樱花在中日
中国有本土樱花，但却没有像日本那样形成樱花文化，说到底还是与樱花自身的特点和中国人务实的国民精神有关。中国人很务实，看重花木的实用功能，这种态度直到今天在农村还是如此。比如桃李梨杏石榴玉兰迎春紫藤莲花菊花等等，除了观赏价值以外，还有食用或药用价值，或者食药两用。通俗说，就是既要能看还要能吃。而樱花，开在百芳争艳的春天，在众花中颜值不突出，花期又短暂，不孕不育，无味无果，药用价值也不高，不中看也不中用，自然就淹没在众花丛中，难以出圈了。对比好看又能结果的樱桃，就在百花榜中谋得了自己的一席之位。
反观那些受中国人欣赏的花卉，既有文人赋予的人格形象与代表意义，又能满足人们精神之外的物质生活需求。比如桃李梨杏，春赏花夏秋吃果，桃花代表女子、爱情，李与桃齐名，花相约开，梨花富贵，杏花常与幸运和功名有关；再比如菊花，寓意长寿高洁隐逸，能入药能泡茶能做酒还能制成菊花饼；比如紫藤，象征富贵，入菜作香都不误……花卉与人们日常最重要的饮食密切相关。除了赏花与饮食、医药之外，还有一系列的文化开发。香、化妆品、建筑、服饰、交通工具，吃的喝的穿的用的，花卉都能直接或间接地提供所需，以融入了人们的衣食住行之中。就连那高洁傲虎的腊梅，中国人照样吃喝不误。花馔中就有腊梅做羹、腊梅鸡汤、腊梅泡茶的美食。即便花卉本身不能提供，但是经过文人的人格化之后，会被开发出各种物品，从不同方面融入中国人的日常，塑造中国人的性格与精神。但是樱花，自身条件实在是匮乏，没能满足中国人的物质生活，也没有走进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尽管有个别人游春看到山中的山樱盛开作诗吟诵，但也只是借山樱表达时令春的讯息罢了，始终没有形成大规模全民性的的赏樱文化。这里要特别注意，樱花在中国的诗词里是有少量出镜的，但是出镜的是中国本土樱花，不是倭樱。品种不一样，不能混为一谈。总体来说，中国人对樱花谈不上看入眼，就是个别人游春看到山樱提了一嘴，类似于影视里的路人甲乙丙丁，有过一闪而过的镜头。
但樱花在日本，可谓是正儿八经的原产文化，历史悠久。现在有些人喜欢用“樱花原产中国”或者”樱花源自喜马拉雅“来为今天倭樱在中国的大行其道开脱文化殖民原罪，绝口不提日本撒库拉名作《樱大鉴》根本就没提“樱花原产中国”的话（原文说的是中国、朝鲜半岛、日本板块连在一起的时候，樱花从喜马拉雅山东部东传到日本，不是文化汉奸嘴中的“樱花原产中国，唐朝穿到日本”这类洗脑包），也不提日本同样也是樱花原产地之一，植物学上的品种不一样。在日本早期的农业社会中，樱花就已经有了自己独特的存在感。日本民间的神话传说，撒库拉是谷物神的坐台。春天来了，谷物神到访，撒库拉就开了，此时要开始种稻插秧了。在早期日本民间，“撒库拉开了”意味着春种、丰产。这可能是因为日本原产的撒库拉生长在山脚下田野边，如同春天的使者，一开民间便知是春天到了，是春耕的时候了。平安时代日本民族意识觉醒，兴起了国风运动，一切要和中国不一样，外来的东西要日本化，赏花文化也是如此。拥有历史沉淀又有民众基础的原产植物撒库拉契合了国风运动的文化氛围，逐渐被上层推崇，以对抗因中国影响而受欢迎的赏梅文化。可以说，撒库拉在日本的崛起是日本去唐（中国）化的产物，是一种反唐意识形态的文化代表。再加上同时期佛教的流行赋予了撒库拉的易逝“无常”的佛家概念，以及日本战乱频繁社会动荡的现实环境，民众苦不堪言，使得撒库拉的生死“无常”进一步受到大众关注。而后来武士兴起，日本将武士道精神投射在撒库拉上，“花属樱花，人属武士”，撒库拉与武士捆绑，渐渐开始政治化。19世纪在日本对外扩张中，撒库拉进一步意识形态化，成为军国主义的象征。比如甲午战争中，日本在辽东半岛种了5株撒库拉，取名“朝日樱”，想让撒库拉最终开遍中国的土地，就像日本的旗帜一样，插满中国。所以侵华期间，日军打到哪，撒库拉就种到哪。杭州沦陷时，日军把西湖的桃树柳树砍了，逼着杭州人种上倭樱；强占武汉大学时，又在武汉大学校园种上日本的撒库拉……二战后撒库拉被日本作为国家象征对外推广，从政府外交到民间的交流都热衷向各国他方赠送撒库拉，以改变日本二战时期“纳粹”的国际形象。现在撒库拉对外已经成为日本友谊友好的国家名片，但是日本国内，在日本人眼里，撒库拉军国主义的隐喻并没有随着帝国的溃败而消失，二战战犯转生为“故乡的撒库拉”，魂照靖国，在花都神社被供奉纪念。这就是樱花文化在日本的“前世今生”。撒库拉花开短暂，无果无味，撒库拉食品很晚出现，还不好吃，现在更是工业香精，没有中国花馔文化里花卉本身自带的特色香气。撒库拉在日本被赋予的精神意义要盖过它自身条件缺陷无法提供的世俗需求，通过精神层次带来的赏花文化和商业活动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发展出繁盛的樱花文化。这些在中国却始终没有，尽管中国有本土樱花。事实上，中国的赏花文化也不是日本那种单一的某种花卉一枝独秀，而是百花齐放，四时幽赏。赏四季花，吃四季果，玩四时物，乐四时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