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大革命，不自由的民主

法国大革命起初传播了“自由、民主、平等”的思想，但是最终演化成了不自由的民主，或者用学者塔尔蒙的概念来说，是一种“极权主义民主”。 一场民主革命

法国革命是近代史上的第一场真正的“民主革命”。法国革命的“人民主权”精神则非常清晰。1789年的《人权宣言》明确规定，“主权归属于人民，任何机构或者团体不得行使人民所未授予的权力”，“法律是公共意志的表现。每一个公民都有权参与法律的制定”，此类表述是英美《权利法案》中完全没有的。 作为这种人民主权观的体现，法国大革命在民主实践方面比同时期的美国革命要激进得多。美国一直到19世纪30年代之后——也就是革命半个世纪之后，才实现了成年男子的普选权，而且仅仅限于白人，但在法国革命的1793年宪法中，成年男子投票权的财产限制已经被彻底废除，甚至，在这一版的宪法中，出现了一些其他同时期革命都没有的崭新原则——公共救济原则、工作权、公共教育权等。这个宪法的通过方式本身——公投——也体现了法国革命的民主性。美国宪法虽然也由各州通过才得以确认，但毕竟是由各州的议会投票通过，和法国革命中的全民公投不可同日而语。 不自由的民主

观察法国革命的高峰期，“不自由民主”的种种特性清晰可见。固然，法国革命比英美革命更民主、更彻底，但其民主的高歌雄进与自由的日渐凋零可以说如影随形。不自由的角度可以从以下方面看出： 1. 言论出版自由 在革命的高峰期，《惩治嫌疑犯条例》呼吁逮捕“所有发表反动作品的专制和封建残余分子”，另一项法令则禁止发表挑战救国委员会的言论，《杜申老爹报》《老科德利埃报》等报纸被封，言论出版自由不复存在。 2. 集会结社自由 集会结社自由也随着雅各宾派的集权化而消失——“群众”的力量曾经是雅各宾派清除异己的助推力，但是随着清洗的结束，罗伯斯庇尔下令关闭全国各地的辩论俱乐部，连无套裤汉们也失去了组织基础。 3. 宗教信仰自由 宗教自由远在大恐怖时期之前就已经被侵蚀。1789年国民议会决议将教会财产“交给国家支配”；1790年的《教士公民组织法》则要求牧师宣誓效忠新政权，并日常宣读议会的所有法令，成为革命政权的“宣讲代表”。到了革命的高峰期，针对教会的“破四旧”轰轰烈烈地展开，教堂里的十字架被砸掉，含有圣徒名字的街名地名被更换，巴黎圣母院则干脆改名“理性殿堂”。可以说，革命自身成为一种新的宗教。 4. 财产权和经济自由 尽管《人权宣言》中宣称了对财产权的保护，但是战争、叛乱、经济危机等一系列困境还是使得这些条款被束之高阁。逃亡贵族的土地和财产被没收，富人被强行“借款”，面对民众要求粮食限价的呼声，国民公会出台法令予以支持，对此罗伯斯庇尔表示：“财产权并不等于让市民同胞们忍饥挨饿！大地的粮食，就像空气一样，属于每一个人。” 政治恐怖运动

于是，解放运动成为人人自危的政治恐怖主义。遍布全国的“监察委员会”负责搜集所有人的言行情报，革命法庭则可以逮捕任何“自由之敌”。谁是“自由之敌”？标准模糊不清。 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当无套裤汉进行九月屠杀的时候，他们无疑是强者。而当其中的吉伦特派对处决国王表达不满后，就被打成了保王党。吉伦特派倒台被逮捕后，他们也变成了弱者。对吉伦特党人的审判没有出具任何文件，也没有任何辩护律师，甚至许多被指控的人被禁止发言。21名被捕的吉伦特派人士从1793年10月24日起受审，10月31日被送上断头台。 雅各宾派也没有当多久的强者，1794年，埃贝尔派主张激进政策、要求扩大恐怖统治，而丹东派，认识到恐怖政策被扩大化的危害，主张宽容、放松镇压，鼓吹“要爱惜人类的血”。丹东从极端派成为了新政治氛围下的温和派。当丹东、德穆兰等相对宽容的雅各宾派对革命大开杀戒表示不满时，他们也被送上了断头台。到最后，罗伯斯比尔本人也被送上了断头台。 革命者为何如此行事

在革命者看来，他们是为了保护革命的胜利果实而不得不这么做，既一种紧急状态和临时措施。在面临保王党和外国势力的反扑的时候，自由原则就被舍弃了，需要统一思想，稳定局势。 但是革命似乎陷入了激进螺旋，激进派被更加激进的派别所替代。没有人能掌控革命的局面，掌控者自身也被局势所吞噬。可能这也是值得后人学习的地方。 参考资料 1. 《可能性的艺术》刘瑜 2. 法国大革命（1789年至1794年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_百度百科 (baid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