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杂记——乡村医院 \n 如果不记下来，说不定哪天就真忘了

自我有记忆起，我父亲参了军，我母亲去了城里讨生活。也是无奈，我这个小拖油瓶就被丢给了年迈的姥姥姥爷。姥姥身体不好，应该是脑血栓，半边身子不协调，常年住在乡村医院，我在等待被送往各个亲戚家的时候就跟姥姥住在一起。自然，那个医院就成了我的游乐场。

医院分内院和外院。内院的墙上长满了爬山虎，但我去得少，每次溜进去总是会被大人们轰走。相比之下，外院要大得多，中央还有个小花坛，里面的喇叭花常年遭受我的毒手。

大院子里周围有一圈树，不知道是榕树还是梧桐。树干那么粗，我和另一个小娃娃合抱都抱不满。我们常常在斑驳的树荫下玩耍。那种树会长一节一节的、胖嘟嘟的大青虫，虽不多，但如果有心总能找到。我们喜欢玩给虫虫打吊针的游戏，鬼知道吊针是哪儿来的，反正我们拿到手的，就都是我们的。

挑虫子要挑一对儿的，单只的不行。因为曾经有医生吓唬我，说要是自己去打吊针没人陪，等药打完了没注意，肚子就涨起来，人早没了。我成年之后还会做这种噩梦。有时候病人会在院子里输液，我就会偷偷地看，怕大意之下死了人。

打针之前要先听诊，用那种一面光滑的小石头，有模有样地在虫子身上抹一抹。再拿一片叶子，就当是处方。最后才拿来吊针，其实一开始就灌满了水，负责拿瓶子的小娃娃早就等不及了。针扎进去，虫子就来回扭，没一会儿针头就被甩出来，小娃娃们轰然大笑。后面我就不记得了，大概是有一次被大人们抓到被教训了吧，吊针自然也被没收。

我跑到医生的办公室，哀求他给我他用完的针管，吊针也行。明明用过的针管都是要扔的，怎么不能给我呢？我那还不到五岁的小脑袋瓜是怎么也想不明白的。后来他被我磨得没办法，就拿用过的针管，把针头掰掉，千叮咛万嘱咐不要碰针头的断面。可是针头都没了，还怎么给虫虫打针啊。没办法，我们就换了个游戏，拿花坛里的花制药，把喇叭花的花瓣塞进针管，一压就能挤出它的汁液，各种色的都有。哎，想我有这种优越的条件，竟然没有搞出来pH试剂。这一定是生活里没有白醋的锅。

医院里常有老头来遛弯，也不知道是住在附近还是生病了住院。老头们没别的爱好，就好下象棋。两个老头在树墩那儿一坐能坐个大半天。我也喜欢在他们周围玩，根本就不管什么“观棋不语真君子”之类的，想到什么说什么，指点江山，挥斥方遒，就是比较招人恨。有一次有一个老头真急了，非要逼我跟他下一局。我还不到五岁，他也好意思！不过我才不怕呢，输了丢人的又不是我。结果侥幸，我还赢了，窜出去就跑，只留下一棋死局，和被人群围着的一个窘迫的小老头。后来我去城里上小学，还听说那个老头找来，放言要再打一局，一雪前耻。我直接溜了，我才不和他打呢，我要保持我的永胜记录。

到了晚上，一群人就聚在房间里打麻将，大约是上钱的，是几毛还是几分记不得了。我姥姥也好打麻将，有时候也下场，还会让我帮忙刷牌，说是借我的手气。姥姥身体不好的时候，就只能坐在炕上观望。我就是那个时候学会的麻将，但大人们从不许我上牌桌。大部分的时候，参与的都是七大姑八大姨，一边摸牌一边八卦，我就趴在被窝里听她们说话，直至睡熟。运气不好的时候，有吸烟的人参与，有时候我会被呛醒，超级讨厌。我连带着讨厌吸烟的人，平日里也不给好脸色。不过这样一个小孩子闹别扭，又有谁会注意到呢。

印象里妈妈来看过我一次。我是知道我有爸爸妈妈的，只是自己不怎么在乎。妈妈来了以后，姨姨推我进屋，我不觉得欣喜，亦没有什么怨恨，只觉得尴尬，于是大眼对小眼。旁边有人问，“想娘（nia，四声）么？”不停地有人在旁边怂恿我快点回答。“想”，我能怎么办？我也很绝望啊！虽然年纪不大，但我的求生欲依然战胜了我的良心。

爸爸的待遇就好了太多，我会主动扑过去求抱。这不能怪我。虽说红颜枯骨，皆是虚妄，可小娃娃哪里懂得这些。我爸爸明明也是出身农村的娃子，可他皓齿明眸，身姿挺拔，一身军装，更是君子气度，如松似柏。我觉得我妈妈能骗到我爸爸，这辈子真是不知道走了什么狗屎运。不说我自己，就是看身边我的小伙伴们那些羡慕嫉妒的目光，我就觉得大赚特赚。

我们大家的女神是医院里的一个年轻医生，我叫她雁姨。她的头发又黑又亮，平日里她常编麻花辫，辫子尖能垂到膝盖。我一直好奇她是怎么洗头发的，可惜从没有机会偷看。小伙伴偷偷说与我，雁姨每次洗头都要用掉一整瓶的洗发水，我才不信。我在她面前会特别紧张，大字都蹦不出一个，更别说问这种问题了。长大后听说雁姨把辫子剪了卖了，深感惋惜。我现在也留长发，只是我的头发枯枯黄黄的，又特别稀疏，留到腰部就再也没有长过。哪怕我现在再嫌弃家里掉得处都是的毛毛，都不愿意改成短发。

我那时候真傻啊，每次别人领我离开，我都是没心没肺地跟着走，从没有回头看过一眼。儿时的乡村医院，现在也只能在午夜梦回之际见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