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糖纸上的英雄
瓜子铺老板用铁勺在炒物间来回翻腾，扑鼻是炭火的香气。他用沾了唾沫的手指一拈零钱，数出来三张一块的纸钞，塞进了两层塑料袋。
“喂，要不要？”他见这陌生的顾客没反应，狠狠往地上跺了下脚，将塑料袋甩在我手里。
他的表情，用我母亲的话来说，这样的小孩儿一定会被枪杆子追着打，打完三圈跑操道才会爬着回家要糖吃。
我倚靠在炒瓜子的火炉旁，从老板后脑跳动的碎发中拨开缝隙，从柜台上花花绿绿的瓜子梅干里嗅到一丝香甜味。
那很古怪，我想着，低头望了一眼手中的盐酥花生，再度看向了那个称起重来滴滴乱叫的天平，和满嘴打枪样的老板。
翻出皮包里几页泛黄的电话纸，那上面的卡通人物还举着枪，将要迈步的模样。
为我启蒙的人，是三叔，的确应该是三叔。不论认识人还是认识其他诸如花草鸟兽的东西，终都要归结于那间半大不小的书报亭，轻易不打开的木头抽屉，以及擦不干净的脏兮兮的一切。
母亲那时还没有走到职业的转折点，仍是每日按部就班地五点起床，套好军装走到部队单位去上班。七月暑假，她不放心把我一个人撇在家里，又担心那些干部士兵带我去爬沙坑——我曾夺过院里“童子兵”爬沙坑赛的头筹，代价是母亲买的衬衫上一颗没法补的玳瑁纽扣——便总是路过部队门口书报亭时，将我放在熟人那儿托管一天，下班再接我一同回家。
三叔就在那里卖报。
我不明白为何要叫他三叔，因为母亲叫我这样喊，我便这样叫了他快十年。他的模样我已记不得了，不晓得是何时忘记的，估摸着应该是黑黑的，有些壮。因为没怎么见他站起来过，便不知究竟有多高。最初的印象源自他成日端着的两张报纸，从白天读到晚上，前面翻完读后面，再返回来看一遍，嚼不完似的有兴致。
那时我还不认字，也看不懂钟，只知道母亲把我放下时，三叔那统发的玻璃杯中茶叶都浮在上面；等吃完几块他买给我的糖，穿着军装的母亲就该出现在书报亭旁了。往往那个时候，三叔会先给母亲交代我一天举止如何，午饭吃了多少，幼儿园的自我介绍背完了没有，以及一箩筐我自己都不记得干过的事，统统汇报军情似的告诉她。
我一般在旁边听着，默默撕开糖纸，自以为逃过大人眼睛后塞入嘴里，抵在舌根后面将其慢慢融化。
三叔看着我被糖噎住，叹了口气，对母亲说，从明天开始我教他认字。
我大约从那天开始明白，促使我留在书报亭而不闹腾的，并不是母亲扬言威胁的枪杆子，而只是几颗从三叔木头抽屉里拿出来，他自己都舍不得吃的糖。
书报亭可不是什么优越的学习环境。尤其是暑天，日头最毒的时候，亭里的电源隔三岔五便会短路，风扇嘎吱嘎吱摇了几下后才宣告放弃，再动不了。三叔得绕到后街去买保险丝（我当时叫它纽扣，我以为那是同一种东西），将我一人留在书报亭里背音标，等他回来检查，顺便带糖回来给我吃。
那是一种用玻璃纸包着的糖，外面一层白蓝相间布成网格状，偶尔有几颗被磨平了图案，看不清画没画举起武器的卡通人物；中间夹着薄薄的糯米皮纸，最里面则是白花花的奶味糖，有花生点缀其中。我常常取笑三叔，说他身上那件白蓝相间的衣服就像糖外面那层纸，只是糖是雪白的，而三叔却是一身黝黑。他跟我一起笑，然后握着我的手在糖纸内侧写上几横几竖，笔直的“字”。
“吃了糖，要记得字怎么写。”他拍着我的肩膀，告诉我说那些字读“花生”。我点头说懂了，也好像没懂，弄不清楚究竟是吃的那个花生呢，还是书报亭旁长的花生了小子，也叫做“花生”。
不管我如何歪曲他教我的“花生”，三叔都只是笑笑，帮我把糖纸粘在一本电话簿的最后，用玻璃杯厚厚的底压平。我学了一天的“花生”终究是累了，趴在桌上打起盹，梦见有无数粒花生糖上下翻腾跳跃，发出清脆的声响。醒来时便激动地告诉三叔，我终于记住了花生的样子，再不会认错或是写错字，奖励便是另外几颗白蓝纸包的糖。
母亲来接我时，见我背上塞的毛巾浸透了汗水，还以为我调皮惹了三叔生气，就要罚我。三叔一边洗手一边劝她快些回家去，别饿着了孩子睡不好觉。
我那天其实并不饿，睡得也格外熟，原是知道梦里有花生糖，便兴冲冲想要与它们再度相遇。后来听母亲讲起才知道，所谓花生糖的跳跃，不过是我熟睡时三叔坐在旁边，用双手拍死了数只上下飞舞的蚊子，溅了满手血。
三叔依旧每天给我糖，有些是他外出回来时带的，偶尔他才小心地打开木头抽屉，从里面取出来几颗差不多的。我一度好奇这两种糖有何区别，只是三叔平时都从外面带糖回来，这并不稀奇；一旦我记住了我教的字，或是写的好看，他才褒奖似的从木头抽屉里拿出白蓝纸的小方块，剥一块放进我嘴里。我渐渐发现，抽屉里的糖更甜，花生更香，粘在电话簿后面的糖纸都画着那个年代的超级英雄，远比其他的糖漂亮。
而三叔也往往舍不得给。
那样的执念便从我幼小疏松的心底破土而出：我要吃抽屉里的，更好吃的糖。
大概是真被花生糖勾去了魂魄，自那以后我逐渐安静下来，不光是三叔教的字我都一一记下，即便是午中断电时没有风扇，我也能静坐着等它接好电再转起来。
母亲有时中午出来看看我，见到伏案奋笔练字的是她家酷爱爬沙坑的小子，总要擦擦眼睛，看是不是领错了孩子。我指指糖纸背后写的几个方正的字，咧开嘴笑。
三叔在背后骄傲地扬起电话簿，是在夸我，也在夸他自己。
那次他站了起来，我近距离看见他笔直的背，高高的直抵天花板。他将电话簿举着，巨人一般的身体，让我不由得想起糖纸上，举着枪的英雄水手。
我就这样在书报亭里学完了字，背完了幼儿园的自我介绍，换完了上半排的牙——除了叮满腿的蚊子块，其余孩子该经历的也都经历了遍。一个暑假下来，我已积起快半本电话簿的糖纸，每一张都是三叔亲手抚平、再仔细粘上去的宝贝。他说他小时候也有这样一本，只是好早前不小心弄丢了，再也找不见。
“为什么找不见？”我拨动着一颗松动的乳牙，含糊不清地问。
三叔眼睛向上看去，想了一阵，复低头回答：“因为我去了一个很远的地方，待了很久，遇见很多人，有好人，也有坏人。其中几个坏人把我的电话簿抢走了，我就找不见了。”
他说得轻描淡写，我却不依，嚷嚷着要他讲午休的“睡前故事”。
他苦笑一番，才用尽所有知识才气，编织出这样一个童话。
“在一个遥远的地方，多半有起伏的浪花和水鸟，拍打过云脚飞过，水中央有条小船。一个男人就坐在那里钓鱼，或者看他的老报纸。”
“男人？什么样的男人？”我插嘴问。
“和你妈妈，或者和我差不多大。”他接着说。
“男人一直在海面上钓鱼，渴望钓到海里最大的一条鱼。可是他等啊等，始终没有钓上来一条鱼，他很失望，却也没有办法离开。”
“为什么不能离开？”
“因为男人就住在那里，那片海就是他的家。他漂泊在海面上，路过一艘艘船，船上的人有的向他招手，有的送来一些吃的——当然，也包括花生糖——还有一些好人，他们送来包整齐的糖纸，让男人贴在电话簿后面，当作打发时间的消遣。”
“后来有一天，男人费了好大劲儿，才终于钓到一条巨大的鱼，甚至比他的个子还要高。男人高兴极了，就要把鱼拖上船——就在这时，划过一条飞速前行的小舟......”
“小舟是什么？”我挠了挠头。
“小舟就是船，”三叔回答，一边喂我吃了糖，“船上下来几个恶狠狠的坏人，他们每一个都带着枪，拖走了男人钓的鱼，搜走了船上所有吃的、喝的。男人竭力同他们斗争，却终于败下阵来，被他们夺走了心爱的电话簿，坐在船头哭起来。他守着自己的家，那一片美丽的海，终于将眼泪滴进咸咸的海水里，眼泪也变得更加咸。”
“那就快点吃糖！吃糖就不会觉得咸了！”
三叔笑得前仰后翻，我却在末尾几个断续的笑声里，尝到一丝苦味。
我仿佛了解了世上最有用的良药，揣着电话簿，在三叔再三推脱之下才相信童话已经结束，是时候午睡去了。
我在梦里真的见到一条海上的小船，悠悠晃晃地摇曳着，起伏的浪涛，枕着船上的人躺下，沉沉睡去。
那个故事陪伴了我所有的夏夜，每一个晴朗有星星的夜，以及如抽屉里拿出来的花生糖和糖纸一样，翻着电话簿入睡，品尝最后珍贵的香甜。
我一直以为童话里的男人只是男人，他只想钓一条鱼，却从未在意过他失去的那本电话簿，登上船去洗劫一空的坏人；还有三叔站起来时高达魁梧的身形，和他向来接我的母亲敬礼时，黝黑胳膊上深深的伤疤。
不知不觉中，我忘却了糖纸上举枪的英雄，转而发现自己身旁那位黝黑的汉子身后，也立着一把无形的，烧着蓝白色天空和海面的枪。
母亲后来离开了她工作二十年的部队大院，那个我生长起来、爬沙坑学打枪的大院，带着我转向更远阔的天地。我在那里读书，读到海明威，与那片广袤无垠、只出现在童话里的海。我依然保持着吃糖的习惯，尽管摸不到那个很少打开的木头抽屉，依旧跑到附近的瓜子店去买糖。
我很少再吃到那种甜腻的花生糖，包装上也没有画着白蓝相间的超级英雄，取而代之的是更接地气的一两颗花生。仔细看过才知道，包装上其实印着五个字：前两个是“花生”，后面还跟着三个“牛乳糖”的字。
至于为什么从前没注意，大抵是不认得，或者只喜欢花生而已。如今看全了名字，欣喜之余，我总摸到胸口左侧的空荡。
我依旧坚持收集糖纸，将它们黏贴在老旧的电话簿后面，一张张铺平，就像铺平我的被子，铺平写字的纸张，铺平木头抽屉上贴着防脏的玻璃纸，铺平一切我已走过或将要走的路。
我却再没见过三叔。
母亲后来也说我好笑。孩子的耳朵听不清话，我以为是“三叔”，还想着有什么血缘关系在其中，却不知她其实喊的是“生叔”。只是老表的口音不分平翘，本就歪读成了“山叔”，再一念快了便成了“三叔”。想来我三叔三叔的叫了快十年，不知三叔他自己，究竟发现了没呢？
多少次曾经吃着宝贵的花生糖，我想起那个暑假的炎热，断电的书报亭，和蝉鸣中一圈一圈缓慢转动的电风扇，拍不完的蚊子。玻璃杯中的茶叶在水中浮动，而后慢慢地沉入茶水，在厚厚的杯底昏睡过去，再不起来。
黝黑的带着伤疤的三叔，漂浮在船上试图击退坏人的男人；那片我或许知道，确切知道方位的祖国的海——在茶叶沉底的一刻糅合在一起，像一只划过天际的水鸟拍打起浪花，飞向望不见尽头的云端，轻轻打湿了我的梦。
那大概是我的童年，也是拥有我童年的三叔。只是那些藏在木头抽屉底部的东西，都随着星斗转移变换。花生糖的香气，飘散在夏夜清爽的风里，送至蓝白相间的远方。
我认识三叔只有十年，他认识我，大概也只有十年。三叔已然老去，不会再记得自己收藏在木头抽屉里的花生牛乳糖。他唯一有印象的，或许只有一枚压箱底的子弹，从童话里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子弹，静静地躺在木头抽屉最里侧的角落，不小心被无知的孩童瞥到一眼。
每一次拿糖的时候都要瞅一眼，心想着子弹会从英雄水手的枪管里射出，带着他保护电话簿般的念想，一直飞到海的彼岸。
毕业以后，我不顾母亲的反对参了军，远离她工作的部队大院，到祖国最南端去吹海风。她问我原因，我说不清楚，因为小时候梦见过海，长大便想去看真正的海。
海是难以言说的东西，在地图上是有边际的，而切实一观，又觉得那不过是周围人诓骗自己的谎言，只是从小到大记着的地方。
有时我站在船头朝天海相接处望去，入眼是白、蓝色的明亮，如同玻璃纸反射出七月午后刺眼的阳光，带着热气和翻滚的糖味。
就又想起压在里衣中不轻易示人的电话簿。
军港的一切都静悄悄的，几条游鱼浮至水面唼喋，虫豸便一齐被带走。我往腿上一拍，没有蚊子血，只有晒得黝黑的肤色。
那个身着蓝白衣服的男人仍在海面的小舟里随波摇曳，此刻他身后是广阔的天地，而不再是惊涛骇浪下，一片动荡的冷海。
等老板再度看向我，我已倚在火炉旁吃完了半袋的盐酥花生。
浪费半天休假，我苦笑一声，低头去取钱包。
皮夹内侧的电话簿还是完整的，已被我用塑封皮仔细包了起来，这样即使沾水也不会坏。我抽出几张钞放在收银台上，直视着老板不解的双眼，朝货架那边努了努嘴。
他立即喜笑颜开：“要哪一种？”
他也穿着蓝白相间的海军衫，只是没有当年那一件好看。
七月暑天，耳边蚊子仍嗡嗡作响，知了叫个不停。我不去理会，呼吸间尽是炒熟的花生米香气，拥满了怀抱——是那种即将混入奶精里、滚烫酥脆的味道，落在地上，许是会清脆作响的花生仁。
那个喊了十年的名字又伴随炒花生回荡起来，悠悠晃晃地在他心藏的海上，拍打起波涛。
我直起身，在老板面前像直立的巨人般，摆出骄傲的样子，指向他身后的货架——
“那个白蓝包装的，画着超级英雄的花生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