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洛海盗

（一）在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著名的“摩洛海盗”在南洋崛起，其来源有马来亚的各穆斯林王公、爪哇以东的武吉斯族领主、贩卖奴隶为生的苏禄人以及以恐怖手段出名的婆罗洲猎头族等，但被以主要生活在菲律宾南部的摩洛人（被用来称呼信仰伊斯兰教的南洋各地本土民族的称呼）命名。苏禄群岛上的裘洛成为南洋奴隶交易的中心，一度有“东方的阿尔及尔”之称，摩洛海盗另一个主要活动区域是马六甲附近，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在英国、西班牙、美国的围剿之下摩洛海盗衰落不振。南洋地区本就有海盗传统，抵达菲律宾群岛的麦哲伦船队曾经在一个小岛停靠补给淡水，当时他的船队刚刚横越太平洋，水手们全都被长途航行和饥饿折磨得有气无力，他们愤怒地记载道：“当地人成百上千坐着独木舟靠近我们的船 ，一跳上我们的船后他们什么都拿，我们做什么都没法阻止他们。”麦哲伦把这个小岛命名为“海盗岛”，用以记录他来到此地的第一印象。到了18世纪后期欧洲人基本建立一个由西方主导，中国、南洋各国、日本等国家参与的远东-南洋海上经贸体系。除了某些特殊时期外欧洲海军力量已经基本不再进行海上劫掠，而是转为打击海盗行为、维持南洋地区的和平贸易环境，这时候被称作“摩洛人”的东南亚本地海盗却在快速崛起。“摩洛人”原先是被用来称呼信仰伊斯兰教的南洋各地本土民族的称呼，后来随着本地海盗的频繁作案让西方人将南洋的本地海盗与著名的同属穆斯林海盗“巴巴里海盗”相提并论，摩洛海盗从此成为危险和恐怖的代名词。摩洛海盗的崛起其实跟南洋地区航海贸易本身的繁荣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在各国商人的共同努力下东南亚地区在18至19世纪迎来发展的高峰期，东南亚生产的锡、大米、玳瑁、燕窝，日本生产的铜、白银、海产，中国生产的茶叶、生丝、砂糖，欧洲生产的呢绒、武器、服装，通过不同的渠道汇聚于此，大量财富的流动也刺激当地的海盗活动。另外随着贸易繁荣，生产规模扩大，劳动力短缺也成为东南亚各地的普遍现象，猎奴与贩奴也成为摩洛海盗的主要营生之一。摩洛海盗的崛起还有另一个有利因素，欧洲海上力量在南洋有一段收缩期。18世纪后半以来欧洲先后爆发七年战争、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欧洲各国在本土打得不可开交，不约而同地减少在南洋的军事存在。这不但给海盗们更大的活动自由，更使得殖民地当局放松对南洋各地王公和封建主的控制，这些地方实力派人物在摆脱西方控制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争先恐后地投资“海盗”这门利润极大而风险很小的“事业”，马来亚的各穆斯林王公、爪哇以东的武吉斯族领主、贩卖奴隶为生的苏禄人以及以恐怖手段出名的婆罗洲猎头族都积极参与到南洋的海盗活动中，欧洲人不加区分地把他们统统叫做摩洛海盗。

（二）和文明观念已经近代化的西方人不同，南洋各地还将海盗行为看作是一种正常的贸易活动。依靠武勇和抢掠获得财富不但是一种个人荣耀的表现，更加是王国的实力展现和权力来源。有时候这些活动又和宗教斗争结合起来，带有向基督教西方国家作战的神圣意味。摩洛人没有西式海盗快船，他们搭乘的主要船只是一些本地制造的轻便小船，比如双船体帆船、多人桨帆船、马来屋棚船和南洋木帆船。一艘典型的南洋木帆船有前后两桅杆，长90英尺，船后部设有屋棚，可以搭载50到100人左右，是摩洛海盗使用最多的船只。通常来说这些轻便小船火力极其贫弱，大多只在船舷装3门旧式回转火炮，或者在船头安放一门大口径火炮。其战斗力无法和西式船只相比，但是一股摩洛海盗会拥有20到50艘这样的船只，一股海盗总人数超过4000人，在面对落单的欧洲商船时他们的狼群战术非常有效。摩洛人使用的火枪要么是从商船上抢到，要么是从市场上买到。事实上南洋的两个海盗活动中心苏禄群岛和马六甲都是西方武器商人聚集的场所，为了照顾摩洛海盗的特殊需要，西方商人甚至会委托英国的武器制造商制造一些专门武器，如船上使用的截短枪管的火枪、登船用的抓钩，甚至是中国样式的抬枪。冷兵器则是南洋当地的特色玩意，比如当今已经成为南洋冷兵器标志的马来克力士剑、一把金银装饰刀柄的克利刀是摩洛海盗的珍贵财产，也是在甲板上取人性命最得心应手的武器，马来大砍刀和装有铁矛尖的竹矛也是海盗们喜欢使用的武器，在西方人的眼中这些身手敏捷的土著和他们手中奇形怪状的刀剑就是商船在南洋地区面临的危险的最直接体现。相比起舞刀弄棒的本事时摩洛人对现代武器的运用能力很差，他们的小船上安装的火炮大多还是16世纪的陈旧样式，身管大约6英尺长，重量从几百到上千磅不等，仅能发射半磅重的小炮弹。摩洛人没有加工炮膛用的镗床，炮膛只能耗费大量人力手工钻凿，这样制造出来的炮膛既不光滑，又难以保证闭气性能，准头和威力都严重不足，但就是这样装备着粗劣武器的海盗在西方海军势力削弱的短暂时期却屡有斩获、利润颇丰。初夏时节大批海盗从苏禄群岛出发，顺着季风沿路袭击婆罗洲、爪哇、苏门答腊和马六甲等地，入秋后又乘风返回苏禄。如果运气好，一趟海盗之旅就能获得不少收益。在1798年的一次海盗袭击中五百名悍匪和八百个划桨苦力一次就捕获俘虏450名，其中一名西班牙神甫为他们赢得2500披索的赎金。1840年代初正当大英帝国的舰队在中国沿海威风凛凛地攻下一个又一个大清炮台的时候一个名叫爱德华兹的英国水手却在马六甲附近的廖内群岛蹲在一个竹制的牢笼中，满怀惊恐地写下这样的文字：“一共有45人被他们抓了，有的人被割掉胳膊，有的人断了腿，而我则被割掉舌头。”严格来说摩洛海盗并没有特定的掳掠目标，只要能够换钱的东西，他们都不会放过。

（三）运往中国的海参和燕窝，运往印度的胡椒和丁香，运往巴达维亚的银币，以及各式各样的西方武器，只要可能都会成为他们的囊中之物。不过海盗们最爱干的还是掳掠人口，尤其是在东南亚各土邦混战不休的时候本地王公和富商都需要大批人力。苏禄群岛上的裘洛就是南洋奴隶交易的中心，一度有“东方的阿尔及尔”之称。在海盗活动最猖獗的百年中裘洛的市场共贩卖出30万名奴隶劳工，成为东南亚劳动力的最大供应地。这些奴隶会直接进入农场或奴隶主家中做工，要不然就去从事林业和捕捞海产等比较危险的行业，沿海的奴隶主大多都依靠这些行业来获取对外贸易所需的货物。有些强壮的奴隶被充作海盗船的划桨苦力，老弱病残则会沦为南洋猎头民族的祭品。反过来海盗的修葺船只、购买补给和纵情声色也刺激当地的消费市场，南洋地区在短时期内形成以海盗活动为核心的循环经济圈。但南洋海盗经济的繁荣是以损害西方、印度、中国商人利益为代价的，单为利益考虑，各国也绝不会允许摩洛海盗继续在南洋地区随意劫掠。当时占据新加坡的英国东印度公司甚至认为如果任由海盗活动发展下去，英国在东南亚的贸易将会被“完全摧毁”。负责海盗清剿作战的是南洋当地实力最强的两个国家——西班牙和英国，西班牙主要负责对菲律宾南部苏禄群岛海盗的进攻，英国则专注于扫平新加坡附近地区的海盗。1848年荷西·鲁兹上校率领一支西班牙舰队向巴兰金吉岛的摩洛海盗发动进攻，舰队共有19艘小型战舰，搭载数百名西班牙陆军。巴兰金吉岛上聚集超过1000名苏禄海盗，他们守卫在岛上的四个炮台附近，拥有124门火炮、大量火枪和几十艘棚屋快船。西班牙人登陆后和海盗进行激烈交战，甚至一度展开白刃搏杀，最后西班牙军攻克三个炮台，并冲进最后一个炮台将残余海盗一网打尽。这次反海盗行动共击毙击伤海盗500多名，俘虏也近500人，西班牙人死22人、伤210多人。等西班牙人撤走后海盗再次占领这里作为基地，迫使西班牙军队第二次对巴兰金吉进行扫荡，并轻松攻克此岛。但苏禄海盗虽然遭到打击，仍活跃在婆罗洲和菲律宾的航线上继续作案。在马六甲中扑灭海盗的任务交给英国上尉詹姆斯·布鲁克，这位英国海军军官深受当地马来王公器重，被委任为沙捞越地方的拉贾（就是最高军政长官）。布鲁克率领自己的小型舰队对马来亚海域的海盗展开一系列搜捕行动，1843年的一次行动中布鲁克逮捕马鲁古地区的大部分海盗，1847年布鲁克在巴拉尼尼摧毁数十艘海盗木帆船。布鲁克对海盗严厉的惩处甚至引起伦敦方面的不满，专门派了一个委员会来调查他“对当地人过于严重的暴力行为”。不过就算遇到国内的阻碍，布鲁克的反海盗行动却并未停止，反海盗的行动甚至持续到第二代。

（四）1862年布鲁克的侄子率领一艘小型蒸汽兵船战胜6艘大型海盗船，击沉其中4艘，击毙俘虏海盗100多人。尽管英、西等国打击海盗的力度始终很高，但摩洛海盗一直没有停止在南洋的海盗活动。1898年美西战争后美国海军代替西班牙海军，成为镇压海盗的主力，在首任菲律宾总督老麦克阿瑟（阿瑟·麦克阿瑟）部署下美国海军建立钢甲快艇和小型巡逻舰的定期巡航制度，大大减轻当地的海盗威胁。二战以后随着地区安全形势恶化，苏禄等地的海盗行为又有复燃之势，仅在1959年至1962年之间就发生过232宗海盗劫案，到当代以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阿布萨耶夫为首的新一代摩洛人海盗仍旧是菲律宾海域船只通航和个人生命财产的巨大威胁。摩洛民族解放阵线（简称摩解、MNLF）是菲律宾南部反政府武装组织，1972年成立，1977年后由于内部派系矛盾和外国援助减少等原因，该组织分裂为三派。其中两派主张在菲南部棉兰老地区实行民族自治，另一派主张棉兰老地区脱离菲律宾，成立一个独立国家。1972年摩洛民族解放阵线创立，1987年南部各省举行公投，建立由棉兰老岛四省组成的“棉兰老穆斯林自治区”，密苏阿里任主席。1996年政府与摩解达成和平协议，2001年密苏阿里与阿罗约政府发生利益冲突，其支持者于11月在霍洛岛发动武装叛乱，政府迅速平叛，宣布密犯有叛乱罪。摩解另一派系的领导人胡安任该党主席，密潜逃至马来西亚沙巴，被马来西亚政府逮捕并于 2002年1月引渡回菲律宾。2007年2月阿罗约总统下令执行与摩解的和平协议条款，希望通过和平、发展、多种信仰对话及国际合作实现与摩解的最终和解，解决菲南部冲突。2012年4月为平息南部多年的战祸与贫穷，菲律宾政府做出重大政治让步，同意让穆斯林分离组织在民答那峨岛成立相当于“亚国”的新政治实体。菲律宾政府与摩洛穆斯林解放阵线（MILF）的谈判小组签署“和谈原则要点”文件，在十项和谈原则要点当中最受关注的是双方同意共同努力成立新的政治实体，MILF要求掌握除国防、外交及邮政以外的所有政府功能。1977年后派系矛盾和外国援助减少等原因，该组织分裂为三派，其中两派主张在棉兰老地区实行民族自治，另一派主张棉兰老地区脱离菲律宾，成立一个独立国家。1987年1月后一派放弃独立要求，并与政府就棉兰老地区自治问题进行多次谈判。1996年9月与政府签署和平协议。2012年10月7日菲律宾总统阿基诺宣布菲律宾最大反政府武装“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已与政府达成协议，结束在南部棉兰老地区的反政府活动。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又名莫洛伊斯兰解放阵线）是菲律宾最大穆斯林反政府民族武装组织，2012年4月25日菲律宾“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宣布菲律宾政府同意在棉兰老地区建立一个伊斯兰“次国家”。组织一直坚持分离主义武装斗争，主张在棉兰老岛建立一个独立、严格的伊斯兰国家。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1978年从摩洛民族解放阵线分离后建立，初期力量极小，90年代后逐步壮大。1996年9月摩洛民族解放阵线与政府签署和平协议后部分不愿接受政府军警整编的人员陆续加入，其力量大增，现有成员1.54万人、各式武器1.13万余件。

（五）拉莫斯总统任内与政府共进行六轮低级别谈判，但因双方立场迥异而无实质进展。埃斯特拉达就任后双方于1998年8月签署《关于推动棉兰老和平进程协议》，9月又签署将各自前沿阵地部队后撤5公里并实行停火的协议，但上述协议并未得到执行，武装冲突时有发生。1999年政府军警部队与摩伊游击队之间不断发生冲突与交火，和谈因菲参议院批准《菲美访问部队协议》等因素一再延迟至10月才开始。双方和谈小组于12月就谈判规则与程序达成一致，决定2000年1月开始正式谈判。2010年摩伊方面的新任首席谈判代表默哈格尔·伊克巴尔日前宣布摩伊将努力争取在菲南部棉兰老地区建立一个亚国家，并以此与菲政府方面达成一项全面的和平协议。伊克巴尔说：“亚国家的概念不意味着独立，它仍将隶属中央或国家政府，是菲律宾的一部分。”亚国家建立后摩伊将变为这个亚国家的一个过渡性机构，最终由摩洛人建立一个自己的政府。菲律宾政府23日对分离组织“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摩伊）宣布不再寻求建立一个独立国家表示欢迎，认为此举有利于结束菲南部棉兰老地区冲突。2012年4月25日菲律宾 “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简称“摩伊解”）宣布菲律宾政府同意在棉兰老地区建立一个伊斯兰“次国家”， 菲政府首席谈判代表表示菲政府已与“摩伊解”达成10项原则性共识，包括在棉兰老地区建立新的自治政治实体，以取代棉兰老穆斯林自治区。他解释说：“该政治实体并非独立国家，而是属于在菲律宾领土和主权范围内的‘次国家’。当地将建立一个内阁式的政府，但其国防、外交、外贸和货币政策等权力仍归中央政府。”菲律宾总统阿基诺在2012年10月7日宣布菲律宾最大反政府武装“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已与政府达成协议，结束在南部棉兰老地区的反政府活动。菲律宾武装部队于2005年1月8日宣布政府军在27日对南部“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基地进行的空袭中至少打死40名反政府武装人员和恐怖分子，2008年8月反政府武装“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与政府军在棉兰老岛南部再次爆发冲突，造成约30万人流离失所。菲律宾军方2012年8月6日说南部反政府武装“摩洛伊斯兰自由运动”于5日夜间偷袭政府军多达10处军事设施，双方发生激烈交火，导致1名政府军士兵、5名反政府武装分子和1名平民被打死，另有5人受伤，数千当地居民被迫逃离家园。6日清晨反政府武装又对驻守在安帕图安镇的政府军士兵发动袭击，双方均无人员伤亡。菲政府军一名指挥官说武装分子在偏远的安帕图安村扣留约500名村民作为人质，一些村民说武装分子还破坏电力供应设施，使他们自5日晚起一直断电。2012年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反政府武装（MILF）在菲律宾交出第一批武器，这是和平进程的一部份，菲律宾总统阿基诺出席在马京达瑙的活动时赞扬这是向前迈进的重要一步。MILF将会停用75件武器，以显示他们的和平承诺。2012年政府和MILF签署停火框架协议，有145名MILF的武装派别成员将被重新纳入主流社会。

俾路支族

（一）俾路支族是巴基斯坦的一个少数民族，多居住在俾路支省，也有一些居住在信德省。俾路支人也是伊朗人和突厥人的混血种，主要从事畜牧业。俾路支族是伊朗人的一支，人口大约五百万。居住在广大的地区，包括巴基斯坦的西南部、阿富汗斯坦以及伊朗东南部的高原。巴基斯坦俾路支省位于巴基斯坦西部，是巴基斯坦四个省份之一，人口占全国的百分之四。俾路支语是伊朗西北部的一种伊朗语方言，俾路支人是逊尼派穆斯林，不过许多人同时信奉苏菲派的教义。俾路支人中间只有很少的基督徒，俾路支人对基督教和上帝的救赎福音充满敌意。巴基斯坦的俾路支斯坦省有两大民族：一个是俾路支族，一个是普什图族（也是阿富汗斯坦的主体民族）。其人口各占该省总人口的40%多一点，部落制度是俾路支斯坦社会形态的重要特征，根据两大民族的分布在该省形成两大部落群。俾路支族部落占据34万平方公里的五分之四，经济社会发展比较落后，一些部落仍属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阶段，领主制度（当地人称萨达尔制度）普遍施行，蓄奴现象比比皆是。而普什图族部落人口虽众，却只占据该省面积的五分之一，其经济社会相对发达，其部落头人与部落民众之间的关系相对缓和。所不同的是普什图部落伊斯兰宗教色彩重，巴基斯坦多数宗教极端势力都来自这里。而俾路支部落则受四种混杂的意识形态支配，既接受民族解放运动思想和俄国十月革命思想，也吸纳西方民主自由思想，偶尔还受伊斯兰教“圣战”思想的影响，他们政治主张是自治甚至独立，这是巴基斯坦联邦政府所不能容忍的。伊朗也有个俾路支斯坦，在伊朗与巴基斯坦交界地带也有一个俾路支斯坦，但其名字与巴基斯坦的俾路支斯坦不同，叫锡斯坦-俾路支斯坦。该省位于伊朗东南部，与阿富汗斯坦、巴基斯坦接壤。这里生存环境极为恶劣，除了少数几处绿洲外便是大片的沙漠和荒山。当地居民以逊尼派俾路支人为主，以放养骆驼和从事农业为生。长期以来这里也是贩运毒品的重要通道，近年来毒品贩子常和盗匪等勾结在一起，除贩毒外还进行绑架、勒索、抢劫甚至杀人等犯罪活动，其猖獗的犯罪活动使边境地区居民深受其害，社会治安非常混乱。有22名伊朗俾路支族逊尼派教徒被杀害，据说都与一个与“基地”组织有着密切联系的“真主战士”恐怖活动小组有关。2004年6月该组织在伊朗境内的活动逐渐增多，与多宗绑架、暗杀案有关。伊朗总统内贾德的车队就在该省遭遇伏击，内贾德本人躲过一劫，但他的司机和一名保镖在袭击中丧生。伊朗锡斯坦-俾路支斯坦省地方官员的一支车队从伊朗扎博尔返回扎黑丹市途中遭到武装分子伏击，整个袭击过程持续15至20分钟，造成23名政府官员死亡，7人被扣为人质，其中包括一名高级安全官员。

（二）巴基斯坦人多是混血的，按地域和历史传统划分时巴基斯坦是多民族国家，主要有旁遮普族、信德族 、普什图族和俾路支族。旁遮普人是巴基斯坦的主体民族，属雅利安人种拉其普特人，为浅棕色皮肤，也有白色皮肤的。高鼻子，黑眼睛，黑头发。典型的旁遮普人一般身材魁梧，肤色比印度人稍白，略带褐色。信德人属雅利安人种，有阿拉伯人血统,俾路支人属伊朗族系。印度素有“人种博物馆”之称，既有高大的白种人，也有头发卷曲的黑种人，还有黄种人和混血儿。如果单从外貌和体型看很难辨认哪一个是印度人，哪一个不是。印度北部的居民是中亚雅利安人的后裔,从人种学上说属于白种人，南部的原始居民的后裔属于黑色人种。后来又有蒙古人种的人进入印度，于是出现不同种族的通婚，形成混血人种。因此有的人脸型像欧洲人，但肤色较黑，其中当然也受到自然气候影响，如南印度的雅利安人要比北印度的雅利安人黑。教科书的正确考试答案是白色人种，但皮肤黝黑。孟加拉人是南亚次大陆古老民族，孟加拉全国82%为孟加拉族。孟加拉地区的最早居民是亚澳人，后有蒙古人从东北部进来，再后又有混血的雅利安人迁入。这几部分人经过长期融合，逐渐形成今天的孟加拉人，与印度人没有太大区别。只不过信仰伊斯兰教，多为穆斯林。俾路支省，又称巴基斯坦俾路支斯坦，位于与伊朗及阿富汗三国交界地区，面积34万平方公里，是巴基斯坦面积最大的省。当地人口以俾路支人为主，语言为乌尔都语及俾路支语，主要信奉逊尼派伊斯兰教，以放牧和农业为主。当地的天然气蕴藏量十分丰富，该地也是巴基斯坦军队核试验场地。俾路支省位于巴基斯坦西南部，面积为34.7190万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43.6%，为全国最大省份。人口数为716.7万，占全国总人口的5%，为人口最少的省份。整个省区划分29个区，首府为奎塔，主要城市有胡布、瓜达尔、胡兹达、查曼、锡比、喀拉特等。该省北靠阿富汗、西邻伊朗、南濒阿拉伯海，是东亚通往西亚的必经之路，也是中亚各国和阿富汗国家进行转口贸易的潜在的贸易通道，同时也是中东、中亚通往远东的潜在的能源通道，地理位置相当重要。俾省的经济总量只占巴整个经济总量的3.5%，2004-05财年巴经济增长率为8.4%，而俾省的经济增长率仅为2%。1972-73财年至2004-05财年旁遮普经济增长达4倍，信德省3.6倍，而俾省仅为2.7倍。该省的人均收入2004财年为400美元，为巴人均收入的2/3。农业、畜牧业、服务业为俾省的经济命脉，在经济结构中占主要成份，大的基础设施和市政建设主要来自政府开支。该省没有什么支柱产业，财政入不敷出，基础设施状况不佳，人均收入较低，与西北边境省同为巴最贫困地区。自1998年开始连续8年的旱灾使其农业生产下降7%，令其经济雪上加霜。

（三）俾省社会发展水平很低，教育、卫生、健康等10项指标有9项排在最后，其中教育初等教育入学率不超过40%。贫困人口从1998-99财年至2004-05财年上升到29%，达210万人，约占全省整个人口的29%。劳动生产率不及旁遮普省的1/4，仅为信德省的1/3，劳动力素质圴低于其它省份。俾路支省位于巴基斯坦西南部，面积接近巴国土总面积的一半，人口却只有700多万，仅占巴国总人口的5%左右，是巴国人口最少的省份。由于自然环境恶劣，该省还是巴国经济最落后的地区，经济总量仅占全国的3.5%。尽管如此，但俾路支省对巴国具有重要的地缘战略意义：一方面该省与伊朗、阿富汗接壤，拥有巴国最长的海岸线，是中东亚地区进出阿拉伯海的主要通道；另一方面该省自然资源丰富，巴国近半数天然气都源自该省，连接伊朗和印度的天然气管道即从此通过。世界上有超过半数的俾路支人（约400万）生活在巴基斯坦，但只有不到200万生活在俾路支省，其他多分布在信德和旁遮普地区，除此之外俾路支人在伊朗（约200万人）和阿富汗（约65万人）还有分布。长期的共同生活形成俾路支人独特的部落制度，并一直延续至今。在俾路支地区定居的最早证据可追溯至旧石器时代时代，遗址文物代表有狩猎营地和岩屑散射（包括一些岩画和剥落的石制工具）。最早的定居村位于Kachi平原，在随后的铜石并用时代伴随俾路支先民互动扩增，这些村庄规模扩大，这涉及到产成品和原料包括chank外壳、青金石、绿松石和陶瓷的运动。前2500年（青铜时代）俾路支地区成为哈拉帕文化轨道的一部分，提供关键资源的印度河盆地的东部发展成扩张定居点。前1世纪到3世纪该地区的Pāratarājas（一个朝代的印度-西徐亚人或印度-帕提亚国王）统治，王朝的Pāratas被认为是相同的Pāradas的“摩诃婆罗多”，往世书和其他吠陀和伊朗的来源。Parata国王基本上是通过他们的硬币，通常表现出胸围的尺子上的正面（长头发的内头带）和琐罗亚斯德教的火坛上的反向（通常是银硬币）或法卢文（铜钱），这些硬币主要分布在洛拉莱在巴基斯坦西部。希罗多德在前450年《历史》一书中记载作为一个部落统治Deiokes，波斯王，波斯西北部的历史描述Paraitakenoi的雅利安人生活习俗，介绍亚历山大大帝如何在巴克特里亚和索格底亚那遇到Pareitakai和他们征服Craterus。Periplus的Erythraean海介绍境内的跨越Ommanitic地区的Paradon，现代俾路支省的海岸上。8世纪在阿拉伯征服波斯帝国后穆斯林的技术官僚、官僚、军人、商人、科学家、建筑师、教师和神学家到其余的穆斯林世界，许多定居在俾路支和它的附庸地区，直到崛起的莫卧儿。

（四）11世纪许多俾路支部落进入该地区的西部，塞尔柱突厥人逃脱。西部俾路支省在19世纪被伊朗征服，它的边界固定在1871年。在东部和阿曼的最后的财产“瓜达尔阿曼”的影响力减弱，在1958年被巴基斯坦收购。18世纪时俾路支人曾建立起松散的俾路支斯坦国，但19世纪初随着英国殖民者的到来，该地区很快就沦为英国的保护国，与此同时沙俄也开始南下与英国争夺势力范围。为将阿富汗变为阻止沙俄南下的缓冲带，1893年英属印度当局划定阿富汗与印度的边界，即“杜兰协议”。根据该协议时俾路支斯坦一部分被划给阿富汗，另外一部分则划给英属印度。20世纪初期俾路支的默里部落曾发起反英独立运动，其领导人巴赫希的抗英斗争是俾路支民族引以为荣的历史。俄国十月革命和土耳其的凯末尔革命曾再度激发起俾路支人的民族独立意识，并发动多次反英斗争，但最终都被英国军队和俾路支的萨达尔镇压。二战后在英国准备撤出南亚次大陆前夕，俾路支人曾再度提出独立要求。但随着1947年印巴分治，英国当局却将该地区划分给巴基斯坦，他们的愿望再度落空，引发俾路支人的不满，该事件是为今日俾路支问题的起源。1947年巴基斯坦刚刚建国，卡拉特邦（俾路支人最大的部落）末代首领穆罕默德·亚尔·汗宣布独立，随即引发俾路支问题上的第一次军事行动。此后1958年、1962年和1973年再度发生军事冲突，尤以1973年规模最大，约5.5万部落军队和7万政府军卷入其中，造成双方共计8000多人死亡。1977年平定叛乱之后上台执政的齐亚·哈克政府在俾路支问题上采取多种缓和措施，如大赦6000余叛乱分子（包括现今“俾解”领袖马里），增加对俾路支地区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等，俾路支分离运动陷入低潮。俾路支省位于中亚、西南亚、和南亚的分界地区，属于伊朗高原东面边缘，是巴基斯坦四个省份中面积最大的（构成其领土的48%）。然而由于由于山区地形和水资源的匮乏，人口密度非常低，该省南部地区被称为玛克兰。中部地区的被称为kalat ，苏莱曼山雄踞该省的东北角部分，柏兰通道是进入阿富汗的坎大哈一个很自然的路线。奎达以南地区是沙漠地形，稀疏的小城镇大多位于河流和溪涧附近。该省首府是奎达，位于该省人口最稠密的地区在东北部，坐落于一个靠近阿富汗边界的河谷，一条道路在坎大哈西北。在临海城市瓜达尔是巴基斯坦政府正在进行一项大型工程项目，在中国帮助下建立一个港口。以此作为巴基斯坦海军与另一基地，并减少巴基斯坦的对仅有的卡拉奇和qasim这两个主要港口的依赖。俾路支省位于巴基斯坦西南部，北接阿富汗，西邻伊朗，南濒阿拉伯海，是巴基斯坦面积最大、人口最少的一个省。居民主要是俾路支人、帕坦人（在阿富汗称普什图人）和信德人，还有少数布拉灰人和洛西人。

（五）1947年印巴分治时俾路支省卡拉特土邦曾拒绝加入巴基斯坦，自行宣布建立所谓“俾路支斯坦独立国”，被巴政府镇压下去。此后一些俾路支人认为本民族在军队、政府和经济领域中毫无地位，受到“旁遮普人占统治地位的”联邦政府的歧视，因而要求实行高度自治。1973年到1976年俾路支省一些部落发动武装暴动，阿里·布托总理先后派出10万军队平暴，双方展开激战。1977年齐亚·哈克上台后对俾路支人采取安抚政策，宣布实行大赦，增拨发展费用，使矛盾有所缓解，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20世纪80年代以来俾路支人争取独立的运动时紧时松。俾路支是巴基斯坦最大、经济最不发达、人口最少的省，但拥有丰富的天然气、煤和铜资源，满足巴基斯坦一半能源需求。长期以来当地部族不满政府为获得天然气特许开采权而支付的费用，部族拥有自己的天然气采集设备，但是巴基斯坦政府军实际上控制天然气基地。俾路支省人口只有1300万，不足巴基斯坦人口总数的8%。当地居民中约44%是普什图族人，43%属于俾路支族，另有13%是旁遮普族及其他少数民族。约5/6的俾路支省土地是俾路支人居住，1/6是普什图人居住。然而该省首府奎达市的居民大多数是普什图族人，100万人口里大约占4/5。农业在俾省经济发展中占举足轻重的地位。GDP约30%来自农业，约75%的人口直接或间接依靠农业为生，共有640万公顷可耕种土地，但实际利用率不到27%，该省主要农作物有小麦、大米、玉米和棉花等。俾省属亚热带气候，几乎所有热带和亚热带水果均可在该省种植。主要出产水果有蜜枣、香蕉、苹果、杏、樱桃、桃、葡萄等，年均总产量 90万吨，略高于信德省排在旁遮普之后列第二，其中蜜枣产量约占全国总产量的41%。该省主要大宗蔬菜品种为番茄、黄瓜、洋葱、茄子、辣椒等，年均产量37余万吨。由于俾省大部分地区少雨、干旱，农业收成很大程度上靠天气。该省可灌溉面积81.7万公顷，水渠及水井为农业灌溉的主要方式。为改善水利灌溉条件，俾省政府出资兴建一些渠坝。俾省有1100公里海岸线，渔业资源非常丰富，有30多种虾类、10余种蟹类、5种龙虾和70多种鱼类，鱼类有金枪鱼、沙丁鱼、鲨鱼、马鲛鱼、鲳鱼、鳗鱼、鲶鱼、加吉鱼和石斑鱼等。沿海大多地区以渔业为生，渔业直接或间接吸收1百万人就业，其中大多为渔民。瓜达尔地区为主要捕鱼区，占俾省捕鱼量37%，占全国总量23%。该省年均渔业总产量约12万吨，其中当地消费仅1万余吨，其余皆用于出口。潜在投资领域：渔业加工、虾捕捞、金枪鱼捕捞、海产品加工和冷藏技术等。畜牧业约占本省农业比重的36%，对GDP贡献率约10%，对外赚取外汇比率为全国总水平的9%左右。在农村有超过2/3的村户日作与畜牧业生产有关，即使在城镇也有1/2家庭养殖羊，畜牧产品除满足本省需要外也在不断增加向信德省和旁遮普输出。

（六）影响畜牧业发展的主要因素是干旱造成的牲畜食料匮乏，1996-2006年十年间该省的牲畜业增长2.3%，而需求量却在不断增大。俾省年产约21万吨牛羊肉，约占全国总产量的8%，年产100万吨牛奶，约占全国总产量的13%。潜在投资领域：牛奶生产和包装、牛羊养殖、奶制品、屠宰站、羊毛处理、制革、腊肠生产等。由于长期封闭和缺乏投资，俾省的工业基础十分薄弱，几乎没有什么大型制造业，主要为大理石、花岗岩及煤炭加工、面粉加工、渔产品加工及食用油、饮料、水泥、轧钢、医药、园艺、手工艺品生产和拆船业，除工艺品为该省一大亮点外其它制造业在全国所占比重微不足道。俾省地广人稀，但资源相对较为丰富，尤以盛产天然气为名。巴矿产资源主要分布在俾省和西北边省，其中以俾省为多，占全国总矿产资源的50%左右。铜金矿、大理石、宝石、铬矿等矿产储量比较大，铅、锌、钛、锑等也有一定储量（其中铜矿资源约占全国总产量的80%以上），天然气、铬和大理石的开采最多，铜矿也逐渐开始进入开采阶段。俾省矿产资源虽然在全国占比较大，但开采量严重不足，矿产生产在全国矿产生产中所占比重不到7%。天然气在巴基斯坦能源消费中约占50%。俾省天然气资源在全国占比较大，已发现的气田约占全国总数的35%，但潜在的储量很大，尚待进一步勘探。已开采的天然气绝对数量在近10几年来占全国比重最高，1995年为全国总产的56%，达3550亿立方英尺。其中苏伊天然气田开采量最大，接近全国总产量的25%，该气田亦为世界十大天然气田之一。由于地质、安全、社会发展等一系列问题，该领域缺乏投资，造成对新气田的勘探不足，而现有气田的储量有限。至2005年俾省燃气开采量为3360亿立方英尺，在全国的比重下降到25%。俾省有色及非有色金属有一定储量，已探明铜矿主要在俾省查盖地区的雷克迪克和山达克，其中雷克迪克铜矿储量较大，已列入世界7大铜矿之一。山达克铜矿已由中国冶金集团公司于2003年开始开采，年产粗铜约18000吨。雷克迪克铜矿则已被澳大利亚公司所拥有并一再推迟开采，主要原因是具有矿产开采权的公司在进行资产运作及作战略储备（2002年国际铜价不到2000美元一吨，如今最高已接近9000美元一吨）。煤在全国总储量占比并不高，但开采最早，开采率也较高。俾省自1877年就开始有煤炭开采，其煤质较好，广泛用于水泥、制糖、化肥、制砖等产业中，对俾省经济发展有很大贡献。潜在投资领域：洗煤及煤加工，大理石、花岗石、缟玛瑙开采加工，大理石、花岗石、缟玛瑙手工艺制品，铁矿石开采及冶炼，钢铁厂，铜、锌、铅开采及冶炼，铬矿开采、选矿、冶炼，大理石、花岗石、缟玛瑙及制品出口，重晶石开采，石灰石开采，水泥厂，宝石开采加等。道路总长4605公里（包括3002公里国道），19853公里为单行公路，道路密度为每平方公里0.07公里。

民族问题

（一）民族问题指的是在民族关系上民族与民族之间的矛盾问题，指民族从形成、发展直到消亡之前的各个历史阶段不同民族和民族集团间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发生的各种矛盾。民族问题是一个社会政治问题，属于一定的历史范畴。它随着人们形成为不同的民族而发生，也将随着民族差别的消失而消失。解决民族问题核心是实现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问题，一般来说民族问题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从狭义方面讲民族问题是指从民族产生、发展直至消亡的各个历史阶段，不同民族之间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发生的一切矛盾问题，民族之间存在矛盾才能产生民族问题。作为一种历史范畴，民族问题有自己的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规律。民族问题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各个方面，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条件下，具有不同的内容和性质。广义：从广义上讲民族问题还涉及民族自身的发展以及民族和阶级、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民族问题是社会发展总问题的一部分，社会在发展变化，民族问题也随之变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社会条件下民族问题具有不同的内容和性质，在阶级社会里不论是国际范围，还是多民族国家，民族问题主要是民族压迫、民族歧视、民族不平等的问题，要解决这种历史条件下的民族问题必须推翻阶级压迫制度。而在业已消灭阶级剥削，铲除产生民族压迫的阶级根源，实现民族平等的社会主义条件下，民族问题则主要是由于历史遗留下来的各民族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上的差距，造成的各民族在享受法律所赋予的民族平等权利时存在着事实上的不平等，这种事实上的不平等是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的一个较长时期内仍然存在民族摩擦的主要原因。要解决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民族问题，国家和先进民族必须采取各种措施，大力帮助落后民族在社会主义道路上更快地发展、繁荣、逐步缩小民族间经济、文化发展上的差距，同时不断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这些任务只有随着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高度发展才能解决。所以在民族问题存在的全部历史中不论任何时期，它的发展变化及问题的解决都是和社会发展的总进程及改造社会的总任务联系在一起的。民族问题产生的根源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1）自然原因：从自然属性考察时民族是一个客观的社会存在，构成社会机体的独特细胞。从一定的意义上来说每个民族都是具有自己独特属性和独立结构的事物，民族结构包括经济结构、文化结构、体制结构，等等，各个民族之间正是由于民族结构的不同而存在着巨大的个体的差异，这种个体的差异单独存在的时候无法判断它拥有的特异性，当不同的个体并列在一起的时候它们互相之间的差异也就显现出来。差异本身就是矛盾，这种矛盾的产生、发展、演化会表现为具体的形式，这样民族问题也就产生了。各个民族由于具体的情况不同，有着不同的利益和要求，这在一些重要的时刻更容易表现出来，如果不能处理好，矛盾便会产生，问题就会出现。

（二）在解决不同民族之间的发展差异、满足不同民族需求的时候伴生的是社会资源、社会财富的分配问题，因为社会资源和财富在任何一个点上总量总是固定的，在进行分配时总是此多即彼寡，给一部分人的多了，也就意味着给另一部分人的少了。什么是一个最公平合理的度难以像尺子量布那么准确，不同的民族对此的判断在很多时候结果是不相同的：如果认为是公平的、可以接受的结果会相安无事；如果认为结果是不公平、不能接受的，那就可能使原有的矛盾激化，或是产生新的问题。基于自然原因而产生的民族问题还有另外一种情况，那就是民族间由于自然的差异特别是由于生活方式不同而造成的摩擦和冲突。不同民族的生活方式需要协调，长期形成的生活方式具有极大的稳定性，不愿意也不可能在短时期加以彻底地改变而融入另外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之中。这种长期形成的生活方式寄托着民族的某种精神或感情，轻易的改变会引起抵制和矛盾，所以不同生活方式的民族之间有时会由此产生民族问题，这种事例在现实生活中并不鲜见。最好的办法是互相理解和尊重，这有利于各个民族，有利于社会。但是不同的民族相处在一起，要做到绝对地和平共处并非易事，有意的或无意的造成对对方民族生活方式的侵犯的事情有时难以避免，由此也会产生民族问题。（2）社会原因：民族问题是一种社会现象，它和社会生活的内容、和社会自身的发展紧紧地联系着，所以社会本身会给民族问题以极大的影响，许多时候社会原因成为民族问题产生的直接原因：一是政治原因，即国家实行什么样的民族政策对民族问题有着直接的影响。因为政策会直接作用于民族自身的发展和民族之间的关系，由此对民族问题产生直接的制约。比如民族平等政策就会使各民族产生一种平等感，并由此使彼此之间处于一种良好的关系，这就会有助于防止民族冲突的产生。反之如果实行的是民族歧视政策，使不同的民族在社会生活 中处于不同的地位，势必产生一些民族歧视另一些民族、侵害另一些民族物质利益的现象，被歧视、被压迫的民族必然会以各种形式进行抗争，由此会冲突不断。而国家为了维持既定的民族政策，也必然会对这种抗争进行压制和打击，其结果是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被压迫民族和国家之间的争斗此伏彼起。不同的民族政策不仅对民族问题的产生有着直接的作用，也会对民族问题产生以后的处理产生不同的作用。世界上再好的政策也不可能绝对地杜绝民族问题的产生，在处理民族问题上除了事先预防以外在很多情况下是需要事后的处置，如果政策适当就有可能使业已发生的民族问题得到及时和妥善的解决，反之不仅业已发生的问题不能很好地解决，迁延日久，还可能成为下一轮新的民族冲突发生的隐患；二是经济原因，经济是整个社会的基础，经济问题可以说是一切社会问题的终极原因，任何社会现象几乎都能从经济上找到根据，民族问题也不例外。不同的经济生活构成民族的特征之一，经济差异是民族差异的重要方面，只要这种差异存在，民族问题必然产生。

（三）经济生活构成各个民族生存发展的基础，各个民族无一不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而奋斗。这样必然会和其他的民族发生经济上的联系和交往，由此会发生经济利益的冲突，在这个时候基于经济利益而产生的冲突便会成为民族冲突的重要原因。不同的民族生活在一个国家里，如果经济社会发展大体相当，各个民族都能够获得经济社会发展所带来的好处，那么民族关系就很可能是和谐的。反之如果各个民族在经济上处 于不同的地位，发展的差异很大，那必然为了自身的发展、为了本民族的经济利益而提出要求、提出主张，这就是民族问题中的发展问题。中国在解决民族问题上提出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各民族共同繁荣，努力使各个民族在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都得到发展、都得到进步，这样才能够有效地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实现各民族的和谐；三是历史原因，历史是连续不断的，又是生动而充满力量的。它会在今天的土地上留下城堡、留下斧头、留下瓦片，也会在人们的思想深处留下记忆、留下情感、留下观念，并且历史上形成的各个民族的思想观念会以具体的内容代代相继，这其中有着对其他民族的记忆和印象。各个民族可能会朦朦胧胧或者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其他民族对本民族是疏是亲、是祸是福，这些可以通称为历史意识。这种意识会在一定条件下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各个民族的行为方式、行为目标，从而对民族关系造成影响。同时在历史的长河中还会留下具体的与相关民族间关系的记录，或是利益的纠葛，或是冲突的记忆，这些可以通称为历史斑痕。历史意识和历史斑痕相互交织，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延续到历史的某一个点，由于某一个具体的事件便会演变成现实的民族冲突。民族是在人类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民族问题的发生和发展也已经历很长的历史过程。在古代从人们开始由部落发展成为民族的时候起从某种意义上说民族问题就已有了自己的早期雏形，随着私有制和阶级的出现特别是奴隶制度确立之后由部落联合而成的各个小民族或民族集团为了占有最好的土地和掠夺家畜、奴隶和财富，彼此之间不断地进行战争。到了封建社会后这种掠夺战争不但规模更大，而且进一步发展成为民族征服战争。一些较强大的民族中的封建统治者为了扩展其领土，奴役更多的人口，不断发动征服异民族的战争，这种战争除了掠夺财富外还具有民族压迫的性质。有的征服者甚至使用暴力手段，对被征服民族实行强制同化，其民族压迫性质更为明显，总的说来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漫长时期中民族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是掠夺与被掠夺、征服与被征服、同化与被同化的关系。尽管各族人民间也发展着经济、文化上的联系，但这种联系是通过曲折的途径实现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冲破中世纪的沉睡状态，民族的面貌和民族问题的内容发生巨大的变化。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随着封建制度崩溃，统一的民族市场和经济、文化中心的建立，资本主义的现代民族（资本主义民族）开始形成。

（四）这种民族的形成过程从西欧的情形来看是和他们建立独立民族国家的过程相一致的，例如英吉利、法兰西、德意志、意大利等民族，同时也就是英、法、德、意等国家。但是在东欧和其他一些国家中由于封建制度尚未消灭，资本主义发展较弱及其他种种条件则形成多民族的国家。在这个时期民族问题主要是觉醒的民族资产阶级反对本民族封建阶级的封建特权、异民族的封建专制制度及君主制度的民族压迫政策，争取民族独立和民族平等权利的问题。新兴的资产阶级打着民族的旗帜，吸引本民族的各个劳动阶层参加民族运动，与统治民族的地主、资产阶级进行斗争。斗争的焦点从经济上说主要是围绕着争夺市场进行的，斗争的目的是资产阶级为了取得发展资本主义的有利条件。这时的民族运动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运动，而这个时期的民族问题的解决是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联系在一起的，1775～1783年北美殖民地从英国殖民统治下取得独立、1810～1862年南美殖民地获得解放以及19世纪希腊、塞尔维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民族从土耳其统治下得到解放并成立相应的国家都是这个时期民族运动的胜利成果。资本主义民族是上升时期的民族，民族类型之一，指资本主义或已经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民族。资本主义民族是人类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的产物，恩格斯说意大利是第一个资本主义民族。17、18世纪西欧许多国家的民族内部由于产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随之也产生两个新兴的阶级：一个是资产阶级，一个是无产阶级。在年轻的资产阶级看来市场是基本问题，它的目的是销售自己的商品，战胜和自己竞争的异族的资产阶级，因此它力求保证有“自己的”“本族的”市场。但问题通常不限于市场，斗争由经济范围转入政治范围，提出建立民族国家的要求，民族运动就是这样开始的。资产阶级是主角，资本主义民族就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资产阶级民族的特征比资本主义以前民族的特征有了充分得多的发展，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打破封建主义和封建割据状态的局限性，所以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共同心理素质等民族特征的表现就明显得多。斯大林对资本主义民族的发生、发展和消亡的特殊规律作了论述，他说：“世界上有各种不同的民族，有一些民族是在资本主义上升时代发展起来的，当时资产阶级打破封建主义和封建割据局面而把民族集合为一体并使它凝固起来。”既然资产阶级民族的领导力量是资产阶级，它的命运自然就和资产阶级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因此当十月革命获得胜利、俄国的资产阶级及其政党消灭以后俄国的资产阶级民族随之消灭，而在资产阶级民族的基础上经过改造，这种民族应该评定为社会主义民族。社会主义民族是现代民族的一种类型，指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后在对旧式民族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上形成的新型民族。“社会主义民族”一词由列宁1916年在《关于自决问题的争论总结》一文中提出，俄国十月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苏维埃制度以后消灭民族压迫，实现民族平等，在根本改造旧式民族（即资本主义民族）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新式民族即社会主义民族。

（五）斯大林1929年在《民族问题和列宁主义》一文中对社会主义民族从理论上作了论述，他指出：“社会主义民族是由于资本主义被消灭，而在旧式民族即资产阶级民族的基础上通过以社会主义精神根本改造旧式民族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苏联各社会主义民族不论是阶级成分和精神面貌，还是社会政治的利益和趋向，都和旧俄境内的旧式民族即资产阶级民族根本不同。工人阶级及其政党是团结和领导这些新式民族的力量，为了消灭资本主义残余，胜利地建设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在民族内部结成联盟。为了实现各民族平等和自由发展，建立各民族友谊和确立国际主义，各民族在不断消灭民族压迫和民族主义的残余，在反对侵略和侵略战争政策的斗争中，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它们同一切被压迫民族结成统一战线。社会主义民族主要由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组成，其内部是团结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它们的共同特点是：政治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在政治思想和文化领域占有主导地位；在工人阶级及其政党领导下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这种民族的全民性、团结性和生命力远远超过任何资产阶级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不但没有消除民族压迫，而且继承专制制度和君主制度的民族压迫政策的遗产，特别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后民族问题更加尖锐。各帝国主义列强为了争夺市场和原料产地，不断进行瓜分世界的斗争。他们凭借武力把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广大地区变成自己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约占世界总人口70%的弱小民族被置于它们的殖民统治之下。世界被区分为少数几个统治民族和大多数被压迫民族是帝国主义阶段的重要特征，这个时期的民族问题已经超出局部的范围，从反对民族压迫、成立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的问题发展成为世界范围的民族殖民地问题，即广大被压迫民族从帝国主义的殖民奴役下争取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的问题。这时的民族运动就其本身的要求来说虽然仍属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但由于它反对的主要敌人是帝国主义，目的是要推翻垄断资产阶级的统治，所以它在客观上就不能不成为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并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命运紧紧联结在一起，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提出的“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口号就是根据这个时期民族问题的新情况提出来的。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把民族问题推上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它大大促进被压迫民族的觉醒，推动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并在社会主义的西方和被奴役的东方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建成一条从西方无产者经过俄国革命到东方被压迫民族的新的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革命战线。第二次世界大战（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特别是中国人民大革命的胜利更加鼓舞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反帝斗争，加速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瓦解。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广大被压迫民族通过长期的武装斗争和其他斗争形式后已经摆脱帝国主义的殖民枷锁，取得国家的独立。

（六）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殖民制度虽已崩溃，但民族压迫和殖民剥削仍然存在，只是形式有所变化。因为在被压迫民族普遍觉醒、民族解放斗争空前高涨的情况下那种旧的、残暴的、赤裸裸的殖民统治已不能维持下去，不得不变换手法，以新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来代替旧殖民主义，并用政治、经济等手段对那些从殖民枷锁下取得独立的不发达国家继续进行压迫和剥削。所以只要世界上还存在着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民族问题就仍然是被压迫民族的广大人民反对压迫民族中的反动统治阶级的斗争问题。当前不发达国家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采取各种形式，反对超级大国和霸权主义的控制，争取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就是现阶段世界范围内民族问题的主要内容。民族问题从产生直到帝国主义阶段都在阶级社会中发展着，剥削制度特别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固有矛盾直接地影响着民族问题发展的进程。列宁对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民族问题进行深刻观察和分析后指出：“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可以看出在民族问题上有两个历史趋向：第一个趋向是民族生活和民族运动的觉醒，反对一切民族压迫的斗争，民族国家的建立；第二个趋向是民族之间各种联系的发展和日益频繁，民族壁垒的破坏，资本、一般经济生活、政治、科学等等的国际统一的形成。”并指出：“这两个趋向都是资本主义的世界规律：第一个趋向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占优势；第二个趋向标志着资本主义已经成熟，正在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这两种趋向是资本主义制度所具有的不可调和的矛盾的反映，也是民族和民族问题本身发展的客观规律。民族问题发展的各个不同时期可概括为两大历史阶段，区分为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条件：一种是人剥削人的阶级社会；另一种是消灭阶级剥削的社会主义社会。两种社会条件下民族问题的根本区别是不容混淆的，当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之后那种因阶级对立而产生的民族问题虽已解决，但因民族差别的存在而产生的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民族问题还将长期存在。而民族差别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在全世界范围胜利以后在阶级消灭和国家消亡之后也还不会立即消失，因为民族是个非常稳定的人们共同体，具有很强的凝聚力和生命力。即使在民族的其他特征已经消失之后人们的民族自我意识也还会保留很长时间，因此只要还有民族差别存在就还会有民族间的相互关系问题，民族问题的最终消失还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民族问题具有长期性、重要性、国际性、复杂性、普遍性的特点：长期性：民族问题是民族出现后的一种社会现象，它与民族和民族差别相伴始终。只要有民族和民族差别存在，民族问题就不会消失。重要性：通常来讲民族问题是社会总问题的一部分，但由于它涉及范围十分广泛，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演变成为社会主要问题，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统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稳定和边防的巩固。阶段性：作为社会总问题的一部分，民族问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社会条件下的基本内容是不同的。总的来说在奴隶和封建制社会中民族问题基本反映各民族之间掠夺与被掠、征服与被征服、同化与被同化的关系，具有明显的民族压迫性质。

（七）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民族问题主要是觉醒的民族资产阶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及民族压迫政策，争取民族独立和民族平等之利的问题。到了帝国主义阶段民族压迫成为世界性的普遍现岂，殖民地半殖民地被压迫民族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问题就构这一时期民族问题的主要内容。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后由于民族对抗的阶级根源已经消失，民族问题主要是人民内部矛盾，比较集中地反应在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迫切要求加快经济文化发展一。复杂性：民族问题内容繁杂，既包括反映民族问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综合内容，又涉及民族共同体语言、包域分布、传统习俗和心理状态等诸多因素，同时它还常常同午级利益、国家关系、种族问题、宗教问题等交织在一起。这些已实因素同历史因素以及对抗性矛盾同非对抗性矛盾相互渗透、日互影响，致使民族问题更加复杂。敏感性：民族问题一般涉及的不是社会的个别或少数成员，而是一个民族的整体。一个民族一旦在诸如语言、文化、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方面受到歧视、干涉和破坏就会认为是对整个民族的侮辱和损害，往往会因此引发民族之间的摩擦和冲突，并有可能很快从一方面的问题，波及到其他方面的问题，从寻部问题演变为全局性问题。民族问题影响的领域比较广泛，其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影响领域：政治方面：政治方面民族问题主要表现在各个民族对政治权力分配的要求上，包括领导权、自治权、立法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等。在这方面通常既有矛盾，又有合作，当矛盾激化时就会形成政治上的对立。所以民族问题的表现形式有缓和的，也有激烈的。经济方面：经济方面民族问题主要表现为由于利益分配而诱发的纷争，民族形成以后各民族的人们为了获取所需要的物质生活资料和生存空问，在经济利益上产生摩擦和对立，进入阶级社会后压迫民族的统治阶级同被压迫民族因经济利益形成直接对立。在当代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民族之间的经济利益纷争主要是不同民族间的发展不平衡引发的各种矛盾，同时国家同民族地区在经济权益上的矛盾、民族之间在自然资源问题上的矛盾等等也是民族问题在经济利益纷争方面的具体表现。文化方面：文化方面主要表现在由民族文化差异而导致的冲突上，民族文化是在民族生活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和发展起来的带有民族特点的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社会经济、政治、社会历史发展的反映，生活在不同民族文化体系下的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和价值观念有一定的差异，当两种文化交汇在一起时通常会发生冲突。从大的方面来看这种冲突是多层次的，既有东西方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冲突，也有一个国家内不同民族文化的冲突。军事方面：军事方面由于矛盾升级而形成军事对抗是民族问题最激烈的表现形式，当不同民族或不同民族集团之间的矛盾发展到不可调和的程度时有时会演变为军事上的对抗，这种对抗既有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的冲突，如“阿以冲突”和“两伊战争”。也有同一国家不同民族之间的冲突，如南联盟的阿尔巴尼亚族与塞尔维亚族的冲突。这些冲突的性质和结果是不相同的，如为摆脱殖民统治、争取民族解放和独立而发生的冲突对于被压迫民族而言是正义的，但发生在一些多民族国家内部的民族冲突，结果往往是社会动乱、国家分裂。

金新月

（一）金新月是一个仅次于金三角的鸦片和海洛因生产基地，位于阿富汗、巴基斯坦和伊朗三国的交界地带，因形似新月故名金新月。“金新月”地区一直种植鸦片，产量很高，曾为世界最大的鸦片产地。金新月是世界三大毒品产地，其地域位于西南亚，从土耳其东部经伊朗、阿富汗一直延伸到巴基斯坦一带，金新月的毒品最大产地是阿富汗。因其形状好像一弯新月，故称“金新月”。金新月和金三角、银三角等地并称为世界三大毒品产地，因地形近似新月，又盛产利润极高的毒品鸦片，被称为“金新月”，包括巴基斯坦的西北边境省和俾路支省、伊朗的锡斯坦-俾路支斯坦省、阿富汗的雷吉斯坦和努里斯坦等地区。1984年巴基斯坦政府首脑齐亚哈克颁布戒严令，采取铁的手腕使鸦片产量由1978年的800吨骤降至45吨。但1985年以后由于巴政府实行“文官政治”，禁毒措施开始松懈，结果1986年鸦片产量一下子飚升至145吨。在后来这种势头只增不减，到1996年巴基斯坦的鸦片产量已超过200吨，罂粟种植面积为1038公顷。老挝的鸦片产品原来并未列入美国禁毒总署的“预算”之中，但从1986年开始老挝也不得不令世人惊叹了，因为当年老挝的鸦片产量接近120吨。于是在“金新月”古老的伊斯兰栈道上和茫茫的沙漠中一队队贩毒的驼队便络绎不绝，这些驼队将鸦片和海洛因源源不断地输入欧亚大陆，地处巴基斯坦与阿富汗边界崇山峻岭之中的栈道小镇兰迪·高图几乎是“金新月”毒品流向世界的始发站。金新月”在80年代以后发展成为一个新的毒品产区，这一地区的鸦片种植面积达6万公顷，其中伊朗有鸦片耕地3万公顷，阿富汗有鸦片耕地2万公顷，巴基斯坦最少，但也达到5000多公顷。“金新月”大有与“金三角”地区平分秋色，分庭抗礼之势。“金新月”地区人口稀少，交通不便，气候干燥，主要居住着以尚武和剽悍著称的帕坦族和俾路支族。长期以来他们保持着传统的民族风格与个性，比较自由地来往于三国边界地带。阿富汗、巴基斯坦和伊朗三国政府均未对其进行有效的行政管理使该地区发展为世界范围内主要的鸦片产地，据估计每年仅从阿富汗秘密产地搜集起来的鸦片即可提炼出60吨海洛因，由于这里独特的地理优势，这里出产的毒品很容易被运输到欧洲，因此该地区的毒品在欧洲的占有率一度达到90%以上。本地区毒品的出境主要有三个路径：一是从南方的巴基斯坦和印度等国流向日本和美国；二是经波斯湾地区流向欧洲；三是经中亚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流向东欧和俄罗斯。本地区毒品的另一显著优势是，这里出产的海洛因纯度极高，几乎都可以达到80%以上，这也是金三角无法比拟的。在20世纪70年代末由于天气干旱，东南亚“金三角”地区鸦片歉收，黑市上海洛因等毒品供不应求，价格暴涨。这时“金新月” 的罂粟种植者抓住毒品价格上涨的好时机，扩大种植面积，打入“金三角”在海外的传统市场，它是继“金三角”之后崛起的世界鸦片类毒品的重要产地。

（二）1981年“金新月” 地区鸦片产量达到800吨以上，为当年“金三角”和墨西哥鸦片总产量的两倍。然而从1986年以来“金三角”的鸦片生产迅速恢复，产量急剧增加，再次取代“金新月” 成为世界海洛因的头号产地。尽管如此，但“金新月” 的鸦片生产发展依然很快，始终保持鸦片和海洛因生产第二把交椅的位置20世纪末。由于民族冲突、宗教矛盾和战乱等原因，“金新月”毒品经济圈再度崛起，使它又取代“金三角”，成为世界最大的鸦片类毒品产地。“金新月”罂粟种植面积达11万公顷左右，鸦片年产量一直保持在3000吨-4000吨之间。根据联合国的统计显示2003年“金新月”鸦片产量达3600吨，2004年预计将超过4000吨。这里除生产鸦片、海洛因外还生产大麻和可卡因，加上它又是通往欧美的门户，从土耳其、巴基斯坦和伊朗都可以将毒品运往欧美各地。“金新月”现已成为连接欧亚毒品贸易的纽带和大陆桥，相对于金三角等地来说金新月地区种植毒品的时间较晚，主要种植大麻和罂粟，但近些年来金新月已经取代金三角，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毒品产地。其罂粟种植面积近11万公顷，每年生产4000吨毒品。1999年金新月地区的鸦片总产量达到4600吨，占到全球总产量的75%，是当时世界最大的鸦片产地。位于金新月心脏地带的阿富汗是世界上最大罂粟种植国之一，由于其动荡的国内形势，加上阿富汗国内居民剽悍尚武的习俗，使得阿富汗的罂粟种植面积十分广泛。全国大部分省都有罂粟种植，其罂粟种植面积达5.8万公顷，阿富汗成为世界鸦片生产第一大国，伊朗的罂粟种植面积也比较大。近些年来“金新月”的毒品走向几乎是全方位出击，这些毒品兵分三路：一是从南路经巴基斯坦、印度，流向日本、北美地区；二是从西路经伊朗等沿海国家和土耳其，流向西欧地区；三是从北路经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等中亚国家，流向俄罗斯和东欧地区。从“金新月”出口输入英国和西欧等地的海洛因一度曾占领过90%左右的市场，因而“金新月”便成了一轮名副其实的“新月”，正在冉冉上升。更值得一提的是“金新月”生产的海洛因，其纯度几乎都在80%以上，如此货真价实的“名牌”在世界毒品贸易竞争中自然可以后来居上。“金新月”是世界毒源的“新生代”，“金新月”毗邻中国西北部边境地区，位于西南亚的阿富汗、巴基斯坦、伊朗三国交界地带，亦称“金半月湾”。由于该地区形状像一轮弯弯的月亮，故称“金新月”。

（三）“金新月”是继“金三角”之后在上世纪80年代以后发展起来的一个新的毒品产地，1999年“金新月”地区的鸦片总产量达到4600吨，占到全球总产量的75%，一跃成为当时世界最大的鸦片产地，阿富汗成为世界鸦片生产第一大国。1997年以来中国公安机关和海关在新疆的红旗拉甫、霍尔果斯等口岸共查获走私出境至“金新月”地区的醋酸酐66吨，而乌鲁木齐海关自1998年以来查获走私入境大麻4113克、海洛因3139克。“金新月”地区的毒品对中国的威胁将越来越严重，新疆的民族分裂势力、极端宗教势力和暴力恐怖势力开始参与贩毒活动，潜在危害很大。印度在历史上就是一个向中国输出鸦片的国家，印度也是世界上被允许种植罂粟的极少数国家之一，年产鸦片量约占联合国批准的世界总量的一半。印度鸦片有一部分迂回进入中国，也有直接经过尼泊尔进入中国西藏地区的，2002年中国曾摧毁一条从尼泊尔经西藏、成都、深圳再到日本的贩毒通道。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内战不断的阿富汗一直是全球最大的鸦片生产国，塔利班政权曾在2001年以违反教义为由下令禁止种植鸦片使阿富汗的鸦片产量一度下降90%，但2001年年底塔利班政权被推翻后阿国内鸦片种植情况陷入“失控”局面。在塔利班倒台的第二年阿富汗鸦片产量一跃达到3400吨，占据当年全球鸦片总产量的70%。2003、2004两年阿富汗鸦片产量不断刷新历史纪录，从3600吨暴涨到4200吨，独占全球鸦片产量的近90%。2005年卡尔扎伊政府被美国批评禁毒不力后阿富汗鸦片产量暂时滑落到4100吨，不过这一成绩没有得到保持，各种迹象都显示阿富汗2006年将迎来鸦片的又一个“大丰收”，保守估计其产量有达到4500吨。阿富汗禁毒官员曾私下向《国际先驱导报》记者解释说毒品的生产、加工、走私早已在阿富汗以及周边地区形成一条成熟的产业链，每年入春时分就会有毒贩直接到田间地头向农民们支付订金，等到鸦片收获的季节不用农民操心运输问题，自然会有配备武装人员的车辆前来收购毒品。收来的鸦片有的被直接运送出境，有的则会被运往特定的场所加工成海洛因，再转运到其它国家。在阿富汗中有将近10%的人口直接或间接地参与毒品的种植、贩运、走私，毒品经济占据国民经济60%的份额。卡尔扎伊政府曾经提出在2008年将全国鸦片种植面积减少75%，从当时看这个设想显得极不现实。

（四）银三角是指拉丁美洲毒品产量集中的哥伦比亚、秘鲁、墨西哥和巴西所在的安第斯山和亚马逊地区，这一地带总面积在20万平方公里以上，由于盛产可卡因、大麻等毒品而闻名，所以从20世纪70年代起被人们称之为“银三角”。秘鲁是世界最大的可卡因产地，古柯种植面积达8万公顷以上，每年产古柯6万吨左右。利用古柯叶提炼可卡因是秘鲁出口最大的农产品，每年可赚外汇1亿美元。玻利维亚年产古柯叶5万吨左右，居世界第二位。据玻利维亚官方统计在全国600万人口中从事古柯叶种植和加工的农民约有50万，从事古柯叶贩运和贸易的也不少于10万，每年外销古柯叶的收入一般在10亿美元左右。古柯叶大丰收的1986年该国因种植、加工、贩卖可卡因曾获利30亿美元，比这个国家当年的出口收入高4倍。哥伦比亚是第三个可卡因产地，年产古柯叶1.2万吨左右，居世界第三位。厄瓜多尔是第四个可卡因产地，年产古柯叶900吨左右，居世界第四位。以上合计该地区每年产古柯叶12万吨，成为世界上生产、加工、贩卖可卡因的主要基地。哥伦比亚还是世界最大的大麻产地，年产量为7500-9000吨，居世界第一位。同时哥伦比亚又是一个古柯叶生产基地，这里生产的大麻和从古柯叶提炼的可卡因，主要是走私贩运到美国。据美国缉毒组织估计显示哥伦比亚每年向美国销售的大麻达八九千吨，可卡因达50余吨，所以哥伦比亚是美国最大的毒品供应国。哥伦比亚的大麻和可卡因生产量仅次于咖啡，成为本国第二位的主要出口农作物。此外哥伦比亚还生产一种叫“布兰丹加”的毒品，这种毒品是从萨凡纳吉哥叶和一种刺苹果中提炼出来的生物碱，呈白色粉末状。但它与其他生物碱不同，不是一种兴奋剂，而是一种具有强烈麻醉性的镇静剂。墨西哥是第二个大麻产地，据有关资料记载显示1984年墨西哥产大麻5850吨，仅次于哥伦比亚，居世界第二位。另外墨西哥还种植鸦片4100公顷，产量约20余吨，墨西哥生产的大麻和从鸦片中提炼的海洛因，也主要是走私贩卖到美国。牙买加是第三个大麻产地，牙买加虽然是小海岛国，但大麻年产量却高达3000吨，仅次于哥伦比亚和墨西哥，居世界第三位，该国每年向美国提供大麻2000吨。美国是第四个大麻产地，年产大麻1650吨，约占美国消费量的11%，种植地主要是加利福尼亚和夏威夷等地。以上4个产地合计年产大麻1.9万吨左右，成为世界大麻生产和销售的重要基地。“黑三角”是非洲的一个毒品基地，包括尼日利亚、加纳、肯尼亚、苏丹和南非等五国接壤的边境地带，它的“拳头产品”是大麻。在非洲中大麻是种植、贩运和滥用的主要毒品，仅南非的大麻种植面积，就超过8.2万公顷。此外非洲还是世界毒品贩运活动的主要中转站，摩洛哥则是从非洲将大麻运往欧洲毒品市场的主要集散地。无论是来自非洲“黑三角”的大麻，还是来自亚洲“金三角”、“金新月”的鸦片、海洛因等毒品都是大批量地经过非洲许多国家的海港、机场和公路潮水般地运往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

浸礼宗

（一）浸礼宗又称浸信会，是17世纪从英国清教徒独立派中分离出来的一个主要宗派，因其施洗方式为全身浸入水中而得名。此宗派的特点是反对婴儿受洗，坚持成年人始能接受浸礼，实行公理制教会制度。该宗的国际组织为浸礼宗世界联盟，建立于1905年，有106个教会团体参加，成员遍及各大洲。浸礼宗世界联盟亦称“世界浸礼宗联盟”，浸礼会的国际合作组织。1905年在英国伦敦成立，在纽约和伦敦设有秘书处，总部设在美国华盛顿。浸礼宗深受三个教派之影响，部分浸礼宗的神学思想受加尔文主义的影响，洗礼观念属于重洗派（门诺会），而教会体制则为会众制受公理会的影响。基本观点：（一）浸礼宗强调信徒与上帝的直接联系，无须神职人员和教会为中介。只承认基督和圣经在信仰与实践上的权威，浸礼宗的宣言并非强制信徒的信条，并不具有权威性、约束性。（二）坚持信仰自由和自愿的原则，因而只吸收具有判断力的志愿者入教，为维护信仰自由原则，反对政府干涉宗教信仰和教会事务。（三）不承认礼仪为圣礼，而称之为“礼节”。在它看来仪节并无神圣价值和意义，信徒仅因信仰而获恩典，而非仪节本身。该宗实行浸礼与圣餐两种仪节，浸礼象征着耶稣的埋葬与复活也是对信徒罪的埋葬，获得新生的标志。（四）教会实行公理制，所有信徒在教会中的地位和权利一律平等。信徒自愿结合而成的地方教会为最重要的行政单位，拥有全部自治权，可以自行决定仪节、规则及其与其他教会的关系和成员的接纳与清除。牧师由会众聘任，不设执事。各地地方教会自愿组成同盟处理共同的问题和任务，但其决定对地方教会不具有权威性，由此可见浸礼宗在教义和礼仪上具有个性化、自由化的特点。在教会制度上具有民主的色彩，故往往被人们视为较典型的自由教会。浸礼宗教义可以用八个英语短句表达，而每一句开头的字母拼起来是BAPTISTS。Biblicalauthority：认识和肯定《圣经》的权威，即浸礼宗以《圣经》作为信仰和实践的最高权威（若干宗派在《圣经》之上还加上教会或是信条）。一般说来浸信会中对于特定神学立场的执着是比较淡的，部分浸会中可能有加尔文主义者，也有亚米念主义者，可能有时代主义的支持者，从历史的观点来看浸会中的神学是丰富而多样的。浸信会有一百多个派别，在美国有27个派别，共有教会9.5万间，其中美南浸信会是美国新教最大宗派。1905年浸信会世界联盟（BWA）成立并于伦敦举行首次浸礼宗世界大会。1912年The Sustentation Fund启动，1922年Violet Hedger成为首位获得实习牧师资格的女性，1955年浸信会世界联盟在伦敦举行纪念活动庆祝成立50年周年。1600年荷兰分离派Seperationist逃难者受门诺会影响，公理会牧师John Smyth（1554-1612年）认为婴儿洗礼是不合圣经教导（圣经中虽没有婴儿洗礼的事情，但在《十二使徒遗训》里面有记载关于婴孩受洗）。

（二）1609年他为自己和其他会友再施洗，他们采纳浸礼原则。在莱登的教会中有一位牧师Henry Jacob（1550-1616年）于1612年间回到英国，在Southwark成立英国第一间浸信派教会。同年浸信宗教堂的首次聚会在伦敦Spital fields举行，浸信宗创始人Thomas Helwys发表一则关于“罪孽的奥秘”的宣言。17世纪浸信会教徒拒绝遵从并成为英国教会的成员，强调唯有基督而非国王或者女王才是教会的元首，为此受到信仰迫害。1633年有些人退出这间教会，因为他们除了接受成人浸信外并深受加尔文主义影响。1641年他们开始接受浸礼为正式圣礼，自此以后浸礼成为英国浸信会之传统，这一派后来被称为特别浸礼派。荷兰的浸礼派又受到亚米纽斯主义的影响，亚米纽斯主义是不接受“预定论”的，那些接受亚米纽斯主义的浸礼派信徒后来被称为普通浸礼派。伊利沙白女王就任之后国教和其他分离派经过数十年不断的抗争，根据1689年的“信仰容忍法案”，凡是愿意实行以下各点的都可以自由崇拜：（1）发誓效忠威廉与玛利。（2）拒绝教皇权柄、化质说、弥撒和向马利亚及圣徒祷告。（3）接受“三十九信条”，使新教各宗派可在英国公开。这些不同意者包括长老宗、公理宗、浸信会和贵格会，人数加起来约为当时英国总人口的十分之一。1792年William Carey创立浸信会差会（BMS），也就是后世为人熟知的浸信会世界差传布道团。1812年在伦敦Rippon's Vestry博士的小礼拜室内小组讨论浸信会联盟的形成，1813年在伦敦举行第一次浸信会大会。1832年浸信会联盟的架构完成，1837年乔治·卡曾斯是第一个被报道的西印度牧师，在英国主持牧师团。1854年司布真（1834-1892年）是最有名的浸信会宣教士，开始他的事工。19世纪后半期司布真的讲道盛况一时，属于浸礼宗，除了不信婴儿洗礼外他是个道地的加尔文宗。1855年The Freeman（也就是后来的《浸信会时报》）首次出现，1891年一般浸信会和特别浸信会共同组成“英国浸礼宗协会”。欧洲浸礼宗联盟（EBF）包括52个联会和公会内的77万浸信会教徒、7个附属教堂和网络，从葡萄牙到遥远的俄罗斯，涵盖在欧亚大陆、中东及近东所有的浸信会信徒，在这些没有正式协会存在的国家中欧洲浸礼宗联盟持续不断地工作以加强各方的关系。浸礼宗于17世纪30年代随清教徒移民传入北美，主要是特救浸礼派。18世纪后此派开始联合运动，但这一趋势被19世纪30至40年代的奴隶制运动所中断。由于南、北方对奴隶制的态度不同而走向分裂，1845年美国南方各州建立“南方浸信会”。1907年北方各教会联合建立“北方浸礼会”。

（三）随着美国内战的结束和解放宣言的公布，各浸会加强在黑人中布道传教，建立黑人教堂与教会，培训黑人牧师。1880年建立黑人信徒的全国性组织“美国的全国浸礼会”，1916年又从该会分裂出“美国全国浸礼会”，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大多数浸礼宗信徒仍分属南、北两大教会。北方浸礼会人数较少，截至1984年信徒约160万人，其内部基要派与现代派的斗争相当激烈，这一斗争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该会以后的发展道路。1946年在其全国大会上基要派首先发难，企图把“圣经无谬”等信条强加给教会，欲控制传教、教育等重要委员会的领导权，削弱与世界基督教会联合会的关系，遭否决。会议重申《新约》是神启的纪录和信仰的权威准则，强调不同教派应加强合作，此后基要派势力始终未能在北浸会中占据上风。部分基要派和温和派信徒遂于50年代相继退出，另组新会。北浸会自此一直带有明显的自由主义色彩，鉴于以南北地理范围分界的方法已失去现实意义，北方浸礼会于1950年易名美国浸礼会。该会极力扩大传教，其社会影响和经济实力日增。但由于该会内部的分散性，神职人员不足等原因，信徒人数的增加幅度远远落后于同期美国人口增长。为扭转此现象该会设立执行秘书长，负责全面协调教务，后来又合并一些传教事务的机构，加强各专门委员之间的联系，积极发展与其他教会和教派的关系。在社会政治方面十分关注战争与和平问题，反对用战争手段解决国际争端，主张和平利用核能，充分发挥联合国的作用，结束冷战并与苏联和平共处。该会曾声言教会有“明确的责任以各种合法手段对共产主义进行坚定的精神反抗”，但它也反对麦卡锡主义的歇斯底里，认为这是对自由的威胁。针对美国社会中日益明显的种族歧视和种族矛盾，该教会很早就表明反对种族歧视和采取行动改善种族关系的要求。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美国国内和国际形势激烈动荡，在此形势下该会更加广泛关注社会世俗化、城市化、种族关系、妇女等问题。在美国黑人民权运动的推动下该教会号召坚决消除教会内存在的种族隔离现象，所有教会及其神职对一切种族开放，并要求信徒遵从1964年的民权法案。在国际关系方面该教会呼吁帮助发展中国家，救济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受害者。1972年美国浸礼会的英文名称改为American Baptist churches in the U.S.A，20世纪80年代它被公认是一个走中间道路的教会，因为该会内部容纳从自由主义到基要主义的多种不同神学流派。信徒种族构成复杂，少数民族的信徒超过1/3，在组织结构上强调照顾和反映不同成份教徒的愿望，充分尊重地方教会的自由，并十分重视普世教会合一运动和与其他教派的对话，故在美国被称为多元化的教会。

（四）20世纪80年代它开始实施一项传教计划，欲在10年内建立500个新教会，并为此拨款数百万美元，但进展不大，信徒人数仅维持原状。战后美国南方浸礼会的发展为美国各新教团体之最，其信徒人数增长之快及发展持续时间之长都很突出。随着南方各州日益工业化，人口流动性增加，越来越多的南方人口流往城市或加利福尼亚和亚利桑那等州，南浸会随踪而至，建立新教会，并发展神学教育，培养新牧师，吸收新教徒，致使该会信徒大增。1950年至1955年其信徒增加19.7%，1955年至1960年增加14.8%，至1972年信徒达1200万人，教会有34534个。到1983年信徒发展到1400万，其教会达到36531个。至1989年信徒为14722671人，教会为37238个。其神学院及其附属学校招生数量大增，财政收入和预算总额也随之增长。南浸会如今已远非南方的一个地区性教会，已成为遍及全美的最大的新教教会团体。南浸会信徒的增加与其20世纪60年代前后神学观点的变化不无关系，20世纪60年代后在社会变革潮流的冲击下南浸会内部要求教会跟上时代的呼声强烈，其保守主义的立场开始松动。除坚持圣经的权威与传统信条外对教会内部存在的其他神学思想采取较为宽容的态度，不复以强制性手段压制。该会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20世纪70年代居神学主导地位的是带有一些自由主义色彩的福音主义，被称为温和派。在此期间南浸会的信徒增加较多，政治态度亦较开放。但传统的保守派与基要派并不甘心，于1979年开展夺权斗争，极力把该会拉向右转。保守派的核心神学立场是所谓“圣经无谬”论，他们往往把不赞同这种神学观点的人统称为自由主义者。为结束温和派支配南浸会领导权的局面，保守派从夺取教会领导职位和扩大其神学观点的影响二个方面展开攻势。自1979年始南浸会每届任期一年的主席职务均由保守派人士担任，利用主席对各重要机构领导人的实际任命权，保守派进而逐渐控制许多关键性的机构，其中央领导层内保守派与温和派的力量对比变化得越来越有利于前者，到1987年南浸会的行政委员会、海外传教委员会等重要部门以及6所神学院中的5所均已被保守派控制。为加强其在神学上的影响，保守派也采取一些措施，1985年南浸会成立一个“和平委员会”，旨在通过其活动调解教会内部的分歧并找到解决的办法，然而两年之后该委员会所提出的报告却明确肯定保守派的“圣经无谬”论。温和派在南浸会的神学院内基础一向较为雄厚，因而保守派加强对神学院的控制，他们利用多种方式强化对神学观点的信条上签字，持异议的教员往往面临被解雇的危险。

（五）为强化对地方教会的控制，1988年的南浸会通过一项“关于平信徒皆为祭司”的决议，意在个别信徒可坚持自己的保守观点，并声称这一原则与牧师的责任和权威并不矛盾，遭到温和派的激烈反对。面对保守派的强劲攻势时温和派一面指责保守派权欲熏心；一面要求严格坚持浸礼宗尊重自由的传统，包括个人解释圣经的自由等，并主张在传教这个共同事业中实现不同派别的合作与团结。总的看来温和派的活动软弱无力，其影响在保守派的排斥下不断被削弱，其内部在如何扭转局势的问题上也存在分歧。为积累力量，不少温和派人士另建立“南浸会联盟”。但大部分温和派神职人员和信徒未退出，愿在南浸会内作所谓“忠诚的反对派”。总之20世纪80年代的南浸会已基本为保守派所左右，在神学上为基要主义色彩，在政治上与美国保守势力有密切联系。南浸会联盟甚至宣布“南浸会现在已经是一个基要派统治的教会”，多年的内部斗争给南浸会带来一些不利影响，表现为信徒增加幅度趋于平缓、神学院招生人数萎缩等。二战后南浸会对与其他教派的关系和国内社会问题在不同时期有所变化，但总的趋势是逐渐打破自我封闭的状态。战后它曾对普世合一运动感兴趣，1947年设立专门组织研究与北浸会的关系，并反对政府扩军备战。但随着基要派势力的增强，在20世纪50年代初又转而攻击合一运动和美基联，在政治上坚决反对共产主义。20世纪60年代在温和派领导占优势的情况下该会对社会问题表示关心，对黑人民权运动表示支持，要求和平解决越南战争，对堕胎、同性恋问题亦予以关注，欢迎国际紧张局势的缓和和美苏关于限制战略式武器的谈判。南浸会始终重视传教工作，其内部虽然分歧很大，但在传教问题上意见一致，它提出要实现“全球福音化”。此外浸礼宗在美国黑人中影响很大，黑人基督徒多属此宗，并有专属黑人的教会团体，它们是美国全国浸礼会和全美浸礼会。截至20世纪90年代前者拥有信徒260余万人，后者拥有约550余万人。全美约有2000万黑人信徒，30余个黑人教会。在欧洲的前苏联是浸礼宗信徒较多的国家，战后其信徒人数有所增加，浸礼宗与福音基督徒和五旬节派联合组成“福音派与浸礼派联合会”。在第三世界以前由西方教会资助和控制的浸礼会纷纷独立，绝大多数实现自治。拉丁美洲的一些浸礼会具有保守的倾向，以巴西的浸礼会为例，它绝不参加世界基督教会联合会的活动，也不赞成普世运动，仅热衷于福音主义。加西浸礼宗协会（WCBF）在加拿大阿尔伯塔省、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萨斯喀彻温省的独立的浸信会信徒成立此协会，1992年春在萨斯喀彻温省斯威夫特卡伦特达成共识，1994年第一次年度会议上关系被正式确定下来。

（六）门诺派是当代基督新教中一个福音主义派别，因其创建者荷兰人门诺·西门斯（1496~1561年）而得名。此派原为再洗礼派的一支，1536年激进的再洗礼派建立闵斯特公社失败后，主张和平主义的信徒团结在门诺周围，于1536年建立门诺会，至16世纪70年代该会在荷兰取得合法地位。此派信徒共约70余万人，其中美国约有23万人、加拿大15万人、荷兰约4万人。前苏联的信徒因分批移居美国，仅剩约4万人，其他分布于德国、法国、瑞士、墨西哥、巴拉圭、印度和非洲的一些国家，其主要国际组织是门诺派世界会议。信仰特征：强调圣经为信仰和生活的最高权威；认为教会在本质上是信仰的、契约的、关怀的和顺服的团体，因而坚持信仰和入教自愿的原则，成年时始受洗礼；主张人的意志自由，认为信徒通过个人努力可以逐步得救而成圣，重视个人的道德行为和戒律；教牧制度以公理制度成分居多，大部分教会按地域组成地区和全国性会议；礼拜仪式重视布道和唱圣歌。圣餐礼通常每年举行二至四次，某些保守的教会仍保留洗足仪式；其社会立场具有突出的和平主义特点，反对任何暴力行为，不用暴力手段反抗社会不公平现象，重视社会慈善活动。门诺派曾多次大规模迁移，自16世纪始其信徒即由荷兰沿北德向维斯杜瓦三角洲一带东迁，以后又进一步东迁至俄国。到1855年已有1600户信徒定居俄国，1926年该派在俄的人数已达12万人。门诺派迁入北美始于17世纪40年代，当代门诺派的活动中心在美国。欧洲与俄国的门诺信徒分三批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至30年代和二战前后移居美国，致使其信徒增加，占世界门诺派信徒的1/3。1920年它建立“北美门诺派中央委员会”，以协调各会的活动。美国拥有8个门诺派教会，其中人数较保守，严守传统教义。门诺派总会有信徒3.5万人，观点相对较温和，旧制阿米什教会有信徒6万余人，此派着统一黑色服饰，过农耕公社式生活，观点极端保守。门诺派代表的是作为基督教全球大家庭中的一支，起源于16世纪发生于欧洲特别是包括再洗礼运动在内的激进的宗教改革运动，这个信仰大家庭包括分布在83个国家的243个国民会议及其170万余名受洗信徒，大约66%的受洗信徒来亚非拉地区。二战后国际门诺派和美国门诺派的活动重点有三：（一）加强国际与国内门诺派的团结，在战后门诺派的历届会议上增强团结的呼声日益强烈：1957年的大会突出强调世界各地门诺会的团契关系，力图建立与前苏联、东德等地门诺会的联系，邀请它们派代表参加大会。各国、各地区门诺派教会内部，加强团结的趋势也十分明显。美国门诺总会自60年代中期开始讨论发展与其他门诺派教会的合作关系的可能性，在1965年其全国大会上首次声明：“希望对话，以有助于在各门诺派教会之间创造理解和信任的气氛。”80年代其合作关系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七）美国门诺会和门诺总会在1983年首次同一地点同时举行全国大会，两个大会同意进一步探索合作及最终合并的途径。两教会还在1987年成立一个共同委员会，着手制订和完善一部共同的信仰声明，这项工作计划预计90年代中期完成。门诺派中央委员会也始终得到北美门诺派各教会的支持，这表明各教会在社会服务和救济领域内合作关系的巩固。（二）关于和平主义的争论，此派一向具有和平主义的传统：二战中美国门诺派部分信徒曾直接或间接地卷入战争，大战结束后门诺派内部曾就是否继续坚持和平主义立场进行讨论。美国门诺总会在1953年重申反战的传统立场：“战争与基督的训导和福音根本悖逆，因此战争是罪孽。”越南战争期间该会呼吁美国与有关国家的政府停战，建议通过谈判解决。门诺派的和平主义内涵甚广，它不仅包括对战争的态度，还影响着一些社会问题的看法。50年代美国上反共活动一度嚣张，门诺派对此态度较慎重。门诺总会一方面声称必须通过传播福音克服共产主义等无神论思想，但又反对采取任何有违基督之爱的行动达此目地。1965年该会正式宣布反对死刑，亦从一个侧面反映其和平主义的立场。随着70年代以来国际形势的变化，门诺派的和平主义立场更加坚定。北美门诺派教会维护和平的活动不仅局限于拒绝参加军事服务，进而采取积极主动的行动以促进和平、合作与正义的实现，它们的和平活动还包括在监狱和难民营传教与服务等。应当指出第三世界国家的门诺在这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正日趋增强，在1978年召开的门诺派世界会议上来自非洲和亚洲的代表抨击西方国家向不发达国家大量出售军火及其保护主义贸易政策，给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造成的严重后果。这些言论在会议上引起共鸣，与会者纷纷强调教会与信徒应反对强权、压迫和剥削。（三）关注社会问题，战后的美国门诺派积极支持争取种族平等的黑人民权运动并采取措施，消除教会内的种族隔离现象：门诺派对第三世界的教会和社会问题也十分关注，门诺总会在1968年通过决议，呼吁其成员考虑增加对海外的援助，以缓解不发达国家的饥饿问题。对第三世界基督教会走上独立自治的道路，门诺派表示尊重，1968年美国门诺派中央委员会公开提醒美国人不要再替那里的人民决定应该做什么。美国门诺派教会亦讨论同性恋和堕胎问题，门诺总会于1980年其全国大会上通过“关于堕胎的指导大纲”，反对为控制生育而堕胎，但主张保持与持异议者的对话。在对待同性恋者的态度上该会极为慎重，不断然表明自己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