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备份】卡普托《真理》
作者并没有很好地处理如何保持多元真理又避免相对主义的陷阱的。作者在强调没有绝对真理的同时，宽容地接受各种对文本和对象的解释。但他又把解释分为好的解释与坏的解释。但这个好与坏又以什么为判断标准？他没有说明白。只是说解释随时代变化而变化。他放弃了对真理的追寻，从而在我看来，也背离了原初意义的哲学。因为最早的哲学就是追求真理，追求世界整全，探究事物的本性。作者则认为这些都是虚假的。
约翰·D·卡普托
93个笔记
序言：行进中的真理
确实，尼采预言了这一点。人彻底走入大市场中，奶牛城里。各种生活方式的冲击让人难以相信有一种不变的最好的方式或客观真理的存在。
过去人们住的地方距离他们工作的农田都在步行的距离范围内，或者他们在跟家里相连的商店上班。现在我们都是乘车去上班，几乎去哪儿都要乘车，我们一直在行进。这好像没什么害处，肯定也不需要哲学家的指导。但是，说真的，它为我们对真理的理解造成了一场危机。
思考后现代思想最好的方式是把它视为一种风格，而不是一套学说；它是一种调整或改变，是现代性事业的延续，但是是用其他的方式来延续。现代性认为存在着纯粹的规则和缜密的方法——在科学上以及伦理学上——后现代性则建议灵活性和适应性。现代性认为事物可以分成严谨的独立的类型，如理性和情绪，后现代性则认为这些边界是可渗透的，每一侧都会渗透到另一侧。现代主义者寻找能够涵盖所有现象的一个宏大故事，如人类历史，后现代主义者表达利奥塔（1924—1998）所说的“对元叙事的怀疑”，它成了人们最熟悉的对后现代主义的定义。这意味着拒绝被宏大的、包罗万象的叙事欺骗，就好像关于人类的行为（性、权力、上帝等）只有一个真正宏大的故事可讲。现代性更喜欢普遍性，后现代主义者则尽情享受单一和独特的东西。现代主义者不欢迎他们的规则的例外；后现代主义者则认为例外是创新的引擎，是系统重新发明自身的机遇。现代主义者追求确定性，后现代主义者则看到了健康的怀疑论的好处。
后现代主义者往往不相信有一种叫真理的东西，永远到处都一样，他们更倾向于认为存在许多不同的真理，根据你是谁、你在哪里而定；他们倾向于散漫。那么问题就来了。对待真理散漫的态度被称为相对主义——我们要一直记住这一点。相对主义意味着没有大写的真理，只有许多相互竞争的真理，依你的语言、文化、性别、宗教、需求、趣味等而定，每一个都跟其他一样好。谁能说什么是真的？谁有权威宣称这一点？所以批评后现代主义的人担心会出现最糟糕的情况：相对主义、怀疑论、虚无主义、直率的无政府主义。而且，说真的，许多后现代哲学家制造了这一印象，因为他们一直努力抽空大写的真理。
德国思想导致的虚无主义思想状况是一个大的思想是案件，到现在也没引起足够的重视。我个人以为它可以和法国大革命对塑造现代世界的影响相媲美。
理查德·罗蒂（1931—2007）说，真理只是当事情符合我们的信念时，我们对自己的赞美。也许你已经猜到了，他是美国人，一位实用主义者。经典哲学家，尤其是德国人，喜欢大写的真理（德国人当然是把所有的名词都大写），而后现代主义者一般避免大写字母。
理查德·罗蒂（1931—2007）说，真理只是当事情符合我们的信念时，我们对自己的赞美。也许你已经猜到了，他是美国人，一位实用主义者。经典哲学家，尤其是德国人，喜欢大写的真理（德国人当然是把所有的名词都大写），而后现代主义者一般避免大写字母。
所以施特劳斯更喜欢喜欢奥斯汀而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及奥斯汀的节制
怎么做都行”，这句话浓缩了后现代思维带来的威胁，它是后现代交通和信息体系带来的诱惑。后现代境况是去情境化的、连根拔起的、在路上的。每次我们搭乘火车、飞机，或者在电脑上对远方作视觉之旅，我们都会引发真理危机。如简·奥斯丁所说，真理应该是“被普遍承认的”。但今天，我们唯一认可的普遍性是多元性。我们唯一的共识是，我们都是不一样的。
怎么做都行”，这句话浓缩了后现代思维带来的威胁，它是后现代交通和信息体系带来的诱惑。后现代境况是去情境化的、连根拔起的、在路上的。每次我们搭乘火车、飞机，或者在电脑上对远方作视觉之旅，我们都会引发真理危机。如简·奥斯丁所说，真理应该是“被普遍承认的”。但今天，我们唯一认可的普遍性是多元性。我们唯一的共识是，我们都是不一样的。
相对主义是后现代主义者对真理形成的主要威胁，就像绝对主义是现代性形成的主要威胁。接下来我希望能够避免这两种威胁，我认为它们都是死胡同。我将主张，绝对主义是智识上的一种威胁，而相对主义被广泛误认为是后现代真理理论，但实际上并未提出什么理论。相对主义导致我们不能说任何东西是错的，但绝对主义把我们跟上帝弄混了。不加约束的相对主义意味着任何东西都可以被当作是真的，我们就站在站台上，提着一个上面写着“怎样都行”的袋子。这不是混乱宇宙，这完全只是混乱。
重点就在这里，任务是看明白作者怎么保持多元真理观又不掉入相对主义的陷阱
这甚至需要抛弃我的书名Truth，向读者传递一个坏消息：不存在什么真理。相反，存在的是truths，复数的、小写的真理。不存在Reason（大写的理性，至少不存在启蒙运动理解的大写的理性），但存在好的理由（reasons）和坏的理由。我想为这些观点辩护，又不能掉进相对主义者“怎样都行”的沟里，这是一个挑战。
这甚至需要抛弃我的书名Truth，向读者传递一个坏消息：不存在什么真理。相反，存在的是truths，复数的、小写的真理。不存在Reason（大写的理性，至少不存在启蒙运动理解的大写的理性），但存在好的理由（reasons）和坏的理由。我想为这些观点辩护，又不能掉进相对主义者“怎样都行”的沟里，这是一个挑战。
拿解释当论证
但是今天解释学指的是一种更加普遍的理论，一切真理都是一种解释活动，需要解释是因为处于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中，因此具有特定的预设。现代交通和信息系统已经使我们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因为它我们总是受到各种视角的包围。在后现代境况下，真理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这是一个解释学活动，是要学习如何裁定；要明智而审慎地应对差异。
赫萝与劳伦斯的关系，不是沙耶和“我”的关系。
也许，如莱辛所说，重要的不是目的地，而是旅程的质量。也许旅程就是目的地。
我们将参观三种基本的真理模型：前现代的上帝即真理；现代的理性判断何者为真；后现代的作为事件的真理，在这里上帝和理性都不享有骄傲的地位。
第1章 现代性和真理的衰退
愚人把享乐放在荣誉之前，把富有放在美德之前，就像如今的音乐人和电影明星把天才虚掷在酒精和毒品上。为什么要让稍纵即逝的快感败坏你的荣耀、你的天赋和你的生命？那很愚蠢。或者，愚人追随好的东西，但是过了头，忽略了整体，追求得不成比例，以致损害了他生命的其他部分，就像有人努力在他的行业争取成功，这本来是好事，但是过于狭隘，以致毁掉了他的健康或者家庭生活，这就不明智了。
上帝不仅是善、真或美，而是无穷的美、善和真本身集于一身。其他一切是因为被上帝创造、模仿上帝的存在才成为善的、真的、美的，就像镜子中的许多影子。不追寻上帝、抛弃上帝，就是抛弃最高的东西，把我们的存在跟它的根源和源头隔绝开来，这是最高程度（或最深的）愚蠢。
启蒙运动意味着把真理之光照射到我们迄今为止黑暗的环境中。到目前为止，一切顺利。没人反对其中任何一点。但是要注意，现在真理之光的意思是理性之光，而不是上帝之光。
这不就是相对主义么？和前面承诺不一致啊
我认为我们需要一种新的真理观（结果是新的宗教观，我的大部分工作都将致力于这一方面）。我将证明，可以在我所说的后现代真理感中找到这一观念。真理应该使我们自由，这是在后现代发生的事情，它把自由从现代过度生长、庞大的理性概念中解放了出来。我要证明，真理不能被局限于启蒙运动所说的理性的区域中，这不是因为真理在现代以前被等同于无限的上帝，而是因为它本身具有一种不同的无限性，无限的差别和多样性。它可以植根于许多不同的时代和地方，植根于无穷多样的背景之下——文学和宗教，绘画和日常生活，植根于我们说的和做的一切。
我认为我们需要一种新的真理观（结果是新的宗教观，我的大部分工作都将致力于这一方面）。我将证明，可以在我所说的后现代真理感中找到这一观念。真理应该使我们自由，这是在后现代发生的事情，它把自由从现代过度生长、庞大的理性概念中解放了出来。我要证明，真理不能被局限于启蒙运动所说的理性的区域中，这不是因为真理在现代以前被等同于无限的上帝，而是因为它本身具有一种不同的无限性，无限的差别和多样性。它可以植根于许多不同的时代和地方，植根于无穷多样的背景之下——文学和宗教，绘画和日常生活，植根于我们说的和做的一切。
玩梗是吧，美式霸凌。“一个非常有趣的派对，你猜谁不会收到邀请？”
我们首先问一个非常爆炸性的、挑衅性的问题：哪个宗教是真的？提出这一问题是现代性的噩梦——也是所有派对主人的噩梦（会保证你不会再次受到邀请）。
理性取代了真理，真理不再是我们在各种活动中热爱和寻找的东西，而是成了论断的特征。在现代，我们只会在教堂里说“上帝即真理”；在其他时候，我们会说：存在着确认“上帝存在”这一命题为真的理性基础，这当然就提出了它为假的重大可能。
现代性往往把事物分成两栏：理性和其他的东西，理性的和非理性的。这是它的致命缺陷，结果是最后理性自己有点疯了，或有些傻了，或者说有些恐怖了，它压倒了生活，取代了真理，破坏了智慧，使热爱真理这一观念显得空洞、多愁善感。我说的是，发明宗教这一范畴是现代性的一个决定性时刻，是对真理的致命破坏。我还要说，现代性最激进的工具、它最聪明的发明，就是发明了范畴本身：水桶思维，划分我们的信念和做法，以分析性的明晰把它们区分开来。不再是我们看到的古代真、善、美的统一，各种范畴在独立的序列中运作，不会相互干涉。干净、清晰、整齐、界定明确、有秩序、有条不紊、确定、不含糊——每个东西都有其位置，每个东西都各就其位，所有的列车都准时运行；这是现代性的理想，也正是后现代思维努力通过提高我们对理想的含混的容忍度而破除的东西
现代性把和平、安宁的价值放在了真理之前。这是现代民主理论的核心，“宗教自由”，几乎等于“未被证明有罪前是无辜的”。现代民族国家是世俗的。没有国家性的神，像保护雅典人的雅典娜女神，也不再有神圣罗马帝国。再说一次，我不是在抱怨！至少官方说法是，世俗国家是一个中立的公共秩序，它为了共同利益而管理公共事务，把宗教和你最喜欢什么口味的冰淇淋这类私人问题留给自主的个人自己去决定
罗马“大一统”恰恰是信仰多元下的。政治的帝国与信仰的多元，这个问题怎么处理，对比中国。
现代性努力要解决的问题是一神论带来的问题，认为只有一个真正的上帝，这几乎等于说只有我们的上帝才是上帝。因为实际上，一个真正的上帝结果总是我们的上帝，宗教真理成了一个零和游戏，我们的宗教之真要以其他宗教被证明为假为代价。这是麻烦的根源。罗马人虽然很残暴、很帝国主义，但是他们是多神论者，允许犹太人有他们自己的神。犹太人认为他们只有一个神才能生存，这对罗马人来说没什么问题，但是他们感到不解，犹太人为何认为他们的神是唯一的，唯一真正的神。这正是后现代的真理观要解决的问题，认识到差异和多样性是当务之急，真理有一定的弹性，使得它可以采取多种形式。罗马人无意中向我们提供了与宗教多样性共处的一个蓝本。
现代性努力要解决的问题是一神论带来的问题，认为只有一个真正的上帝，这几乎等于说只有我们的上帝才是上帝。因为实际上，一个真正的上帝结果总是我们的上帝，宗教真理成了一个零和游戏，我们的宗教之真要以其他宗教被证明为假为代价。这是麻烦的根源。罗马人虽然很残暴、很帝国主义，但是他们是多神论者，允许犹太人有他们自己的神。犹太人认为他们只有一个神才能生存，这对罗马人来说没什么问题，但是他们感到不解，犹太人为何认为他们的神是唯一的，唯一真正的神。这正是后现代的真理观要解决的问题，认识到差异和多样性是当务之急，真理有一定的弹性，使得它可以采取多种形式。罗马人无意中向我们提供了与宗教多样性共处的一个蓝本。
所以现代多元主义跟古代的多神论有很大不同，在古代宗教是民族认同的一部分。在多神论的美好旧时光里，所有宗教都真的被认为是真的，因为存在许多神，每一个神都是地方风景的一部分，就像当地的高山或溪流。但多元主义的现代问题是在处理多种宗教传统时，每一个都认为他们的宗教才是真的，在宗教真理的零和游戏中，如何维持公共秩序，如何避免引发又一轮十字军东征。这种现代宗教真理观就像是装满汽油的房间里的一根火柴。
第2章 我们该如何应对宗教真理？
这种信仰可以对比蒂利希
当我说宗教时，我的意思是奥古斯丁所说的在一个神秘的世界上，内心永不停息的追寻，而不是所谓“认信性（confessional）”宗教的仪式、教义，甚至赞同认信性宗教所说的上帝。如果你没有我所说的这种宗教，那么你做的唯一的追寻发生于购物中心。
作者似乎要开始处理多元真理与相对主义的张力问题
我将试着让旧的真理观和智慧观东山再起，但是现在要让它们戴着后现代的帽子。挑战在于，要找的是跟真理和智慧在古典时期扮演的角色在后现代的对应者，又不会把我们拉到国王的神圣权利和神权政治的危险浪潮之下。
我们最珍贵的价值撤退到了私人生活中，使公共广场变成了价值中立的。魔力听上去就像一种可以被固执的理性主义者当作迷信而擦掉的东西，但这是一种仓促的判断。当爱失去其“魔力”后，爱就消逝了。所以韦伯的观点的重要性在于，他触摸到了我们不停息的内心这一问题。在现代我们丢失了我们的内心，丢失了我们的人生乐趣（joi de vivre），丢失了我们珍爱生命的理由，人生失去了它的魅力。西奥多·阿多诺（1903—1969）和马克斯·霍克海默（1895—1973）是一对受到韦伯影响的新马克思主义者，他们谈到了“启蒙的辩证法”，意思是我们越是推广纯粹理性，世界越是变得非理性、“野蛮”（把它增加到疯狂、愚蠢、机器人之后）。他们所说的理性是工具化思维或手段-目的思维。
但我的问题、后现代的问题是：在宗教和经济、利润和先知之间有着明确的区别吗？如果我们热衷于公正，那是一个经济问题还是一个宗教问题还是两者都有点儿（水桶的混合）？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有时被认为是19世纪救世主式的唯物主义者，无神论的犹太先知！这不只是一个好句子，一个聪明的俏皮话。这是我的观点。它抓住了一些重要的东西，因为对犹太先知来说，上帝最重要的名字是“公正”，所以如果卡尔曾经在放学后宣布他是一个无神论者，马克思妈妈一点儿也不用担心。
卡尔·马克思对公正的激情也是对他骨子里的上帝先知般的激情的重演（他出身于拉比世家），这种激情源于对寡妇、孤儿和陌生人圣经式的关心。马克思在一个要求经济公正的背景下“重复”了这种圣经式的激情，这导致了对马克思更“后现代”的观点的问世，在这种观点下，现代性在经济和宗教、有神论和无神论、信仰和理性之间画的线开始模糊了。我认为这种模糊是后现代光芒的光辉，是“新”启蒙运动的光辉。我作为哲学家所采取的立场是，如果我们可以先模糊、接着埋葬这种区分，尤其是被严厉地强加的有神论和无神论这对已经不再有用的范畴，如果我们成为“后有神论者”，我们就能更接近我们的生活发生的变化。
真理从一个最终目的、结果变成了永无止境的过程，这个过程里所有的内容。
真理不是发生了什么，而是发生于正在发生的事情内部的东西。所以，思考作为事件的真理，就是思考某种发生于某种东西内部的东西。真理是努力成为真的过程。民主的真理——这无疑不是一个随机的例子——就是它的努力成为真的，不断地变得民主。在宗教中努力成为真的真理是充满激情地追寻我们最关心的东西，是在一个神秘的世界中我们永不停息的心。
我认为，真理可以发生于任何地方，包括在宗教中。我不相信天使或恶魔，不相信上天堂和下地狱，不相信人类和超自然之间存在关于永恒救赎的谈判。但是我相信，某种东西在宗教叙事中被说了出来，其中有一些虚构的存在，不能用真论断的标准来判断。把真理限制于真论断是不必要、不合理的，也是愚蠢的。我认为伟大的宗教叙事不过就是叙事，但是——除非我们是傻子——我们应该知道，叙事是非常重要的、感人的，我们不应该让我们对电脑程序、智能手机和空调的感情遮住了它们。
一旦我们开始把真理逐出宗教，在现代往往就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就将开始使我们的心变硬，使我们的心灵枯竭。这就像因为预算上的原因把艺术和文学从课程中丢掉。一旦我们说这种深层、基础的事情涉及的是一种被理性排除了的信仰、被事实排除了的虚构，我们就会显得很蠢。那等于说最接近我们内心的是距离理性最遥远的。
正是由于这种现代的心智，我们今天正在目睹着宗教极端主义的暴涨，它是对这种现代性造成的边缘化和淡化的暴力反应，反对开除这种接近我们的内心的东西，我们正在漂向又一轮圣战的方向。
尝试理解一切，宽容一切？那限度在哪？这种宽容的依据又是什么？随心所欲的喜好吗？最后只能说是和稀泥。对比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性
在我看来，后现代主义还意味着后世俗主义，世俗主义是现代性的诡计，是水桶思维的产物。如果我们开始从内部理解宗教而不是从外部看信徒，不要把信徒看作其受骗的权利得到宪法保护的受骗的人，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真理。我提议从哲学上解决这一问题，作为其政治解决的补充，哲学的解决会强化政治解决，而不是削弱它。
第3章 不要去管真理：奥古斯丁、德里达和后现代转向
他在其中成长的世界是犹太人、阿拉伯人和基督徒的，后来他去巴黎学习哲学时，他放弃了他犹太人的宗教，娶了一个非犹太人妻子，没有给他的儿子行割礼。他谁都是又谁都不是，是行进中的真理活生生的体现。
对德里达来说，最大的暴力是剥夺一个事物的未来，关闭它，把它锁在一套严格的规则里、固定的限制和强大的教条中——被金属包裹的“真理”，只允许真理采取固定、明确的形式。所以德里达建议我们要放松、保持开放。
他作为一位哲学家把它概念化成了“到来”一词。说某物是真的，就是说它有一个未来，对我们来说处于真理中就是显露给未来。对他来说，真理——比如“民主”的真理——在于它的到来，它的许诺。民主总是被许诺的、受到威胁的，总是在成真，我们一直在呼吁它成真。所以我们永远都不能说这是民主，或者这是真的，只能说这给了我们成真的许诺。真理是一个可能会像小偷一样在夜间来访的事件（甚至对德里达来说，当他在一个陌生的街区漫步时经常会被抢劫）。他著名的“解构”一词（听上去像是破坏比赛）的意思是，想办法使一个东西的未来保持开放，而不是毁掉它。所以当你喜欢的东西被解构时，不要哭泣。要充满感激。解构是对未来的爱。
在“割礼告白”提供的意外中，最让人感到意外的是德里达承认，他虽然是一个著名的世俗主义者和无神论者，但他其实是一个笃信宗教的人，这一告白让他世俗的崇拜者感到困惑、惊慌失措（这两点都是事件的标志），却让他笃信宗教的批评者感到了一丝安慰（事件不会给人带来安慰）。德里达构建了一个让人忍不住称之为《忏悔录》的即兴重复的作品，他制造了一个自传性的忏悔文件，明明白白地采取了向“你”说话的祈祷文的形式，甚至有“你，我的上帝”这样的句子，他承认了“他的宗教，关于它所有人都不知情”，结果一直在读他的著作的读者“越来越不满”——虽然他被“正确地视为无神论者”。他的母亲一直不敢问他，他是否还相信上帝。
他的文本揭示了一种没有正信性教义的基本宗教，诞生于无知的夜晚，永不安宁的心的宗教，永不安宁地追求自己不知道的东西，在一个看上去世俗的秩序中显示了宗教的激情，从而构成和破坏了一神论和无神论之间的战争。因此他的文本揭露了一种追求更深层的真理的激情，一种努力理解其自身的真理，一种寻求那种陷于未知的理解的信仰。这是去制造、去做的真理，它引起、破坏了在命题真理层次进行的徒劳的、令人生厌的战争（“上帝存在”，“上帝不存在”）。上帝的名字是一种激情的名字，正确地被当作一神论或无神论的激情。
如果如我提出的那样，后现代真理概念的特征是，用开放的准系统的词语来思考，事物不是完全提前规划好的，这是由于事件。在暴露给事件的意义上，我们代替了真理，向我们看不到正在发生的事件开放，使我们自己被讨论，为我们无法准备的事情做好准备。
前现代的和谐和统一之所以能够实现，是因为其背后的信念是世界是一个“宇宙”，一个封闭的、永恒的、不变的秩序，对于这一点有一个广泛的文化共识。个人的任务是在这个秩序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并融入其中，使自己可以用那个秩序来衡量，而不是去制造一个破裂或分裂。与此相应的是一个强大的等级制度，它盖住了多样性，赋予了这一制度理想的广泛性和权威。异议分子被认为是危险的，而不是有着不同观点、可能意识到了某种新东西的人。对现代民主派来说，异议是进步的引擎。
那完蛋了，末人世界
在一个更加民主、更后现代的思维方式中，共识就像是休息时间，在一个更大的、正在进行的讨论中一个临时的暂停或临时阶段。没有共识并不是一个缺陷。它是未来的发展的基础，是仍然存在需要我们关注的问题的标志，表明讨论仍未结束，仍有人在遭受苦难或处于不利地位，事件仍在骚动。实际上，它是我们思考真理的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问题永远都不会结束，只要生活还在继续。不然妇女、种族和民族上的少数、同性恋做出的进步何以可能？我们所做的唯一的限制是暴力，当人们停止谈话、开始开枪的时候。未来总是开放的，民主主义的信仰是，未来永远更美好，不是因为它永远都是，而是因为那是我们的信仰，后现代的信仰。
一个愚蠢的世界，如果这是后现代，那就是愚蠢的世界
对我们的生活方式最大的威胁不是未能达成共识，而是某个东西——比如金钱或权力，或金钱的力量——压制了异议的声音，扭曲了谈话，中止了真理-事件的活力。这种观念不只是容忍差异，而是肯定和邀请差异。当我们在商务场合或学校、在法律和医疗行业寻求多样性时，这不是“政治正确”，而是聆听他人的思考、向陌生人学习的政治呼吁。
在后现代秩序中，我们不要想着宇宙，而是想着詹姆斯·乔伊斯很有先见之明地提出的混乱宇宙，秩序和无序之间理想的融合：刚好足够多的防止我们陷入混乱的秩序，刚好足够多的使系统向新的结果、创新、发明开放的无序。
太高估人性了，按照这种方式，人只会堕落成猪。理性节制的话语是没有任何分量的。因为他们原本属于更高的位置，现在被磨平了。真理是需要保护需要美德坚持的，邪恶与堕落却是轻而易举。后现代看似民主多元，实际上只是把世界拉成一个毫无深度的扁平世界。越是堕落和野蛮，声音越高。越是高贵和伟大，越是被噤声。这就是现状。而不是什么意淫出的所谓最佳状态，简直痴人说梦
后现代的真理观要用事件而不是上帝或纯粹理性来描绘。这反映了后现代对前现代的真理理想的重复，但这次真理是离心的，或偏离轨道的，没有绝对的中心、基础，没有封闭的宇宙秩序，没有自上而下的等级结构。当代智慧肯定是真理滋养的，但是是另一种真理概念。重复发生于一个更开放、松散集合起来的准系统，在其中暴力被最小化，向未来的开放被最大化，在其中会维持无序和异议、不稳固和不确定的最佳程度，以便使整个系统保持开放和前进。认为古代是和谐的，而后现代是让人难以忘怀的无调性。后现代风格要求济慈所说的“消极感受力”，一种维持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跟不可预料和无法预测性共存的力量和能力，不是将来要加以消灭的临时的恶魔，而是开放的未来的可能性、重建的可能性的积极的条件。
后现代的真理观要用事件而不是上帝或纯粹理性来描绘。这反映了后现代对前现代的真理理想的重复，但这次真理是离心的，或偏离轨道的，没有绝对的中心、基础，没有封闭的宇宙秩序，没有自上而下的等级结构。当代智慧肯定是真理滋养的，但是是另一种真理概念。重复发生于一个更开放、松散集合起来的准系统，在其中暴力被最小化，向未来的开放被最大化，在其中会维持无序和异议、不稳固和不确定的最佳程度，以便使整个系统保持开放和前进。认为古代是和谐的，而后现代是让人难以忘怀的无调性。后现代风格要求济慈所说的“消极感受力”，一种维持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跟不可预料和无法预测性共存的力量和能力，不是将来要加以消灭的临时的恶魔，而是开放的未来的可能性、重建的可能性的积极的条件。
第4章 启蒙运动及其批评者：一部简史
这是真理方面的一个突变：古代人不知道现代对主观性和客观性的区分。古代人认为有些东西不如另一些东西那么真实，有些东西比另一些东西更高、更恒常，他们肯定会认为我们犯了错误，但是对他们来说，这个错误更像是没射中目标的箭。对笛卡尔来说，错误更像是一个幻觉，在这个幻觉中我们混淆了我们头脑中主观的嗡嗡声和外界真实的东西。
主观性、意识、心理学的内省、精神分析、自传式的沉思——这都是现代特有的现象。我们已经看到，奥古斯丁在《忏悔录》中对他内心生活的记述，被广泛誉为第一部自传（指向内部），实际上是一部祈祷文（指向上方）。奥古斯丁的内在自我不是笛卡尔式的主观性，而是一团嗡嗡作响的感受和想法，需要加以分辨，从对外部世界的反映来检查它们的明晰性。奥古斯丁的内在自我是通往星星的楼梯，是灵魂和上帝之间的精神接触点，是上帝最大程度现身的内心堡垒
超感知，不是超级感知吧。。。这是机翻没校对？
他用非常现代的心灵和身体的二元论取代了旧的柏拉图主义的二元论，更高的世界（不变的、超级感知的）和较低的世界（变化的、可感的）。从那之后，身心二元论就一直跟着我们。这一边是唯心主义者：把真理放在心灵中。那一边是唯物主义者：把真理方方正正地放在物质上。
他用非常现代的心灵和身体的二元论取代了旧的柏拉图主义的二元论，更高的世界（不变的、超级感知的）和较低的世界（变化的、可感的）。从那之后，身心二元论就一直跟着我们。这一边是唯心主义者：把真理放在心灵中。那一边是唯物主义者：把真理方方正正地放在物质上。
这下物义论了，人本主义最后就消失，人文主义也消失，最后机器伦理，物理和数学取代。
有了今天的信息技术革命，那种旧的威胁又以新的狂怒降临到了我们身上。今天，“后人文主义者”认为我们实际上是机器人。是布线精细，做工精致、复杂、极端精密的机器人，但仍然是机器人；是神经连线、基因编程的机器人。所以一旦我们知道了关于DNA、神经元的激发、环境因素需要知道的一切，我们就能用优秀的软件预测和控制人类的行为。这是好消息！坏消息是，我们根本不能预测和控制人类行为，但是我们建造的机器人能——它们将大约在2045年接管我们，如果我们相信雷·克兹维尔等未来学家的观点。
康德不是把理性定义为真理的功能，而是定义为“原理”的功能。首先要求得到他的尊重的是普遍性；真理必须等待它的机会。他也没有用真理来定义知识，而是用它整合我们的经验的能力来定义知识，所以最后他重新定义了真理，以便符合他所说的理性的目的。康德是第一个否认拥有知识意味着知道真理的哲学家。他的目标实际上与此相反：务必要使知识脱离真理，或至少脱离真实世界，以便为道德留下空间。
但是他从形式法则和原则而不是实际内容方面来思考理性。真理不是进入更高的善的世界（柏拉图）或像上帝一样存在（奥古斯丁）的问题。它不是一个关于物质的问题，而是一个关于理性的纯粹形式上的性质的问题。所以我们应该说实话，不是因为真理是好东西或者是上帝想让我们做的事，不是因为那样做很光荣、高贵或有好处，不是因为我们热爱它，而是因为它是我们的义务，纯粹又简单。真理只是理性的普遍性的形式上的特征。相对来说，关于真理康德没多少要说的，但有一种东西他说很重要，对他来说那是一个象征，是启蒙运动的象征，真理从属于理性。理性使真理黯然失色。
柏拉图区分了真正的世界和表象的世界，但是他说知识是对真正的世界的认识，表象只能产生意见或模糊的信念。但是康德说，知识、科学知识、客观知识，是关于表象的、关于心灵本身建构的或使之跟心灵一致的现象，知识受制于心灵的状况，而真正的世界处于知识的范围之外。这有些疯狂：“知识”的标志是，它不可能是关于“真正的”世界的。
历史主义
黑格尔跟拿破仑一样，是骑在马背上旅行，他们没有活着看到工业革命，看到我们对自然史学到了多少。但他是第一个伟大的使历史成为哲学问题的哲学家，分析它将向何处去，说它的发展是真理本身的内在组成部分，就像达尔文的物种一样，发展成了它现在的形式。他是第一个认识到理解真理就是理解事情如何行进到哪里去的人。
瓦蒂莫是个后现代虚无主义者。
黑格尔和德里达对宗教的重复的区别是，德里达让我们处于深深的未知中，虔诚地向不可预见的未来保持开放，并相信不可预见的未来，对德里达来说这是真理的结构。德里达总是担心我们的真理概念会变得太强，担心有人声称得到了真理。所以意大利后现代思想家詹尼·瓦蒂莫（1936-）赞美了“弱思想”，反对传统的过于强大（或教条）的形而上学思维。
第5章 后现代预言家
但不管他们有什么不同，他们都赞同，真理不是思考的问题，而是存在，是生存的问题。不是要去写东西讨论它，而是要满腔热血地活出它。
克尔凯郭尔年轻时在日记中写道，“要做的是找到对我来说是真理的真理，找到我愿意为它活着、为它而死的思想。”他用这些话在对真理的哲学讨论中发起了一场革命，但这在古典思想中并不是没有先例的：对真理的寻求是对智慧的寻求的必要组成部分。差别在于，他所说的真理不依赖柏拉图区分的形而上的真正的世界和现象世界，而是真正的基督徒的生活和虚假的基督徒的生活的区别，更宽泛地说——这是为何非神学的头脑也会喜欢克尔凯郭尔——是海德格尔所说的“本真”的生活和顺从的、“非本真”的生活的区别。克尔凯郭尔是第一个提出这一问题的哲学家：真理如何从“公众”的腐蚀作用中幸存下来？他使“公众”成为一个哲学范畴，是一种只有出现了媒体和现代城市生活，才有可能出现公众这一明显是现代的现象。“公众”由“闲谈”、“他人说”的话组成，思想在别人说的话“里”，并且会把话传下去，人云亦云、从不自己思考就够了。这把基督教信仰还原成了一种欺骗，一种欺诈，一种剧场表演，在哪里都找不到真正的基督教——它的真理被资产阶级文化给腐化了，到目前为止哲学还没考虑过这种文化。
在《恐惧与战栗》中，他对一个《圣经》故事作了杰出的但令人不安的分析：亚伯拉罕受到上帝的考验，上帝让他用他心爱的儿子献祭，来证明他的信仰（《创世记》22）。在这一分析中我们看到了麻烦的第一个清晰的表征。克尔凯郭尔维护这一观点：亚伯拉罕可以在宗教的基础上“暂停”道德对谋杀的禁止：亚伯拉罕（乃至其他任何人）可以取走他儿子（乃至其他任何人）的性命，如果这一行为真的是上帝直接命令的献祭。但是用这种宗教的疯狂来制衡纯粹理性的疯狂不是解决办法。
许多可移动的比喻、转喻和拟人论：简而言之，一组被诗意地、讲究修辞地强化、改变、润色的人类关系，在使用很久之后，让人觉得是固定的、经典的、有约束力的。真理是我们已经忘记它们是虚构的虚构；它们是已经被用坏了的比喻，已经耗尽了引起感觉的力量，是图案已经磨掉了的钱币，现在被认为是金属而不再是钱币。
不允许我们用真理表达的意思来评判生命；他坚持认为要由生命来评判我们用真理所指的意思。他以另一种真理观来否认哲学中所说的真理，真理必须去适应生命，而不是相反。比如，每当“我”做一个有意识的判断，尼采认为那不是我的“我”，而是一个背后的活力，或者生命力，或者说“权力意志”，它通过他认为的语法上虚构的“我”来发言和行动。问题不是这些判断是真的还是假的，而是它服务于什么目的——生命还是死亡。被认为真的不是不动感情的判断的结果，而是服务于生命力或权力意志的东西。20世纪杰出的新尼采主义者德勒兹这样解释：每当你遇到一个判断或欲望时，问问是谁，或者是什么东西在做这个判断、在欲求。一个真理只是流经我们的身体的活力在努力上升时采取的一个视角。真理的领地是由相互竞争的活力组成的，有些更强，有些较弱。
这就是扎拉图斯特拉所说的“同一”的永恒轮回的意思，不是历史的一般模式的轮回，而是我们现在过着的生活的无限次重现。但是为什么要跟这种思想得搏斗那么狠？因为这种思想表明了一种可怕的命运——我们被迫重复同样的循环，一切永远都一样，一切都已生成，没有什么是真正新的。但是这好像跟尼采寻求的一切相矛盾，即，用一种新的思想家类型、“未来的哲学家”来克服柏拉图主义-基督教的传统，未来的哲学家会丢掉奴隶道德，成为强壮、健康的热爱尘世的人。因此哲学家面临的最大考验是热爱这一命运，肯定生成的整个循环，高点（希腊悲剧）和低点（基督教）无休止重复的循环，一切都将一次次复归。扎拉图斯特拉必须拥抱这种思想：奴隶道德和健康的主人将无休止地重复同样的循环，就像午夜和正午无休止的循环。牧羊人象征的最终胜利时接受永恒轮回，是一种对生命的肯定，接受无法躲避永恒轮回的循环这一事实。每一次对奴隶道德的逃离之后都是它的回归。我们必须低点和高点一起接受。
第6章 后现代情境下的真理
后现代之道的精华。第一个转向，我称之为“解释学”，它是法国和德国哲学家在马丁·海德格尔的领导下做出的；第二个是传奇的剑桥哲学家（出生于奥地利）维特根斯坦引入的“语言游戏”的概念；第三个是哈佛大学历史学家和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发展的“范式转换”的概念。
解释是一劳永逸地刺破绝对主义的气球的大头针，并且否定了纯粹理性过于膨胀的特权，但又没有使我们掉到相对主义的沟里。我要这么说，虽然看起来与此相反。确实，把大写的真理的字体和体积一路降低为解释会招致灾祸。说一切都是“解释的问题”，就是把真理扔到相对主义之车的下方，把它减缩为一个人的意见，会为主观主义、激情和非理性打开大门。大爆炸只是某个人的意见，而堪萨斯的浸礼会教友有着他们自己的意见，称之为神创论，这种意见也一样好。这是一个自由的国度。人人都有权做出他们自己的解释。
感情是在解释的理解上，照应了作者开头说克服相对主义又保持多元真理
绝对主义假设，真理必须是没有假设的；相对主义同意，真理就是这样，并补充说“但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喜欢什么就以为什么吧。解释学说，真理不是不要预设的问题，而是拥有恰当的预设，避免错误的预设。
绝对主义假设，真理必须是没有假设的；相对主义同意，真理就是这样，并补充说“但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喜欢什么就以为什么吧。解释学说，真理不是不要预设的问题，而是拥有恰当的预设，避免错误的预设。
可是当你把解释分出“好”与“坏”时，又是什么能保证你进行这种价值区分呢？既然都是解释，既然平等宽容各种解释，既然谁都不是真的解释，不是本质解释，不是真理性解释，那么又有谁来评价解释的好与坏？所以我们只好认为这个宽容氛围中的好与坏区分，不过是全凭个人趣味和喜好，或是时代趣味与喜好区分。这就是放弃存在真理的后果。齐泽克说没有大他者，他又是如何保证的呢？对大他者的判断难道不是需要比之高的视野？不然，齐泽克也不过是在进行独断。他把没有大他者的论断变成了真理。
不是要找出绝对主义和相对主义之间的中间点，而是要彻底捣毁那种对抗的模式，它已经造成了严重的破坏。现代性对确定性的痴迷非常精明，那是一种敲诈。获取真理不是灵魂沉思柏拉图上层世界中的纯粹形式，而是人们通过练习培养受过训练的眼睛——判断艺术、真正的朋友、科学理论、在市场上挑选水果——在大部分情况下但不是永远都能做出更好的选择。后现代主义者认为，真理是好解释和坏解释、好理由和坏理由、富有成效的洞见和死胡同的问题。没有什么是万无一失的，或者如齐泽克所说，不存在大的他者（Big Other）。
不是要找出绝对主义和相对主义之间的中间点，而是要彻底捣毁那种对抗的模式，它已经造成了严重的破坏。现代性对确定性的痴迷非常精明，那是一种敲诈。获取真理不是灵魂沉思柏拉图上层世界中的纯粹形式，而是人们通过练习培养受过训练的眼睛——判断艺术、真正的朋友、科学理论、在市场上挑选水果——在大部分情况下但不是永远都能做出更好的选择。后现代主义者认为，真理是好解释和坏解释、好理由和坏理由、富有成效的洞见和死胡同的问题。没有什么是万无一失的，或者如齐泽克所说，不存在大的他者（Big Other）。
“解释学”这个词涵盖了各种解释理论。因此，说某个东西是真的，就是说目前这是我们拥有的最佳解释，是我们对真理最好的呈现，是我们最好的观点。没有解释就没有真理，但拥有一种解释并不能使它成真。如我一位朋友所说，我们不想最终陷入某种不停地搅动的相对主义者的涡流（我朋友大致是这个意思）。
我们用哲学家们今天所说的“好理由”代替了“纯粹理性”。我们用好的解释来揭穿差的解释。说“好的”和“差的”，并不是把动机道德化或有指摘的意思；我们的意思只是可行的和不可行的，吸引人的和牵强的。我们坚决认为，有的解释好于其他解释，效果更好、更贴切。这不是相对主义，但它承认，真理跟人生一样，是一个充满风险的事务，它有一个重要的附加条款：更危险的是努力去消除所有的风险。
简而言之，当一个人说“这是上帝的话”，这是有人向我们提供了他们对“上帝”和“话”的解释，以及对于他们以为的“上帝”的“话”的解读。在解释学中，原则上说，一切都要加上表示不该按照字面意思来解释的着重引号（scare quotes）
他们吞下了现代性的这一观念：真理严格地说是命题问题，结果就是他们把信仰缩减成了宗教命题之真的证据。这伤害了宗教经验，只是成功地制造了一种可怜的对科学或理性的模仿。新教徒“圣经无错误”的观念（拘泥于字句）和罗马天主教“教皇不会错”（确信）的观念是现代性的虚构；它们是宗教中所说的“崇拜偶像”，在精神分析中叫“恋物”。他们完全依赖现代主义者关于真理的假设。它们是在现代性的框架中建构起来的，目的是用宗教的反确定性和反现代性来制衡现代自然主义和无神论——但它们是宗教真理不共戴天的敌人。
解释危险的地方在于——当我们使用“解释问题”这类表述时就会出现的危险——解释不是出自一条规则。如果一种解释成功的话，它可能会带来一条规则，但是我们没有可以提出规则的规则，我们想出的规则只会持续到我们遇到下一个例外的时候，那时又需要一个新的解释。规则不能一直走下去。但是解释会——简单地说，这就是解释学。面对完全不受规则支配的情况时的解释技巧——这是后现代情境下所有合乎情理的理性、真理和智慧观的核心。
还是那个问题，你如何保障在允许各种解释存在的情况下挑出好的解释？这就需要比解释更高的价值铂铱，而在后现代，这显然是一种民主的铂铱，即符合民主趣味的解释，就成了所谓好的解释。后现代的解释看似平等，但他绝不会接受一种绝对的解释，并将其斥责为坏解释。所以后现代解释的宽容是一种虚假的宽容。他的价值就是民主化的多元价值而已。在不同的解释中寻找最符合这种多元价值的解释作为好的解释。
我们高兴地跟现代性努力强加的信仰和理性之间的分裂告别。解释不是遵守规则的问题，但它一点也不非理性；它需要信仰，但它也不是一个宗教狂热或盲目信仰的问题。在所有解释中，信仰和理性携手工作。我们要的不是绝对真理，而是充满洞见的解释；我们要的不是纯粹理性，而是好的理由，那些能为我们做许多工作、可能会支撑一阵子的理由。我们非常信任好的解释，而信任是信心，信心意味着信仰。
毫无说服力，说到底还是民主化解释还是君主化解释，把民主化解释当好的解释，君主化解释当坏的解释。那关于好与坏的问题几千年不变，仅仅是答案在变，难道不能说明其实人一直在追求一种最好的解释？我们如何会放弃追求一种最好的解释，转而在不同的解释中寻找一种较好的解释？
好的解释是充满洞见地解释事物的方式。另一方面，糟糕的解释站不住脚，早晚会垮掉，除非它们是权力（宣传）强加的，既得利益者坚持要那样解释。
好的解释是充满洞见地解释事物的方式。另一方面，糟糕的解释站不住脚，早晚会垮掉，除非它们是权力（宣传）强加的，既得利益者坚持要那样解释。
角度？不就是个人趣味和范式转换吗？我们为什么需要这个东西，而不是直接探究事物的本性，事物的整全呢？你告诉我没有这种东西？那各种角度作为主观性的体现又如何保障其片面性无损于对象本身？我的意思是，一种片面的正确或许就是错误，它和正确毫无关系。
但是他没有角度，没有入口，没有解释。没有解释就会毫无头绪。没有角度，这个学生需要一个天使。
真理就像游戏中获胜的一步，像下棋时的将死，但是对于不同的游戏有不同的规则。就像存在着各种游戏，也存在着一个真理的家族，小写的、复数的真理，具有专属于每一个领域的标准。不存在元语言，没有一个跨历史的、包罗万象的游戏、规则和故事，没有理性的高等法院，只有各种生活形式中的各种好的理由。
库恩说，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区分“革命性的”科学和常规科学，令人宽慰的是，革命性科学非常罕见，常规科学则不然。这一区分有效地取代了旧的绝对主义和相对主义的区分
这不是典型的历史主义态度吗？历史的胜利和失败说得算。
这种困惑是一个让人感到愉快的例证，它是一种解释学情境，在其中突破逐渐成为共识，实验证据慢慢增加，直到最后旧范式最年长的倡导者也同意、退休或去世了。对新范式下赌注（科学有一定数量的赌博成分）的异议分子们是先锋，历史会让那些认为自己打赌新范式没戏、自己稳扎稳打的人出丑。或者因为没有证据确认，新范式逐渐消失，没有其他人使用它，历史证明拥护现存范式的人是正确的。真理是一个危险的事业。
哈哈，作者真是大度和宽容啊，典型的相对主义者嘛，根本没有解决价值相对问题。宽容就能掩盖你的价值立场吗？宽容反而暴露了你的价值立场。
库恩的异端之处在于，认为当科学经历一种惊人的改变时，经历某种在现有的可能性框架内显得不可能的事情时，它需要确定的信仰和激情才能渡过难关。总是会有傻子，就像总是会有穷人。总是会有“年轻地球”论者那样的提出古怪理论的人。但是我们不应该因为这样的人造成的挫败感而迅速陷入笛卡尔式的焦虑，去寻找绝对的事物来痛击他们。我只能重复地说，在解释学-民主的制度中，我们最多只能使他们的论证看上去很糟糕。我们不能报警或者让他们闭嘴。
库恩的异端之处在于，认为当科学经历一种惊人的改变时，经历某种在现有的可能性框架内显得不可能的事情时，它需要确定的信仰和激情才能渡过难关。总是会有傻子，就像总是会有穷人。总是会有“年轻地球”论者那样的提出古怪理论的人。但是我们不应该因为这样的人造成的挫败感而迅速陷入笛卡尔式的焦虑，去寻找绝对的事物来痛击他们。我只能重复地说，在解释学-民主的制度中，我们最多只能使他们的论证看上去很糟糕。我们不能报警或者让他们闭嘴。
相对主义，大众民主，都占全了。愣说克服了相对主义…
我们只有在被作者写进理论的情况下，才能理解现实，所以理论是有历史的、可以被改变的，它不是像绝对的朋友们担心的那样是任意的，而是像科学和其他一切都遵循的那样，是容易犯错的、危险的。我们保留改变科学法则的权利，就像我们坚持开除民选政治家的权利。好的科学像民主一样，需要一个事件理论。
不是，范式转换怎么就消除了？按照这个说法，是不是结构主义本身就是对绝对主义的一种克服啊，后结构主义则是对变小的“真理”的再次克服啊？这不是越来越相对主义了吗？怎么就克服了呢？
范式转换的思想能无限地裂变。关键是要看到，它适用于所有的学科以及学术研究之外。它消除了旧的绝对真理和相对主义之间的二元对立或理性和非理性之间的虚假选择强加的勒索。
典型的用科学眼光的相对性取代哲学对整全真理的探索
这不仅反映了一种简单的不赞同，而是范式之间的冲突。分歧不只是共同参照系中不同的判断，而是不同参照系的差异。
这不仅反映了一种简单的不赞同，而是范式之间的冲突。分歧不只是共同参照系中不同的判断，而是不同参照系的差异。
为了避免现代主义的尖锐冲突，战争，从而采取一种所谓流动的敞开的真理观，避免这种观念战争。那我们可以看看如今是否像作者认为对那样。如今的情况并没有敞开任何真理，反而是把真理变成了任何人都能把玩的游戏。然后是永恒无休止地争吵，在这个争吵的过程中还假装宽容大度，憎恶比较，不是踩一捧一就是端水大师。这些争吵无非就是没有一个明确统一地真理向度。你敞开真理，是向那里敞开？朝向善还是朝向恶？因为没人规定善恶，这个真理就完全可以去为邪恶背书。因为没人相信评价终极价值，人人都变成了自己的终极价值。宽容不过是伪善，做梦。
我提议的真理观是，作为一种使未来敞开的力量，在面对我们不知会发生的事情时跟信仰和希望紧密相连的东西。我呼吁停止现代性引发的一系列战争——宗教和世俗、信仰和理性、有神论和无神论之间的战争，以及人文和科学之间的战争。我所说的后现代主义的含义是，这些水桶漏水，这些对立是经不起详细的检查的。雷达下面有一种更朦胧、更撩人的东西在萌动，一种带有宗教性质的事件。我提倡的是一个“新约”（我不会声称这个短语是我发明的），跟不可能的约定，在这里宗教的意思是对不可能的激情。
我确定了真理的动力在于无限的敞开，而不是在安全、封闭的系统里。除非我们承认我们真的迷失了，不然我们就无法搜寻。后现代世界的生活是一直在活动，对变化和事态走势的不确定性有着敏锐的感知。如果我提倡的后现代主义是宗教的，那它是不会让认信性宗教的信徒感到安慰的信仰。我的后现代宗教要求人们有信仰，抱有希望，相信未来会更好，不管他们是否有任何认信性的信仰。不然当代生活的激情就会收缩成固执的意识形态；信仰就会收缩成盲目的、必须遵守的信仰——除非一个人什么也不相信。因为不停地在活动，我们就一直有让激情分散、走神的危险，被消费主义的世界耗尽，退化为追逐私利。
第7章 真理的未来
我的问题是，在后人类时代，人性的含义是什么？
当理论物理学家越来越深入地探索亚原子粒子时，甚至连19世纪的唯物主义者都开始显得有些非物质了，在亚原子粒子中物质和非物质之间的区别开始变得有些模糊。今天的物理学家提出的观念过去我们认为只有圣灵预言家和秘法家才会那么说。
实际上她描绘了三种“界限的倒塌”：技术和生命之间的界限、人类和非人类之间的界限，最后是物质和非物质之间的界限，这是形而上学和宗教非常警觉地巡逻的古老的边界线。电子人是一个混合体，是生控体系统，把人和机器一起运转，终结了笛卡尔开始的心灵和身体之间的战争。电子人是不虔诚的，是一种对上帝的亵渎，是后性别的，没有恋母情结。它代表了一种危险的越界
那时电脑将开始设计电脑，他和其他人预测，到那时有可能彻底把生命跟它的生物学基础分开。
我说的是后现代对事件的信仰，相信未来总是更加美好。我的意思不是认信性宗教能够拯救我们，而是更激进地使我们置身于危险之中的信仰。现在这种信仰前所未有地受到考验。也许这正是我们现在需要的信仰，将来我们需要的信仰，会采取一种更加广阔的形式，我们要用某种宇宙-诗歌的语言来表述它，想办法唱出人性境况之歌，这首歌会顾及人类惊人的变化。也许用哲学和真理思考、表达的一切都太以地球为界了，需要在更加广阔的背景中重新情境化——重复。从星际的角度，我们会看到人类在地球上的生活事件是非常罕见、非常珍贵的时刻，在宇宙时间的几秒间，在这里在现在，宇宙突然出现感官生活和智能，凭借这些，宇宙中的一小片开始对自己念念不忘，并询问它的“真理”，像歌曲的功能那样，赞美自身并表示感谢。哲学最古老的特征，它的惊异的起源，将在宇宙幅度内重复。后人类的含义不是人类的彻底毁灭，而是它的重复，它的重写，它在宇宙舞台上的再情境化。
普遍是一种现代主题，差异则是后现代的主题。现代主义者往往认为整体是一个被核心力量统一的体系（如果你还去教堂，这个核心力量就是上帝，如果你不去教堂了，它就是自然），在这个整体中所有的钟表和列车都很准时。后现代主义者往往认为，事物是横向地挂在一起的，像一张网一样联系起来，一个世界那样广大的网，对它来说谈论谁在控制甚至它始于何处、止于何处都是没意义的。你怎样才能到达万维网的终点？现代主义者更喜欢谷歌地图抽象的线段；后现代主义者更喜欢谷歌地球松弛的地形。现代主义者认为事物是遵守规则的、精确的；后现代主义者欣赏不规则和“混乱宇宙”，借自詹姆斯·乔伊斯创造的一个很贴切的词，表示混乱和宇宙明智的混合。后现代的理想是“混乱世界主义”。这种后现代效果甚至出现在了物理学中，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悖论取代了牛顿理论的规律性，它还出现在了数学中，1931年库尔特·哥德尔用他的不确定性定理使经典数学家们感到烦忧。
