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孝而衆人皆趨於孝：

明代小說孝子敘事與社會文化

前言

    明洪武三十年（1397）九月，太祖朱元璋要戶部下令要求「天下民每鄉里各置木鐸一，內選年老或瞽者，每月六次持鐸徇于道路，曰：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為」。[1]這段文字就是後人所謂聖諭六言，太祖皇帝在宣講方式採用宋朝民間的鄉約，且透過木鐸老在鄉里間四處宣講，形式一種全國化、官方化的社會教育方式，以保障社會的穩定發展，從而達成皇帝心目中的理想國家。而「孝順父母」除了作為聖諭六言第一順位的觀念之外，同時也在制度上由朝廷表孝行、推行孝道教化，以及對於儒家改革與實踐，再加上宗族的建設，使得孝道文化向下滲透到社會各個階層之間，因此明代也是形塑今日孝順觀念，並將孝順視作「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時段。[2]因此在這段期間中，孝順作為一種官方與民間皆認同的意識形態，也都經常是官方編定或民間創作文本的母題，然而這些與孝順相關的文本，卻並非唱著一成不變的官方「主旋律」，尤其是在明代小說當中關於孝子與不孝子的故事，看似訴說著同樣的意識形態，但實則各自基於不同的社會風氣，從而產生不同的變體，為此筆者認為透過廣泛流傳於民間，且能看作反映社會大眾心態的小說，對於孝與不孝的詮釋，能夠作為深入討論孝概念在晚明社會歷史意義的敲門磚。不過，在此之前先梳理孝作為一種研究主題的發展。

 

    作為中國社會的核心價值的孝，其觀念涉及的領域包含：傳統社會的宇宙觀、人觀、秩序觀，以及政治、社會、文化、宗教、禮俗、性別、自我認同等方面；又因孝順的辯論與中國現代化進程密切相關，以及在中西方交流下對於此概念的詮釋，使得孝的意涵在延續到今日的過程中，得以不斷衍生、擴展，因此使得今人在研究中國文化時孝這個看似老舊陳腐的議題，能夠猶如呂妙芬所言「它招喚我們駐足思索，透過它似萬花筒般的視鏡，觀看屬於中國傳統奇幻交織的文化景致」。[3]然而在中國文化中具有重要地位的議題，卻在早期中國史或漢學研究中不受待見。由於孝的研究受到在五四進步史觀影響，被貼上傳統封建禮教的標籤，又因唯物主義史觀的研究，使得論者多以先驗式的標準批判孝在歷史的意義，如將之視為封建的糟粕等等，再加上早期中國史學界易受到西方學界流行的議題影響，使得學界對孝順研究並不熱絡，也就遑論將此價值觀放在歷代社會、文化、生活等層面下討論，於是當時對孝順缺發豐富的歷史圖像。不過伴隨近年來針對孝文化的專書出現，也為社會文化史中缺口補白，如蕭群忠的《中國孝文化研究》、《孝與中國文化》、朱嵐的《中國孝道的歷史考察》、陳愛平的《孝說》等等。[4]這類綜論類的書籍，先是討論孝的起源與歷史發展，再從倫理學、風俗法律等層面，考察中國歷朝歷代的孝順觀念演變與對社會生活的影響，由於提供宏大且貫通式的角度，但缺乏深度的討論。為此，學界也出現具體孝道文本的研究，以本文討論的明代為例，就有討論官方教化百姓的文本《孝經》、《孝慈錄》、六諭宣講文本《聖訓演》等；[5]以及民間刊印、出版的孝感文本，如《二十四孝》、方志中孝感敘事、孝子尋親傳記類文本、明代小說等等。[6]

 

    其中針對本文想討論明代小說反映的孝順議題，目前有篇中文系的碩士論文鄭良宏的〈「三言」、「二拍」、「一型」中的孝道書寫〉做過系統性的討論，尤其是以孝子的社會角色扮演為中心，探討「五倫」中的「父子倫」為圓心進行輻射，分別分析了小說情節當中孝道與「財富」、「情慾」、「貞節」、「友倫」、「師生倫」、「主僕關係」和「君臣關係」等不同因素下的影響，並據此討論明代社會文化語境中，孝道在內容和形式上的多元表現。[7]不過筆者認為雖然鄭良宏的研究是目前筆者討論明代小說的基礎之一，但若依循鄭的框架，只以人倫關係解釋人物的行為，將時空背景相對靜置，就會忽略晚明社會出現近代轉型的變化。

 

    因此本文試圖捕捉在那變化下的各類社會風尚與小說敘事之間的關聯。因為就算主題與孝順相關的小說，為了迎合當時人們的喜好，小說的敘事弧也會被當時流行的社會風尚滲透，站在讀者的角度就是怎樣的敘事才更加符合他們的喜好，更何況有些小說，如《型世言》就是取自當時社會事件，[8]因此在書寫過程中，不免會將時代的氛圍透過特定描述的方式，轉換進小說情節中，因此筆者想討論隱藏在孝價值觀背後的晚明社會氛圍，換句話說將小說文本反映出來的孝與不孝子的樣貌，視作為能夠探討現實社會風氣的一種折射。本文將透過「三言二拍」、《型世言》與《水滸傳》中關於李逵的一章節，進入明代小說孝子與不孝子世界，從人物動機與明代官方、思想家對於孝順觀念的規範與詮釋等，藉此找尋時代所遺留的各種痕跡。

 

二、孝在公私之間

        明朝建立後，明太祖認為蒙古政權對於中國文化造成極大的摧殘，因此即位後太祖致力於恢復先王之道，進行中國文化再建構工作，其中涉及衣冠禮俗等一系列社會風俗，而對於穩定社會秩序與家庭倫常的孝，該價值觀的提倡與宣導也是重要的一環，猶如太祖曾言「人情莫不愛其親，必使之得盡其孝，一人孝而衆人皆趨於孝，此風化之本也。故聖人之於天下，必本人情而為治」，[9]由此可見孝是太祖認為明朝得以治天下的基礎；另一方面太祖在勸孝實踐戰略上，舉凡為孝子旌表、法律上以孝免刑、刊行大量御製書籍勸孝等等。[10]與此同時，也透過這些書籍定義孝順並移孝作忠，比如太祖強調父母之親出自於天性，而官員選擇忠君則可以光耀父母；反之，若事君不忠，則會害父母憂戚並害父母一同坐罪，因此所謂移孝作忠的提倡，即是皇帝希望官員能以孝順父母的心態來對皇帝盡忠，以維持皇帝與官員之間的關係，[11]進而形成家國同構的社會結構，而維持此結構的手段，即是明帝國孝意識形態的戰略。然而常言道自古忠孝難兩全，又或是面對其他社會輿論因素時，作為忠臣之子在選擇孝的價值觀時，該如何調動思想資源處理問題，可以在〈烈士不背君，貞女不辱父〉（型1）與[12]〈沈小霞相會出師表〉（喻40），[13]看到當時人如何處理涉及家國天下屬於公的忠孝問題；而在私領域方面則可從〈西山觀設籙度亡魂，開封府備棺追活命〉（初17）、[14]〈完令節冰心獨抱，全姑醜冷韻千秋〉（型6）。[15]

 

忠臣的孝子

在孝與忠之間的抉擇問題，一直是困擾著人臣的難題，對此統治者與思想家們有不同的看法，同樣是忠孝，如前文所述太祖皇帝認為應當以孝治天下，而王夫之卻認為忠孝觀念，「非可立以為教而教人」，而是得「生於人之心者也，惟心可以相感」；抑或是黃宗羲認為「事君事長，皆事父母所不可缺之事，非移此心以事之焉」，事君即能事親等等；[16]甚至是在左光斗在被閹黨逮捕之前，曾對其弟言「父母老矣，吾何以為別？為忠臣不能為孝子矣」[17]由此可見忠孝難題並沒有一定的答案，而是屬於當事人實際經驗的問題，皇帝會強調以孝維持統治基礎，而在明末的左光斗同樣也認為國家的忠更為重要，但在清初思想家會認為忠孝之間的兩難，得依據人情取捨，這點或許跟明朝滅亡後的遺民對前朝觀念的反思。

 

然而這些爭議，並沒有涉及到忠臣的孝子該何去何從，但在明代小說中卻描寫了此處境，在〈烈士不背君，貞女不辱父〉（型1）當中，講述靖難之役的忠臣鐵鉉子女的故事。由於在靖難時，鐵鉉為了效忠，不肯向成祖屈就，爾後成祖登基後，文武官員紛紛歸附之時，鐵尚書全家反被這些貪功的拿解進京。而在此時，作為鐵鉉門生的高秀才為挽救鐵公家的血脈，先是棄家扮成逃難窮民，到淮安地方在驛站當腳夫，等到鐵鉉全家到此下榻時，偷偷在屋邊放火，藉機帶走鐵鉉十二歲的小兒子。當時人們把火撲滅後，卻發現小兒子不見了，認為他應當是喪命火海又因年輕骨軟所以沒有留下遺骸；與此同時，高秀才把毫不知情的鐵公子帶到六七里外的曠野，便對他說道：「鐵公子，我便是高賢寧，是你令尊門生。你父親被拿至京，必然不免，還恐延及公子。我所以私自領你逃走，延你鐵家一脈。」鐵公子道：「這雖是你好情，但我如今雖生，向何處投奔？不若與父親姐姊死做一處到好。」高秀才道：「不是這樣說，如今你去同死，也不見你的孝處。何如苟全性命，不絕你家宗嗣，也時常把一碗羹飯祭祖宗、父母，使鐵氏有後，豈不是好？」[18]，此後兩人同行結為兄弟，高秀才暫時將鐵公子安頓在郊區給人工作，自己便去南京城找鐵鉉。

 

而若將此小兒子喪命的橋段與其他傳世史料比較，如明史中提及鐵鉉後代的下場「燕王即皇帝位，執之至。反背坐廷中嫚罵，令其一回顧，終不可，遂磔於市。年三十七。子福安，戍河池。父仲名，年八十三，母薛，並安置海南」；[19]「送其家屬到京。男福安，十二歲，永樂二年發河池千戶所充軍；康七，七歲，永樂元年在鞍轡局病故。……女玉兒，四歲，送教坊司」；[20]「妻楊氏並兒女發教坊司，楊氏病死，二女終不受辱，久之，鉉同官以聞，文皇曰：渠竟不屈耶？」，[21]鐵鉉的大兒子被發配戍邊，小兒子早亡，而女兒發配教坊司，於是由此可見，小說到此出現第一個關於孝爭議的背景是有歷史原型，即小兒子並未受刑，然而後面關於高秀才放火帶人的添加的情節，則可以看作時人對於忠臣之子應有好下場的情感投射，因為在小說中鐵公子本是欲求一死，然在高秀才的勸說下，才決定以陽奉陰違的規避刑罰，鐵公子才能在未來透過人子身分傳承血脈以實踐孝道。

 

兒子擁有保存鐵家血脈的義務，而被發配教坊司的兩個女兒則選擇以不同方式來實踐孝，順著小說情節發展來看，由於鐵鉉的忠心耿耿，使讓成祖對他懷恨在心，為了要折損鐵鉉一家的名聲，便將他的兩個女兒發放教坊司，讓她們在青樓送往迎來。而在小說情節中，鐵氏二女不斷強調自己屬於忠臣之後應當守節守志，寧死不屈，如「我們忠臣之女，斷不失節！况在喪中，也不理音樂！便聖上知道難為我，我們得一死，見父母地下，正是快樂處」，甚至受到虔婆挨打也始終未曾失身，而在最後得以處子之身獲赦贏得美名，同時又遇朝廷大赦天下，鐵鉉的後代也都團聚。關於鐵鉉之女守節的橋段，除了對應篇名中「貞女不辱父」之外，小說同時也將小說行動者們的守貞與「孝」、「義」等價值觀實踐相提並論，[22]此點亦與當時社會對女性貞節的觀點類似，將於下一節討論。總而言之，從鐵鉉子女的大團圓結局來看，「忠良有後，固亦人所快聞耳」[23]，也符合時人的認為身為忠臣與忠臣之後，在能夠實踐忠孝的價值情況下，而為人稱快的即是這些忠良之後也能有的好結局。

 

而〈沈小霞相會出師表〉（喻40），則是關於嘉靖時期的正直官員沈鏈與權奸嚴嵩父子鬥爭的故事。由於嘉靖年間，嚴嵩、嚴世蕃父子專權亂政。深受諸葛亮《出師表》忠義思想感染的官員沈鏈，對嚴氏父子的倒行逆施極為憤慨。他先是當面斥責嚴世蕃，繼而又上表章彈劾嚴氏父子十大罪行，結果被削職為民，遞解宣化保全州。後被嚴世蕃指使親信處死，其兩個大兒子也因此而亡，在鄉下的大兒子沈小霞在其妾聞淑女的勇敢機智的周旋應付下，終于脫逃。故事最終結束在小說末尾因嚴家試圖造反被嘉靖廢黜，沈家得以沉冤昭雪。而在小說之中內，由沈鏈之妻徐夫人及其子沈袞、沈褒得知沈鏈被害的消息後，找尋義叔賈石商議，當時賈認為應當先行逃難，等到嚴家衰敗再想辦法，然沈袞卻提出問題：

 

沈袞道：「未曾看得父親下落，如何好去？」賈石道：「尊大人犯了對頭，決無保全之理。公子以宗祀為重，豈可拘於小孝，自取滅絕之禍？可勸令堂老夫人，早為遠害全身之計。尊大人處賈某自當央人看覷，不煩懸念。」二沈便將賈石之言，對徐夫人說知。徐夫人道：「你父親無罪陷獄，何忍棄之而去？賈叔叔雖然相厚，終是個外人。我料楊、路二賊奉承嚴氏，亦不過與你爹爹作對，終不然累及妻子。你若畏罪而逃，父親倘然身死，骸骨無收，萬世罵你做不孝之子，何顏在世為人乎？」說罷，大哭不止。沈袞、沈褒齊聲慟哭。賈石聞知徐夫人不允，嘆惜而去。[24]

 

從賈石與高秀才提案都是委曲求全，待到良機後再想辦法。高秀才不像賈石一樣，特別強調父親之死只是小孝，重點是宗祀不能斷，但兩人的觀點背後的邏輯，則可以推斷常人在實踐孝上應該是偏向委身求全，而非如母親徐夫人的主張，在面對奸臣所害時，徐母強調沈鏈是無辜的，若因此而死，作為兒子的沈袞、沈褒將父親屍體拋諸於外，反而是更大的不孝，由此站在小說人物的立場，此時孝的實現則是不能迴避的，也使得兩人就此喪命。

 

雖然在這篇小說中忠臣的孝子下場並非如鐵鉉子女一樣都相安無事，但在作者調動情節轉折中，卻是以奸臣的不孝，作為嘉靖對嚴嵩與嚴世蕃態度轉變的開始，如「光陰似箭，一住八年。值嚴嵩一品夫人歐陽氏卒，嚴世蕃不肯扶柩還鄉，唆父親上本留己侍養，却於喪中簇擁姬妾，日夜飲酒作樂。嘉靖爺天性至孝，訪知其事，心中甚是不悅」，[25]而在接下來的情節則是關於嚴黨倒台的過程，這點也反映時人對於不孝者，將面臨壞下場的樸素應報觀念，但礙於篇幅與本文主旨，關於嚴黨小說的社會心態與歷史的再詮釋，則有待他人研究。

 

總之，同樣是關於忠臣遇害與孝子該如何選擇行孝的故事，或許是因為臣子面對的對象差異，一個是直面皇帝，一個是奸臣所害，所以最終的下場有所不同，不過就從成為孝子因而喪命與委曲求全之間的取捨，對於忠臣之子來說都是無法迴避的難題，雖然就目前的材料較難統合出一套忠臣後代孝順實踐，但能夠從小說情節中看出，人們所期待忠臣後代是需要經歷孝順與否的掙扎，至於善終與否，則如同〈烈士不背君，貞女不辱父〉結尾所言，是件能夠為人稱快的事，換句話說，這些後代下場往往不好。而同樣也有掙扎的不只是國家權力將孝順變成公的問題，同樣在公權力介入私領域的過程中，即在司法訴訟時為母親所誣告，那麼此時的兒子該如何選擇？

 

家中的孝子

在〈西山觀設籙度亡魂，開封府備棺追活命〉（初17）就描述一個母親與到家裡的道士西山觀通姦的故事，而兒子劉達生多此給予母親吳氏改善的機會，並屢次整蠱道士知觀，然而母親依舊不改與知觀商討後決定試著以不孝子的名義，逼自己的兒子入獄，以方便自己繼續通姦。

 

吳氏道：「……沒有了他，我雖是不好嫁得你出家人，只是認做兄妹往來，誰禁得我？這便可以日長歲久的了。」知觀道：「若如此，我有一計，當官做罷……此間開封官府，平日最恨的是忤逆之子，告著的不是打死，便是問重罪坐牢。你如今只出一狀，告他不孝，他須沒處辨。你是親生的，又不是前親晚後，自然是你說的話是，別無疑端，就不得他打死，等他坐坐監，也就性急不得出來，省了許多礙眼。況且你若捨得他，執意要打死，官府也無有不依做娘的說話的。」吳氏道：「倘若小業畜極了，說出這些事情來怎好？」知觀道：「做兒子怎好執得娘的奸，他若說到那些話頭，你便說是兒子不才，污口橫衊。官府一發怪是真不孝了，誰肯信他？況且捉奸抱雙，我和你又無實跡憑據，隨他說長說短，官府不過道是攔詞抵辨，決不反為了兒子究問娘奸情的。這決然可以放心！」吳氏道：「今日我叫他去上父墳，他卻不去，反到觀裏來。只這件不肯拜父墳，便是一件不孝實跡，就好坐他了。只是要瞞著他做」。[26]

 

從知觀對吳氏的提案來看，知觀算準了官尹李傑重視孝子並痛恨忤逆子的心態，想藉由作為親生母親的吳氏之口，謊稱劉達生不孝，透過官方介入處理這位「不孝」子將之判刑入獄，而知觀推測達生並不會舉發自己的母親謊報，就算有那也剛好正中知觀猜想，因為在缺乏證據的情況下，吳氏可以藉此咬定達生的就是不孝，所以才誣陷母親。隨著吳氏報官後，真如同知觀所猜想，架上公堂的達生並未招出吳氏不貞與事情緣由，反而極力袒護母親。幸好府尹似乎看出問題，便對身邊的人忖道：「這婦人氣質是個不良之人，必有隱情。那小孩子不肯說破，是個孝子。我必要剖明這一件事」，[27]而在府尹運用棺材成功逼迫吳氏與知觀認罪後，達生卻還是以孝子為由，希望官府放過母親，以自己來代替母親的罪過，最後府尹也喚達生上來道：

 

「你母親要殺你，我就打他幾下，你正好出氣，如何如此護他？」達生道：「生身之母，怎敢記仇？況且爺爺不責小的不孝，反責母親，小的至死心裏不安。望爺爺臺鑒！」叩頭不止，府尹喚吳氏起來道：「本該打死你，看你兒子分上，留你性命。此後要去學好，倘有再犯，必不饒你！」吳氏起初見打死了道士，心下也道是自己不得活了，見兒子如此要替，如此討饒，心裏悲傷，還不知怎地？聽得府尹如此分付，念著兒子好處，不覺吊下淚來。對府尹道：「小婦人該死！負了親兒，今後情願守著兒子成人，再不敢非為了。」府尹道：『你兒子是個成器的，不消說，吾正待表揚其孝」。達生叩頭道：「若如此，是顯母之失，以章己之名，小的至死不敢。」吳氏見兒子說罷，母子兩個就在府堂上相抱了，大哭一場。

 

從達生不斷袒護自己的母親，使吳氏不會陷入刑罰當中，而吳氏也痛改前非，決心不再做些違背倫常之事，而在故事的結尾觀生落得一死的下場，而劉達生在此事後也娶了一房媳婦，家中夫妻相敬，門風肅然，並且出去求名，卻又得府尹李傑一力抬舉，仕宦而終。

 

這個故事的結尾自然是傳統意義上的大團圓結局，而在同樣是長輩因為己利控訴晚輩不孝故事〈完令節冰心獨抱，全姑醜冷韻千秋〉（型6）中，也有類似的劇情發展。故事是一位從小飽受《孝經》教育的女子貴梅，嫁與朱寡婦家的十四歲的兒子朱顏當媳婦後，卻因朱寡婦天生水性與外人汪涵宇有染，讓朱顏氣到因病而亡故，而貴梅決定守孝不願改嫁出家。日後朱寡婦打算弄走貴梅，以獨占朱家的財產並與汪相處，就以「定要將這媳婦道他不孝」為由，誣告貴梅毆打自己試圖逼走貴梅，而貴梅最終決心以死明志，自縊在園中古梅樹下，在死之前言道：

 

「丈夫臨終，我應承守他，斷不失節！怎怕今日苦楚忘了？只是街坊上鄰舍，為我要攻擊婆婆，是為我洗得個不孝的名，卻添婆婆一個失節的名，怎好？我不能如丈夫分付奉養他，怎又污衊他？」說了一番，夜間穿了幾件縞素衣服，寫四句在衣帶上，道：親名不可污，吾身不容浼。含笑向九泉，身名兩無愧！」[28]

 

貴梅最終選擇自殺的理由，除了守住對於丈夫的節之外，也為了在街訪鄰居面前保留婆婆的名節，因此兩害相權過後，對於小說行動者來說，活在名節禮教的世界下，只能選擇自殺，而他的屍體雖然「似此耽延，貴梅三日方斂」，但卻「顏色如生，見者無不嘆息稱羨」，在這邊屍體不腐的文學性暗喻，即是證明貴梅的死達到時人所認為孝烈價值觀，也一如小說末尾，引出李贄的評價貴梅何以為孝，「夫貴梅之死烈矣，于孝何與？蓋貴梅所以寧死而不自白者，以姑之故也。不然，豈其不切齒痛恨于賄囑之商，而顧忍死為之諱哉！書曰『孝烈婦』當矣！」，亦即為朱寡婦避其諱言，才能「今孝烈獨能得太史之傳，以自昭明于百世，孝烈可以死矣」。[29]

 

從劉達生與貴梅二人都堅守孝子背後的歷史因素來看，時值理學發展後對於孝順觀念。對於孝子而言「小杖則受，大杖則走」的選擇消失，取而代之即是理學家主張的「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這樣的孝順實踐進入極端化、愚昧化的階段，[30]而從達生在公堂上的舉動也能看到，出於對於母親的孝，身為兒子的達生在與府尹李傑互動時，達生對於個人親白與盲目孝順的掙扎不能言說，只能被動的依賴細心的觀察李傑才得以獲得清白，由此文本的情節推斷時人對於孝子想像，是需要透過實踐者在艱苦的環境下堅持孝順價值觀，並且在此過程中未能有怨言，才能符合孝子的標準；而從貴梅堅守不嫁的情況，同樣也是對於價值觀的堅守，而受到長輩的指控，身為女性的貴梅則受到時代對於女性的侷限性影響，最終只能以死明志，才能化解身為媳婦得行孝與身為妻子得守節之間的矛盾。而從母親通姦的角度出發，也能看見個人情慾空間與孝道空間之間的衝突，[31]此時母親的情慾是需要受到禮教觀念所約束，而在書寫中，母親的角色在敘事中成為客體，因為不論母親行為對錯與否，都只是作為映照孝子德性的參照物。

 

三、不孝、盡孝與節烈

    在上一節中討論身為忠臣之後的孝子，以及孝道空間與情慾空間衝突下的晚輩該如何以自身的選擇來實踐孝順觀念，從中可見明代對於孝順觀念的愚昧化與極端化的現象，不過並非人人皆會遇到忠臣烈女以死明志，或是親身母親以不孝為誣陷其子的情境，因此在本節一方面將聚焦在放在日常生活中，最容易遇到財產與孝順之間的爭議，這些身為人子的行動者將採取哪些行動，並且站在作者添加的文字，評論作者評價下所反映明代的社會心態；而在另一方面，繼續順著孝順文本的極端化文本敘事，討論不孝與盡孝之間辯證關係，並且從中發掘隱藏在愚昧化、極端化敘事下的與時代風起吻合的伏流。

 

家財與孝子

在中國古代父母遺產分配的問題，本就是一個極大的課題，除涉及共有家產與否、嫡庶之間等等身分問題，不過在《大明律》中提出「凡嫡庶子男，除有官廕襲先盡嫡長子孫，其分析家財田產，不問妻妾婢生，止依子數均分」，[32]此法律在名面上解決了分配比率的問題，但在實際運作時，仍會受到當事人運用各種理由，以獲得更多的財產，而在以遺產/財產為主軸的勸孝故事，筆者在此要討論的分別是〈滕大尹鬼斷家私〉（喻10）、[33]〈三孝廉讓產立高名〉（醒2）、[34]〈趙六老䑛犢喪殘生，張知縣誅梟成鐵案〉（初13）。[35]

 

這三則故事的主人公有孝子，亦有不孝子，而從小說的情節安排與敘事結構來看，作者都在其中混勸人為孝、警示作用的文字，像是在〈三孝廉讓產立高名〉（醒2）中，先是提供符合時人眼光的孝悌價值觀的孝子形象：該故事背景是在漢代察舉制下，長兄許武拉拔兩位弟弟成長的故事。雖然這個故事並非標榜孝為主旨，而是藉由孝的附屬概念孝悌兄弟為主。作為貫穿本故事的軸心，哥哥許武的用心良苦教導弟弟們，使得弟弟們將孝悌作為與哥哥互動的最基本原則，並進一步使弟弟們服膺兄長對家產在外人看來不公平的安排，而伴隨故事發展，兩位弟弟在日後也都因舉孝廉而發達，此時與鄉親父老站在同樣外人視角的讀者，這時才得知許武的如此不公平的財產分配，是為了讓弟弟們能夠自食其力，並開創更好的生活。而在結尾處作者留下時人對於這個故事的評價「今人兄弟多分產，　古人兄弟亦分產。古人分產成弟名，今人分產但囂爭。古人自污為孝義，今人自污爭微利。孝義名高身并榮，微利相爭家共傾。安得盡居孝弟里，卻把䦧牆來愧死」，這段以古諷今的詩句，或許就是這個漢代的故事會在明朝被重新改寫的原因，因為這個故事的反面，能指向明代出現的社會現象，即下文要討論關於兄弟之間明爭暗鬥財產繼承權的故事〈滕大尹鬼斷家私〉（10）。

 

在國朝永樂年間北京香河太守倪守謙，賺下一筆家業，獨子倪善繼盼着早日繼承這份產業，然而因倪守謙納小妾梅氏，並有一子倪善述，倪守謙為了保住幼子，使他也能分得一份傢俬，生前設下錦囊妙計：表面上將家財全部給繼善，暗中將一藏有啞謎的畫軸傳給梅氏母子。他去世後，弟兄間果為傢俬訴訟到官。最終滕大尹因識得畫軸機密，裝模作樣以鬼斷傢俬，將其一半據為己有，另一半則斷給善繼、善述母子。小說的結局是原先兄弟二人所爭奪的倪太守的財產，被外人獲取大半，因此這篇小說即提供讀者一個反面教材，一如小說開場白所言：

 

依我說，要做好人，只消個兩字經，是『孝弟』兩個字。那兩字經中，又只消理會一個字，是個『孝』字。假如孝順父母的，見父母所愛者亦愛之，父母所敬者亦敬之，何況兄弟行中，同氣連枝，想到父母身上去，那有不和不睦之理？就是家私田產，總是父母掙來的，分什麼爾我？較什麼肥瘠？假如你生於窮漢之家，分文沒得承受，少不得自家挽起眉毛，掙扎過活。見成有田有地，兀自爭多嫌寡，動不動推說爹娘偏愛，分受不均。那爹娘在九泉之下，他心上必然不樂。此豈是孝子所為？[36]

 

在面對財產兄弟間的爭議時，對於小說作者而言，最重要的不是錙銖必較，而是得思考自己與兄弟都是父母所生，在爭奪財產時反而會造成地下有知的父母難過。故事的結尾，就如同開場白所言如果兄弟能彼此孝弟，能夠做到父母財產不分你我，自然能獲得更多的遺產。而在接下來要討論的故事，是以不孝子為主角的〈趙六老䑛犢喪殘生，張知縣誅梟成鐵案〉（初13）。

 

在這個故事中講述某朝某府某縣有位趙六老，他們夫妻兩口家境清白生活小康，養育一子名叫趙聰，然而因為趙夫婦二人過度寵溺兒時的趙聰，如在請教書先生教導趙聰，卻又害怕先生拘束容易生出病來，因此每日不上讀得幾句書。而那趙聰也知道父母兩人的意思，經常詐病佯疾不進學堂。夫婦二人也不願意懲罰他。而那位教書先生看到這樣的情況，「口中不語，心下思量道：『這真叫做禽犢之愛，適所以害之耳！之耳！養成于今日，後悔無及矣。』卻只是冷眼傍觀，任主人家措置」，這位教書先生的話彷彿成為讖言，再加上趙聰娶妻子殷氏是一位「專一恃貴自高，不把公婆看在眼裏。且又十分慳吝，一文千貫，慣會唆那丈夫做些慘刻之事」之人，而在趙聰夫婦在趙母生病未有照顧而逝世，趙聰夫婦二人又對其父趙六老更加嚴苛，甚至連給趙母的安葬費也不願提供，趙六老只能自行解決。而到了冬天趙六老因為天寒無衣，只好夜裡去趙聰房中拿錢，卻被趙聰當作賊人用斧頭砍死了。事後街坊鄰居對於趙六老之死議論紛紛，最後決定將不孝子扭送大堂依法辦理，判官張晉在聽取趙聰的並不知其賊是父的辯解之後，仍言：「趙聰殺賊可恕，不孝當誅！子有餘財，而使父貧為盜，不孝明矣！死何辭焉？」，並且在判處趙聰四十大板，上了死囚枷，押入牢裏。為此「眾人一向久慕。見張晉斷得公明，盡皆心服」。故事的最後討論趙聰夫婦的下場，由於殷氏探監幾次染上牢瘟，一個月後便死了，而趙聰本是過好日子的人，熬不得囹圄之苦，在沒人送飯後，餓了三日便死在牢中，被人拖出牢洞後拋屍在千人坑裏，作者最後補上一句「這便是那不孝父母之報」。[37]

 

        在這個講述不孝子的故事中，可以看見果報是不斷累積的，趙六老之死，若站在今人的角度來看，很大一部分是因為趙六夫婦寵溺趙聰，為此作者卻沒有指出父母的問題，而是以父母養育之恩，站在道德高位批判不孝子行為，強調逆子多麼的天誅地滅，就如同本文開頭所言：

 

話說人生極重的是那『孝 』字，蓋因為父母的，自乳哺三年，直盼到兒子長大，不知費盡了多少心力！又怕他三病四痛，日夜焦勞；又指望他聰明成器，時刻注想。撫摩鞠育，無所不至。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說到此處，就是臥冰、哭竹、扇枕溫衾，也難報答萬一。況乃錦衣玉食，歸之自己，擔饑受凍，委之二親。漫然視若路人，甚而等之仇敵，敗壞彝倫，滅絕天理，真狗彘之所不為也！

 

而這樣的論述，反映的問題是孝順觀念隨時代發展，「天下無不是的父母」的觀念深入人心，使得作者在評價這個故事的孝順時，是以經典與二十四孝的文本來論證子孝的必要性，而不孝即是「敗壞彝倫，滅絕天理，真狗彘之所不為也！」另一方面從本節前兩則關於兄弟與家產的故事，雖然均未涉及主人公的孝順實踐過程，但孝順的概念都是由故事之外說書人，站在勸說者的身分討論盡孝的重要性，並將能夠盡孝視作應對財產問題的解方；唯有盡孝才能夠獲得良好的機運，如成功入仕或家產不落外人，換句話說，孝順與否將會直接影響一個人的果報。

 

復仇的孝子

在這個章節將要討論「不」孝子，不同於上一段的小說中，拾起斧頭劈向自己父親的不孝子，這一個小節將要討論的「不孝」並非未盡孝道，而是在盡孝的同時，必須放棄自身能夠奉養在世親人的生命，從而完成「孝」，這個現象在研究孝道文化的書籍中，會將其比作明清時期的愚昧化、極端化，然而仔細探究小說中的行動者在不孝、盡孝與節烈之間的掙扎，如接下來要討論兩則兒子為報殺父之仇的故事〈千金不易父仇，一死曲伸國法〉(型2)、[38]〈行孝子到底不簡屍，殉節婦留待雙出柩〉(初31)，[39]能夠看到在敘事策略中出現類似與晚明小說反映人們率性而型的「個人」意識出現。[40]

 

        〈千金不易父仇，一死曲伸國法〉(型2)與〈行孝子到底不簡屍，殉節婦留待雙出柩〉(初31)兩個故事大致講述父親與遠房家產因家產爭議發生肢體衝突，並且被遠房親戚毆打致死，而親戚想藉由花錢消災，要求孝子不要告官，並且在眾多人的勸碩下孝子名面上答應，但私底下卻暗自盤算報仇計畫，待道時機成熟後便仗劍手刃仇人，並報官自首，官府見其替父報仇想替其減刑，但需要證明孝子事處有因，因此必須將他為父親簡屍，也就是開棺驗屍，但簡屍是一種會破壞屍體驗屍手段，為此王孝子決心不讓官方驗屍，並最終以死明志。

 

這兩個故事是凌蒙初與陸人龍分別根據萬曆年間金華府武義縣的王世名孝烈事件，改編而成的小說，雖然兩人在偏重孝子的面向不同，這點將由下文討論，但據學者考證這個故事，皆是與同時期的其他文人為王世名立下的傳記衍生而來，如譚正璧先生認為凌蒙初參考《明書》列傳中的〈孝義傳〉、《明史》〈列傳．孝義．王世名〉，以及皆轉自《耳談》的《寄園寄所寄》〈鏡中記〉、《劇說》；[41]另外亦有其他的來源，如《戒庵老人漫筆》卷七〈王孝子傳〉、《國朝獻徵錄》、《本朝分省人物考》等等，[42]而鄭良宏則認為應取材自馮夢龍的《情史》，因為從角色形象來看更加類似，[43]總而言之既然有故事原型，甚至正史當中有所記載，為此可以推測在正史書寫之外，由小說添加的情節或許能看作當時社會風氣下所認同一位孝子復仇的形象。

 

不過筆者在此先反駁譚正壁認為這篇小說取材自《明書》〈孝義傳〉、《明史》〈列傳．孝義．王世名〉的說法，因為就先以文本成書時間來看〈行孝子到底不簡屍，殉節婦留待雙出柩〉(初31)的時間應早於正史，而由此或可推斷正史除了參考時人筆記之外，或許也有吸收一些小說的情節作為根基，而《明史》〈列傳．孝義〉關於王世名的如下：

 

王世名，字時望，武義人。父良，與族子俊同居爭屋，為俊毆死。世名年十七，恐殘父屍，不忍就理，乃佯聽其輸田議和。凡田所入，輒易價封識。俊有所餽，亦佯受之。而潛繪父像懸密室，繪己像於旁，帶刀侍，朝夕泣拜，且購一刃，銘「報讐」二字，母妻不知也。服闋，為諸生。及生子數月，謂母妻曰：「吾已有後，可以死矣。」一日，俊自外醉歸，世名挺刃迎擊之，立斃。出號於眾，入白母，即取前封識者詣吏請死。時萬曆九年二月，去父死六年矣。

知縣陳某曰：「此孝子也，不可置獄。」別館之，而上其事於府。府檄金華知縣汪大受來訊。世名請死，大受曰：「檢屍有傷，爾可無死。」曰：「吾惟不忍殘父屍，以至今日。不然，何待六年。乞放歸辭母乃就死。」許之。歸，母迎而泣。世名曰：「身者，父之遺也。以父之遺為父死，雖離母，得從父矣，何憾。」頃之，大受至，縣人奔走直世名者以千計。大受乃令人舁致父棺，將開視之。世名大慟，以頭觸堦石，血流殷地。大受及旁觀者咸為隕涕，乃令舁柩去，將白上官免檢屍，以全孝子。世名曰：「此非法也，非法無君，何以生為。」遂不食而死。

妻俞氏，撫孤三載，自縊以殉，旌其門曰孝烈。（畫線處為筆者所加）[44]

明史中關於王世名行孝烈事的紀載，可以將之視作一個廣為流傳的故事的官方認可版本，而其中筆者畫線處的地方則是在陸、凌二人小說多對於人物加以闡述情節的地方，如關於準備復仇的描述，在〈千金不易父仇，一死曲伸國法〉(型2)中，刻畫王孝子對抵免父親之死分毫不取，又同時暗中為復仇事業做好心理準備，如「私自畫一軸父親的神像，側邊畫着自己形容，帶着刀站立隨了」。[45]而在這邊小說中也刻意強調王世名在復仇之前的日常生活，如在去鐵匠鋪打一把腰刀，上面刻上「報仇」二字之後，王世名便常將刀帶在身邊，並且不讓母親知道此事。又偶爾在閒暇之餘拿刀把玩，言道：「刀！刀！不知何時是你建功的時節？是我吐氣的時節，我定要拿住此賊，碎砍他頭顱，方使我父親暝目泉下」，並且不時「館中讀書，空時便把古來忠孝格言楷寫了帶在身邊，時常諷咏，每每淚下」，[46]然而此舉卻讓不解實情的同窗認為「父親喫人打死，得些財物便了，成甚麼孝？枉讀了書！」。[47]唯獨王世名的老師盧玉成，因為每日聽他讀格言，在過程中時而悲歌悽惋，時而奮迅激昂，而又在每日早起時，看到他眼有淚痕，並認為「此子有深情，非忘親的」。

 

        而在另一篇小說〈行孝子到底不簡屍，殉節婦留待雙出柩〉(初31)，除了桶通篇強調簡屍這件事對於孝子來說的悲痛之外，作者則多將筆墨放在王世名之妻俞氏身上，此時的世名妻俞氏曉得丈夫不忘仇恨，每對他道：

「君家心事，妾所洞知。一日仇死君手？君豈能獨生？」世名道：「為子死孝，吾之職分，只恐仇不得報耳。若得報，吾豈願偷生耶！」俞氏道：「君能為孝子，妾亦能為節婦。」世名道：「你身是女子，出口大易，有好些難哩。」俞氏道：「君能為男子之事，安見妾身就學那男子不來？他日做出便見。」世名道：「此身不幸，遭罹仇難，娘子不以兒女之見相阻，卻以男子之事相勉，足見相成了。」夫妻各相愛重。五載之內，世名已得游泮，做了秀才；妻俞氏又生下一兒。世名對俞氏道：「有此呱呱，王氏之脈不絕了。一向懷仇在心，隱忍不報者，正恐此身一死，斬絕先祀，所以不敢輕生做事。如今我死可瞑目。上有老母，下有嬰兒，此汝之責，我托付已過，我不能再顧了。」遂仗劍而出，也是王俊冤債相尋，合該有事。[48]

而在王家處裡王孝子的後事時，俞氏哭道：

「多承列位盛情。吾夫初死，未忍遽殯，尚欲停喪三年，盡妾身事生之禮。三年既滿，然後議葬，列位伯叔不必性急！」諸生不知他甚麼意思，各自散去了。此後但是親戚來往問及出柩者，俞氏俱以言阻說，必待三年。親戚多道：「從來說入土為安，為何要拘定三年？」俞氏只不肯聽。停喪在家，直至服滿除靈，俞氏痛哭一場，自此絕食，旁人多不知道。不上十日，肚腸飢斷，嗚呼哀哉了。[49]

作者在此處賦與妻子烈婦的形象，如提到與丈夫談論時提到「安見妾身就學那男子不來？他日做出便見」，而在故事結尾果真以死相見，也暗合小說標題〈行孝子到底不簡屍，殉節婦留待雙出柩〉，使得孝子與節婦形成併置關係，而如果從這兩篇故事的敘事情節來講，為父報仇與替父簡屍兩件事在行動者眼中都是彰顯孝道的方法，也因此在這兩篇小說的尾段中，都不斷強調主人公王孝子寧可選擇以命抵命，而非選擇違背孝道的簡屍免罪，然而站在小說行動者的立場來看，以命抵命卻得面對無法事奉母親所帶來的不孝，為此小說的行動者言道：「兒子這身是父生的，今日還為父死。雖不得奉養母親，也得見父地下，母親不要痛我！」、[50]「兒已報仇，頭在囊中。今當為父死，不得侍母膝下了」，[51]雖然作者並未給出此禮教難題的答案，但從小說極力刻畫人物鮮活的形象來看，如孝子用生命來行孝義之事，即是馮夢龍認為：

自來忠孝節烈之事，從道理上做者必勉強，從至情上出者必真切。夫婦其最近者也。無情之夫，必不能為義夫，無情之婦，必不能為節婦。世儒但知理為情之範，孰知情為理之維乎！男子頂天立地，所擔者具咫尺之義，非其所急。吾是以詳於婦節，而略於夫義也。[52]

發乎於情的犧牲生命為父報仇，除了實現禮教的社會價值觀外，在陸人龍筆下的王世名為復仇準備與該篇開頭以仗劍復仇為主題的一闕詞，將王孝子的復仇故事刻畫成俠義之事，甚至作者也言道王孝子能為「任俠豪人齊拍掌，小心怯漢獨驚魂」、「寧知俠烈士，一死無沈吟」；[53]而與之對稱的即是其妻俞氏，在與丈夫討論時表現出不讓鬚眉的態度，並且最終也隨夫而去，以此盡到身為妻子的節，[54]這點也反應俞氏對於其夫的情之深。而這些在禮教實踐下展現自我人格故事能夠出現，雖不同直接強調個人的傲骨與個性，[55]但在小說行動者選擇實踐理想中的價值觀，以及俠義形象被描述與強調，則與晚明自我人格凸顯的社會風氣相互呼應。[56]

四、尋親者的抉擇

    宋元以來孝子傳的傳世文本數量增加，反映社會對於孝順觀念的重視與深入民間各階層之外，同時這些孝道故事也激勵人們行善、助長特定得社會風氣等等，像是〈寸心遠格神明，片肝頓蘇祖母〉（型4）是關於女子割肝救祖母的故事，就連作者對這類行為的看法「近日杭州仁和沈孝子，割心救父，父子皆亡的，都是我皇明奇事。不知還有個刳肝救祖母，卻又出十四歲的女子，這是古今希見！」，[57]然而這種作者認為看似稀見的時代現象，在邱仲麟所研究割股療親的孝行舉動中卻是一個時代風氣，邱指出這類唐代出現，朝廷明令禁止的行為，到了宋元以後更加頻繁，尤其在明清時期甚至出現從窮苦百姓向士人階層家庭發展的趨勢。[58]而若以文本傳播的角度來看，這類小說也是促成孝順行為極端化的助力之一。同樣地，在孝順文本增加、頻繁傳播與形塑社會風氣的脈絡下，有一類行孝文本也是大量出現，即是接下來要討論的一種關於孝子實踐孝道的方式——尋親。

在〈避豪惡懦夫遠竄，感夢兆孝子逢親〉（型3），[59]即在開場白中提到孝子尋親的諸多案例，如父親客死他鄉，孝子取其骨殖返鄉；兒子不曾與父親見過面，但知道父親在何處，最後也剛好彼此相認等等，而在本篇小說的主角王原則是未曾見過父親，又不知他在何處，只是聽過母親追憶父親的往事，就想去尋父，而他只依靠堅心尋訪，終久感格神明父子團圓。

        而在踏上尋親旅程之前，王原和母親之間有過討論，其母霍氏道：「兒，爹娘一般的，你爹去了，你要去尋，同在一家的，反不伴我？你若又去了，叫我看誰？」王原聽了表面上不敢去，卻日日不忘尋爹，直到十八歲娶妻之後，因妻子謹守本分且孝順，王原便向母親道：「前日要去尋爹，丟母親獨自在家裡，果是不安。如今幸得有了媳婦，家中又可以過得，孩兒明日便起身去尋父親」，[60]遊歷鄰近的縣城後，在一間深山寺廟中找尋到自己的為僧的父親，並將他帶回家中奉養，而伴隨「父母年紀高大，相繼而歿，王原依禮殯葬，自不必說。終日悲泣，幾至喪生」[61]，不過王原最後還是「服閱薦補常德通判，再轉重慶同知」，為此作者給出「所至皆能愛民報國。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門，有由然矣」的解釋，並在文末強調孝順父母的重要性，並且提到本小說是根據真實事件改編，其中關於描述「里胥之橫，失路之悲」的部分與現實相差無幾。

 

    小說作者所強調的尋親時的失路之悲，則可以與明清大量出現的尋親文本相互映照，根據呂妙芬指出由真人改編的孝順文本，會出現從發起孝思、受苦之旅、天人交助、救贖四個情節過程，而救贖後的「親歸其所」則是在故事中具有一種終極的意義指標，關係著孝子全家在儒家親親、尊尊的禮義世界中是否得以圓滿幸福，此情節也應該是故事的最高潮。[62]然而這類故事包含本篇小說的邏輯，卻與父親之間並無生活上情感基礎的交流，而是出於儒家道德觀下的父系家庭組織的禮法名分。

 

        而在另一個尋親故事卻並未有好下場，在〈假李逵剪逕劫單人，黑旋風沂嶺殺四虎〉（水43）[63]中，李逵因思念母親而回去要接母親上山，路途中李逵遇到假扮他的李鬼，李逵本想殺掉李鬼，但李鬼以奉養家中老母為由，為李逵所饒一命。爾後，在一家村舍中，李逵又遇見了李鬼，發現他早已喪母，甚至還要毒殺自己，李逵便將他殺了。之後李逵回到家中，便將母親背上帶回梁山，途經沂嶺時，因母親口渴想喝水，李逵便暫時離開去取水，回來時卻發現老娘被老虎所吃，便將四隻老虎全數殺死，李逵一人便返回梁山，故事的尾聲，在梁山泊好漢對於身為盜匪無須父母的自我嘲弄下結束，李逵也未對母親之死更加掛念。

 

     薩孟武認為梁山泊本就是流氓組織的團體，而在這些英雄彼此交往的過程中，他們重孝而不重義，重友而不重親。[64]薩的論點並無矛盾，但若將《水滸傳》視作為一部世代累積型作品，因此小說的創作者選用相關的題材背後的原因，即是因為其經歷過當時社會的考量，再加上這一章專為李逵設計一段尋親的劇情，對後續情節影響不大，所以可以將其視作基於水滸傳人物設定的「番外篇」，亦即李逵的外傳、衍伸作，然而有趣的部分，即是創作者或讀者們願意賦予這一位小說中以暴力著稱的天殺星，一段實踐孝順的心理活動故事情節，成為許多讀者認可李逵這一角色的真性情，「寫得生盡其愛，養盡其勞，葬盡其誠，哭盡其哀，真正仁人孝子」。[65]從這個《水滸傳》的案例來看，則側面顯示尋親記這類孝感文本的主題，能夠流傳至今，是因為時人非常認可這類故事與其中教化功能，而由此衍伸的文學母題，也會混如其他類型的小說文本之中，成為一種鋪陳小說的敘事手法。

 

代結論：孝順邊緣

孝，作為中國文化中獨有的概念，雖源自於先秦時代，然而影響現代中國的孝觀念，則需追尋到近世中國的文化轉型，尤其是在明太祖透過旌表制度的褒揚孝順價值觀，進一步促使社會大眾為此響應；而民間層面歷經宗族化的現象，孝順也成維持宗族觀念的重要觀念之一。本文綜覽部分明代流行的通俗小說，探討在晚明社會逐漸出現相近現代個人主義的社會氛圍之下，使得傳統孝順觀念在這些通俗文本中，出現不同類型的孝順故事，以滿足人們在不同情境下對於孝順實踐在公、私領域中的想像，如在身為公領域忠臣之後，在孝順實踐上需要考量宗祧與對父盡孝之間的利弊；而面對母子/女之間的私領域，即母親身處情慾空間與孝道空間之間的衝突下，母親選擇情慾空間時而使指控孝子不孝時，身為孝子節婦往往會以極端化、愚昧化的方式進行孝道實踐，而這樣的實踐受到官方力量介入後，即是伴隨對情慾空間的限縮，也進一步反應時人對於孝價值觀，具有理學家所提倡的最高性。

 

小說在描述日常生活中最容易遇到財產爭議問題時，作者也不斷從旁勸說孝順的重要性，並將不孝最終的下場解釋為現世報，然而對於這樣的解釋，卻未對於孝順本身價值觀提出反思，並探討為何在那情境下的孝順應當成立，而只是運用宗教色彩的邏輯，不斷暗示孝順與否與因果報應之間的關聯性，這點或許與小說文本的普及化、大眾化有關。此外，新的孝順文本的母題開始大量普及，如為父報仇、割股療親、孝子尋親等小說主題，而其中關於為父報仇這類有社會案件原型的小說，有一部分是受到晚明個人主義顯現的社會風氣影響，著重描寫主人公俠義的一面，不過這種俠義並非跳脫於禮教綱常，反而是將禮教中孝道視作個人生命的終極價值，因此主人公在可以選擇為母事生時，反而毅然決然的選擇以死明志；而在另一個關於孝順的文學母題，即尋親者的小說出現，則是在尋親故事大量出現的時代背景下，對於原型故事的再演繹，甚至這樣的故事主題也能滲透到其他類型的小說文本當中，如水滸傳李逵尋母的故事。

 

本文所討論的涉及諸多面向的孝順小說，雖然看似浮泛，但其主旨的核心都能碰觸中國傳統觀念，人們對於孝最本質觀念的理解——以家庭為單位的傳宗接代，像是本文討論忠臣之子在面對為父盡孝，還是為延續宗祠而苟活之間的選擇；或是繼承家產時要考慮的是家庭關係之內的和諧與穩定，而不是讓外人得以藉機介入其中；抑或是面對孝順實踐中的客體母親的情感需求與禮教倫常之間的矛盾，也使得在孝子節婦的孝道實踐中，使得這樣的女性情慾需求被忽略，取而代之，即是遵從家庭秩序的母親；又進一步圍繞在生育的概念：在父系繼承家庭運作中，男性後代則還有以生事孝，或以死明志的選擇空間，然而能夠生育的女性後代或媳婦在面對孝的衝突時，往往只能以死盡節，這點同樣即反映在小說文本主題中，較少訴說孝女的故事，反而是以孝子或真節烈婦為多，若落實在社會制度中即可能是與明代旌表制度下官方公認的價值觀有關，即旌表孝子並獎勵貞節烈女，而「孝女」的提倡則不被官方重視。

 

     最後由於孝順概念的複雜性與豐富性，筆者在短時間內未能掌握其核心概念，但如果從小說中所描述孝順行為的邊緣，即同時兼具孝/不孝特質的行為，來討論明代的孝順實踐與孝順文本的製造，從中能看出一些有趣的現象，因為當小說行動者只有在明知自己正在進行不孝行為時，才會特意調動與孝相關的思想資源，以作為自身行動的依據，如仗劍復仇的王世名，或選擇尋親的王原等等，而這樣的爭扎，除具有其時代性之外，也在結構內彰顯個人意志能動性。這兩者在小說情節中會匯聚成主人公對於價值取捨的瞬間，而這個瞬間往往是最能勾起讀者的對於價值觀的認同，並進一步促成追崇特定孝行為的社會氛圍，並結合孝順行為與彰顯道德之間的關聯，導致明清孝順行為進一步極端化；同時，認同的社會氛圍又促成大量相關孝感文本出現，兩者相互交織，人們不斷仿傚這些行為，最終形成官方在維持社會穩定方面，所某些程度上樂見的「一人孝而衆人皆趨於孝」。

 

 

徵引資料

文獻史料

（明）施耐庵，（清）金聖嘆，《金聖嘆批評本水滸傳（全二冊）》，長沙：岳麓書社，2006。

（明）施耐庵、羅貫中著，《水滸全傳》，臺北：貫雅文化，1991。-

（明）凌濛初，徐文助校訂，《二刻拍案驚奇》，臺北：三民書局，1991。

（明）凌濛初著，劉本棟校訂，《初刻拍案驚奇》，臺北：三民書局，1990。

（明）陸人龍著，雷茂齊、王欣校點，《型世言》，成都：巴蜀書社，1993。

（明）馮夢龍，《情史》，臺北：廣文，1982。

（明）馮夢龍編撰，徐文助校註，《喻世明言》，臺北：三民，1998。

（明）馮夢龍編撰，丁如明校註，《醒世恒言》，臺北：建宏出版社，1995。

（清）張廷玉等撰；楊家駱主編，《明史》，臺北市：鼎文書局，1980。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勘，《明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

近人研究

專書

朱嵐，《中國孝道的歷史考察》，臺北：蘭臺出版社，2003。

呂妙芬，《孝治天下：《孝經》與近世中國的政治與文化》台北：聯經，2011。

陳愛平著，《孝說》，重慶：重慶大學出版社，2007。

趙園，《家人父子:由人倫探訪明清之際士大夫的生活世界》，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

蕭琪的《父母等恩：《孝慈錄》與明代母服的理念及其實踐》，臺北：秀威資訊科技，2017。

蕭群忠，《中國孝文化研究》，臺北：五南圖書，2002。

蕭群忠，《孝與中國文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譚正璧，《三言兩拍源流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譚正璧，《三言兩拍源流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薩孟武，《水滸傳與中國社會》，臺北：三民書局，1986。

 

論文

大澤顯浩（Osawa Akihiro），〈明代出版文化中「二十四孝」－論孝子形象的建立與發展〉，《明代研究通訊》，5期（2002，臺北），頁11-33

任明玉，〈中國孝行故事研究〉，（臺北：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99）。

呂妙芬，〈明清中國萬里尋親的文化實踐〉，《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8（2007，臺北），頁359-406

林麗月，〈孝道與婦道：明代孝婦的文化史考察〉，《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6期（1998，台北），頁1-29。

林麗月，〈孝道與婦道：明代孝婦的文化史考察〉，《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6期（1998，台北），頁1-29。

胡蓮玉，〈創作與改編：出史入文的明代王孝子故事〉，《明清小說研究》，3期（2006，南京），頁103。

徐虹，〈《型世言》的社會新聞價值探析〉，《淮海工學院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12（2015，淮海)，頁31-34。

高桂惠，〈世道與末技：《型世言》的演述語境與大眾化文化選擇〉，《政大中文學報》，6期（2006，台北），頁49-74。

陳敏傑，〈《三刻拍案驚奇》部分篇目本事考略〉，《明清小說研究》，4期（1988，南京），頁90-102。

鄭良宏，〈「三言」、「二拍」、「一型」中的孝道書寫〉（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6）

鄭媛元，〈明代未婚女子的貞節觀－從〈烈士不背君，貞女不辱父〉談起〉，《婦研縱橫》，67期（2003，臺北），頁73-79。

 

學位論文

王鴻泰，《〔三言二拍〕的精神史研究》（台北：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系碩士論文，1992）。

林晉葳的《聖諭與教化：明代六諭宣講文本《聖訓演》探析》（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20）。

邱仲麟，〈不孝之孝──隋唐以來割股療親現象的社會史考察〉（台北：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97）。

潘信羽，〈明代方志中的孝感神異：兼論其比較宗教之意涵〉（臺北：國立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數據庫

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https://ctext.org/wiki.pl?if=gb&chapter=653300。

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https://hanchi.ihp.sinica.edu.tw/ihpc/hanjiquery?@69^973428079^90^^^../hanjimg/hanji.htm。

註釋

[1]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勘，《明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太祖卷二百五十五，洪武三十年九月2日，頁3677。

[2] 呂妙芬，《孝治天下：《孝經》與近世中國的政治與文化》（台北：聯經，2011），頁8。

[3] 呂妙芬，《孝治天下：《孝經》與近世中國的政治與文化》，頁2。

[4] 蕭群忠，《中國孝文化研究》（臺北：五南圖書，2002 年）、《孝與中國文化》（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陳愛平著，《孝說》（重慶：重慶大學出版社，2007）；朱嵐，《中國孝道的歷史考察》（臺北：蘭臺出版社，2003）。

[5] 呂妙芬的《孝治天下》討論《孝經》在近世中國社會脈絡下對政治、思想與文化實踐的影響；蕭琪的《父母等恩：《孝慈錄》與明代母服的理念及其實踐》（臺北：秀威資訊科技，2017），則是針對太祖皇帝修改母服規定後編寫的孝慈錄，以及對於明代士人對於服喪行孝爭議的討論；林晉葳的《聖諭與教化：明代六諭宣講文本《聖訓演》探析》（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20），本文指出就社會史與思想史的角度，明太祖「六諭」可視為貫穿明代基層教化的基本內涵。

[6] 大澤顯浩（Osawa Akihiro），〈明代出版文化中「二十四孝」－論孝子形象的建立與發展〉，《明代研究通訊》，5期（2002，臺北），頁11-33；潘信羽，〈明代方志中的孝感神異：兼論其比較宗教之意涵〉（臺北：國立政治大學宗教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呂妙芬針對明清時期的尋親實踐，尤其在該文當中指出萬里尋親孝子傳的敘述具有特定的模式，並且觀察故事未言及的另一些面向，雖未必是更真實的面貌，卻能提供在日常生活中，孝的實踐所牽涉的複雜情境。〈明清中國萬里尋親的文化實踐〉，《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8（2007，臺北），頁359-406；任明玉則提到孝行小說的研究，其中針對不孝者的應報懲罰有所討論，〈中國孝行故事研究〉，（臺北：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99）。

[7] 鄭良宏，〈「三言」、「二拍」、「一型」中的孝道書寫〉（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6）

[8] 徐虹，〈《型世言》的社會新聞價值探析〉，《淮海工學院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12（2015，淮海)，頁31-34。

[9]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勘，《明實錄》，太祖卷四十九，洪武三年二月3日，頁962。

[10] 蕭琪，《父母等恩：《孝慈錄》與明代母服的理念及其實踐》，頁85-92。

[11] 蕭琪，《父母等恩：《孝慈錄》與明代母服的理念及其實踐》，頁95-97；蕭群忠，《中國孝文化研究》，頁100-102。

[12]（明）陸人龍著，雷茂齊、王欣校點，〈烈士不背君，貞女不辱父〉，《型世言》（成都：巴蜀書社，1993），卷一，頁49-70。

[13]（明）馮夢龍編撰，徐文助校註，〈沈小霞相會出師表〉，《喻世明言》（臺北：三民，1998），卷四十，頁678-709。

[14]（明）凌濛初著，劉本棟校訂，〈西山觀設籙度亡魂，開封府備棺追活命〉，《初刻拍案驚奇》（臺北：三民書局，1990），卷十七，頁172-194。

[15] （明）陸人龍著，雷茂齊、王欣校點，〈完令節冰心獨抱，全姑醜冷韻千秋〉，《型世言》，卷二，頁132-149。

[16] 轉引自 趙園，《家人父子:由人倫探訪明清之際士大夫的生活世界》（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頁114。

[17] 轉引自 趙園，《家人父子:由人倫探訪明清之際士大夫的生活世界》，頁118。

[18] （明）陸人龍著，雷茂齊、王欣校點，〈烈士不背君，貞女不辱父〉，《型世言》，卷一，頁55-56。

[19]（清）張廷玉等撰，楊家駱主編，《明史》（臺北：鼎文書局，1980，清武英殿本），卷一百四十二，列傳第三十，〈鐵鉉傳〉，頁4033。

[20]《立齋閒錄》，〈中國哲學書電子書計畫〉，https://ctext.org/wiki.pl?if=gb&res=651051&searchu=%E9%90%B5%E9%89%89（2023年1月5日檢索）。

[21]明史紀事本末，第十八卷 壬午殉難，〈中國哲學書電子書計畫〉，https://ctext.org/wiki.pl?if=gb&chapter=215117#p3（2023年1月5日檢索）。

[22] 鄭媛元，〈明代未婚女子的貞節觀－從〈烈士不背君，貞女不辱父〉談起〉，《婦研縱橫》，67期（2003，臺北），頁73-79。

[23] （明）陸人龍著，雷茂齊、王欣校點，〈烈士不背君，貞女不辱父〉，《型世言》，卷一，頁70。

[24] （明）馮夢龍編撰，徐文助校註，〈沈小霞相會出師表〉，《喻世明言》，卷四十，頁678-709。

[25] （明）馮夢龍編撰，徐文助校註，〈沈小霞相會出師表〉，《喻世明言》，卷四十，頁636。

[26]（明）凌濛初著，劉本棟校訂，〈西山觀設籙度亡魂，開封府備棺追活命〉，《初刻拍案驚奇》），卷十七，頁186-189。

[27]（明）凌濛初著，劉本棟校訂，〈西山觀設籙度亡魂，開封府備棺追活命〉，《初刻拍案驚奇》），卷十七，頁192-193。

[28] （明）陸人龍著，雷茂齊、王欣校點，〈完令節冰心獨抱，全姑醜冷韻千秋〉，《型世言》，卷二，頁147。

[29] （明）陸人龍著，雷茂齊、王欣校點，〈完令節冰心獨抱，全姑醜冷韻千秋〉，《型世言》，卷二，頁149。

[30] 蕭群忠，《中國孝文化研究》，頁110-111。

[31] 鄭良宏，〈「三言」、「二拍」、「一型」中的孝道書寫〉，頁149-162。

[32] 《大明律》，漢籍電子文獻資料庫，https://hanchi.ihp.sinica.edu.tw/ihpc/hanjiquery?@69^973428079^90^^^../hanjimg/hanji.htm （2022年12月30日檢索）

[33]（明）馮夢龍編撰，徐文助校註，〈滕大尹鬼斷家私〉，《喻世明言》，卷十，頁160-181。

[34]（明）馮夢龍編撰，丁如明校註，〈三孝廉讓產立高名〉，《醒世恒言》（臺北：建宏出版社，1995），頁15-24。

[35]（明）凌濛初著，劉本棟校訂，〈趙六老䑛犢喪殘生，張知縣誅梟成鐵案〉，《初刻拍案驚奇》（臺北：三民書局，1990），頁134-144。

[36] （明）馮夢龍編撰，徐文助校註，〈滕大尹鬼斷家私〉，《喻世明言》，卷十，頁160-181。

[37] （明）凌濛初著，劉本棟校訂，〈趙六老䑛犢喪殘生，張知縣誅梟成鐵案〉，《初刻拍案驚奇》（臺北：三民書局，1990），頁134。

[38] （明）陸人龍著，雷茂齊、王欣校點，〈千金不易父仇，一死曲伸國法〉《型世言》，卷一，頁71-83。

[39] （明）凌濛初，徐文助校訂，〈行孝子到底不簡屍，殉節婦留待雙出柩〉《二刻拍案驚奇》（臺北：三民書局，1991），卷三十一，頁526-537。

[40] 王鴻泰，《〔三言二拍〕的精神史研究》（台北：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系碩士論文，1992），頁156-162。

[41] 譚正璧，《三言兩拍源流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頁1035-1037。

[42] 陳敏傑，〈《三刻拍案驚奇》部分篇目本事考略〉，《明清小說研究》，4期（1988，南京），頁90-102；胡蓮玉，〈創作與改編：出史入文的明代王孝子故事〉，《明清小說研究》，3期（2006，南京），頁103。

[43] 鄭良宏，〈「三言」、「二拍」、「一型」中的孝道書寫〉，頁59-60。

[44] （清）張廷玉等撰，楊家駱主編，《明史》（臺北：鼎文書局，1980，清武英殿本），卷二百九十七，列傳第一百八十五，〈王世名〉，頁7617。

[45] （明）陸人龍著，雷茂齊、王欣校點，〈千金不易父仇，一死曲伸國法〉《型世言》，卷一，頁78。

[46] （明）陸人龍著，雷茂齊、王欣校點，〈千金不易父仇，一死曲伸國法〉《型世言》，卷一，頁78。

[47] （明）陸人龍著，雷茂齊、王欣校點，〈千金不易父仇，一死曲伸國法〉《型世言》，卷一，頁79。

[48] （明）凌濛初，徐文助校訂，〈行孝子到底不簡屍，殉節婦留待雙出柩〉《二刻拍案驚奇》，卷三十一，頁526-537。

[49] （明）凌濛初，徐文助校訂，〈行孝子到底不簡屍，殉節婦留待雙出柩〉《二刻拍案驚奇》，卷三十一，頁526-537。

[50] （明）陸人龍著，雷茂齊、王欣校點，〈千金不易父仇，一死曲伸國法〉《型世言》，卷一，頁71-X。

[51] （明）凌濛初，徐文助校訂，〈行孝子到底不簡屍，殉節婦留待雙出柩〉《二刻拍案驚奇》，卷三十一，頁526-537。

[52] 馮夢龍，《情史》（臺北：廣文，1982），頁19。

[53] （明）凌濛初，徐文助校訂，〈行孝子到底不簡屍，殉節婦留待雙出柩〉《二刻拍案驚奇》，卷三十一，頁526-537。

[54] 林麗月，〈孝道與婦道：明代孝婦的文化史考察〉，《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6期（1998，台北），頁1-29。

[55] 王鴻泰，《〔三言二拍〕的精神史研究》，頁134-150。

[56] 王鴻泰，《〔三言二拍〕的精神史研究》，第三章。

[57]（明）陸人龍著，雷茂齊、王欣校點，〈寸心遠格神明，片肝頓蘇祖母〉《型世言》，卷一，頁104-115。

[58] 邱仲麟，〈不孝之孝──隋唐以來割股療親現象的社會史考察〉（台北：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97）。

[59]（明）陸人龍著，雷茂齊、王欣校點，〈避豪惡懦夫遠竄，感夢兆孝子逢親〉，《型世言》，卷三，頁183-202。

[60]（明）陸人龍著，雷茂齊、王欣校點，〈避豪惡懦夫遠竄，感夢兆孝子逢親〉，《型世言》，卷三，頁183-202。

[61]（明）陸人龍著，雷茂齊、王欣校點，〈避豪惡懦夫遠竄，感夢兆孝子逢親〉，《型世言》，卷三，頁201。

[62] 〈明清中國萬里尋親的文化實踐〉，《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8（2007，臺北），頁359-406。

[63] （明）施耐庵、羅貫中著，〈假李逵剪逕劫單人，黑旋風沂嶺殺四虎〉，《水滸全傳》（臺北：貫雅文化，1991），頁691-705。

[64] 薩孟武，《水滸傳與中國社會》（臺北：三民書局，1986），頁10-11。

[65] （明）施耐庵，（清）金聖嘆，《金聖嘆批評本水滸傳（全二冊）》（長沙：岳麓書社，2006），第42回。

後記

終於寫完這一份期末報告啦，不過這篇被王鴻泰評論說太過於泛論，沒辦法，這是我第一次使用小說史料，希望以後能夠精進啦，當然，下次應該不會再用孝順當主題了，因為這個題目真的太大了QAQ

 

另外，這邊報告能夠完成，得歸功於 Lyt 學姊，如果沒有她，這篇論文一定完成不了，因此在這邊獻上十二萬分的感謝(⁠｡⁠•̀⁠ᴗ⁠-⁠)⁠✧ 我在這邊也 祝她

新年快樂

事事順心

2023年都能完成自己的小目標  

ʕ •ᴥ•ʔ

累哇歷史2023-1-6 無雨    南港 MH   2023年第一篇文章是用肝換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