铁索,而好使这文化的一部分也被无产阶级所得到。实在地,那将堕落成一种腐败的妥协,假使我们以为尚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怀中,文化便可以由它的一切的绳索中解放出来的时候用着那改良的方法,而不要社会革命。我们就在作梦时都没有这样地想过。正相反:我们是坚信每一点文化都是和那较高的工钱,较短的工作时间,稍满人意的工作条件等一样地从统治阶级那里用凶烈的阶级斗争强夺过来的。

  不错,我们的同志将说了,我们是在全线上进行着文化斗争的,并且实质上,这还完全是一种阶级的斗争。但文学却是一种装饰品,一种附属物,对于它,我们这些从事于那更严重的阶级斗争的事业的人实在是没有时间。文学,象一切的艺术似地,是诉诸情感的。而对于我们有关系的却是意识,我们把情感让给别的人罢。一种崇高的智慧!高得使我们攀援不上去。第一,我们并不那样正确地知道,在什么地方情感告终而意识开始。此外,我们共产主义者并不觉得在我们的阶级之内,会存在着什么样的东西是我们可以让给“别的人”的。我们并不想:一个劳动者必需作经济政治的斗争,“不然的时候”他就许作他所愿作的事,他就许任着他自己的意欲来思考上帝与世界,概括言之:他就许要“随着他自己的好尚”去享受幸福去了。至少我们是主张他是可以随他所欲地到任何地方去获取他的娱乐与文化的满足的。因此,即使那“别的人”是存在的时候,我们也不能将文学让给他们。

  但这些别的人应该是谁呢?

  人们不是常常地对我们指点出古典的(市民阶级的)文学来,就算将我们“打发”了么?!那决定现在与将来的原动力——革命的劳动者是需要在文学的领域上将自己限制于过去的范围以内的么?从什么时候起,我们便不将文学看成一种继续不断的制作,而将它看成一个陈列所了呢?阶级斗争的文学的武器是要从那古旧的器具贮藏室里拿出来的么?这种话的意义,若移到另一个领域上去时,就等于说:无产阶级是可以用“后膛枪”来攻击资本主义的军队的“坦克”及火焰发射机的!阶级斗争的无产阶级如果有文学的要求时,那么他们的要求是必需要满足的。但谁能满足他们呢?其他的阶级的作家们么?难道我们以为那对敌的阶级的背叛者已经代取了被压迫者的地位,致使那被压迫阶级的自己的行动都成了多余的了么?他们不但替代了我们的地位,而还要授与我们那阶级斗争的武器的么?那么同样,在经济政治的领域上,我们也应该主张那“从外面输入到”无产阶级里面来的革命原理也是足够的了(这种原理就在现在还是被那资产阶级的脱出者在多方面往里面输入着)。我们不是早已就宣说了劳动阶级的解放(这就是说,一种和革命的理论相一致的革命的实践)只能是劳动阶级自身的工作的么?

  但什么是文学?它是实践还是理论?对于过去的文学它总是实践的,几乎是百分之百的阶级性的实践,几乎完全没有理论,或是只有那几乎使人发笑的理论的探寻,这种探寻,从外观上看来,好象完全不想发现出那真实的本质似的,就是对于我们,文学也必需是一种实践,那就是说,制作;不消说:革命的实践,不过因为我们知道没有一种实践是没有理论的,所以我们的文学也就必需是一种基于革命的理论的革命的实践。这种要求,就连对于同志们都好象很粗大的似的——这些同志们都是因为他们那高度的市民阶级的教养,在精神的领域上还没有完全脱掉他们那市民阶级的思想的步调的。对于我们,那反面的主张完全是一种萎缩了的观念。一种革命的文学的实践而没有革命的理论的认识!那么这种实践应该从那里发生呢?难道说诗人是一个空瓶子,诗神在这一次可以把这种,在另一次又可以把那种(阶级的)内容装进去的么?

  我们既已划清范围并且认识了我们的文学必需是一种基于革命的理论的革命的实践了,那么,我们便可以安心地将这个领域让给“别的人”了。但还有一个问题:那愿意从事于革命的实践的著作家们都是在那里群集着呢?因为为了一种文学,一两个作家是不够的,所以我们必需有更多的或大批的作家方可。但这些作家是要出生在资产阶级的里面的么?——这个阶级我们已经断定它不是一个革命的阶级了。还是要出生在那破碎的资产阶级文学的领域上,在那半市民阶级的,四分之一的市民阶级的和还要小的市民阶级的不满者们的阵营里的呢?还是要出生在那“谋叛的巨人”的巢穴里的呢?——这种巨人已将他们自己从市民阶级的羁束中解放出来了,并且又是这般的“自由”,致使他们那傲慢的头颅不肯再屈伏于党的羁束之下,或者只能在那“如我所主张的那样的党”的条件下而屈伏。假使从明天起他们便把全部的文学的努力都“转向”我们了,那时他们肯拿那他们自己所不能忍受的党的“羁束”来“推荐”给无产阶级的读者么?这是不可期待的事。他们又要总是“推荐”革命,而却不指明那到什么地方去的路程了。纵令他们是“对于一切都准备好了”,他们从那里能得到(今日)阶级斗争及(现在)斗争着的阶级的认识呢?诗人的幻想是世界上一种和物质最有密切的联结的事。没有一行文学不是从经验中生出来的。那阶级的斗争及斗争着的阶级——这是那有千重的色彩的现象的领域——是能从新闻纸的记事中体验得出来的么?或者:一个作家,只是彻底地知道了马克斯,恩格尔及列宁,就可以具体地描写一个在家里,在路上,在工作时,在小屋里,在集会中,在暴动时的革命的劳动者了么?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不懂马克斯与列宁,他可以理解一个革命的劳动者的内容么?假使是不可以的时候,那么,在这两种情形之下,他都是不能艺术的地绘画出一个革命的劳动者来的。

  因此,那劳动阶级与它的阶级斗争是必需亲身去体验的。现在又来了一个问题,就是:根据着怎样的原理去体验?一个在阶级上和劳动者对抗的人,一个敌手,也可以同样地去体验劳动阶级。那自然不会成为我们的文学的。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市民阶级的作家对于劳动阶级——因为这是现代的一个焦急的问题——很“感到兴趣”,致使他去“研究”他们的斗争,和为了理解他们的内容,还要“熟悉”他们的理论。一种无产阶级革命的文学作品是这样地产生出来的么?不是的,那只不过是关于无产阶级的(市民阶级的)客观的文学,那种体验也是在那市民阶级的精神基础上发生的。要使我们的文学能够发生,一个作家不但是需要“熟悉”无产阶级的科学,而同时还要将它作成自己的信仰,他不但是需要对于无产阶级的斗争“感到兴趣”,因而去“研究”它,他同时还需要觉着那是他自己的事业而和劳动者一同去争斗。无产阶级革命的文学必需在那无产阶级革命的阶级争斗的立脚点上体验出来。

  因此,我们的工作的最大部分便是在引起与增进那革命的无产阶级底文学的活动了。但为防止一种误解(因为我知道一定要有许多的误解发生的)起见,让我们豫先声明,我们的意思并不是说一个劳动者在“同时”又是一个著作家。这样的一种“兼业”,在连著作的事业都实行(资本主义的)分工的现代,到底是不可能的。我们的意思是说那由革命的劳动阶级的行列里所培养出来的著作家。未来——并且还是最近的——是肯定他们的。只有他们才能完全地从那革命的阶级斗争的立脚点来体验无产阶级及他们那解放的战斗,和同化了那达到最高的发展的革命原理(和那革命的实践相联属着)。

  这种可能性现在还是潜伏着,被束缚着,并且还受着无数的困难的阻挠。我们需要发展它,好使无产阶级革命的文学能够开花。

  这就是我们的工作。

   

  (本文见于“Die Links–Kurve”一卷三号,一九二九年十月)

  (一九三○年九月十日《世界文化》月刊所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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